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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無禁區》風波
6月1日，李洪林先生去世了，享年91歲。在1979年4月的《讀書》雜誌創刊號上，他的《讀書無禁區》一文曾引起軒然大波。
李洪林
1979年4月創刊的《讀書》，是中國改革開放在思想領域裏一個標準的誕生物。在那個精神世界經曆了長期禁錮而剛剛得到釋放的年代，《讀書》提供的思想營養、文化視野以及人文關懷精神整整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由此也被視為“新啟蒙時代”的象征之一。
《讀書》創刊號
從1979年創刊至今，《讀書》走過的30多載曆程，恰恰伴隨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有人說，《讀書》的曆史，既是改革開放的曆史，也是社會轉型期的學術史、思想史，更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讀書》從第一期起，就旗幟鮮明地打出了思想解放的旗號。而當時引來激烈爭議的文章《讀書無禁區》更成了標誌性事件。
對於當時的情形，倪子明回憶，編委會在討論第一期稿子作什麽時，大家都煞費苦心。李洪林是中宣部理論組負責人，“搞刊物的人平時都認得，打過交道”，於是編輯部約來李洪林寫文章，李洪林很快寫來文章《打破讀書的禁區》，大家覺得文章寫得很好，但是題目太羅索。當時“科學無禁區”的口號很普遍，“既然科學可以無禁區，讀書也可以無禁區”，跟範用和史枚商量後，改了變成了一個簡單明了的題目：《讀書無禁區》，“我們也征求了李洪林本人，他也沒意見”。
《讀書無禁區》手稿第一頁
大家沒有料到的是，此文一番，頓時引來軒然大波。“當時出版主管機關找我談話，批評《讀書無禁區》的提法不妥。我說明此文寫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目的批判“四人幫”的文化專製主義，打破他們設置的精神枷鎖。”範用回憶。倪子明也有專門就此事向上級部門專門作過解釋說明的記憶，雖然未得到處罰，“但還是認為口號提得不好，要我們以後注意”。
陳翰伯堅持認為“讀書無禁區”的提法沒有錯。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讀書》裏，陳翰伯親自執筆著文，重申辦刊宗旨，坦蕩地堅持‘讀書無禁區’的主張，並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絕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聽憑某一聖哲一言定鼎的辦法，更是不足為訓。我們願意和讀者一起在激蕩的思想海洋裏，各自拿出一點智慧來……” 在《讀書》創刊20周年時，“讀書無禁區”變成了一枚圖章，也銘記了這一值得記錄的事件。
伴隨《讀書》的成長史，還有無數的小坷小絆。沈昌文回憶說，當時上麵某領導對《讀書》的定位很不滿意，對方說：“你們要作‘思想評論雜誌’，膽子也太大了，我們除了《紅旗》以外，哪有一個刊物敢叫‘思想評論雜誌’？”沈昌文回去後趕緊“改天換日”，在思想後麵加了“文化”兩字，改成“思想文化評論雜誌”。倪子明回憶說，曾經有人提議把《讀書》與上海的《書城》合並，但遭到大家的堅決反對，後來不了了之。據說上麵有這樣的言論：“《讀書》不能停，我們要看它說些什麽話、想些什麽事。”
上世紀80年代的《讀書》編輯部
董秀玉回憶的另一個小故事也頗為有趣。1983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中，《讀書》險些成為重災區。某一天，中宣部主持清除精神汙染大會，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雜誌到上級部門做檢查。“我和老沈寫好了檢討稿，我們到了會場，大家正在討論《讀書》雜誌的問題，還沒輪到我們發言，突然會議中間主持人被叫了出去，說中央有緊急會議，會暫時先不開了”。大家後來才知道，主持人是被叫去開取消精神文明汙染運動的會了。雖然這一次“死裏逃生”的經曆，但《讀書》“問題很嚴重”，“要停刊”的傳言也一直成了籠罩在大家心頭的陰影。
但大家沒有意料到的是，一個看似偶然的事件為《讀書》帶來了新轉機。
對此，沈昌文有比較詳細的回憶：“1983年7月29日，全國通俗政治理論讀物評獎大會在新僑飯店召開，我沒有參加。回來出版局發了胡喬木的講話稿，我看了以後大吃一驚。胡喬木在講話中說：有人說《讀書》應該停掉，在我看《讀書》已經形成它固定的風格了，它有自己的讀者範圍，可能不宜改變或至少不宜做大的改變——看來，喬公已經知道有一種聲音要停辦或對它做‘大的改變’，而他顯然並不支持這意見。”沈昌文胡喬木還說，他希望仍然把《讀書》雜誌辦下去，而另外辦一個刊物，來滿足另一些需要。參加了那次大會的倪子明回憶，在那次講話中，胡喬木似乎是無意間提到的《讀書》，但無疑，他用這樣一種巧妙的方式保護了《讀書》。
胡喬木
胡喬木與《讀書》的緣份不止於此。沈昌文回憶，1987年某日，《讀書》編輯部忽然收到“胡辦”送來一信，其中有胡喬木寫給沈昌文和董秀玉的親筆信。原文如下：
