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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100年前，麵對中國落後而任人宰割的局麵，知識精英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一種“大拒絕”的姿態，並召喚“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這兩個神靈降臨中國。
今天，中國似乎已經在經濟上“崛起”，但被階層固化、貧富懸殊、道德滑坡、公平正義缺失的陰影所籠罩。而在關乎“中國走向”的公共爭論中，不講邏輯的非理性情緒四處泛濫。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的風險驅之不散。
“現代化焦慮”，尤其是“民主焦慮”，又把很多人攫住。
為什麽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大業如此艱難？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這是因為，從古代開始，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中國就缺乏 “邏先生”（邏輯），一路演繹下來，終成今天的局麵。正是中國人不太講究邏輯的思維方式妨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這種聲音一口咬定，中國絕大多數公民與邏輯的距離，就是中國與世界現代化的距離。
思考時是否要按邏輯來，真和一個國家、民族的現代化、民主有關係嗎？為破解窒息這個社會的諸多困局，今天中國人在思想上該檢討什麽？該如何去思考？
《南風窗》（記者石勇）就此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作為哲學家，他對影響到了西方和中國在“想什麽”、“如何想”的問題上，有著深刻洞見。
《南風窗》：不講邏輯好像是現在中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公共領域的爭論，多自立場開始，以人身攻擊結束。而某些政府部門“你和他講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製；你和他講法製，他和你講政治……”的背後，其實也是耍賴，不講邏輯。還有另一種不講邏輯的方式。大家習慣了玩類比、玩隱喻、玩象征、玩暗示來“講道理”。我們從小就被訓練玩各種文學的修辭手法。這些在思想上會有什麽後果？趙汀陽：和你一樣，我也不同意依靠玩這些文學手法來“講道理”。它們可以製造趣味，但不適合用來論證。把“修辭法”（亞裏士多德說的）用於論證，就容易形成詭辯或胡說。希臘人很擅長修辭法，就像他們擅長邏輯一樣，古希臘的許多“群眾領袖”喜歡在廣場使用修辭法蠱惑人民。亞裏士多德早就知道，修辭法會遮蔽真理。《南風窗》：類比估計是很多人最常用來“講道理”的了。比如“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的諺語。這樣幹時，我們好像沒有注意到有一個“賴爾峽穀”：不同範疇的事物，比如A和B，你要從A的成立證明B成立，必須先證明B和A在某些方麵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邏輯上可以等值”的橋梁，才可能通過這個“賴爾峽穀”。趙汀陽：我倒不反對諺語。諺語所說的無非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其中是沒有論證，諺語使用修辭法不是在論證，而是為了製造有趣的表達效果，各國的諺語都差不多。至於現在為什麽許多人不講邏輯，我無法充分了解其原因，也許是為了饒舌，為了有趣，為了胡攪蠻纏，為了回避真相，為了欺騙，等等，總之是故意不講邏輯。但我還想使用韓非的可信賞罰理論稍加解釋：如果做某事就總能夠獲得可信的回報（物質回報或榮譽回報都算在內），那麽人們就會紛紛自動做某事。可以想象，如果宣傳能夠獲得可信回報，那人們就會熱衷宣傳，如果追求真理沒有可信的回報，追求真理之人就會減少。《南風窗》：在邏輯思維能力上，老外好像都一致唱衰中國。黑格爾說，邏輯在中國就玩不轉了。愛因斯坦則認為，中國沒有西方科學的兩個基礎，即形式邏輯和通過係統的實驗找出因果關係，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列維-布留爾更狠，暗示中國古人的那類“天人感應”純粹就是“原始思維”，說古代中國的那些“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病理學、治療學以及諸如此類的浩若煙海的百科全書”，全是扯淡。對於這些說法，您是怎麽看的？趙汀陽：每一個邏輯學家都會跟你說，黑格爾才不講邏輯。黑格爾想象的是“辯證邏輯”，那是邏輯的反麵教材。辯證法是一種形而上“語法”，請允許我使用這個不太準確的說法，辯證法在邏輯上無用，但在哲學上是有用的，可以用來發現事物所暗含的“別的可能性”。有趣的是，經過流俗歪曲之後的黑格爾“辯證邏輯”在中國似乎頗得人心，不知道黑格爾會有何評論。愛因斯坦的說法有些道理，但需要更多解釋。而列維－布留爾的說法恐怕基於對中國思想的無知，無需多論。《南風窗》：說“中國人邏輯不行”，似乎和以前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中國人不聰明”屬於同一個偏見係列，而後兩者早被證偽了。如何也證偽前者呢？趙汀陽：邏輯能力來自何處？這是個問題，直覺主義數學家們相信邏輯來自數學，但理由似乎不充分。許多哲學家相信邏輯其實是語言的一種深層語法。這個看法比較容易理解，事實證明，隻要有語言能力，就必定有邏輯能力。我會同意說傳統中國重視思想卻不重視理論，而且也不重視邏輯訓練。但邏輯訓練不夠不等於沒有邏輯能力。《南風窗》：一直有人指控說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能力是從古代經典文本開始的。