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師
從四合院到大雜院
——開通巷78號院憶舊
一
開通巷的街道南北走向，北接東廳門，南至城牆跟。舊時的門牌號數從北端東邊的第一家數起，依次向南編排，直到最後一家，接著轉向西邊頂端，又向北依次編排到最後一家。首號院的王家與末號院的楊家正好在巷子北端隔街相望，門當戶對。楊家門口有一棵椿樹，樹身高大，枝葉茂盛，冬天黃昏，常落滿黑壓壓一群烏鴉，在次日清晨的路麵上留下白花花的鳥糞。這椿樹那時已粗壯得難以合抱，在將近七十年後的今天，應會長得更高更壯，屬於百年以上的古樹了。
我家是在1952年秋搬入現存的78號院的，當初的門牌是61號。那門楣上釘著藍底白字門牌的大門原先靠左開，緊挨北鄰杜家大院。
大門臨街而開，直麵過往行人，自然需增強其裝點門麵的作用，所以門樓的修建大都很有講究。從巷子北端走到南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街兩邊高台階上那些大小不等，各具特色的門樓。有的前廡寬敞，飾有磚雕；有的簷牙高翹，頗顯壯觀。每一家門樓的形製多少都能顯示出門內院落的規模。61號院的門樓與前廳連為一體，前廡下是兩扇固定在門框內的黑漆大門，門框底部有雕花的青石門墩支撐，顯得穩固而嚴實。門墩之間嵌以一尺多高的活動門檻，進門後關閉大門，門下端便緊貼住擋在外邊的門檻，把外人關在了門外。
門扇背麵裝有三道厚重的門閂，通常在晚上十點多之後，外歸者關門時多會順手把門閂向左一推，關緊大門。麵對已上閂的大門，深夜晚歸者就得在門外“叫門”了。叫門時會“呯呯呯”地叩響大門上的鐵門環，並伴之以高聲呼叫。為避免驚動他人，極個別的深夜晚歸者會自帶折疊刀一把，若碰到大門緊關的情況，可打開折疊刀戳進門縫，一點點撥動門閂，從外麵撥開大門。我們稱此舉為“撥門”。在老年人眼中，撥門的舉動無異於給賊引路，自然是不受讚許的做法。為防範盜賊撥門，門閂上有個隱秘處，特設一叫作“賊劃子”的機關裝置。如果有誰晚上關門時特意用指頭按下那個圓洞內的小按鈕，晚歸者戳入門縫的刀子就撥不動門閂，隻得久待門外，不斷大聲地叫門了。
走進大門，是半間房寬的門道，晚上有電燈照明，院內的孩子常聚在門道裏玩耍。我們喜歡手把住門背後的橫木，爬上門頂的窯窩，看誰膽大，敢從高處縱身跳下去。每次做這個比賽，總是弄得身上粘不少灰絮。有時則是蹲在昏黃的燈光下，幾個人圍一堆，在地麵上拍洋片，贏香煙盒疊成的三角，或互相講故事。
門道出口正對北廈房的側牆，在我的記憶中，那牆下修有磚砌的小神龕，龕內供一尊土地爺塑像。門道毗連的前廳——也叫門房——是屋頂兩邊淌水的鞍間房，屋內先是住著熱情的婦產科醫生楊大夫及其在天生園做經理的丈夫，我弟弟正觀出生就是她親自接生的。楊大夫為人態度親和，她在此居住期間給我們留下難忘的印象，他們搬走之後，遷入了姓王的一大家人。
門房南麵的角落是全院住戶共用的廁所。前庭內青磚鋪地，處於兩對簷廈屋之間，西安話習慣叫“廈子”（sà.zi）。與鞍間房不同，廈屋隻有一邊淌水的屋頂，所謂“房子半邊蓋”是也。其高聳的背牆緊靠左鄰右舍，構成了該院落與兩鄰的界牆，俾使屋頂的雨水隻會流到自家院內。那時候開通巷尚無可供排水的下水道設施，院內的雨水和髒水全都排入滲井。前院的滲井緊靠廁所，井口封以石板，中心開有過濾髒水的圓孔。碰到下暴雨的日子，小小的滲井口流不及大量的雨水，院內的積水就上漲到快漫過台階的地步。孩子們喜歡蹲在房簷下，把精心折疊的紙船一個個放到水麵上，任其漂流，玩得很有興致。
我們家搬入前院南廈屋時，對麵的北廈屋早已住有姓柴的一家人。那北廈屋從側牆到前簷密布爬牆虎藤蔓，尤其是在盛夏白晝，走進院子，注目那遍布牆壁，垂掛到簷下的濃綠枝葉，再聽到緊一陣慢一陣的蟬鳴，那悠長的聲響和濃密的綠色便襯托出院子內外令人感到舒適的安寧和僻靜。
兩對簷廈屋和過廳都是木雕的格子門窗，有較深的房簷和較寬的台階。我們房客均無自家的專用廚房，隻有在屋簷下台階上生爐子煮飯。搬入這院子一年後，我們更租到過廳的北廳房，與對麵的李家各占一邊，並共享中間的穿堂。從此我們擁有更多的室外空間，遂在過道內支起案板，在過廳的深簷下安置爐灶，放置水缸。