讀書雜誌編輯部：
由於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關同誌再三表示希望出版我的詩集，我已將一些所能找到的新舊體詩（詞）略加裁汰，編為一集，現已付排。本不打算實際寫什麽序，後來的一椿偶然事件觸發了我，我頓悟有義務把毛澤東對所作詩詞的修改公之於眾，這就不得不費力寫一篇前記，亦已付排。今天想到，這篇前記或可投諸貴刊。聊供某一部分，尤其是並不打算買書的讀者閱看。但這篇東西並非介紹別人別國的著作，隻是提供一些史料而已，故亦有違於體例。如何是好，諸希裁奪。 胡喬木 八月二十日。
“此信看後大驚，因為此前若幹時候，亦有‘某辦’來信，批評我們的文章反黨反社會主義雲雲，此‘辦’雖非那‘辦’，但都是徑直向下級來信，如是所為者何？請教了一下朋友，說看來這隻是投稿，並無別故，敬請放心。於是我們複信表示歡迎，並對稿子提了一些意見。”沈昌文笑著回憶。他沒想到的是，幾天之後又收到胡喬木的親筆回信：
《讀書》編輯部
昌文、秀玉同誌：
八月二十六日信收到。題名自當補上書名，投稿時疏誤。其他提出各點都同意，不縷述，對“棉薄”之誤甚感。我也趁此把《前記》重加校正，有些新的事實和想法被進去了。來信對一個投稿人的禮貌用語似越常規，以後希望平等相待，此不特沒有平等就沒有民主，彼此說話亦有許多不方便也。即頌 撰安 胡喬木 八月三十日八七年。
從這些信件的字裏行間，傳遞了胡喬木作為一名普通讀者以及普通知識分子對一本雜誌的尊重及熱愛。
回顧這些風風雨雨，我們更應該慶幸的是《讀書》生在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轉型時期，她經曆的風雨和起伏，也成了一個社會成長中的一段記憶。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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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讀書無禁區”的李洪林走了，常識仍需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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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曾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1979 年 4 月在《讀書》創刊號上發布《讀書無禁區》。此文一出，猶如平地一聲雷，震動中國知識界，發出思想解放、讀書自由的呐喊。李洪林已於 2016 年 6 月以 91 歲高齡去世。點擊文末閱讀原文，重溫《讀書無禁區》一文，以此紀念李洪林先生。
如果有一天，類似李洪林先生這樣有理論思考能力的人，在理論建樹和思考時不用冒風險，不用拿出巨大的勇氣，在常識和ABC一類的問題上耗費過多的時間和精力，不用麵對非正常的爭議和挫折，那時的中國，才是真正的現代國家。
文丨鳳凰網主筆 張弘
李洪林先生走了，他留下的話題並未結束。
作為體製內官員，李洪林曾經擔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大半生從事理論工作，在那篇膾炙人口、引發巨大爭議的《讀書無禁區》發表之前，就已經撰寫過多篇理論文章。他曾經出版《理論風雲》一書，自評“《理論風雲》在許多方麵的論述，仍然謹守馬克思主義的窠臼，沒有什麽創見”，“這本文集確實談不上有什麽‘理論’，因為所談都是常識，並無創見，隻不過別人尚未說出來的時候，我把它說出來罷了”。
如果以客觀的標準來評論，讓李洪林名聲鵲起的數篇文章，談及的問題都是常識，談不上有多麽深奧的理論。
例如，1979年1月26日，時為中國曆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李洪林，在理論務虛會上做了《領袖和人民》。他發言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會忠於皇帝的標準去對待無產階級領袖，這符合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嗎？符合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嗎？如果把這個原則應用於共產黨內，要求每個黨員都忠於黨的領袖，這符合共產主義政黨的綱領和組織原則嗎？顯然，根本都不符合。”“從曆史觀來看，《國際歌》和《東方紅》就是不一致的。一個說‘從來沒有什麽救世主’，一個說‘他是人民大救星’。還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中說：‘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革命人民離不開共產黨。’歌頌黨和人民的魚水關係，當然是好的，但是它把魚水關係完全弄顛倒了。人民居然成了‘魚’。其實人民已經存在很久、很久了，而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則是最近幾十年的事。如果黨是‘水’，那麽1921年以前，幾萬萬人民豈不是都變成幹魚了嗎？”進而，李洪林推導出結論，“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後來，這篇同名文章刊發在《人民日報》上。