最先是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說近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萌生，和《易經》有很大關係。然後是其它人，說《易經》、《論語》、《孟子》等充斥著大量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趙汀陽：前麵我說了，中國古代經典多數表達的是思想，不是理論，有些觀念之間不一致也不足為奇，而且還必須考慮到，生活本身充滿矛盾，因此，表達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矛盾，反而是如實反映了生活。這不是不講邏輯。《南風窗》：孔子說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人問：為什麽是三年而不是兩年、四年？沒有任何理由。這有點類似於“辯證法”的一個邏輯困境：為什麽是一分為二，而不是一分為三、為四？如何評價這些指控？趙汀陽：就為什麽是“三年之孝”而不是別的選擇這個事情而言，我想說，這裏並沒有什麽邏輯問題，隻有文化或情感問題，而且要考慮時代背景。假如孔子再世，他一定會考慮到今天的生活節奏，恐怕就不會推薦三年了。當年孔子為什麽推薦三年，理由待考，我猜想或許是與父母養育嬰幼兒的時間大致對稱，當然不是嚴格對稱，隻是一個在感情上大致對稱的選擇。如果在這些事情上用邏輯來抬杠，恕我直言，恐怕既不知學術為何物，也對情感缺乏體會。《南風窗》：按這種說法，前麵我們所談到像“天人感應”之類的神秘主義觀念，是否也不能用一句“不講邏輯”來打發？《南風窗》：我們同意，邏輯思維必須講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國古代的一些經典文本，好像喜歡玩模糊、神秘。像《道德經》裏麵“道可道”中的“可道”，有人說是“可說”的意思，而您說是“有規可循”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與合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個觀點，說“中國古人的知識追求與超驗問題無關，基本上是以生活問題為界的知識追求，即使是那些關於自然萬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陰陽五行之類，也是關於生活知識的藝術注釋，決非‘科學’探究”。我不知道，這是否可以理解為這樣幾個問題：中國古人其實不喜歡在生活之外玩神秘；中國古人對關於世界本質的知識論追求沒有興趣—因為這樣，因此也不太講究西方人玩的那些邏輯？趙汀陽：古代中國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類生活問題上，倫理、政治、戰爭、和平之類。不過西方思想也同樣關心這些問題。如果說中國和西方思想有哪個最大區別，我願意說，西方思想尋找永恒的、絕對的、不變的、完美的、完備的、終極的概念，西方的兩大根基思想，希臘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絕對無私的犧牲（耶穌）、絕對純潔的母親（聖母）、千年不壞的城堡、絕對無瑕的鑽石、無敵超人，如此等等。完美意味著永恒、超曆史、無變化，而邏輯最適合談論此種概念；古代中國的思想意圖在於理解永遠流變的、不確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狀態。易經、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設完美概念，而重視永遠在途中的“存在狀態”。《南風窗》：如何理解中西兩種思路在“是否追求完美”上不同，但並不暗示就有高下之分？趙汀陽：舉個例子，裏程碑式的哥德爾定理挫敗了數學的完備性和一致性夢想（數學最能代表完美概念），曾經讓數學家們擔心真理永遠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國數學家或哲學家聽說了哥德爾定理，一定不會感到煩惱，而會相見恨晚，以老子的觀念看，不完備或不一致就是一切存在的真相。事實上，隻要一件事實或問題涉及“無窮性”，就必定不完備或不一致。易經想象，陰陽需要動態均衡；在孔子眼中，聖人也有不足之處；在老子看來，存在如水，沒有哪一個存在狀態是絕對好或好到不可變化的。這種“在路上”的狀態沒有邏輯既定的必然性，永遠分叉，永遠有歧途，而歧途也未必不能壞事變好事。這種思想與有沒有邏輯能力無關，而是思想問題和意圖不同。《南風窗》：邏輯學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確定的7門基礎學科之一，可見它的重要性。您曾經做過兩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日”中國項目的策劃，對中國人提高邏輯思維能力有什麽樣的期待或建議？趙汀陽：前麵說到了，人人都有邏輯能力，但邏輯水平可以提高。邏輯學教學應該有助於邏輯知識的普及。不過，擁有邏輯知識並不能保證有效地應用。我見過一些邏輯學博士，驚訝地發現，他們熟知邏輯定式和推導技術，但似乎隻在進行抽象符號演算時才顯示出思維的邏輯性，而在思考其他問題時卻並無優勢，甚至有時很不講邏輯。這個怪事使我意識到，邏輯不僅是一種技術，而且還是一種態度，準確地說就是理性態度。如果缺乏理性態度，多高的邏輯技術都無以致用。因此，與其學會邏輯技術，還不如學會理性態度更重要—毛澤東時代有過“學一點邏輯”的運動，似乎並無明顯效果。至於如何才能學到理性態度，我不知道。也許至少需要意識到兩點：自己喜歡的觀念未必是正確的；正確的觀念需要論證或者證據。
文章來源：慧田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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