廳房與廈屋之間有一道狹窄的天井，全院共用的水井就在天井北端牆下。西安地下水的水質不好，除了城西部甜水井一帶的井水適於飲用，包括開通巷在內的大片地區，井水都有鹹味，被通稱為“苦水”。我們院內的井水就是苦水。在自來水管道還沒鋪設到開通巷的年月裏，住戶炊飲所用之水全靠水販的運水車沿門送水，每一桶水都得花錢購買。隻有日常洗滌之類的用水取自院內的水井。汲水時站在井台上搖動轆轤，絞上一桶桶井水，好倒進各自的水缸備用。
二
出開通巷北口左拐，沿東廳門向西走去，穿過柏樹林十字，十來分鍾即可走到西安市第二十四中學。西安有不少學校的前身都是舊廟宇或舊祠堂，占地很小的二十四中即由“左公祠”——為紀念清同治年間平定“回亂”立了大功的左宗棠而修建的祠堂——改建而成。直到我母親在那裏教書的年月，校內還殘存著原祠堂的亭子、碑碣和花園。1952年我母親辭去自來水廠的工作，到位於東木頭市的二十四中教書，我家隨之搬出水廠的家屬宿舍。之所以就近租住閆家大院的房子，也有些投奔親戚的因素。閆家老爺子住在上房的北屋，我母親叫他姨夫，對她姨夫那一大群兒女，我和弟妹們便以舅或姨稱呼。其中五舅和六舅與我的年齡接近，我因此與他倆比較親近。我讀小學時六舅讀初中，五舅讀高中，放學之後，我常跟著他們出出進進，逐漸熟悉了開通巷周圍的情況。他們住在上房南屋，我常同他們一起睡在屋內的大炕上。那大炕盤在鑲著彩色玻璃的西窗下，寬度與屋寬相等，幾乎占據室內三分之一的麵積，橫向排列可睡四五個人。有時候他們的同學也來這屋裏過夜，一夥人在炕上大講鬼故事，看誰講的故事更嚇人。他們描述的惡鬼總是血臉紅頭發，十個長指甲，常聽得我又刺激又後怕，晚上都不敢獨自去前院上廁所。
在學校的課堂上，我開始學到大量的新名詞。比如提起1949以前的社會，我們都人雲亦雲地叫“舊社會”，稱那時候為“解放前”，而與之形成明顯對比的，就是解放後我們眼前的“新社會”。話雖如此說，實際上那被區分為“新”和“舊”的兩個社會仍重疊在一起，從我們居住的院落到大門外的街道，男女老少、飲食起居和整個的生活環境都與所謂的舊社會沒有太大的區別。“同誌”這個稱呼尚未泛濫普及，院內的成年人都以先生或太太互相稱呼。我母親是職業婦女，她梳剪發頭，身穿新社會較為正規的藍色列寧裝，柴太太和王太太都叫她種（Chóng）老師。王太太背梳發髻，身穿月白色大襟衫子，她身體欠佳時，前額上常有拔火罐留下的殷紅色印記。柴太太的穿著和發型稍顯時髦一些，她熱心烹調，夏天的晴日，常把她自製的豆豉、甜麵醬盆盆罐罐端出來，晾在院子曝曬。
那時候各街巷尚未成立居民委員會，逢年過節，各類節慶活動一如往昔，均由巷子內原有的民間組織操盤主辦。每年正月十五前後，參與活動的人員便各司其職，把存放在巷子南頭一家院落內的鑼鼓家夥、戲裝道具紛紛搬出，各扮各的角色，喜氣洋洋地耍起了熱鬧的社火。
開通巷耍社火多在晚上，由各種傳統節目組成一長串遊行的隊列。兩個紮頭巾的小夥子走在隊列最前頭，舞動著“火輪蛋”（統稱火流星）開道清場。那是一根七八尺長的繩子，兩頭拴著鐵絲編製的小籠子，籠子內盛有熾熱的炭火。繩子經他們雙手緊握，上下左右地快速揮舞，就甩動得籠中炭火飛旋如車輪轉動，似流星劃破夜空。那閃爍的火團連成一道道火線，威赫得圍觀人群不敢輕易靠近，統統被逼退到一定的距離之外。
我常跟上六舅及院內的孩子們追隨遊行隊列，走出巷子，走過東廳門和東木頭市，走向南院門和其他更遠的地方。隊列裏的大銅鈸發出沉重的轟響，敲打得震耳欲聾。為首的節目是獅舞，獅子頭抖擻著憨態可掬的笑臉，兩隻電燈泡大眼睛一閃一閃，套在脖頸上的一圈小銅鈴叮當作響。接下來是一隊打起龍燈的長蛇陣，後麵緊跟跑旱船和跑竹馬的角色，前者花旦打扮，走路好像水上漂；後者顛簸著小步子奔走，麵塗白眼窩，一副戲台上媒婆子的模樣。另有一男一女，娃娃臉的大麵具套到肩上，搖頭晃腦地走在一起，互相嬉戲。那就是觀眾都熟識的老套節目，名叫“大頭和尚戲柳翠”。最後是幾對青年男女，他們揮動彩色霸王鞭，揮出有節奏的脆響。最引人注目的亮點是在行進中一開一閉的巨型蚌殼，那蚌殼每次緩緩張開，殼內即亮起彩色燈光，照亮蚌仙子嫵媚俏麗的麵孔。遊行隊列每行走一程，總會選擇一處場地暫停下來。先是由那兩個開路先鋒掄起火輪蛋打場子，好把圍觀的人群逼向周邊，隨即在火輪蛋打開的場地上，演起一出出節目。在五十年代初的春節期間，這是我們開通巷最受歡迎的活動。我和院內的孩子們每一次都從頭跟到尾，都跑得渾身發熱，很晚才回到家中。