個人忠於領袖，是專製主義的統治邏輯。按照現代政治的邏輯，國家領導人的合法性，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因此，國家領導人才要宣誓，捍衛和效忠憲法，對人民效忠。李洪林所說的，不過是構成現代國家的基本前提。
再比如，在《讀書》創刊號刊發的《讀書無禁區》中，李洪林提出，法律沒有限製人民讀書自由，人民也不是“阿鬥”，不需要別人來代替人民作出決定。把“禁書”作為一項政策，是封建專製主義的產物，目的是愚弄人民。“我們並沒有製定過限製人民讀書自由的法律。相反，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有從事文化活動的自由。”
人民愛讀什麽書，那是人民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李洪林的主張，不過是公民最為基本的權利。更不必說，李洪林先生為了追求政治正確，在可以理解的時代氣候下，仍然主張少量管製。到今天看，這篇文章已經“過時”。
再比如，李洪林主張政治體製改革，他曾說，“‘隻改經濟不改政治’的‘中國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黨內外呼籲政治體製改革的聲音也越來越強。如今，曆史又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積極穩妥地實現和平轉型，走上人類共同趨向的憲政民主大道，符合全社會的利益，也符合執政黨的利益。政治體製改革的呼聲，不管是否被看成‘挑戰’，實際上都是難得的‘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清醒的當政者應該是明白的。”
相對於李洪林先生作為官員享受到的待遇而言，更多商人和普通民眾承擔了政治體製改革滯後的實際後果，他們生存壓力巨大，在重稅下苦苦支撐。因此，民眾對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渴求由來已久，而且有著更多的切膚之痛。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李洪林先生宣講的常識不僅引發了巨大反響，而且幾乎起到了幾乎是立竿見影的效果：《領袖和人民》引發了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現象的批判與反思，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後，他收到大量的讀者訴冤的來信，集中起來之後，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簡明介紹了信中所述的問題，並把那些申訴信一起送了上去。鄧小平閱後批示：“請胡耀邦同誌處理。”隨後，胡耀邦雷厲風行，批示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普查，凡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入獄者，一律平反，並限期報告處理結果。最終，使得200多件冤案因此平反。胡耀邦後來告訴李洪林，“你救了好幾百人啊！”《讀書無禁區》發表後頗受爭論，但是在知識界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至今，它已經和《讀書》雜誌一起，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曆史記憶。
中國社會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陷入了常識匱乏的蒙昧狀態。而之前的曆次政治運動，對民眾留下了太多的曆史欠債。時至今日，這些欠債並未完全還清。億萬民眾心口的創傷，精神上的痛楚，並未因為時間的流逝而真正平息。在非正常的年代裏，正是因為反智主義的猖獗，才有了李洪林談及常識的珍貴價值，李洪林先生的思想開放性才難能可貴。更重要的是，他談及常識時冒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顯示出理念人的道德勇氣和責任擔當。正因如此，作為一個體製內的知識分子，他得到了全社會的普遍尊重。
斯人已逝，但常識依舊匱乏，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常識的普及仍然是中國知識人的重要職責。李洪林先生未竟的事業，需要後輩的接力傳承。如果有一天，類似李洪林先生這樣有理論思考能力的人，在理論建樹和思考時不用冒風險，不用拿出巨大的勇氣，在常識和ABC一類的問題上耗費過多的時間和精力，不用麵對非正常的爭議和挫折，那時的中國，才是真正的現代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