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園心祭

墓園心祭

 

是一個冬日的周末，淒迷的冷雨漫天灑了下來，或掛上枝頭，或落入草叢，轉眼都結成了亮晶晶的冰花。人在天涯的我一時間忽然動起歲暮的感懷，思量著便拿起電話四處聯絡，結果同幾個老遊伴一起約了高宗魯教授帶路，驅車前往哈德福城的香柏山墓園。哈城是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像美國很多州的首府一樣，如今已無複昔日的繁榮，與那些並非首府的大城市相比，它既沒什麽名氣，又顯得有些沒落。至於說到墓園，在到處都是空地的新英格蘭大地上可以說隨處皆有，不管是大城或小鎮，平日開車經過的時候，偶爾就會在不同的角落看到這碧草和青石寂然相映的塋地。它們以肅穆而幽靜的景觀點綴著熙攘的市廛，在亡魂棲居的聚落裏顯示出差可同人間住宅區比擬的格局來。比如在我居住的紐黑文，城裏就有一塊公園一樣的墓園，平日從那裏經過，我常會停下來注目那些雕刻得十分簡樸的墓碑，有時還喜歡在幹淨的石頭上坐下來，讓自己沉入周圍的寧靜，特別是在墓碑上連一個中國人的名字都看不到的墳頭，一種完全的陌生感竟使我對安居在靜美中的亡魂一點也不覺得害怕。不過，這一回高教授要帶我們去的香柏山墓園卻有所不同，我們去那裏並非僅為遊玩，而是要去探訪一個中國人的墳墓，去緬懷這些年來由於高教授的辛勤搜集才日漸廣為人知的一段曆史。?

我不太了解高教授的經曆，隻知道他六十年代從台灣來美國讀書，後來就在此地的一個社區學院教授經濟學方麵的課程。看起來他像是個胸中頗有幾分不平之氣的人物，大既是出於異國遊學的飄零之感，再加上久居康州的地利之便，多年以前，他就在教學之餘研究一個名叫容閎的廣東人在康州留學的經曆，以及他後來創辦的事業。今年適逢容閎出國赴美留學一百五十周年，高教授很想舉辦些紀念活動，以引起外界的關注。今天帶我們去容閎的墓地尋幽，可謂拉開了此活動的序幕。?

中國最早的出國潮始於沿海地區一些窮苦農民的外流，他們就是被賣到海外的“豬仔”，第一批到北美做苦力的華工。那時候出國通常為窮人走投無路時的一條出路，即使是出國留學，在最初也非富貴人家子弟視為正途的選擇。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所謂的西學或洋文，對熱衷科舉考試的讀書人還沒有什麽吸引力。在那些最初都是由基督教會創辦的洋學堂裏，能招進去的學生大都出身窮苦人家。教會首先是麵向窮人的，傳教士辦學，為的是傳教和救濟，願意把孩子交給洋鬼子教育的父母不過想圖些實際的利益，指望孩子在那裏學點洋文，將來好到洋行裏混個差事幹幹而已，未必有人存心要學習西方的先進知識來改進中國的落後狀況。大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生在今日珠海南屏鎮的容閎從小就被家人送到澳門的一所教會學校讀書。在那時候的鄉下人眼中，容閎及其同學的父母恐怕是幹了一件未必令人豔羨的事情，他們之所以能讓自己的孩子去上瑪禮遜男校，主要是因為可以從校方手裏拿到一些津貼。正如容閎在他的自傳《西學東漸記》中所說，那是“既惠我身，又及家族”的選擇，就這樣，他從七歲便開始學習英文，二十歲那年隨返回美國的布朗牧師離開了家鄉。窮家子弟對故土的依戀通常也要淡薄一些，一個人到了在故土無所依靠的地步，反而可以輕鬆地走向遠方。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容閎和另外兩個同學跟著布朗乘船到達紐約，七年之後，這位最早來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

容閎之入讀教會學校及赴美留學雖屬命運的偶然安排，他來美後的諸多選擇則應歸功個人的努力。應該指出，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教會的確起過很多積極的作用，雖說他們所做的文化傳播工作基本上出於傳教的目的，但他們對中國老百姓的善意援助以及在華熱心創辦教育事業，畢竟有很多值得肯定之處。中國當時的讀書人大都缺乏獻身上帝的熱情，特別是麵對國弱民窮的悲慘現實，他們多傾向於學了本事返鄉報效家國，而非投身拯救靈魂的工作。所以在美留學期間，容閎在經濟和感情上雖自始至終都受到教會人士的幫助，但他並沒有答應那些熱心人希望他為教會服務的要求，而是從一開始就立下了為中國的富強而努力學習的目標。正如他在自傳中所說：??
   