正月裏另一熱鬧的活動是去劇院看戲。我父親喜歡京劇，他喝酒時常在家內的電唱機上播放百代公司的京劇唱片，馬連良的唱段是他的最愛。有時候他興致來了，還會拉起京胡自樂自娛。後院閆家老爺子也愛聽京劇，正月裏南院門新聲劇院一有北京來的名角演出，兩位京劇戲迷總會互通戲訊，訂票趕場。父親常與姨夫爺同赴劇場，每次都是在巷口坐上三輪車前往，我與五舅、六舅有時也被帶去湊那個熱鬧。劇院內經常滿座，觀眾邊看戲，邊嗑瓜子，隨地丟棄瓜子皮。若再額外付費，服務員會特別給你送上熱毛巾和一壺茶水。正月去那裏看戲，常碰到看名角演出的機會。記得有一年由麒麟童主演的《狸貓換太子》多本戲，我們場場不缺，從頭看到尾。除了梅蘭芳演出時因購票有限，我沒能跟父親同去，其他如馬連良、荀慧生、程硯秋等名角來西安演出，我大都有幸隨父親到新聲劇院看過他們的精彩表演。
與父親的趣味不同，我母親更喜歡秦腔，聽說她做學生時還有過登台演出的記錄。開通巷離尚友社、三意社和易俗社都很近，談起那幾個劇團的名角及其拿手好戲，我母親如數家珍。我和兩個妹妹也常跟上她以及閆家的虹姨去看秦腔，看遍了各劇團最賣座的演出。我愛聽苦戲，每聽到悲哀的曲調，就忍不住雙眼濕熱，淚水滿溢到眼角。
那一段“解放”後的平安日子好景不長，很快就讓反右運動及其後的大躍進轟轟烈烈地葬送掉了。街巷居民的日常生活日漸政治化，不知不覺間，舊有的節慶和娛樂都淡出了我們的院落和大街小巷。1958年，城鎮街巷也鬧起公社化，居委會就在南頭那家存放戲裝道具的院子內辦起喧鬧一時的居民食堂。食堂散夥後，耍社火的所有設備均不知去向。年還在過，但越來越失去從前的喜氣，不再有那種觸發著人世莊嚴感的慶幸和欣悅。緊接著就是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購買吃穿日用，均按票證配給，城市居民初次嚐到饑餓的滋味。再往後，舊戲被禁演，名角受迫害，劇院長期關門，在五十年代黯然終結後的好多年月內，城市居民整個地被剝奪了看戲和參與民間節慶活動的樂趣。
近年來由於環境惡化，物價飛漲，官員腐敗，貧富差距懸殊，在個別人群中，隱約泛起一股五十年代的紅色懷舊熱。按照此類懷舊者的描述，似乎那種新社會優於舊社會的特有氣象都得益於毛時代的大好政策，是解放後最值得懷念的日子。不可否認，五十年代突飛猛進的市政建設的確改善了“馬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等先前的落後麵貌，城市居民逐步享受到現代化建設帶來的方便。然而撫今追昔，對比一下今日種種令人不滿的社會現象，若認真追究其來由，即可看出，五十年代真正令人懷念的核心價值其實是新政權建立之初尚未完全破壞的舊有事物。其中既有我們父祖輩身上未被改造的“民國範兒”風貌，更有當時尚未被毛澤東破壞的某些“新民主主義”政策勉強保留下來的私有製優越性。正在升級的階級鬥爭還沒來得及徹底破壞民間社會及其自發的活力，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民德民氣還維係著夕陽殘照中的一抹餘暉。所有這一切才是五十年代令人懷念的人文景觀。總而言之，五十年代值得我們重估的核心價值絕非毛澤東的什麽政績，而是舊社會有待合理改善和繼承發展的方方麵麵。不幸的是，日益高漲的政治運動破壞了中國社會自發自為的發展機製，在我們曾經居住的街巷及其所在的城市，到後來才出現了那麽多令人不滿而又無奈的現象。
三
我和兩個妹妹都在開通巷小學讀書，這學校離我們的住宅特別近，校內上下課打鈴，我們院子內都聽得見。學校的大門外有塊空地，早上和午後，在學生上學時，總會有不少賣吃貨的攤點擺在那裏。那時候居民的消費水平還很低，我們小學生平時多是從家裏帶個冷蒸饃，夾些辣子醬或鹹菜，到校內熱水灶的龍頭下接一搪瓷缸開水，回到教室吃各自的早點。冬天的早晨，我口袋裏偶爾有點零花錢，會興衝衝去攤子上買一碗棗沫糊或油茶，熱乎乎喝下去。還有燒餅夾饊子，也是趁熱吃到口裏，又香又脆。
