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試未及格前，一個壞學生沒有資格講“製度創新”

編者按：楊小凱教授生前被認為是最有實力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華人經濟學家。他是最早提出“後發劣勢”思想的學者。今天，在中國進入經濟痛苦轉型的背景之下，重溫楊小凱先生對於中國改革發展的提醒，實在是一件必要且急迫之事。書話特別編發先生生前一篇重要文章，以饗各位朋友。

楊小凱（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男，漢族，原名楊曦光，傑出的華人經濟學家。生前任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學係首席教授。原籍湖南省湘潭縣，出生於吉林省敦化縣。他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他已出版的中英文專著包括：《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使他獲得了世界級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楊小凱曾經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2002年和2003年）。2004年在澳大利亞去世，享年56歲。

今天的中國經濟學家經常談論經濟發展的後發優勢。但是他們很少注意西方經濟學家所關心的後發劣勢。經濟發展中的後發劣勢又被稱為“對後起者的詛咒”。它是指下列現象：經濟發展中的後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間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用技術模仿來代替製度模仿。因為製度改革比模仿技術更痛苦，更觸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術的空間反而使製度改革被延緩。這種用技術模仿代替製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長期代價極高。

世界上第一個發展成功的國家英國是靠憲政秩序，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製度富強起來的；而法國經濟在19世紀前卻因專製製度和政府任意侵犯財產而落後。我們曾經推斷，在20世紀前，靠國有企業，專製製度和中央計劃絕不可能實現成功的工業化。但是蘇聯1930年代卻用專製製度，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通過模仿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這種短期的成功，使俄國的憲政和法治的製度基礎設施至今沒穩固建立起來。俄國人民為此付出極高代價。不但長期經濟發展受損，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這是一個後發劣勢的例子。

清朝的洋務運動是另一個例子。日本政府是抱著當個好學生的態度模仿資本主義製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業為何物時辦過少數“模範工廠”外，基本不搞國營企業。它很快賣掉“模範工廠”後，基本再不辦國營企業。政治製度也學西方，搞政黨自由和議會政治，隻是不肯放棄天皇的實權。但是後搞洋務運動的中國，卻想在不改政治製度的條件下，用國有製(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製(官督商辦)，通過模仿技術來實現工業化。這在當時效果當然好過洋務運動前的中國經濟。但是這卻使國家機會主義製度化，政府與民爭利，既是遊戲規則製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員，因此私人經濟無法生長起來。最有趣的是，洋務運動中由於政府堅持國營企業的主導地位，壟斷資源，很多私人企業就真的不如國營企業有競爭力。

今天，我們都知道這種堅持官辦企業的製度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國，用國有製(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製(官督商辦)，通過模仿香港和台灣的勞力密集產品出口導向新工業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術來實現工業化，卻相當成功。很多鄉鎮企業也是相當於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這種極落後的製度，在今天卻被很多人說成是“製度創新”。從俄國的教訓，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對後起者的詛咒”。它可能用技術模仿代替製度改革，產生很高的長期代價。

80年代中國家電產業的發展基本是國有企業占主導，這個發展過程是個典型的用技術模仿代替製度改革的過程。成套設備的進口是技術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術模仿代替製度改革。政府壟斷銀行業，保險業，汽車製造業，電信業，並用模仿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來代替製度改革，也是中國的後發劣勢。這種後發劣勢的最重要弊病並不是國營企業效率低，而是將國家機會主義製度化，政府既當裁判，又當球員。在這種製度下，國營企業效率越高，越不利長期經濟發展。　

另幾個中國的後發劣勢的例子是電子商務、股市和期貨市場。大家已看到了國有公司壟斷的條件下，期貨市場不可能成功。但卻相信電子商務中國有後發優勢。我卻相信電子商務方麵中國也有後發劣勢。隻要看看絕大多數網絡公司都是國有公司或官商合辦，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一點。中國50年代也自認在電子工業中有後發優勢，結果超英趕美的豪言壯語成了曆史笑話。當年在電子工業方麵與中國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實實學資本主義製度成了工業大國。二戰後，美國軍事占領當局為日本起草了一部憲政主義(而不是將政府的無限權力製度化的蘇聯式)的憲法(由公民投票通過)，國會又通過公平競爭法，解散了壟斷性私人財閥(在美國壓力下)，形成經濟中的戰國紛爭局麵。憲法中的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及專利製度成為日本成功的動力。今天中國想在政府壟斷銀行業和資信業的情況下獲得電子商務的後發優勢是絕不可能的。中國因為政府壟斷銀行業，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無法普及，而這二者是電子商務付款的主要方式，沒有它們電子商務怎能發展?

