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 改革說到底，是為了去掉某些“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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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摘】秦暉：改革說到底，就是為了去掉某些“中國特色”

明倫書院 2014年11月13日 18:29

【作者簡介】秦暉，生於1953年12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研究生畢業於蘭州大學，1992年起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免費醫療據說通常都有的三大弊病——高稅收、過度醫療、醫療單位無競爭。有專家就指出不要對在中國推行福利性醫療保障有幻想，他提醒人們注意一個“中國特色”的問題：“英國搞免費醫療的結果是排隊，你是部長首相也得排隊。

 

但要是在中國搞免費醫療，那結果就是沒關係沒權力的人得排隊，排十幾年的隊，而有關係或者有權力的人就不排隊。在我們國家，哪怕你就是個小鄉長，也可以不用排隊。”

 

這個論點在網上引起熱議，議者似乎是批評居多。但是最有分量的批評我覺得是下麵這個：

 

“不錯，在中國搞公費醫療確實是老百姓排長隊，官員就不排隊。但是這些年來中國搞市場化醫療的結果又如何？不就是老百姓看病掏大錢，官員看病照樣不掏錢嗎？”

 

這個問題首先給人的啟示是：的確，“福利化”與“市場化”可能都各有利弊，但是在中國一般性地談“福利”與“市場”可能是隔靴搔癢。關鍵在於：

 

我們的“福利”不是別人的那種福利，我們的“市場”也不是別人的那種市場！別人搞福利，可能官員和百姓都得排隊，但咱們隻是老百姓要排長隊；別人搞市場，可能官員和百姓都得花錢，但咱們隻是老百姓要花大錢。

 

不但如此，更要命的是我們的評價和決策體係往往還隻能聽到那既不花錢、又不排隊者的聲音，這種聲音不斷拿排隊和花錢來輪番嚇唬老百姓：高收費看不起病你怕不怕？可見市場化是要不得的，我還是應該有壟斷的權力；排十幾年隊你怕不怕？可見福利化是要不得的，你別給我施加這些責任。

 

 

最好我既有橫征暴斂之權，又無公共服務之責，權力大到要你死你就死，要你活你就活，而責任小到可以不管你死活——那樣的話我當然是既不花錢又不排隊了，可是你卻叫喚既要花大錢還要排長隊？……這就叫中國特色知道不？能怪我嗎？

 

其實市場化與福利化各自的弊病不是不能中和的。在先進國家這方麵的成功實踐已經有了不少。

 

例如在政府對弱勢者的醫療承擔保障責任的同時，放棄醫療供應的壟斷權，對民營醫院開放醫療市場，尤其是高端和特需醫療市場——

 

不願排隊或對醫療服務有更高要求的富人可以掏大錢去看高級私人醫院，但低收入的窮人看病可以向政府問責，要求有免費的公立醫院可看，當然排隊之弊也許難免，但是富人分流到高端醫療市場後就不至於那麽擁擠。

 

總之，怕排隊的人可以選擇花錢，怕花錢的人也可以選擇排隊，市場化和福利化各得其所。盡管不是盡善盡美，總不至於無權無勢者既花大錢又排長隊，有權有勢者既不花錢又不排隊吧！

 

可是我們這裏卻相反：國家財政提供的醫療資源高度集中於極少數特殊高端醫院，改革前它們很多是不對公眾開放的高幹醫院，改革後也對公眾開放了，但收費高昂。而民營醫院受壟斷排斥很難進入高端醫療市場，大都隻能為沒有保障的弱勢百姓提供收費的低端服務。

 

 

百姓要麽沒錢進不了好醫院，如果花得起錢也必須擠到那極少的國營高端醫院排長隊，恰恰造成了“無權無勢者既花大錢又排長隊，有權有勢者既不花錢又不排隊”之弊。

 

又如一些先進國家把福利保障責任理解為支付費用的責任，而不是直接提供服務的責任。提供醫療服務可以靠民營醫院（以及民營藥店等）形成競爭性市場，但是窮人看不起病，政府有責任提供支付手段，給錢怕你亂花了，可以提供醫療券專用於醫療支付，就像其他福利領域的教育券、租房券等安排一樣。

 

病人持醫療券可以在市場上選擇醫院，民營醫院可以競爭改善服務、降低收費以吸引病人，收入的醫療券由政府負責兌付成錢。這雖然不能避免福利製度的財政負擔，卻可以免除官辦醫院缺乏競爭服務不良效率不佳之弊。