那時候西安冬季的氣溫比現在冷多了，教室內沒有任何取暖設備，學生上課時隻能在座位上硬著頭皮挨凍。個別學生會把家裏的手爐隨身帶來取暖。那是一種圓形或方形的銅製品，鏤空雕刻的爐蓋下或裝滿暗燃的鋸末，或放幾塊燒紅的木炭，放在身邊，稍微能驅除些寒氣。但室內的整個氛圍是冰冷的，孩子們們盡管手戴圓筒形的無指棉手套（西安通常叫“套袖”），腳穿舊式棉鞋，長時間坐在講台下聽課寫字，還是會凍得手指頭發紫，雙腳發麻。看到孩子們都凍得夠嗆，老師有時就喊一聲“全體起立”，我們立即站起來搓搓手，跺跺腳，跺得地麵咚咚響，騰好容易熬到下課鈴打響，我們立即跑出去做暖身的遊戲活動。或踢毽子，或跳繩，或手扳右腳，平曲小腿，與大腿和腰線成三角形，左腿金雞獨立，跳躍著互相鬥雞（也叫鬥膝）。我的個子全班最高，一跳起來，膝蓋即可撞擊到對手的上身，猛烈攻上去，將其撞倒在地。在鬥雞比賽中，我一直名列大將。毽子都是自己手工製作的：剪一小塊布把銅錢包紮好，縫製嚴實，再把雞翎管縫製其上，插入幾根彩色的公雞毛，一個毽子就製做成功。放學之後，我們玩興未盡，會轉移到院內或大門前繼續玩下去，直玩到一個個滿頭大汗，弄得一身土回到家中，挨母親幾句責罵。
那時候可玩的傳統遊戲很多，有男女都適合玩的，如跳房子、打沙包，放風箏。有些則分別屬於男孩或女孩的專項。比如男孩玩彈球、滾鐵環、打猴（即陀螺），女孩就插不上手。她們更喜歡跳皮筋、抓子兒、編織毛線活，男孩多玩不了。個別遊戲涉及到飼養動物，且受到季節限製。女孩多在春天養蠶，到城外樹林裏或後院有桑樹的人家采幾把桑葉，拿回家喂蠶。蠶寶寶很嬌嫩，成長的整個過程都得精心照顧，不能稍有懈怠。鬥蟋蟀純屬男性活動，連某些大男人都樂此不疲皮。每到暑假，我總是與柴家的長子奮文結伴到城外捉蛐蛐，從城河邊找到郊區菜地，直到竄入長滿枸樹的亂葬崗子，翻動荒墳周圍的草叢，想碰運氣捉到紅頭、金翅、藍脖子的蛐蛐。據說，那是吃了死人腦子的蛐蛐，咬起仗來最凶猛。等捉夠一定數量的蛐蛐，都帶回家，放進蛐蛐罐，讓它們逐個互鬥，隨之篩選出大將、二將……把不入選的統統釋放。講究養蛐蛐的行家，蛐蛐罐都很考究。閆家老爺子是玩古董的，家裏存了些好東西，我五舅、六舅都擁有陶製的優質蛐蛐罐，光潔厚重的罐壁還刻有花紋。蛐蛐一直可養到深秋，靜夜中，放在床下的蛐蛐罐常會傳出私語般的叫聲，撩人秋思，助人安眠。所有的遊戲都在這四合院內玩耍，一年四季，周而複始，孩子們百玩不厭。
那時候學生的功課比現在輕鬆多了，放學後並無太多的家庭作業。父母都忙於工作，很少有工夫過問我們的功課，也談不上在身邊監督，更不會花錢請家教給孩子補課。學校的課目安排和課本編寫，在某些方麵，仍沿襲1949年之前既有的內容。語文課本的課文質樸單純，富有童趣，黨國的政治灌輸尚未達到後來那麽濃厚的程度。比如像勞作課這類後來被廢除的課程，就是從民國傳下來的一門美育功課。該課程培養孩子的動手能力，開發其美感創意，促使他們在富有遊戲趣味的活動中完成一件獨創的作品。走筆至此，我不由得閉目回想起那些功課，我曾製作的小物件一時間逐個浮現出來，在眼前過起一場憶舊的電影：有用硬紙板製做的卷尺，有泥板上刻出的浮雕地圖，有薄木板粘接成的航模和自己動手安裝的礦石收音機……
四
四合院在從前均屬於富裕人家獨門獨戶的住宅，主人全家住在二門以內，像我們租住的那間過廳，大概都是人家用來待客和放置各種擺設的專用場所，未必會做臥室使用。當初配上那麽多美觀多孔的格子窗格子門，主要是基於整體裝飾的需要，未必考慮到它們是否有隔音或遮蔽私密的功能。但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前院住滿了房客，一家數口擠進有限的空間，屋與屋之間，門對門，窗對窗，糊在格子上的僅僅是一層薄紙，這家屋內一大聲說話，不經意就傳到那家屋內。那家來了客，從院子走過，別家人抬頭即看在眼裏。在個人私密空間缺乏封閉的大雜院內，住戶經常會處於互相暴露的狀況。有時候深夜裏去門房角落那個全院公用的廁所方便一下，穿過庭院時，連某家夫婦在床笫上響動的聲音，都偶然會隔窗傳到耳邊。
