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哥
誰才是人生的編劇和導演？
第07章 三房一子 崔開元成長歲月 (2) 父親自傳 1
- 始寫於1988年3月9日
寫自傳應該是大人物、名人的事，照說我不夠資格。
哦，對了，我也寫過自傳，那是部隊在51年的鎮反和54年的肅反運動中，我作為被審查的對象，一遍又一遍地寫。而每一次都被認為“不老實”，要重新“徹底交代”。最後寫成的“自傳”，已經不是我的自傳了，父親占一半我占一半。那時我對自己深挖狠批，添油加醋，以致好像從哈哈鏡裏看到的，不像我，又是我，一個被扭曲了的我，渾身塗黑了的我。
也許是為了還我本來真麵目，我有了寫自傳的念頭。
也許是為了把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生坎坷路告訴後來人，作個借鑒。
也許是為了別的什麽目的。我自己也是模模糊糊，搞不清楚。
其實我怕寫過去，我不願去觸動心靈深處的那些隱痛。當然，任何人一生中，不會完全是痛苦，也有歡樂，即使是短暫的歡樂。
寫這個東西給誰看呢？也不太清楚。可以這樣說吧，給我自己看，給看到的人看。
看到了的，會怎麽反應？歎息？恥笑？讚賞？批判？我管不了許多。我隻管一天寫一點，高興寫就寫一點，寫到哪裏算哪裏。文筆雖拙，但是真實，且不文藝，而是流水賬。
京杭大運河邊上的古城——高郵，城北新巷口，是二十年代裏高郵縣的鬧市區。從新巷口往東有一條巷子叫汪家巷。汪家雖說在走下坡路，但從擁有的房屋來看，仍是高郵一大家。
汪家二小姐學名汪嘉玉，在高郵城是數得上的漂亮姑娘。19歲的那一年，一個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的窮小學教員崔錫麟（因為他排行老三，號叔仙）竟然請人向汪家提親，當然遭到了姑娘幾位哥哥的反對。可是姑娘卻看中了21歲的窮教員。她說：“寧可討飯也要跟他一起捧討飯碗”。最後，姑娘和家裏鬧翻了，放棄了全部財產的繼承權，和崔叔仙結婚了，那是1922年。
這就是我的爸爸和媽媽。
爸爸媽媽結婚的第2年，生了我的大姐崔國英，隔2年又生了我的二姐崔國華。生活是很艱難的。
我父親弟兄3個，大伯崔伯仙生了兩個女兒，二伯崔仲仙那時還沒有結婚。崔家多麽希望有一個男孩子來傳宗接代啊。為此，我奶奶和母親曾經到廟裏去燒過香、拜過佛。
母親又懷孕了。算命先生說這次肯定是一個男孩子。（懷二姐的時候，算命先生也肯定是一個男孩子）。母親懷孕期間生了一場病，本來隆起來的大肚子，又小下去了。全家人都在擔心。還好，在懷孕的第13個月，真的生了一個男孩子。三房唯一的男孩子，簡直如捧珍寶。來了一位親戚，不相信母親生的真是男孩，於是要打賭，把孩子的褲襠給他摸摸，要真是男孩子，一個蛋給一塊大洋。結果這位親戚高高興興地掏了兩塊大洋。
父親給這個孩子起名開元。不用說，這個孩子就是我。小時候算命先生也給我算過命，就憑懷胎13個月，就屬貴，甚至引經據典，說某朝某皇帝就是在娘肚子裏懷了13個月。當然命金就要多付一點。
我生在丙寅年，屬虎。那時叫民國16年，可是按陽曆計算已經進入1927年的元月。所以我的虛歲比實足年齡大2歲。解放後都按實足年齡計算，我今年就是61歲。
五、六十年前的事，記憶已經淡薄，我高郵的童年，在記憶中，隻留下一些零碎的片段。
聽我父親說，我的老家在湖西菱塘橋。祖父崔瑞亭是個自學成才的中醫，祖母吳氏。我的祖父母住在在高郵城土壩口，即現在新馬路和禦碼頭之間的一條巷子。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準確的地方在哪裏。
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草巷口。
在草巷口，我家住的是我表哥汪乃生的房子。他家房子不少，我家住的是靠東朝西的三間。雖有院門通西邊乃生家的院子，可是平時各走各的大門。