                        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予後來之事業，蓋皆以此為  標準，專心致誌以為之。??

 

正是胸懷這樣的大誌，容閎從耶魯畢業後很快就回到中國，他幹過各種職業，也放棄過不少發財或高升的機會，在經過十年的尋覓和期待之後，他終於在丁日昌和曾國藩的支持和幫助下實現了多年來夢寐以求的計劃，選派留學生赴美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知識。在中國曆史上，像這樣的官派出國留學之舉還是第一次，因為中國向來都是接受四夷留學生的國家，曆代王朝始終以天下的文化中心自居。正如黃遵憲在一首感歎留學生罷歸並抒發懷舊之情的五言古詩中所言，直到康乾盛世，中華帝國還享有“百蠻環泮池”的榮耀。但黃遵憲自己也承認，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明達之士已認識到“欲為樹人計，所當師四夷”的選擇。容閎的方案是：每年選派三十個十來歲的幼童到美國留學，以十五年為期限，一切費用由政府供給，學成之後必須回國為朝廷服務。?

挑選幼童當然既要資質優異，又須家庭良好，但那個時候人們都把出洋視為險途，幾乎沒有富貴人家願送子弟去“蠻夷之地”，因而在實施容閎的計劃之初，竟湊不夠首批三十名幼童的名額。後來隻好以廣東沿海地區為主，從貧寒家庭選了大量的學生。黃遵憲也在他的詩中指出：“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紇乾山頭雀，短喙日啼饑。但圖飛去樂，不複問所之”。一八七二年，首批留學生三十人從上海出發，乘船赴美，此後三年，每年一批，至第四年，共派出了一百二十名留學生。清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留學生管理局，並委任守舊派官僚陳蘭彬與容閎共同負責留學生事務。管理局就設立在哈德福城內一座由清政府耗資五萬美元修建的大樓中，即黃遵憲詩中所謂“廣廈百數間，高懸黃龍旗”者是也。高教授告訴我們，這座華麗的建築一直矗立在哈城的柯林斯街上，直到六十年代附近的一家醫院擴建時才被拆掉。?

當時清政府在美尚未設立正式的外交機構，從美國官方的立場看，接受中國的留學生當然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正如美國駐華公使在中國留學生赴美前夕寫給國務卿的報告中所說：“如果我們的人民能夠給予（中國留學生）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則我們在中國的利益將有更大的實惠，遠比增派我們的軍艦前往為佳。”顯然，每一個接受中國留學生的西方國家都會把他們視為可以施加影響的力量。而相應地說，以“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為目的的清政府，不可避免地從一開始就擔心年幼的留學生會習於所染，在日漸洋化之後作出違背朝廷利益的行為，因而從一開始就采取了種種防範措施。管理局規定，學生在暑假期間必須從各校回到柯林斯街上那座大樓裏集訓六個星期，顯然要利用這一段集訓整修的時間來清除精神汙染。學生們得努力學習中文功課，要熟讀英漢對照的四書讀本，還得經常去管理局聆聽宣講所謂“聖諭廣訓”的清帝語錄。碰到重要的節慶日，更在主管官員率領下，麵朝北京方向行禮，藉以熟習儀節，昭明誠敬。可以說，所有的官費生從入選之日起便被納入朝廷體製，被當做官家的人對待了。他們從此即步入做官的道路，而同時也套上了官方的枷鎖。這是一群十幾歲的孩子，正當活蹦亂跳之日，如今卻全都穿上官方配給的長袍馬褂和厚底布靴，被僵硬地包裝起來，以致在初到之際被康州的居民和他們的同學視為古怪可笑的人物。他們不斷被諄諄教誨身受朝廷恩惠，必須接受嚴格的管束。容閎希望留學生得到的良好教育首先是信仰、人格和情操的陶冶，其次才是技能的訓練。與容閎的宗旨不同，官方所要的隻是有用的人才，也就是能“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各類管理人員。他們的教育方針是實用的和功利的，是同西方的通才教育相左的，因此他們不準學生選修音樂、英美文學之類被視為無益的課程。總之，所有防範措施都同學生們在美的實際成長發生衝突，也在主管陳蘭彬和副職容閎之間引起了摩擦。容閎在他的自傳中曾提到他的兩大願望，其一為以上所說的教育計劃，其二為娶美國婦人為妻。在促成中國留學生來美之後，他果然同哈城的克洛格（Louise Kellogg）小姐結了婚，用李陵的話來說，這簡直就是“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的罪過，自然招致了更多的攻擊。?