提起這廁所——我們都叫茅房——，可以說是大雜院內讓人特別惡心和犯難的地方。在不通自來水和下水道的住宅裏，住戶要大小便，可去的地方隻有舊式茅房，蹲在茅坑上解決問題。這茅房裏有兩個茅坑，茅坑後麵是數尺深的糞坑。屎尿拉下來從茅坑流入糞坑，日積月累，到一定的時候，自會有清潔隊的工人挑起兩個糞桶，一擔一擔挑出去，倒入拉糞車運走。茅房內刺鼻的氣味是可想而知的，有時候某些人拉屎不小心，搞髒了茅坑兩邊，髒得人難以蹲下。特別是到了夏天，茅房內臭氣熏天，捂著鼻子入廁，麵對蛆蟲蠕動的糞坑走向前去，偶一注目，令人幾欲嘔吐。茅房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同時也是我每次要去時又怕去的地方。
全院住戶就守了這一間廁所，門上掛一木牌，一麵寫“有人”，另一麵寫“無人”。若有人進去方便，必把牌子翻到“有人”那麵，從門內將門閂扣上。這時候其他要上茅房的人就得在門外耐心等候。古語說，“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我們的鼻子在惡臭中磨練既久，有些人的嗅覺遂變得不再敏感，他們蹲茅坑習以為常，蹲出了久蹲不厭的功夫。在一大早上茅房的高峰期間，要是讓某位有蹲功的捷足先登，翻牌子走了進去，你就得站在門外苦苦久等了。這幾位有蹲功的常拿份報紙，叼著香煙，蹲在茅坑上晨讀，他們不慌不急，消磨那起床後痛快的排泄時光，常蹲到等在門外的人快憋不住尿的一刻。
永別了，大雜院的臭茅房，那裏麵積壓了我早年生活中太多的噩夢！我常夢見自己在急於撒尿的時刻走進茅房，隻見屎尿狼藉，地麵很滑，我慎重挪步，唯恐滑倒，進退兩難中總是找不到可以下腳的地方……最後急得在憋尿中驚醒。
五
進入“新社會”，城市人口急遽增長，居民的住房隨之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多屬於國家幹部、企業職工及其家屬，他們的住房本該由所在單位解決，住進體製內分配的住宅。但新政權建立不久，一時間無力滿足這一需求，大量滯留在公有住房分配福利圈外的幹部職工隻得自尋出路，租住私房。私房的存在緩解了住房缺口，顯然有益於新社會的穩定。這也正是共產黨進城後本打算沒收私房，共產分配，而後來並沒貿然行事，仍允許私房合法存在，讓房主照舊出租多餘房屋，收取租金的根本原因。正因為有大量私房存在，房主與房客共享了體製外不受黨文化影響的居住空間，在五十年代初，像開通巷這樣的街巷，以及61號院這樣的四合院，才得以舊風猶存，房主與房客相安無事，安享其久已習慣的日子。
但由於計劃經濟實行“低工資、高福利、高就業”的政策，如何讓眾多低工資收入的國家職工在租住私房的同時也能享受到體製內的福利，就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低工資”與“高福利”之間難以解決的矛盾。因此，如何極大地降低私房租金，如何由政府全麵操控私房的出租，這一亟待解決的問題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中共政權的建立及其鞏固，一直靠的是暴力支撐的掠奪經濟。解放軍進城後，主要沒收所謂官僚資本的大量房產，率先滿足政府辦公和各級官員及其家屬住宿的需求。隨著革命進程不斷升級，進一步的剝奪就驟然落到了普通房主的頭上。1957年，官方發言人公開宣稱，“城市房屋的私人占有製與社會主義建設之間”存在著深刻矛盾，並揚言“社會主義不能容忍私房主繼續過著剝削生活。”由此敲響了對私有出租房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警鍾。很多房主都在逼迫性的鼓勵下向當地的房地產管理局交出多餘的房屋，這些房產從此變成由房地局管理的“代租房”。閆家二門以外的房屋就在這一形勢下被房地局代租出去。作為“中介”的房地局從此負責收取租金和維修房屋，自居為“代租”私房的房主，隨後逐步完成了對可出租私房的徹底沒收。二十四中沒有教師宿舍，私房由政府代租之後，我家租住北過廳和南廈屋，每月附給房地局的租金僅有三四塊錢。這就是領取低薪的母親從校方得到的“高福利”補償。羊毛出在羊身上。表麵上看，這是黨國賜予體製內成員的福利；實質上論，全都是從私有財產所有者身上剝奪過來的！