汪乃生有瘋病。聽大人說，是因為想一個女人而得了“花瘋”，不犯病的時候跟好人一樣。他在後院裏種了不少花，有月季，也有白蘭花。他每天早上都要到後院去，一朵一朵的數，要是少了一朵，瘋勁就上來了。每逢這種時候，乃生的老婆，我們叫她大嫂子，就趕忙跑到東邊院裏來喊小姑奶奶，即我的母親。
我母親來到正在發瘋的乃生麵前，把臉一板，用訓斥的口氣說：“乃生啊，你想找死啊，花是我摘的，你想幹什麽？”
說來奇怪，小姑奶奶一罵，乃生就安靜下來了，馬上陪著笑臉說：“沒事，沒事。”當時我想，這白蘭花一定是天下最好最好的花了，要不然，為什麽一兩朵白蘭花就會引起乃生發瘋病呢？也許我現在之所以也弄幾盆花，也喜歡白蘭花，就和乃生的影響有關。
我開始能記事的時候，好像父親很少在家。（算起來我出生之後不久，他已從訓政人員養成所畢業，正代理東海縣縣長。）我和母親睡在東頭的房裏，兩個姐姐可能是睡在北邊的房裏。
床是一張老式的大床，靠床裏還有一排抽屜。那時一個銅板可以買用衣襟兜起來的，一大堆“陰殼”——篩選下來的、小的、甚至是空的花生。“陰殼”就放在床裏的抽屜裏。有時媽媽抓一把給我，我要剝半天，吃到嘴的是幾粒“瘦瘦”的花生米，那真是香的要命，有時候吃到糊了的小花生米，苦得很，也照吃。
清晨，我和母親睡在被窩裏，門外傳來叫賣聲：“麻團大餃子。”母親總是逗著我說：“好吃就跟人家跑啊？”
一串削了皮的荸薺，八、九、十來個，用小竹棍穿起來，下麵大，往上越來越小。還有一種紫蘿卜，扁形，比大的荸薺大不了多少，吃完了連嘴唇都是紫的。這些都是我連做夢也常夢到的珍品。
在草巷口頭上，大街上坐北朝南，有一家有名的醬園店，名叫連萬順。在我的印象中，不知為什麽，大姐國英總是背著我到連萬順去玩。當年可能是人小，看什麽都大。大街，大房子，連萬順的店堂也大，一盞汽油燈呼呼作響，在我看來無異於小太陽。連萬順裏靠西有一長溜櫃台，上麵放著些罐子、盆子。有一個盆子裏，用醬油泡著茶幹，有整的，也有不少碎的。老板有時候從盆子裏用手拈起一小塊茶幹，塞在姐姐背上的我的嘴裏，我簡直受寵若驚，那滋味至今猶在齒舌。連萬順還有跑馬燈，在我幼稚的眼中，那簡直是個神奇無比的世界。
我還記得連萬順店堂的中間，放著一口大缸，有一個人坐在缸邊的板凳上，用一個頭上有黃銅圓球的棍子，不停的在缸裏搗，缸裏滿是油，陣陣香味，那是真正的小磨麻油。這種落後的生產方式早已被淘汰了，但老年人都說，現在機器生產的麻油，比那種用手工製作的麻油，香味差得遠了。
父親也回來過。
有一天早晨我醒來一看，床上多了一個人。我母親故作神秘地和我說：“開元吶，媽媽偷了一個和尚，你爸爸回來不要跟爸爸說啊。”
我不知道什麽叫“偷和尚”，隨口答應說：“好。”
爸爸猛地把蓋住頭的被子一掀，半欠起身來笑著說：“好啊，你媽媽偷和尚，你不告訴我是吧？”
爸爸什麽時候又走了，我不知道。
在草巷口，我也嚐到過寂寞無聊的滋味。
夏天，母親在房裏睡午覺，家裏不知為何，看不到一個人，隻有我坐在大門口的台階上。那時候的草巷口不是一家連一家，對過就是一片菜園，知了一聲聲不斷地叫著，路上也不見一個人影，好像整個世界就隻有我一個人。我拿一個銅板從台階旁邊的斜石板上往下滾，滾下去，拾起來，再滾下去，再拾起來，就這樣，滾過了一個炎熱的中午。
我還記得高郵的另一個地方叫南廒（可能是這個廒字，指收藏糧食的倉庫）。這是我大伯和奶奶住的地方，聽父母說過我曾過繼給大房。
在南廒，我曾經住過一段時間。
大伯家門前有一個照壁，門外有一條小河，河邊有大樹。過一道小橋，就是南門大街。大伯是經營六成行的——為糧食買賣做中介，從中拿一點銅錢。他曾經帶我到運河堤上去過，那裏是糧食集散地，河邊上停了不少糧船，河堤上能看到一家家糧行和用窩折堆得高高的糧食，人們忙忙碌碌，熱鬧非凡。
