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讓我們轉到另一個討論。根據他們的框架和研究，人口似乎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具有包容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從他們研究的例子來看，歐洲和美國一開始就沒有多少人口可供抽取。相比之下，例如，中國龐大的人口，在其曆史進程中，為提取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例如，如果有人不願意接受最低工資的工作，那麽找到替代者就容易得多，因此沒有動力為他們提供更廣泛的福利。
根據阿西莫格魯、約翰遜和羅賓遜開發的框架，人口規模可能是決定製度是具有榨取性還是包容性的關鍵因素。簡而言之：
勞動力充足性和工人可替代性：
在人口眾多的國家，如中國，有大量的工人。如果雇主可以輕易取代拒絕低工資、最低福利工作的工人，他們就沒有動力提供更高的工資或更好的工作條件。這種動態可能會助長更多的榨取性製度，因為它削弱了工人的議價能力。相比之下，在像歐洲或美國這樣的國家——曆史上人口較少或勞動力短缺——工人擁有更大的杠杆作用，這會迫使雇主提供更好的工資和福利。這就是為什麽這些社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展出更具包容性的製度的原因之一。
製度反饋循環：
阿西莫格魯、約翰遜和羅賓遜認為，當製度具有榨取性時，它們往往會將權力和財富集中在少數精英階層中。在勞動力豐富的國家，過剩的工人可能會強化榨取性做法。雇主和政治精英受益於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有限的勞工權利。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降低投資人力資本和改善社會保障的動力，因為當工人很容易被取代時，維持最低福利水平的成本會更低。
中國的曆史動態：
縱觀中國的大部分曆史，龐大的人口使得統治當局能夠實施從勞動力中榨取剩餘的政策。例如，在不同時期，國家可以依靠大量勞動力進行公共工程或工業生產，而無需提供廣泛的社會福利。盡管現代改革推動中國在某些領域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政策，但龐大的人口規模仍然造成了一種結構性的榨取傾向——尤其是在低工資是常態、農村和流動工人（他們往往缺乏正式保護）占主導地位的行業。
其他促成因素：
雖然人口規模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它並不是包容性的唯一決定因素。法律框架、政治問責製、文化規範和曆史軌跡等因素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即使人口眾多，一個國家如果能加強勞工權利、投資教育和醫療、促進社會向上流動，也能發展包容性製度。相反，如果政治體係仍然高度集中和榨取，人口少並不能自動保證包容性。
讓我們思考一下榨取型國家和包容性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關係如何。由於資本總是尋求更高的投資回報率，資本流入采掘型國家將使兩類國家的采掘型精英之間能夠合作，從而最大化投資回報率。由於勞動力價格可以被壓低，包容型國家人民的影響力就會減弱，包容型國家就會受到削弱。從這個角度，討論這種可能性，以及如何保護包容性免受這種剝削。
在全球化經濟中，資本流動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互動關係正在對包容性製度構成新的挑戰。這種動態不僅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權益，也正在逐步改變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結構。要理解這一複雜現象，我們需要深入分析資本流動的本質及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資本始終在追求更高的投資回報率(ROI)，這種追求使其自然而然地被勞動力成本較低、勞工保護相對薄弱的經濟體所吸引。在勞動力供應充足且容易替代的采掘業國家中，由於雇主傾向於支付最低工資，勞動力成本通常維持在較低水平。這種情況創造了一個特殊的經濟環境：這些國家的采掘業精英們能夠通過監管套利和壓低生產成本的方式，與其他地區（包括那些具有更包容性製度的經濟體）的資本所有者合作，共同追求利潤最大化。
當資本流入采掘業國家時，其影響並不僅限於這些國家的工資水平，還會通過全球供應鏈的連接擴散到具有包容性製度的國家。例如，當跨國公司將部分生產環節轉移到采掘業勞動力市場時，包容性經濟體中的工人會發現自己正在與來自低工資國家的同行展開競爭，這種競爭壓力會削弱他們的工資水平和議價能力。
這種動態對包容性製度構成了潛在威脅。在傳統上，包容性國家依靠強有力的勞工權利和保護措施來確保較高的工資水平和廣泛的社會福利。然而，隨著資本越來越多地與人口眾多國家的采掘精英合作，尋求最廉價的勞動力，即使是包容性國家的工人也開始麵臨工資和福利的下行壓力。這種趨勢正在逐步削弱工人的談判地位，並可能隨著時間推移侵蝕包容性製度帶來的收益。