閆家的老人相繼過世，家中經濟拮據，時有入不敷出的問題，麵對共產化勢頭的威脅，子女們經一番合計，賣掉了二門內留給他們的兩對簷廈屋。那買家姓陳，陳先生一直經營中藥鋪，公私合營運動中失去了祖傳的產業。眼見這時局變化多端，陳先生抓緊時機，拿出他僅得的一些補償，立馬買下閆家這幾間廈屋，好做他與家人最後的退守之地。大院內又增添了一家住戶，閆家人全部退入僅存的上房。陳家孩子一大群，大的比我年長，小的剛會走路，前後院的青少年人口隨之增加了可觀的數字。
大雜院擁擠的空間雖說有暴露私密的缺點，但就五六十年代鄰裏間的人際關係來看，也有其人情味濃濃的可圈可點之處。我家弟兄姊妹四人，居住空間並不寬裕，從上小學直到後來，我常到後院五舅、六舅的屋內借宿。記得上小學五年級時，六舅住在後院南廈屋靠西邊的房間，隔壁是他家的廚房。那間廈屋內也盤一個大炕。當時我從父親手中得到一套《水滸》，就是睡在那個安靜的大炕上，我每天晚上把舊式窗戶的木窗扇一閉，神遊書中江湖世界，總是貪讀到很晚的時候，初次領略了古典章回小說的魅力。五舅是職業運動員，後來轉業到西北大學教體育，我通過他在西大圖書館借閱，讀了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很多翻譯小說和西方哲學著作。
我們家與住在過廳南邊的李家房門相對，合用穿堂內的空間，長期以來，關係都比較融洽。李先生從前經商，後來行醫，在東邊的房簷下，養了兩大缸各色金魚。他夫人來自河北農村，比我母親年長好多歲，發式和著裝都比較趨舊，特別是那一雙“解放腳”，起坐行走，自難與天足相比，人因而顯得比較老態。我們都習慣稱呼她“李奶”。李奶性情溫和，為人慈善，在兩家人多年的友好相處中，她對我照顧良多。自來水終於供應到開通巷，我們不必再花錢買水吃了。但管道的鋪設僅接通路邊的水站，尚無法進入各家的院落。這好容易享有的方便仍有其難以立即解決的不便之處。居民取水，必須走向街頭，或兩人抬水，或一人擔水，都得前往水站，擰開龍頭，注水入桶，再把滿桶水運回家，倒進水缸，以備飲用。我家的水缸與李家的並置在李家窗外。李家的兒子在部隊工作，家裏並無勞力。我和弟妹往常運水回家，奉母親之命，總是添滿了自家的水缸，接著也添滿李家的水缸。兩家人在各方麵都互相照應，平日做了什麽特別的飯食，常互相贈送，連切開一個大西瓜，也會拿幾牙瓜請對方品嚐。
過廳的雙扇格子門高大笨重，年代老舊，開閉起來吱吱呀呀，不太方便。通常在大白天屋裏有人，其中的一扇門很少關閉。家家門外都吊個門簾，幕布般遮蔽在門口。那門簾隨季節而應時變換，平時單門簾，炎夏竹門簾，寒冬棉門簾，出門或進門，隨手把簾子一揭，抬腳就蹺過了門檻。康、李兩家人來往頻繁，互相走動，習以為常，往往是打一聲招呼，就掀起門簾，串門到對方的屋裏。對比國內今日公寓樓上那種同一單元不同室的住戶樓梯上見了麵也不相識的隔膜和疏離，回味大雜院住戶的日常生活，自有它那個年代特有的熱鬧和樂趣。
六
開通巷中段岔出一條向西開通的斜巷子，順著那狹窄的斜坡走下去，幾步路就走到臥龍寺門口。寺門前矗立一座石牌坊，為慈禧太後逃難西安時賜銀所建。走進朱漆大門，抬頭可見康有為題寫的“臥龍寺”門匾高掛正中，四大金剛塑像麵目獰厲，雄踞左右，靠牆而立。1949年之前，臥龍寺一直擁有東、中、西三院，占地十六、七畝，殿宇、廊廡、僧寮二百餘間，泥塑佛像菩薩像五十七尊。1949後，該寺東院前半部為開通巷小學的操場所占，西院全部充公為殯葬管理處，隻留下中院供殘存的十餘僧人做他們有限的修行。在公有製主導的政權下，房地產所有權向來不受法律保護，對私人和集體所有的房地產，政府隨時有權任意調配使用，即使寺廟也難以幸免。我祖父民國年代曾與朱子橋將軍主持過修複臥龍寺和在寺內建立佛學圖書館的事務，與該寺主持朗照法師常有來往。我們小孩子常去寺內玩耍，大考前就在那裏找個僻靜處，背對碑碣，騎在石雕的烏龜頭上複習功課。
