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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8日，胡適在台北木柵溝子口演講，這是私立世界新聞高級職業學校所在。學校是一所小學校，且1956年秋才開辦，人數不過兩百餘人，可創辦人卻大大有名，是成舍我先生。成先生1933年創立了“北平新聞專科學校”，這是遷台後的複校。胡適與成舍我也是老朋友，早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時期就已熟識。
在新聞學校演講，自然是講新聞，今日的主題是“新聞記者的修養”。能講的角度很多，不知怎地，胡適講到記者要多看偵探小說，“偵探小說是提倡科學精神的，沒有一篇偵探小說不是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去求證一件事實的真相的”；“我們中國文學的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最好的偵探小說”。
接著意欲未盡，又殃及池魚，提到“現在有許多報紙都刊武俠小說，許多人也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
胡適說的是誰？據唐德剛在《胡適雜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179頁）裏寫到，胡適夫人江冬秀找不到麻將搭子時，“就讀武俠小說，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數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書架上，竟亦施施然與戴東原、崔東壁諸公揖讓進退焉”。
聽得出來，唐德剛對金庸不太客氣。
不過，胡適說的應該不是金庸。台灣武俠小說的開拓者是郎紅浣，他本名郎鐵青，原籍北京，出生於旗人家庭，自1952年起在《大華晚報》連載《占瑟哀弦》《碧海青天》《海恩仇錄》《莫愁兒女》《珠溶銀垃》《劍明詩魂》六部曲。郎紅浣的創作深受王度廬影響，作品無論構思、敘事還是筆法，都與王度廬的鶴鐵係列一脈相承。
郎紅浣的創作，比梁羽生還要早兩年——梁羽生1954年才在《新晚報》連載《龍虎鬥京華》。五十年代前期，台灣武俠小說的大局全仗郎紅浣獨力支撐。遺憾的是，郎紅浣的開創之功很少有人提及。當然，到了1958年前後，台灣武俠小說三劍客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已登上文壇，三劍客以豐厚的創作，揭開了台灣武俠小說新的一頁。
胡適說的，更可能是他們。
不過，看到次日“中央社”報道關於胡適演講的內容，金庸倒是異常憤怒了。12月10日他在《明報》發表了社評《最下流之胡適之》，文中稱，“翻閱胡適從前文章，這一觀念數十年來一直不變，胡適認為《水滸》是誨盜之作，粗暴下流，京戲內容無聊，毫無價值，中國人懶惰肮髒，不可救藥”。
金庸接著寫到，“胡適既認中國人如此混賬，胡適之博士胡適之乎？何以又適台灣也？原來在胡博士眼中，台灣非中國地也，乃美國地也。胡適之適台灣，非履中土，乃處於我祖宗老爺美國之偉大土地也。於是美國人送‘我的朋友胡適之’以博士銜，有骨氣之中國人卻稱之為‘最下流之胡適’”。
且不說金庸這社評是以胡適幾十年前的觀點來評價今日的胡適，後來這一通台灣與美國的理論，邏輯著實讓人大跌眼鏡。在傅國湧看來，“這大概是金庸社評中最輕佻、大失水準的一篇了”。
兩個月後，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動大批警力，前往大小書店、租書鋪搜査，査禁了九十七種武俠小說，其中就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碧血劍》，當然，這都不是正版，而是從香港運到台灣翻印的。台灣當局認為，這些書“毒素頗深”，是“統戰書本”，“影響讀者心理,危害讀者安全”。
幸好這一次，金庸沒有再寫一篇社評把當局的行動和胡適的演講聯係起來。
時隔兩年多，1962年2月12日，《明報》發表了名為有條《胡適公開逼蔣下台》的“本報訊”，後麵還有一條嘲諷胡適的編者按:
“國大”開鑼在即，胡適卻公開要求蔣介石以“雞犬不驚”的方式將“政權移交”出來。
“雞犬不驚”，反麵就是“雞犬不寧”。換言之，胡適以此威脅老蔣：如不交出“政權”，今日台灣就會雞飛狗走。
“不驚”反襯“不寧”，句中殺氣騰騰。此事足可證明，雞鳴狗盜之徒在台灣大有人在，而此輩後麵蓋有使花旗銀紙之假孟嚐君作老板耳。
都說金庸社評好看，如果是這種文風，不看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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