為了讓孩子們盡快掌握英語，熟悉美國的習俗，容閎采納了當時耶魯大學校長波特（Noah Porter)的建議，把他們按兩三個人一組分送到哈城一帶普通居民家中，一切膳宿費用均由管理局支付。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家庭都對中國學生付出了盡可能有的關懷和慈愛，而孩子們也很快由生疏轉向融入，他們脫下了累贅的長袍馬褂，開始活躍在運動場上，而且以他們的聰明、知禮和機靈得到了當地居民的讚許。特別是巴特拉 (Bartlett)  和諾索布 (Northrop) 兩家人，都同寄宿在家中的學生相處得非常友好，直到後來清政府撤回全部留學生，像黃開甲、詹天佑等人還同他們長期保持通信關係。高教授從他們的後代手中收集到不少這類信件，他把所有的信件都翻譯加注，並編為《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在台灣出版，書中的文字為我們了解留學生在美和歸國後的生活情況提供了生動的資料。

退切爾牧師 (Rev. Joseph H. Twichell) 也是曾給予留學生多方麵幫助的一個康州居民。他畢業於耶魯大學神學院，從一八六五年開始主持哈城的避難山教堂，在這座用康州特有的紅褐色石頭建成的大教堂裏，至今還懸掛著他的巨幅肖像。我之所以在此特別提起斯人，是因為他自始至終都是容閎教育計劃的積極支持者。一八七八年，他在耶魯法學院發表演講，向聽眾熱情讚揚了初來的中國留學生和容閎為之獻身的事業，他還特別強調了容閎的愛國精神。他就是容閎當年在耶魯留學期間接濟過容閎，並要求其服務教會的人士之一。作為牧師，對容閎沒選擇為教會服務的決定，他不隻沒表示反感，反而非常敬重他一心要為祖國做事的遠大抱負。在談到正在實施的教育計劃時，他向聽眾指出，中國留學生將要“攻讀各種專門課程，如物理，機械、軍事，政治和經濟、國際法、民政原理以及一切對現代行政有用的知識，經過這一番教育過程，要使這些學生牢記，他們屬於他們的祖國，而且必須屬於他們的祖國，他們是為了祖國，才被選拔來享受這種稀世殊遇的。”退切爾懷著殷切的期待說：“如果一切順利，計劃實現 (眼下顯然沒有什麽障礙) ，一八八七年前後就會有百十來人回到中國。……他們會以更自覺的愛國責任心來激勵自己的工作。” 可惜就在退切爾演講的當年，新任主管吳子登到任，他一上任就對容閎縱容留學生洋化極為不滿，並不斷向北京當局秘密告狀，特別就個別學生參加基督教活動大肆渲染，最終導致了朝廷全部撤回留學生的決議。對於吳子登的專橫乖戾，黃遵憲的長詩中有一段極富戲劇性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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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來吳督監，其僚喜官威，謂此泛駕馬，銜勒乃能騎。征集諸生來，不拜即  鞭笞，弱者謈呼痛，強者反唇稽。汝輩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  拳揮。 監督憤上書，溢以加罪辭。諸生盡佻達，所業徒荒嬉。學成供蠻奴，否則    仍漢癡。國家糜金錢，養此將何為？
           