1966年夏，“破四舊”風暴刮到西安，臥龍寺首當其衝。有一天我路經臥龍寺回家，曾目睹紅衛兵在寺內毀壞佛像，焚毀佛經，毆打僧人的整個過程，場麵之粗暴殘忍令我脊背發冷。該寺經紅衛兵破壞，寺僧全被掃地出門，社辦企業接著進駐接管，把拜佛的殿堂變成了嘈雜的車間。時隔不久，紅衛兵的暴行也殃及我們院落。先是中學紅衛兵抄了後院閆家，接著自來水公司的紅衛兵抄了我家。我家其實並沒多少“四舊”，充其量就是我的滿架藏書，再加上父親愛聽的舊唱片，此外再無值錢的和“反動”的東西可抄。為完成抄家的輝煌戰果，他們搬走過廳外間破舊的長沙發，母親娘家陪嫁的梳妝台，廈屋的書桌和木床。那梳妝台製作精致，髹以黑漆的台麵上畫了幾竿綠竹，題了一聯詩句，其詞曰：“未出土時先有節，到淩雲處總無心。”
文革風暴攪亂了四合院一向的平靜，整個社會的失序也波及街巷鄰裏，房客間多年來和諧相處的關係出現了裂痕。現在前院的房產已屬房地局所有，作為房地局的房客，院內的住戶無形中也自以為分享到公有製賦予他們的某種所有權。巷子南頭的城牆有一段在暴雨中倒塌，趁著時局混亂，有些住戶私自偷竊城磚，擅自搬回家使用。柴太太生了一大堆男孩，家裏勞力強壯，趁那股打砸搶的亂風，柴家也搬回很多城磚，準備施工蓋房，看中了我家東窗外天井處那塊地盤。那裏的水井早已成為廢井，每當炎夏之日，我們常利用井下的空間冷藏食物，比如將剩飯菜放進竹籃，吊到井內過夜，多少可起到防餿保鮮的作用。
柴家為蓋房，未經其他住戶允許，徑自將這井口用石墩封住，要在井台上那席大一片空地上蓋間棚屋。這棚屋一旦蓋成，勢必擋住我家東窗外的光線，我們自然強烈反對，出麵阻攔。兩家人因此當眾爭吵起來，爭吵之際，他們居然動用文革造反話語，對我家肆意政治揭短，給我們扣上“反動家庭”的帽子。當時我父親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關入水廠的牛棚；我是被大學開除的反動學生，在勞改窯當就業工人。我們的腳跟沒人家硬棒，最終沒擋得住柴家施工，幹瞪眼看著他們把棚屋強行建成。
另有與我們分據南廈屋的一家人，那家的女人比較蠻橫，緊跟著效法柴家，也在李家的東窗外蓋起棚屋。李先生已經去世，李奶無可奈何，隻有眼看著那塊曾經養金魚的空間被棚屋吞沒。我家丟了前麵天井的空地，多年之後，卻也跟風效尤，在過廳後窗下加蓋廚房，占了一部分天井，因而曾一度引起陳家的不滿。居住空間的狹窄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院內房客隻顧在戶外擴建棚屋，一任那大煞風景的違章建築粗劣建起，不隻敗壞了四合院的整體格局，也鬧得各家人離心離德，喪失了往昔曾有的和氣。
房客畫蛇添足的作為拙劣前呼，房地局傷筋動骨的改建大肆後應。為擴大現有的室內空間，房地局對前院的房屋進一步改造擴建。他們的建築隊首先封了61號院的大門，把寬敞的門道並入王家所住的門房。在門房與廁所之間，開通一狹窄的門道，在轉移到南邊的入口處裝上簡陋的大門。不再有高大的門樓，那舊門扇也特別寒酸，出出進進，都讓人感到有損四合院應有的門麵。其時街巷門牌重新編排，61號先改成80號，後又改成78號。
78號院的大雜院化從此一直惡化下去：前院的兩對簷廈屋全部拆掉格子門窗，簷牆在台階上向外拓展，寬台階變成窄台階，新建的簷牆換裝上破舊的門窗。
同樣出於擴大居住麵積的需要，後院兩家人也改建了各自的房屋。陳家拆除二門，拉通前後院，改建了他們的兩對簷廈屋。閆家把上房整個拆除，重建了兩排廈屋，老三、老六住南邊一排，老二、老五住北邊一排。原有的庭院變成兩排宿舍中一條夾道。在已經縮小的後院內，閆家四兄弟生兒養女，他們的第三代人口日益茁壯地成長起來。
從前院到後院，唯一還能能看出四合院原貌的房屋，隻剩下母親與李奶所住的過廳，那幾扇巋然獨存的格子門積塵散落，垢跡斑駁，依舊牌樓一般框範住穿堂的入口，敞開那走向後院的通道，在每一處顏色暗褐的木頭上銘刻下歲月的滄桑。
七
我家弟兄姊妹四個人早已各自成家，先後從78號院搬出，父親去世之後，獨有母親留住在那間過廳內過她的日子。大雜院裏外的環境日益顯得敗落，幾十年過去了，居民仍得提著水桶，從水站運回飲用的自來水。我在交大教書，離那裏較近，常回去給母親的水缸添水。巷內的街邊常堆滿垃圾，道路也不如從前寬敞。院內現存的每一間房屋都經過了拙劣的改建，屋外更有附加的窩棚，唯獨茅房的死角無人關注，無法改善，照舊又髒又臭。隻是蹲茅坑的人口越來越少，年輕人逐個搬走，年老人單獨留下。母親的膝蓋骨增生嚴重，行走日益艱難，住在這院子內，仍免不了受那蹲茅坑的洋罪。
