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現象散記

    假 日，整理信、稿，發現一張日本漢學家中島碧教授寄給我的明信片。我怎麽認識她呢，她還告訴了我什麽呢？

    那是1999年8月，在陝西延安舉辦“第八次丁玲文學創作國際研究會”時，世界各地的許多研究者，都前往參加。我們在西安集中後，即乘大巴去延安，途中順路特地前往黃帝陵參觀。

    我與祖林哥哥在千年古鬆下，正準備照相時，突然，他向一位老太太打招呼，並即刻向我介紹說，她是中島碧教授，就是送給我母親《記丁玲》和《記丁玲續集》這兩本書的漢學家。祖林又指著我向她介紹，之後，我即遞上名片。接著，我便與她一道在黃帝陵裏走動參觀，她又隨即告訴我，這兩本書是香港出版的與當時在上海灘出售的有區別、有不同。據說，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此書進行了刪改。她又告訴我，將這兩本書送給丁玲之後，根本就沒有想到，她所崇敬的丁玲會產生那麽大的誤會，對沈從文會有那麽大那麽深的怨恨，以至最後達至失和、反目。

    麵對這張中島碧寄給我的信件，使我回憶起了三十年前，我與丁玲及沈從文接觸時所見及的和所了解到的情況。現就分述如下。

一、我不是作家

    1979年，丁玲和陳明剛從山西長治縣嶂頭村回到北京，暫住在友誼賓館7271號房間。我們三個兄弟特從福州前去探望。我哥哥為我介紹說：“伯母是大作家，少璋是小作者······”丁玲即刻打斷他的話說：“不，我不是作家，我是老幹部。”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丁玲，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當時，我非常震驚，心想當作家是很榮耀的，人家求之不得，可她怎麽會說自己不是作家呢？後來，我幾經思索才理解了，說“我不是作家！”這句話的內涵。可能是因為曆次政治運動，作家均是整肅的排頭兵，掛牌、戴帽、遊街、批鬥、下放、勞改、坐牢······，更甚者，不是這個投湖，就是那個懸梁嗎？而不爬格子的，三十年代到延安的，如今哪個不是當官的，就說當年為她牽馬的警衛員小鬼楊伍成，如今不也當了什麽司令員了嗎。當年，毛澤東在窯洞裏接見她時，為她搬凳子，倒茶水的警衛員，不也是當了什麽長了嗎。

    如果丁玲是個文盲或對文學不感興趣，再或根本不想拿筆杆子，她的日子不是比當大作家好過得多了嗎。作家是看其作品，由讀者來定奪，不是你加入了那一級的作家協會，就成了那一級的作家。作家也不是自己說是就是，自己說不是就不是的。

    作家的日子難過，這是許多作家在特定環境下的現實景象，而丁玲卻更勝一籌，因為，她坐過敵人的牢，也坐過自己同誌的牢。

    有人說，“有用時，作家見官大三級；無用時，作家見人低一等。”此言，聽起來怪怪的，但隻要你動一下腦就不難理解了。當有用作家時，當官的就接待你，請你參觀、旅遊，尤其是境外、海外的作家。當今社會金錢至上，大多作家“窮”，窮人有許多事是辦不成的，當然，見人低一等了。

二、丁沈反目因由

    1979年秋，中島碧送給丁玲兩本書《記丁玲》及《記丁玲續集》，她是第一次看到的，讀後怒不可止。在1980年3月號的《詩刊》上，丁氏發表了《也頻與革命》的文章。直指沈從文為“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峰上品評在洶湧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紳士。”並稱《記丁玲》為“編得很拙劣”的“小說”。

    丁沈反目與那兩本書的內容是有直接關係的，她在《記丁玲》的書頁裏批了127處。其中的一段是：“她雖然同這個海軍學生（指胡也頻）住在一起，海軍學生能供給她的隻是一個青年人的身體，卻不能在此外還給她什麽好處？”對此，丁玲批了“混蛋”兩字。讀者可以設身處地想一想，丁玲是個老作家也是一位部級老幹部，再加上一些男女關係的傳聞，沈氏再捅了她的痛處，你說她怎麽不會發火呢。

    批了“混蛋”兩字，可看出丁玲是氣極了。沈與胡、丁都是好朋友，對好朋友說出這樣一段話，不但醜化了朋友的形象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