 

再如，在英國式的全民免費醫療和中國式的官員、職工免費醫療之外，不是還有美國式的窮人、老人免費醫療麽？都說美國的低福利造成有些人看不起病，所以奧巴馬要搞醫改。可是很少人問在美國是什麽人看不起病？奧巴馬的醫改在美國民主製度下何以不易推行？

 

實際上美國聯邦財政支付的福利性醫療（Medicare與Medicaid）就是解決窮人、老人看病問題的，而且確實也解決了。在那裏看不起病的，主要是沒有弱勢到可以享受福利性醫保、但也並不富裕、因嫌貴或者自恃健康又沒有購買商業性醫療保險的中低層人士。他們的問題也確實需要解決。

 

 

但是富人（他們自己沒有看不起病的問題，對於納稅供窮人看病如果說不好持異議，那麽要為那些並不窮的人看病納更多的稅，他們的牢騷就大了）和窮人（他們已經有了福利性醫保，操心的是就業，如果因為高稅收影響投資妨礙了就業，他們並不願意）都不支持，僅僅靠中低層的支持在民主製下爭取多數確實有難度。

 

當然，福利性醫保像英國那樣覆蓋全民（高福利），或者像美國那樣隻覆蓋真正弱勢者（低福利）可能各有毛病，但是像我國過去那種讓弱勢者（農民）納稅供強勢者（幹部）看病——大家還記得當年衛生部退休副部長“80%公費醫療經費用於幹部”的話吧——的體製，有什麽資格批評那兩者中的任何一個？

 

可見，醫療問題在我們這裏並不是“福利化”還是“市場化”的問題，更不是“高福利”還是“低福利”的問題。我過去多次說過，這就是一個“負福利”問題。對這種問題，你要反對福利就該明確反對特權性的福利——為此就要限製統治權力的“自我服務”；

 

你要讚成福利就該支持最弱勢者的福利，為此就要向統治者問責，而不是把福利當作他賜給你就要叩謝、他不給你也無權要求的“皇恩”。這兩者有什麽衝突？

 

怕就怕兩者都反過來：一罵“福利國家”就隻禁止窮人的福利問責，而對特權化的福利無可奈何；一罵“市場自由”就要給統治者擴權，結果他自我服務更肆無忌憚而“賜予”百姓的“皇恩”仍然吝嗇。而這，不恰恰是個“中國特色”的問題嗎？

 

 

中國的經濟改革基本按市場化方向至今已經走過了30多年的曆程，平心而論，如今的市場化程度已經相當高。在國內，雖然市長找老百姓施展權力（包括幹預百姓交易的權力）還是不受製約，但老百姓被推向市場而不能向政府問責——即所謂“不找市長找市場”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絕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在國際上，由於中國在血汗工廠打敗福利國家的格局下展現的競爭力，中國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反對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貿易壁壘的格局也儼然已經形成。盡管今天一些西方國家仍然不肯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但是說實話，市場化程度到底要達到何種程度才能算是“市場經濟國家”，在西方也遠遠沒有一定的標準。

 

人們都知道在“西方”這個籠統的說法下各國其實差異很大，像瑞典那樣“社會主義黨”（過去我們都譯成“社會黨”，嚴格地說是不對的，西方所謂社會黨的構詞成分“社會”都是socialist而不是social）長期執政、號稱“從搖籃到墳墓”國家都要承擔責任的福利國家和美國那樣偏重於自由競爭的國家，市場化程度的差異不可以道裏計。

 

而如果以“經濟體”論，比美國更市場化的還有香港，曆年國際上“經濟自由度（指市場競爭的自由度）”排名，香港都在全球最前列，把美國都甩在後麵，而事實上在低稅負、對高基尼係數的接受度等方麵，香港也的確超過美國。

 

 

但是，就是這個全球最市場化（或者按我們過去的傳統說法叫資本主義化）的香港，從某種意義上講其“社會主義”的程度仍然遠遠超過大陸：香港早已實現了英國式的全民醫療保障，義務教育資源的分配也比內地公平得多，更不用說我們如今正在向其學習的廉租房（所謂公屋）製度等等了。

 

過去大陸居民移居香港，可能主要是奔自由競爭、市場機會，或者說是奔“資本主義”去淘金的。可是這些年來，不僅香港資本家更願意到內地“剝削”工人早已是常識，而大陸居民移居香港，也似乎已經主要變成是去尋求“社會主義”即福利保障的了。