1994年夏，我受聘耶魯，要帶家人移居美國。按學校的規定走手續，我得先退掉學校分配給我的住房，校方才給我開出申請護照的證明。我們全家形同被驅逐的房客，由房管科幹部在場見證，將公寓內所有的房間騰空，交出房門鑰匙，才得以通過手續，拿到證明。我們全家人連帶家具什物一起掃地出門，全體搬回78號院，暫時與母親同住。
6月14日，辦妥了護照，我與妻子帶上兩個孩子告別親友，走出了開通巷78號院。沉重的行李，輕鬆的揮別，淡淡的惆悵，暢快的解脫。我們在北京簽了證，乘機飛往美國，在康州紐黑文定居下來。我出國不久，我母親也搬出住了四十多年的租住房，享受到二十四中給退休教師的福利，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買到兩室一廳的分配房，遷入新居。我們家在開通巷的房屋租住史至此宣告結束。
2000年我回西安探望母親，聽母親說，78號院前院的房客多陸續搬走，都遷入分配的或購買的新居，同輩老人中隻剩下住在門房的王太太原地留守。房地局為了賺錢，拆除了前院所有的舊房，蓋起兩層簡易樓，出租給三十多家住戶。按政策，原有的老住戶仍擁有居住權，分得各自應占有的麵積，按月給房地局交付低廉的租金。拐了幾十年的大灣子，我們這幾家曾經租住私房的房客磨蹭到今天，算是擁有了公有房產的永久租住權。包括我們家在內，已有各自新房的原住戶都把他們在78號院的租住房轉租給新房客，每月可賺到一筆小錢。新房客均來自窮鄉僻壤，到西安市打工、做小生意混生活。他們沒有本市戶口，各方麵都比本市居民低人一等。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從前房地局指控房主出租多餘的私房為剝削行為，現在卻翻過來仗著他們的行政權做起生意，夥同我們這些老租戶在農民工身上賺錢。風水流轉，在今日這個“向錢看”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上，農民工處於社會底層，在遷入城市，轉換身份的拚搏中，他們重新淪入他們的父祖輩曾跟著共產黨拚命鬥爭去擺脫的處境，經過那番虛假的“翻身”後，如今又吃起真正的“二遍苦”了。
離開西安前，我陪母親去78號院看望王太太。開通巷變得更加雜亂，舊屋普遍褪色剝落，新蓋的樓房多顯得粗製濫造。原來的門樓多已消失，有不少臨街房都改建成店鋪門麵，飯館、旅社、商店和按摩洗腳房散布其間，構成了以招徠外來戶居住和消費為主的城中村。目睹眼前這新舊混雜中正在蛻變的街景，讓我一瞥到當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城市低端人口轉換身份的眾生態。享有體製內福利的老住戶紛紛搬走，打工糊口的外來戶隨之遷入。他們不得不撇下孩子留守鄉下，租住廉價的城中村混生活。開通巷學區的學齡兒童因此逐年減少，十幾年下來，曾經在碑林區名列重點學校的開通巷小學竟因生源不足而不得不關門大吉，把公有的房地產賣給了經營飲食業的老板。舊有的東西在日益頹廢，正在新生的東西還看不出會長成什麽樣子。
78號院隻有門洞，不見大門，兩層簡易樓住滿了外來戶。那是一座回形針形的樓房，上下裏外塗抹的水泥一片冰冷的鐵灰，房間毗連，鋼筋加固的防盜窗高築，一間間恍如囚室。如此設計的宗旨隻是為了在有限的空間內住進盡可能多的房客，舒適、美觀和人性的因素根本不在考慮之內。王太太住在一樓臨街的房間內，牆角下放了個尿桶。她從容緩慢地訴說著往事和現狀，額頭上仍依稀可見那拔火罐留下的痕跡。她說她多年來在家念佛，常去臥龍寺燒香拜見法師，舊病祛除了不少，身體現狀還算不錯。母親與她聊天，我去外麵轉悠，樓道上碰見一位房客。我問他：“請問廁所在哪裏？”他對我說：“院子內沒有廁所，要想解手，得到巷口去上公廁。”
今日開通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