這種現象可以被視為一場"競相壓價"的競爭：為了維持經濟競爭力，包容性國家可能被迫放鬆勞工標準或接受更低的工資水平。這一過程不僅會進一步鞏固資本控製者的權力，甚至會在傳統的包容性體係中強化采掘性做法。
麵對這些挑戰，維護包容性製度、防止勞動力剝削需要采取多管齊下的策略。首先，包容性國家可以通過加強國內監管來應對這些壓力。這包括強化甚至擴大勞動法適用範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強工作場所保護等措施。通過確保國內工人保持強有力的法律保護和議價能力，政府可以緩解外部資本流動帶來的負麵影響。
其次，將勞工標準納入國際貿易協定也是一個重要途徑。通過在貿易協定中加入關於公平工資、工人權利和社會保護的可執行條款，有助於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防止惡性競爭。
投資人力資本和創新同樣至關重要。包容性製度的優勢往往建立在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基礎之上。通過加大對教育、培訓和技術創新的投入，包容性國家可以將競爭優勢從低勞動力成本轉向高生產力和高附加值生產，從而減少與采掘經濟體在工資層麵競爭的壓力。
健全的社會安全網和累進稅製可以幫助緩解全球競爭給工人帶來的負麵影響。即使某些行業麵臨工資下行壓力，精心設計的福利計劃仍能幫助維持整體社會穩定，確保經濟增長的收益能夠得到更廣泛的分配。
提高透明度和加強反腐敗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包容性製度的運行依賴於透明度和問責製。通過加強反腐敗措施並確保對資本流動進行有效監控和監管，政府可以防止采掘國和包容國的采掘精英之間的勾結，維護勞工標準。
最後，國際協調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多邊組織（如國際勞工組織）以及包容性國家之間的聯盟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全球性的規範和標準。這種國際層麵的協調有助於防止采掘性行為的蔓延，確保跨境經營的企業遵守基本的勞工和社會標準。
這些應對策略的實施需要政府、企業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隻有通過多層次、多維度的協同行動，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維護勞工權益，確保包容性製度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平衡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協調國際競爭與國內保護之間的關係將是一個持續的挑戰，需要決策者保持警覺並不斷調整政策響應。
現在讓我們以中國與美國為例來思考一下現實情況。中國是一個長期惡性循環的掠奪型國家的典型例子。美國是一個包容型國家的典型例子。兩國之間的貿易，尤其是 2000 年代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提高了中國在經濟方麵的包容性，但並沒有提高政治方麵的包容性。相反，近年來，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對中國的控製越來越緊，對外則越來越咄咄逼人。與此同時，美國的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被“逐底競爭”機製削弱，尤其是在包容性的經濟方麵。雖然美國有更高的標準法規、勞工標準、更好的創新和更好的社會安全網、透明度和國際協調，但這些措施的執行和與中國的協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共的抵製，因此效率較低。運用我們最近幾次談話中的觀點來徹底分析中美之間的這種情況。
從製度經濟學的視角觀察中美之間不斷發展的貿易關係，可以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製度模式如何在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中相互作用與影響。這種分析框架不僅幫助我們理解雙邊關係的複雜性，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製度差異帶來的深遠影響。
在中國悠久的曆史中，提取式製度一直是主導模式，大量人口在這種製度下遭受剝削。即使在2000年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實現經濟自由化，政治權力依然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中。然而，隨著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該國確實進行了重大的經濟改革，包括開放市場、刺激增長，並在某些方麵改善了經濟包容性，如提高生產力、改善基礎設施和培育龐大的城市中產階級。這種改革雖然提升了經濟包容性，帶來了貿易增長、投資增加和技術轉讓等好處，但政治製度仍然保持著高度的提取性特征，中共不斷加強對內對外的控製，並將貿易作為地緣政治競爭的工具。