 

我們看近年來關於內地移民的新聞：今天奔著那裏醫療、婦嬰保障的大陸孕婦赴港生子潮，全港新生嬰兒8.8萬名，其中半數來自大陸孕婦，明天又衝著那裏高水平的義務教育，內地過萬學童赴港讀書 可享受學費全免政策。

 

全世界經濟最自由化、市場化與資本主義化的地方，在國人眼裏尚且成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所在，何況美國？更何況歐洲？更不用說何況北歐了。

 

當然，如果因此就說我們已經不需要推進市場化改革，也是不對的。近年來我國富人、企業家向境外移民和轉移資產之風愈演愈烈，說明不少人對市場自由、產權保障並無信心。

 

 

而且有趣的是，香港這一經濟“最自由”之地由於太近還不保險，相比香港，我們的資本更願意轉移到澳大利亞、加拿大這類高稅收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地區，因為那裏無論稅收如何重，起碼稅後財產是有保障的，沒有“強征強拆”，沒有“國進民退”，更沒有借“唱紅打黑”隨意抄家沒產的薄熙來方式。

 

即便像徐明那種“紅頂商人”在國內“權家通贏”如魚得水，贏了之後也還要向外轉產不是？

 

企業家到國外最“社會主義”的地方去保全資產，老百姓到境外最“資本主義”的地方尋求社會保障，這兩種有趣景觀生動地說明了我們目前自由、福利雙不足的狀況。就福利不足而言，其實在很多方麵我們已經比西方更市場化。

 

世界上本沒有百分之百市場化的地方，我們與西方、至少是北歐那樣的西方真正的區別也已經不在於市場化的程度孰高孰低，而在於非市場的那一塊，在於我們限製市場化的機製和他們完全不同：

 

限製市場機製的東西，在他們那裏是福利國家、強勢工會、以NPO治理等方式體現的參與式民主、公眾環保幹預等等，而在我們這裏則主要是國家壟斷、官僚特權、市場中的“裁判踢球，權家通贏”等等。

 

因此，中國未來的走向與其說是取決於市場化成分還有多大擴張，不如說更取決於“非市場”的一塊怎麽改革。我想如果真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東西，那麽在中國，它的對立麵應該並不是什麽“自由市場經濟”，而是“封建市場經濟”和“官僚資本”。

 

 

當然我知道“封建”這個詞歧義甚大，不過“左”這個詞可能歧義更大。過去官方說過四人幫時代搞的是“封建法西斯專政”，馬克思也指出，封建時代的特征是“通過如任意征稅、沒收、特權、官僚製度加於工商業的幹擾等等辦法來捉弄財產”。

 

其實，皇權專製鉗製下的市場經濟，中國自古以來就不陌生，我們的改革當然也不是追求這個。“社會主義”這個定語放在市場經濟的前邊如果不是給改革打掩護用的，而是要真的成為改革的目標，就得用它取代“封建”。

 

換言之，中國要真正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發展，擴大“市場”的作用當然也很重要，但是針對“市場經濟”前麵那個定語下藥，走出“封建市場經濟”的陰影，多一點以社會平等、政治民主、公平正義、公共福利、民眾的公益幹預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也很重要，而且隨著市場化的程度已經很大，這些就尤其重要。

 

在這種條件下市場化程度如果要進一步推進，就必須把過去限製老百姓的“不找市長找市場”變成限製政府的“市長不找市場找”：“市長”不能隨便找百姓收稅，而百姓有權找“市長”進行福利問責。

 

落實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隻能通過製約權力來使政府退出市場，而不是讓政府推卸責任把百姓拋向市場，或者反過來講，就是不能用擴大政府權力來擠壓市場，而要用增加政府責任來補充市場。“市場化”不是“去福利化”而是“去特權化”。

 

 

話說回來，中國永遠會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所謂的“西方”中任何一個國家也有不同於其他“西方國家”的特色一樣。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當年鄧小平提出“中國特色”時是衝著“蘇聯模式”來的，指的是中國應當勇於不同於蘇聯，不同於斯大林的那一套，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借鑒他山之石，更不是說自己的任何東西包括弊病都理所當然。

 

道理很簡單：如果任何“中國特色”都是理所當然，我們就根本不需要改革，改革說到底，就是為的去掉某些“中國特色”。

 

（文章來源：涿鹿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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