 在各方保守勢力都疾呼盡快撤回留學生之日，退切爾為挽救局勢作了很多努力。他聯絡多名大教育家和耶魯大學校長聯名投書當時負責外務的總理衙門，他們極力讚許學生們已經取得的成就，告誡最高當局毋聽信攻訐不實之詞，同時他們還質問曰：“況貴政府當日派學生來美時，原期其得受美國教育，豈欲其緣木求魚，至美國以習中學?” 清政府的決定簡直成了對其已實施近十年的教育計劃的諷刺。一個不打算從體製上自新的政府，即使為幸存而作出改革的努力，到頭來它還是會親手摧毀努力的成果。據退切爾牧師的日記所記，他還通過他在哈城的好友大文豪馬克•吐溫委托格蘭特將軍出麵勸阻，但亦未能挽狂瀾於既倒，再加上種種其他的不利因素，全體留學生遂於一八八一年奉命撤回。該年七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就此事件發表評論，批評清政府倒退的政策說：

 

      對那些讚揚中國已經同不少國家一樣走上了改革之路的人士來說，這個事件      是個無情的反證。中國不可能隻想學習我們的科技及工業物質文明而又不思帶回    “政治抗爭的基因”，照這樣下去，中國將會一無所得。?
   
               與當初赴美時的情形大不相同，奉詔歸來的留學生從“候補官員”變成了形同預審犯的人物，因為朝廷怕他們不願回國而中途逃脫，故一路上都將他們嚴加看管起來。黃開甲在致巴特拉夫人的信中對他們備受本國政府苛待的遭遇作了氣憤而幽默的描寫。他告訴巴特拉夫人，船到上海以後，並沒有人來歡迎他們，相反，他們被帶到海關道台衙門關押起來，住在陰暗的房間裏，專等去拜見道台老爺。他們被士兵押到衙門，向道台磕頭，聽他的訓話，然後根本不顧及他們個人的興趣和專長，全由官員任意分配了工作。他們月薪僅有五兩到十兩銀子，與道台老爺一萬到一萬五千兩的正式薪俸簡直別若霄壤。盡管如此，這百十個留學生還是在科技落後的清末民初為國奉獻，有所作為。加入海軍的不少人都在中法和中日戰爭中英勇殉難，而在主持工程技術的人員中，更湧現了像詹天佑那樣的傑出人才。?
    珍珠港事變爆發前夕，曾執教耶魯的拉法格 (Thomas Lafargue) 博士遍覽中英文資料，並數度赴中國親訪當年留學生的健在者，以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軌跡為背景，穿插上容閎及其留學生的坎坷經曆，寫成了一本題為China’s First Hundred的專著，高教授已把此書譯成中文(《中國幼童留美史》)在台灣出版，本文所述事實大多來自該書。拉法格在該書的結尾慨歎說，這些歸國的留學生一直 “處在兩種對抗力量的夾縫中。在清朝，他們是介於洋人及中國官吏之間，而到共和後，他們是在激進的民黨及有心稱帝的袁世凱集團之間，他們兩方麵均不同意，結果在曇花一現後，均由政治舞台消失。” 容閎本人則在多次圖變失敗之後失望地退居哈城家中，於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剛剛成立之日病逝，被埋在了其妻克洛家族的墓地上。?
    他的方座圓頂墓碑在眾碑中特別顯眼，不隻較克洛格家的其他墓碑高大，而且碑座下部還刻著一個中文的“容”字。高教授帶我們來到這裏的時候，雨雪還在下著，四周常青樹木上的冰花烘托起一片恍如天然靈堂的素白，既呈現冬日的凜冽，又彌漫著那暗綠蓄積的沉鬱。百年一晃過去了，容閎所開啟的西學東漸之路至今已有全新的拓展，他那長年孤立的幽魂應該說已不再寂寞清冷。北美世界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華人海外求發展的領土，現在已增加不少更為中國式的墓碑矗立在這所墓園的其他角落了。我想，肯定還會有更多刻上中文姓名的墓碑填補別處的空地的。一陣寒風凜然吹來，從這所異域墓園裏發生的小小變化中，我依稀看出了容閎的後繼者在異鄉開辟家園和繁衍後嗣的規模。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