    這段話太難聽、太缺德、也太過分了。丁玲與胡也頻共同生活幾年都隻是身體的結合，那麽，丁玲與別人的結合是否也都隻是身體的結合呢？

    丁玲嚴厲批評沈從文的文章是發表了，怒氣是抒發了，但這一仗她並沒有打勝。因為，讀者的同情傾向於沈的一方。

此事促使《記丁玲》大暢銷，而不斷再版，得益最多的是香港出版商。其實，沉默並不表示軟弱，反而顯示出一種力量，沉默也是化解事件的一種辦法。

1984年8月，我到北京學習，因為，學習的時間比較長，所以，幾乎每逢假日，我都有去看望丁玲，那時她住在複外大街22樓。

    在一個假日裏，我又去探望伯母，當祖林哥哥談到他在上海由沈從文陪同母親被送到湖南外婆家撫養的事時，我漏嘴說出了去沈從文那兒的事來，丁玲即刻顯得不高興，接著她說，你去他那裏我不會管你。1933年我被捕後，社會上傳說我死了之後，他就寫了書，在上海灘上賣。他對革命既無知又無情。最重要的是這本書不真實，按理說《記丁玲》這樣的書，不應該是小說，而應該是真實的記錄，但他胡編而且編得很拙劣，所以，我說它是“小說”。你不要去信他，他說不出真實的東西，他是個偽君子。《也頻與革命》發表後，外間有些人反而同情他了，認為沈從文已經是被壓迫、被懲罰的了，你有權有勢，再去欺淩他，做什麽？

    丁玲停了片刻後，好像在思索了什麽似的，後來又繼續說：“建國後，我去看過他，對他說，共產黨不會殺你的，言下之意是叫他不要再去自殺了，要活下去，有了工作，有了生活，不是就安定下來了嗎。”

    那是，在丁玲未看過中島碧送給她的兩本書之前的事。沈從文當時在生活無著，又自殺不成的慘況下，丁玲確有去看過他，幫過他。

    在北京，閑時，我也走訪過當時已80高齡的沈從文，他是住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宿舍裏的。宿舍並沒有電梯，他住在樓上，幾乎沒有下樓。一進門就是客廳，我抬頭便看到牆上有一架單人吊床。小飯桌就擺在床下，那是因為房子麵積小，住的人多，孫子就隻能睡吊床了。

    沈老會客就在廳裏，因廳小，客人隻有一兩個就坐在板凳上，再多就隻能給一張凳子坐在門口了。由於，沈老患腦溢血，偏癱，不能行走，不能多說話，口齒又極為含糊不清，還戴著厚厚的眼鏡，看東西很吃力。所以，我每次去探訪，都不超過半點鍾。他說的話不連貫，有時我把斷斷續續的話，連在一起還不知道是什麽意思時，這時靠在臥室門邊的沈夫人張兆和就為我當翻譯。

    當我介紹了自己並說明來訪的目的後，沈從文即問我：“丁玲知道你來我這裏嗎？”他臉上現出害怕的神色，好像隻怕又惹出什麽事來似的。我告訴他，是我自己來的之後，他的緊張神情才紓緩了下來。這時沈夫人也對我說：“你不要對丁玲說來過這裏。”我即點頭表示守信。當我聽不懂，夫人也說不清楚時，他就在他整天坐的舊藤椅的扶手上寫字。他寫的字是歪歪斜斜的，好像是幼稚園裏的小朋友寫的一樣，不過，都看得出來寫什麽字。

    沈老家有許多客人來訪，我去過幾次都見到各地來的，拿著絲綢袍子等文物來請教，並聽他判斷年代和真偽。沈夫人告訴我，有江蘇、浙江、湖南等地來的，他們大多是各地的博物館及文物部門的。

    建國後，沈先生在故宮愽物館工作，天天與文物打交道，這個本來寫文章的大作家，真是幹一行愛一行，鑽研一行，成了一位精明、精確、精通的文物專家。

    如果是在今天，做文物鑒定專家會賺很多錢，比寫文章所得的稿費多出萬倍，可他卻分文不收。自己的身體病到那個樣子了，還在當義工，令人敬佩！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了唐杜牧《遣懷》中的兩句詩：“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也想起了唐白居易也寫了類似的詩，如《聽崔七妓人箏》、《醉後題李馬二妓》、《盧侍禦小妓乞詩座上留贈》等。這兩位詩人並不因為寫過此類的詩，而影響了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人雲自古才子多風流，沈從文也是很風流的。道德就像一條棍子，誰都可以拿這條棍子來打別人，可是，誰也不會拿這條棍子來打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