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news.cntv.cn/2014/08/21/ARTI1408578998205684.shtml
原標題:
2013年9月,剛剛從北京某高校本科畢業的李明(化名)正式成為北京市某街道辦公務員,現在距離轉正還有1個月。李明說:“來之前我就知道工資不高,做的事情比較雜,加班沒有加班費。工作快一年了,我覺得還行,沒有太大落差。年輕人不要給自己定太高的起點,不要眼高手低,要正確認識自己。哪怕不當公務員,在企業,你也要從頭做起。”
李明所在科室一共有4個人,一個正科長,一個副科長,一個主任科員,還有他。科室主要負責外宣工作,宣揚街道的精神風貌。李明說,基層單位,事情多,也比較雜,有時會很忙。
他們把媒體分為中央級媒體、市級媒體、區級媒體等。在紙質媒體裏,李明接觸最多的是區級媒體和個別市級媒體。
街道舉辦活動時,李明就會給對接的媒體記者打電話,請他們來參與。前段時間,街道創辦了一個幫助本街道剛畢業的、失業的、閑賦在家的人員就業的活動,邀請了不少企業。李明就給媒體打電話,告訴他們活動有什麽特點和意義,希望他們能過來看看。
李明所在的科室會定期統計街道出現在媒體上的報道有多少篇。其中,李明的工作就是做剪報:首先把報紙上的報道剪下來,保存;然後做一個EXCEL表格,記錄每篇報道發在哪一份報紙、哪一期、哪個版、記者是誰。
平時,李明還要負責打理街道辦的政務微博。李明說,全市各機關都有微博,負責打理微博的人叫“網評員”,每個社區都有一個網評員。李明說:“有些街道辦不是特別重視微博。但我覺得,網絡媒體是很重要的,有些網友不會特別理性地看待一些問題,很容易被謠言或者一些表麵的情況蠱惑,這時從政府的角度去辟謠,去解釋,對消除負麵影響很有幫助。”
李明覺得,對於在網上反映問題的人,要保持一個良好的態度,告訴對方問題怎麽解決。隻要措辭謙虛一點,理性地跟對方交流,對方都會通情達理。
李明每天要先登錄政務網後,才能上外網。政務網一人一個賬號,每個人有固定的IP地址。上班期間玩遊戲、購物、看視頻、炒股都屬於違紀行為,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如果瀏覽購物網站,監督機構會計時;如果炒股、玩遊戲、看視頻,不會計時,而是直接記錄下來,定期通報給所在單位領導,單位領導會視具體情況進行處分。如果需要上網給單位買東西,要提前跟領導報告,部門同意後,再在紀委備案。
李明說,從開始工作到現在,雖然工作內容沒有什麽變化,但他的領悟有所不同。“在工作中,我在慢慢成長。比如,剛開始需要別人告訴我怎麽工作,現在我得自己考慮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自己要去給自己找活兒,去思考,而不是等領導來告訴你。”
“現在進來的很多大學剛畢業的公務員,文化素質相對來說比較高,受過高等教育,知道是納稅人在養著我們,明白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政府,在溝通中民眾有什麽怨言,我們都要受著。我覺得這一點上,我和我周圍的人做得還算可以。”李明說。
除了工作,李明平時在自己租住的地方很多時間都用來看書,小說、雜文和學術類、時政類的書他都看,“人就應該多看書”。
李明跟單位同事合租了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李明說,他現在月工資3000多元,每月800元的房租是最大的一筆開支。此外,每月還有150元水電費,吃飯700元,和朋友聚會、唱歌600元,手機費100元,交通費100元。最讓李明頭疼的是朋友結婚,他要隨份子錢。他說,按照北京的水平,隻要認識就得送500元,平均下來每個月有一到兩個人情。“每個月剩不了錢,不借錢就不賴了”。
李明認為,網上有些人對公務員漲薪提出質疑,甚至會罵,是有一些原因和誤區的。