股市是另一後發劣勢的例子。中國股市的硬件已達國際水平，但嚴格限製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給私人公司開證卷公司的許可證，因此股市成為向股東吸血來補助低效的國有公司的工具。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吃了財政，吃銀行，吃完銀行吃股東”。這卻被有些人說成是“製度創新”。日本和中國的比較說明，要獲得後發優勢，一定要先做個學習成功製度的好學生，在考試未及格前，一個壞學生是沒有資格講“製度創新”的。

我參觀浦東時，對中國的後發劣勢深有所感。浦東的加工出口區，85%的企業是“官商合辦”(中國國營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頭蛇的身份，利用其對土地和其它資源的壟斷權，與外國和中國私人企業直接爭利。大多數自由經濟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區隻是租地，提供服務，通常不經營企業。在自由經濟中，私人企業很少會自願與政府合資，而浦東政府在加工出口區又是用“官商合辦"，模仿技術和資本主義管理方法來延緩製度改革。表麵上頗有成效，實際上留下製度隱患。我6月去南韓開會，了解到南韓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對私人銀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長的特權。金融危機後的改革也主要針對這一落後的製度, 即廢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長的特權。但是，我從不少中國人聽到的，卻是他們欣賞南韓的大公司製度，說是中國的國有企業也要搞公司集團。但我在南韓所了解的事實是，南韓的大公司絕大部分是私人公司，連大部分銀行也是類似中國的民生銀行的私人銀行。改革前，這些銀行也象民生銀行一樣由政府指定董事長。這政府的特權正是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

我在浦東還聽到政府辦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驚，連風險投資這種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來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產業政策(英國成功的經濟發展之特點就是沒有產業政策)，可見中國的後發劣勢有多麽嚴重。現在大家都在講進WTO後，民族工業會如何受到打擊。正如張維迎所言，如果打擊的是國有企業，有可能對中國經濟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汽車工業沒有競爭力，他們卻沒搞清，沒有競爭力的是中國的國有汽車工業，而不是中國的私人汽車工業。我相信，如果限製私人經營銀行和汽車工業的規例被廢止，中國在10年內會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國私人汽車製造商。看看私人公司"遠大"(遠大空調）的經驗很多人也會同意我的看法。

中國到處都有“科教興國”，“教育興國”的口號，這都是後發劣勢的表現，真正要利用後發優勢應該提倡“製度興國”，“法治興國”。

學者可分兩種：一種是學問大於生命，生命受學問支配；另一種是生命大於學問，生命因學問的滋養而變得更加飽滿豐富，乃至氣象萬千。

對於楊小凱，我們竟然無法界定他是學問壓倒生命，還是生命壓倒學問。楊小凱一生隻有56年光陰，但他卻用向死而生的態度，用超越常人的意誌力和勤奮，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 18歲那年，一篇《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讓“楊曦光”三個字天下皆知，卻也讓他遭遇了十年牢獄之災。在獄中他用常人無法想像的意誌力完成自我啟蒙和學習，還獨立推導出四個極其重要的經濟學理論，在他走出監獄大門的那一刻，楊小凱再次成為那個時代最耀眼的明星。

· 1983年，費盡周折的楊小凱，遠赴普林斯頓大學經濟係深造，並於1987年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一個隻讀過一年高中的中國人，短短四年時間就站在了世界經濟學的象牙塔尖。

· 2001年，楊小凱被確診為肺癌晚期，醫生說他最多隻能活三個月，然而，他再次創造了奇跡——將三個月變為三年。生命的意義從來不是用長度來衡量的，楊小凱不僅以超人的意誌與病魔鬥爭，而且再次將目光轉向他的祖國的曆史轉型，並撰寫了數篇石破天驚的文章。

END

請考慮把這裏的信息轉給中國大陸的親友

楊小凱｜對後起者的詛咒：在考試未及格前，一個壞學生是沒有資格講“製度創新”的（洞察現實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