相比之下，美國曆史上發展出了包容性的政治製度，以競爭性選舉、健全的法律體係和獨立機構為特征。這些包容性製度支撐著強有力的勞工權利、創新能力和社會透明度。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的經濟包容性也麵臨著"競相壓價"現象的挑戰。全球資本追逐更低的生產成本，企業可能將生產轉移到具有提取性勞動力市場的國家，這對國內某些行業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造成下行壓力。此外，政治兩極分化和監管執行不力有時也會削弱勞工和社會標準的有效實施。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的深度融入全球貿易體係帶來了顯著的經濟轉變。快速的工業化、大規模的出口增長和技術轉讓推動了經濟發展，使得許多工人，特別是城市地區的工人，從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機會中受益。然而，這種融合主要改善了經濟領域的包容性，而政治製度依然保持著提取性特征。中共的持續控製意味著政治參與、透明度和問責製仍然受到嚴格限製。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雖然擁有高勞工標準和完善的監管框架，但麵臨著來自中國低成本生產的日益激烈的競爭。全球資本追求最高投資回報，可能更傾向於投資中國的提取性勞動力市場，那裏工資水平較低，工人易於替換。這種動態可能削弱美國國內工人的議價能力，對經濟包容性產生下行壓力，即使在製度健全的國家也不例外。
這種製度差異造就了獨特的貿易與戰略互動模式。中國的提取型精英可能與美國的企業精英合作，利用美國市場渠道實現利益最大化。例如，跨國公司可能利用中國較低的生產成本，同時在高價值的美國市場銷售產品。然而，這種跨境合作並非沒有摩擦。美國的政策製定者和勞工團體積極推動在貿易協定中納入可執行的勞工和環境標準，試圖保護國內的包容性製度。
中共在維持其提取型政治模式的同時，也抵製著改變國內做法的外部壓力。與此同時，美國雖然擁有高標準的製度，但有時也會因政治兩極分化和監管執行不力而麵臨挑戰。盡管中國承諾提供高勞工標準和社會保障，但缺乏有效的跨國協調可能導致某些提取性做法得以繼續存在。
對中國而言，這種貿易關係的影響是多麵的。一方麵，貿易使數百萬人擺脫貧困，建立起一個規模龐大但分配不均的城市中產階級。全球資本和技術的湧入在某些方麵改善了經濟狀況。另一方麵，中共的持續控製限製了政治包容性，導致利益分配不均，國有企業員工或農村流動勞動力等群體可能繼續麵臨剝削。中共也可能將貿易關係作為戰略工具，既促進經濟增長，又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影響力。
對美國而言，雖然其製度仍然保持著高度包容性，得到強有力的法律保護、社會安全網和創新能力的支持，但來自中國低成本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壓力可能削弱某些領域的經濟包容性。即使美國的民主和法治框架保持穩健，在全球競爭中也可能出現"競相壓低"效應。美國政策製定者試圖通過貿易協定和包含勞工環境標準的監管措施來應對這些挑戰，但有時會受到政治僵局和國際標準執行困難的阻礙。
為了維護包容性製度，像美國這樣的包容性國家需要采取多重措施：加強國內勞工保護，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和支持工會化；將勞工標準納入貿易協定；持續投資教育、技術和勞動力培訓，將競爭優勢從低成本勞動力轉向創新和生產力提升；加強國際協調，通過多邊機構製定全球標準。
對於像中國這樣的提取型國家，隨著人口壓力增加（如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可能被迫采取漸進式改革，加強對工人的保護並擴大社會福利。然而，這種改革可能僅限於經濟領域，而不會擴展到政治多元化。持續參與全球市場可能促進規範和最佳實踐的傳播，即使政治製度保持提取性，接觸國際標準也可能產生提高包容性的內部壓力。
從阿西莫格魯、約翰遜和羅賓遜的理論框架來看，提取型國家與包容型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確實是一把雙刃劍。貿易幫助中國提高了經濟包容性，推動數百萬人脫貧並融入全球供應鏈，但並未改變其提取性的政治製度。美國雖然受益於強大的包容性製度，但麵臨全球競爭壓力，可能導致某些行業出現"逐底競爭"。維護包容性需要包容性國家加強國內保護並推動國際協調，確保全球資本流動不會僅僅利用國外較低的勞工標準來損害國內工人權益。這種複雜的互動關係表明，雖然人口和貿易動態至關重要，但製度的強度和適應性、以及旨在保護這些製度的政策，才是決定提取型國家和包容型國家長期發展成果的關鍵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