花樣的年華

花樣的年華

——由歌曲集《解語花》想到的

                                                                                                                       

五十年代，盒式錄音帶和光盤尚未問世，縱有唱片可聼，買得起唱機的人家爲數尚少。喜歡唱歌的，若電影或廣播上聽到好歌，常連曲帶詞抄下來，就照譜子自練自唱。好比愛讀書的人常作讀書筆記，孩子們多擁有專抄歌曲的本子。我們音樂課上練就了視唱能力，凡流行一時的歌曲，多會在小圈子內口耳相傳，互學互賞，其樂也融融。那練唱方式頗似背誦，抄歌則有收集樂趣，至今想起來都甚動人懷念。因此翻閲了這本新出的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集，忽然想寫點什麽。

衆所周知，進入新社會，那一類舊歌多被打成“黃色”，從此長期遭禁錮。以我的幼小年紀，猶能聞及昔日的流風餘韻，全賴家中那台收音電唱兩用機的方便。那時候這玩意可是最新的音響設備，父親喝酒時，最愛用它放那些印有百代公司金字標記的78轉老唱片。其中〈夜上海〉、〈花樣的年華〉、〈可愛的早晨〉等周旋演唱的歌曲，我尤其耳熟，至今一閉目凝神，猶能復現其聲情宛然之致。我喜歡那歡快的旋律，溫潤的音調，常隨它頗帶洋味的節奏應聲律動，有時還哼幾句清麗上口的歌詞，比起我們課堂上大唱的革命頌歌，就覺得要來得親切多了。所有歌曲都是女聲唱的，聼著那優美的嗓音，我總會習慣地想起父母的影集中某些眼熟的相片。那都是他們大學同學或親友的照片，多身著各式旗袍，一個個窈窕淑女的模樣。父親當時在市自來水厰負責技術工作，我們家住厰內，宿舍旁駐守了一班警衛水厰的軍隊。我喜歡去營房看他們擦槍，他們站罷崗也常到我家閒坐。一次我意外發現，有個警衛床頭的小鏡子背後鑲了張美人照，細看竟與我家影集內的那張一模一樣：燙髮頭，高跟鞋，旗袍穿得挺摩登，秀眼一汪，頗像電影上唱歌的周旋。我回家翻了影集，果然那張像已不翼而飛，便斷定為那廝暗中撬走，當下心裏即生出被人奪愛的不悅。對那個麵孔紅得像猴屁股的警衛，我從此就有了惡感。有天我又去他們營房轉悠，見了那小鏡子，不禁拿起看了一眼背後的照片。趁屋內人多，我放鬆手指，由著鏡子摔下地，噹啷碎裂成幾片玻璃。我窘迫扭頭，慌亂而去，把背後的爛攤子留給了衆人的錯愕。後來文革開始，那“猴屁股”警衛當了造反派小頭頭，就是他帶上紅衛兵來我家抄走了唱機和影集，當場把舊唱片統統砸碎。破“四舊”的大掃帚一時攪得天昏地暗，革命造反歌曲唱得震耳響，像我們這樣的人家，求生不暇，誰還有心思流連那被指斥為資產階級的閒情逸致。

幾十年一晃而過，如今世道已經大變，城市的繁榮日益港台起來，商潮湧動中，老上海風情猛增了懷舊價值，塵封的舊曲紛紛被重新推出。上海在新的輝煌中要訴説其韶年的豐韻，受了港台娛樂文化熏陶的都市居民也提高了欣賞水平，現在更講究起追求經典作品的檔次，“懷舊金曲”的製作於是應運而生。市場也許隻顧製造賣點，公衆消費儘管愛跟風潮，但文化人則從中看出了社會的自行復原及其根基的重新扶正：被抹黑的民國舊文化重放起它曾一度勃發過的風采，同時也顯示出滬上樂壇與港台流行歌曲間前後的承繼關係。誠如王朔在反思革命文化因過分政治鬥爭化而走筋變態長成歪苗時所說：“港台文化是中國文化中堂堂正正的一部分，是本國娛樂文化的集大成者，薪火承傳者，或可說他們才是正根兒。”可以補充說，那正根之一係即源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且深紮於上海灘頭。比如陳歌辛、黎錦光等作曲名家，埋沒多年後，最近便不斷有文章表彰他們當年的成就。陳生長舊式家庭，受過良好的音樂教育，三、四十年代之交即活躍於上海樂壇。那時他英氣勃發，常交有左翼朋友，在教學和作曲活動中最愛譜入追求社會春天和生命花季的韻致。他那明朗的藝術靈性本來與政治並不怎麽沾邊，隻因他血液裏趨光的激情太熱烈，新中國成立後，他放棄香港的優越待遇，興沖沖趕囘大陸，想為新社會多奉獻才情。結局是萬艷同悲的，“月樣的精神”怎經得起殘酷的階級鬥爭，陳歌辛僅四十出頭，就戴上右派帽子，風雪飢寒中，倒斃在勞教農場的山坳裏。

撫今追昔，該如何品味和定位陳歌辛及其同行的創作和演唱呢？那曾經是一個文化上天真的年代，雖前接軍閥混戰，後連抗日烽火，不久前脫棄帝製進入民國的中國社會猶自凝聚著欣悅的春意。其間縱不無薄寒荒蕪，“漁家女”不識苦滋味的歌調畢竟傳達了普通人心中無怨的信念，這種個體的知足和進取正表現了平正中和的民性踏實營生的氣概。此類歌曲，多選用五音階以求曲調平緩，它不但得體地抒寫了那個年代的早春情懷，也自然流溢出尚未受極左邪靈強暴的文化母體固有的厚德和底蘊。其曲調雖帶民間小調的清新婉轉，卻不是鄉土氣的；歌詞意象猶存舊詩詞的典雅，卻明顯脫出了書卷的繁縟。它主體上是城市的和現代的，是為銀幕廣播和歌舞廳創作的，不再限於淺斟低唱的格局。處在上海這一國際都會的前沿，對歐美經典及最新流行的東西，作曲家更有奔放的吸取，連爵士、倫巴等有動力感的節拍，他們都敢擇優採納，及時譜入新生活的脈搏。但他們並無邯鄲學步態，就在那城與鄉尚未人爲割裂，而舊源頭還有活水湧向新潮的年代，他們為謀生，為獻藝，為合作，為求新，在不受指令和限製的創作環境下，輕鬆熱鬧地推出了民國第一批典範，並嶄露出與世界接軌的鋒頭，比如，陳歌辛那首風靡到美國的〈玫瑰玫瑰我愛你〉就是個明證。民國女子正在走出閨閣，為爭口氣和長袍男士比肩，便順手將滿州笨重的旗裝刪繁就簡，巧妙地削成了貼身塑體，露出更多臂膀的旗袍，進而推廣成登台歌星的時髦裝束。這就是當時的音樂文化，以及其不可抹殺的示範。一九四九，紅塵驀地翻起，脆弱的“春氣質” 隨之風雨飄零。乘那股革命狂風，延安的反文化把排外、褻雅和粗鄙的文藝沙塵暴吹遍大陸。這逆流肆虐數十年，至今氣勢已衰，終於露出醜陋的寒傖。重述往昔舊曲，非懷舊也非守舊，隻是眼見歪苗子在萎縮下去，想說幾句正本清源的話，為今日樂壇的催發新聲鼓一把勁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