“一是他們把公務員等同於官員,但是全國幾百萬名公務員,隻有很少是有實權的領導,其他的就是像我們這種基層的人。每個月打到我卡上的是3300元,轉正後能增加600元左右,就算轉正了工資也高不到哪兒去。
“我們在網上會看到很多報道,說公務員很清苦,下麵的評論有90%都會說,哭窮你為什麽不出來,為什麽不辭職?你說你工資少,你為什麽不把你的灰色收入、你的獎金拿出來呀?我們不能說灰色收入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什麽叫權力尋租?用權力換取金錢、利益的是我們這些普通的公務員嗎?不是,我們手頭沒有權力。你沒有權力,別人憑什麽給你錢啊。當然,權力換金錢這種行為我們是完全抵製的,現在中央也出台各項規章製度規範領導幹部的行為,讓權力尋租沒有土壤。北京自從實行陽光工資以來,我們工資已經很多年沒漲了,我們科長的工資也就比我高3000多元,但是科長已經工作30多年了,你說這個上漲速度多慢。”李明說。
李明讚成對公務員財產進行公示,他覺得民眾反對給公務員加薪,就是因為信息不透明,“我一個月3000多元工資,沒有其他收入”,因此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科學的、係統的財產公示製度很有必要。“有些地方已經在試行了,阻力肯定有。國家可以從我們這一屆和前兩屆開始試行,比如在要提拔我們之前,跟我們簽財產公示協議,如果不簽,就不提拔,我覺得這樣挺好。”
李明說,在公務員待遇方麵,他希望能有一套既能夠和個人為社會作出的貢獻相匹配,同時又能正常增長的工資機製。“起碼你要跑得贏CPI吧。物價在漲,房價在漲,工資不漲,這些年輕的公務員連家都養不起,怎麽能好好工作?”
過去一年裏,李明感受到了一些“待遇”上的變化。“在中央還沒有明確下達規定前,單位會定期每一兩周給大家發些福利,比如雞蛋、牛奶、水果、麵等。規定出來後,就突然沒了”。
“說句實話,我還是挺讚成的,省得讓普通老百姓說我們拿著政府的錢什麽都發。”李明說。
對於公款吃喝問題,李明很堅定地告訴記者“沒有”。
“領導因為某件公事讓我們去陪酒,沒有。企業埋單吃喝的情況,也沒有。就算同事出去吃飯,也是自費。公款現在卡得特別嚴,辦公室買個辦公用品都要領導先簽字,財務科科長再簽字,然後才能報銷。人家企業裏麵還有組織出去旅遊的,我們沒有。”
在公車使用上,李明感到變化也很明顯:以前都是坐車的,現在不僅自己騎自行車,領導也是能騎車就騎車,公車主要是去區裏領材料時用,因為要拉的東西太多,自行車拉不動。
工作快一年了,李明覺得自己在心境沉穩、做事考慮周全上還需要磨練。他希望能夠更好地把本職工作做好,在基層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未來,李明想去邊疆地區掛職曆練兩三年。由於政策要求必須至少在原單位工作滿四年才能提出申請,所以李明打算四年後提交申請,鍛煉兩三年後再回到原單位。
之所以有這個打算,他說,主要是認為自己能力還不足,年輕人需要鍛煉,尤其在基層。想去邊疆,是因為那裏相對來說偏遠一點,肯定得吃苦,更能磨練人。
另外,他覺得公務員晉升渠道太單一,一個科員要熬很多年才能成為領導,基本上都是以熬資曆為主,而絕大多數公務員是到不了領導崗位的。
他說,按照3年提拔一級來算,一個科員,3年後是副主任科員,6年後是主任科員,9年後是副處,12年後是正處,“但這種情況豈止是一帆風順,簡直就是‘坐直升機’。一般來說,沒有這樣的。我們單位有的同誌40多歲了,還是副主任科員,比我高一級。照這樣的話,到退休的時候,也就混到主任科員。”
對於年輕人來說,需要有施展自己的平台。李明希望通過去邊疆鍛煉,豐富自己的閱曆,以後的晉升渠道也許能更寬一點。
“在邊疆肯定會遇到很多在原單位不同的情況,遇到的東西多了,懂的也就更多了。”李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