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onster or the Lamb, 魔鬼或羔羊, 這篇主要講了兩個發人深思的人物。
一個是作者報社裏不起眼的同事Hensch，在作者離開德國的前一晚，Hensch去到作者家裏，懇請作者照顧他的未婚妻，她必須離開德國。 他非常的害怕，納粹高層要做的事情，是那麽不可思議，所以她必須離開。但是當作者要求他一起離開時，他卻說：自知資質平庸，隻有加入了納粹，才能成為somebody，那些出身優渥，天資聰穎，有廣泛人脈的人不夠靈活，也不會幹dirty work。 然而， Hensch 的未婚妻並沒有聯係作者。十多年後，作者再次聽到Hensch 的消息是在報紙上，這位以凶殘著稱的納粹惡魔在法蘭克福一棟被炸毀的房子的地窖裏，被美國士兵抓獲後自殺。
另一位，Schaeffer 就是Hensch 口中的那種出身優渥，天資聰穎，有廣泛人脈的人。 他作為羅斯福總統的朋友，已經拿到時代周刊和財富雜誌的聘書，卻在納粹上台後，執意要回到柏林，為了延續Berliner Tageblatt 雜誌——他的伯樂, 猶太主編Theodore Wolff 一生的心血，為了阻止納粹將德國帶入更糟糕的境地，必須是他，隻能是他，他不能坐視不管。結果，在剛回到德國的兩個月，他被樹為典型，再後來被納粹用來洗地，和外國大使周旋，兩年後，他和他想要延續的雜誌社都被清算，消失的無影無蹤。
作者反思，這兩個人，或者這兩類人，最後都淪為納粹的工具，誰的危害更大，罪惡更深？ 也許真正的惡魔不是他們。而是，文中提到的另一個/類人：法蘭克福大學備受尊敬的諾貝爾化學獎教授，在納粹頭子接管大學宣布了不可以使用任何猶太教師後，隻問到： 是否會影響到科研經費。他們沒有殺人，沒有撒謊，他們隻是忽視邪惡。 這才是最大的惡。
這三類人，是不是都很熟悉，文革時的積極分子，50年代回國的精英們，和麻木的中國人。
不要高估自己，不要低估邪惡。最終所有人都會被邪惡反噬。
Noel Brailsford—The Last of the Dissenters 一個才華橫溢的，曾經非常有影響力的作家，a “loner”, 出生於宗教家庭，卻反宗教； 在牛津頗受好評，卻因為組織反戰遊行，無法再回到學術圈；作為印度獨立的主要倡導人，但如他所預見，在印度獨立慶典上沒有他的名字（他堅持印度獨立，不是因為這樣對印度好或者不好，而是對英國好。 他並不喜歡"聖人"甘地，甚至是厭惡， 稱他是一個把宗教和政治融合到一起人。） ；被俄共利用，又被無情拋棄…… 作者把他比作狄更斯筆下Hard Times 裏的英雄 Stephen Blackpool. 因為良知，永遠不可能和政治力量結合。
當然，他落寞的結局，和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也有關，一些大方向上的判斷錯誤。
有良知的浪漫主義文人的下場，大抵就是如此， 無論哪個時代，哪個國家。
青春，現在回頭看，都是美好。當時，煩惱可一點都不少。那種迷茫，那種忐忑，那種患得患失，現在回想起來都是甜蜜。
責任多，也是保持活力的一種方式。很多人，其實是閑不下來的。
豐惠的讀書筆記記得真好，真詳細，佩服！
最近看人說：青春是什麽？如果你的身體好，責任少，那你什麽年齡也能擁有青春。這句話看著簡單，其實最不簡單，我們的責任一旦背上就無法推卸了。
不光是對孩子、老人、事業單位的責任，還有對社會的，聽到的真相就無法再假裝不知道。但我真的很希望回到十來歲時的精神世界，不去想那些糟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