在大伯門口的皂殼樹上，有時可以抓到磕頭蟲子，翻過來，一彈跳，就正過來了。我還用過一個軟木塞子的玩具槍，裝黃豆在門口的樓上打鳥，盡管打出去的黃豆離鳥8丈遠，但我好像是一個真正的獵人，拿著一支真正的槍，連大伯喊我上街吃早茶（包子之類）都不感興趣。可是打了一陣，連一片鳥的羽毛都沒有打掉下來，於是又想去吃早茶了。當然，一哭就靈，大伯的女兒，我的堂姐姐又背著我，把我送到了一個有小樓的茶館。
在大伯家我是“慣寶寶”，想跟奶奶睡，就跟奶奶睡；想跟姐姐睡，就跟姐姐睡。有時候早上起床之前，我能從這個床上，被抱到那個床上，折騰好幾次，我想怎麽樣就怎麽樣，三房唯一的男孩子嘛！高郵話叫三房隔一個。（“隔”在高郵方言裏有合用、分攤的意思。作者注。）
我雖然受寵，但是生活上並沒有什麽特殊待遇，因為大伯家也窮。在我的記憶中，曾經在大伯家過年。三十晚上，要債的就上門了。大伯躲在房裏帳子後麵，大媽媽關照我：“來人問大大，就說不在家。”
要債的臉總是陰沉沉的，坐在堂屋裏不肯走。這個才走，那個又來了。
有一位要債的先生問我：“你大大呢？”
我回答說：“我大媽媽不準說他在家。”
顯然這句話漏了餡，這位先生大發雷霆。大伯隻好從房裏走出來打躬作揖，說了多少好話，才把這位先生送出大門。
大伯送客回到堂屋，和大媽媽相視大笑。我莫名其妙的看著他們，不知道他們笑什麽。
在高郵我上過私塾，背過百家姓、千字文、大學、中庸，也上過洋學堂。
不知為什麽，我還到過常州，弟弟開明就是在常州生的，那是1931年。
媽媽生弟弟不久，還睡在床上。大姐國英在堂屋裏掃地，給了我一個小瓶子，叫我到門口河邊弄點水來，可能是灑地用的。那瓶子最多隻能裝一小匙水，難怪，她那時虛歲也隻有9歲。
河邊上停著糞船，有一個木板碼頭伸向河裏。我走到木板頭上，用瓶子去裝水，木板離水麵還有一段距離，偏巧這時候水麵上飄來一顆黑豆，我想把這顆黑豆也裝進瓶裏。誰知一伸手，“撲通”，我掉下河了。河水雖不太深，但要淹沒我這個四歲的孩子是足足有餘的。
我感到水裏很亮，沒有害怕或其他感覺。
有人看見孩子落水了，呼救。我父親聽說我掉下河了，急急忙忙跑到河邊，正好我往上一冒頭，他一把抓住我頭上的小辮子，把我撈了上來。
我是哭著回家的，身上還有糞船上的蛆在爬，難免要洗個澡換換衣服，這些已經不記得了，隻記得，媽媽把正在吃的隻能蓋住碗底的燉蛋拌炒米給我吃，味道當然好得很。
小時候吃的好東西，長大了以後再吃，總不如小時候的味道好。
我還到過川沙，這肯定是在常州之後，上海之前，因為在川沙，開明一點點大，上街時跑丟了，找了半天才找到。
在川沙我上小學。
父親是川沙縣政府的視察員，同學中有人的父親比我父親的官大，所以老欺負我。有一個大孩子叫我把嘴張開，他把玩的手槍紙“子彈”往我嘴裏打，打架又打不過他，所以我怕去上學，開始逃學了。
早上吃過早飯，我背上書包“上學”去了。在一座橋上，看河裏漁船用魚鷹抓魚。我感覺時間很長了，該是放學的時候了，就背著書包回家。媽媽見我問：“怎麽回來了？”
“放學了！”我理直氣壯地回答。
其實，我在河邊才消磨了一個多小時，離放學至少還有兩個鍾頭吶。
這下子闖了大禍了，母親不知從哪裏找來一塊木板，打手心，還罰跪，那天跪的時間可真不短。我也跪出經驗來了，先把屁股壓在這個腳後跟上，累了，再把屁股的重量移到那個腳後跟上，來回更換，總算堅持下來了。
已經是中午的時候了，縣長李冷經過我家，發現我跪在房門口，問清了情況，替我講情，我才獲釋。李冷還和我開玩笑說：“小崔呀，以後買個表，曉得時間就不會那麽早回來了。”
這就是我金色的童年，以父母為中心的童年，沒有優厚的物質生活，但也無憂無慮的童年，遙遠而難忘的童年啊！
假如在我還是一個兒童的時候，就知道我一生將走過一條什麽樣的道路，那我將改道而行。可惜人生的道路不能預知，走過的路，不能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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