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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走訪墨西哥七城，中國工廠生存實錄｜《財經》封麵
封麵攝影/本刊記者 劉以秦
這一輪出海潮中，在越南、印尼、泰國乃至印度，中國企業稍稍欠身，都坐了下來。但到了墨西哥它們驚覺，靠極致成本效率和高性價比打天下的經驗需要重新掂量
2023年初，付永鋒被汽車零部件生產商蘇州瑞可達公司派往墨西哥擔任廠長。短期內辦不下墨西哥和美國簽證，他轉而辦理了歐洲申根簽證，從歐洲轉機。也正因為簽證問題，抵達當日，付永鋒被關進墨西哥海關小黑屋，折騰大半日，後半程的航班也錯過了，行李也丟了。直到第二天，他才住進酒店，連內衣都沒得換。
付永鋒曾就職於華為墨西哥公司，也有巴西、非洲、美國等地的工作經驗，被瑞可達公司委以開拓墨西哥工廠的重任。
2023年2月，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宣布將投資1000億美元在墨西哥蒙特雷建廠，麵積將是特斯拉上海工廠的20倍，規劃產能超過100萬輛。瑞可達是特斯拉的供應商，特斯拉通知其必須到墨西哥建廠，否則將失去供應特斯拉的機會。
像付永鋒這樣有海外工作背景的人，在墨西哥中資企業圈裏是寶貴人才。但他的經驗到了墨西哥，隻是讓他在遇到困難時不崩潰，該踩的坑一個也沒少。
工程商給他挖了第一個“坑”，廠房建設需要提前確定好各處的尺寸，以便後續安裝機械設備，工程商在安裝兩根柱子時弄錯了尺寸，直接造成200萬元損失。廠房開建的第一天就配備了保安，進出都需要嚴格檢查，早晚輪值。但保安和盜竊團夥裏應外合，工廠裏的東西依然被偷了。
在中國很便宜的建築材料，到了墨西哥搖身一變成了寶貝。付永鋒工廠被偷的是空氣開關，在國內售價大約幾百元，在墨西哥能賣到上萬元。他指著工廠裏一排黃色的鋼結構架子說，這些在國內買隻需要15萬元，在墨西哥買至少要85萬元。
高昂的成本、混亂的治安是來墨西哥建廠的中國人最先遇到的問題。來之前，他們大多都有所耳聞，墨西哥物價高，時有搶劫、盜竊等惡性事件。但他們不得不來。
中國加大對墨西哥投資的直接因素有三個：一是疫情期間全球海運“大塞車”，遭遇海運係統“65年來最大危機”，大量製造業公司的物流、倉儲成本暴增，它們需要就近建廠，規避風險；二是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北美是不少中國製造公司最重要的市場，北美的客戶們也希望乃至要求中國公司去墨西哥建廠，以提升供應鏈韌性與效率；三是在中國公司看來，墨西哥緊鄰美國，物流時效非常快，同時墨西哥因為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出口北美免關稅，直接省去25%的成本。
墨西哥新萊昂州非政府組織“投資蒙特雷”（Invest Monterrey）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有1294家中國企業在墨西哥投資。墨西哥最大的商業銀行BBVA對工業園區協會做的調查問卷顯示，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至2022年，進駐墨西哥的外資企業中，美國占比35%，中國占比6%。而到2025年，中國公司占比將達到20%。
墨西哥自治大學經濟學教授杜塞爾·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近期發布的報告顯示，2018年-2022年，中國企業在墨西哥創造的就業崗位超過11.2萬，占總量近四成。
2024年5月，《財經》記者在墨西哥走訪21天，接受采訪的中國製造業人士大多表示，在墨西哥發展困難重重。付永鋒甚至在其中是幸運的，他的工廠已經完工了一大半，馬上就能投入生產。他覺得和埃及相比，墨西哥治安已相對不錯。但他無能為力的是，產品賣不上價格、拿不到訂單。
在墨西哥，很多問題可以變通解決。在外界看來，墨西哥更像是一個高標準立法但選擇性執法的國家，有很多灰色空間，需要額外花錢的時候不少。這導致各項成本增加，也讓中國企業明白在墨西哥很多事情要慢慢來，要花更多時間弄清楚那些和中國完全不同的商業規則。
初來乍到者會感覺墨西哥遍地是商機，但深入其中之後中國製造業公司發現，有錢、舍得花錢、願意接受至少三年的虧損，這是立足墨西哥的前提。
墨西哥，這個文化迥異於東亞的西班牙語拉美國家讓許多中國製造企業意識到，在全球化之路上，自己還隻是蹣跚學步的孩子。
中國工廠預料到了在墨西哥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
付永鋒坐在墨西哥蒙特雷工廠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裏，汗如雨下。當天氣溫已經接近45攝氏度，餐館裏時不時會停電，空調啟動沒多久就停了，溫度降不下來。
蒙特雷是墨西哥最大的工業城市，以汽車製造業為核心，距離美國得克薩斯州僅約200公裏，隻需兩小時車程，距特斯拉美國奧斯汀工廠隻要六七個小時車程。大部分特斯拉供應商都選址於此。
蒙特雷夏季炎熱，空氣幹燥，缺水缺電。在蒙特雷新建一座廠房，申請電就需要至少八個月，需要經過層層審批，還不一定有好結果。
蒙特雷工業用電平均價格是約1.2元/度，比國內貴1倍。工業園區的水價約32元/立方米，而深圳非居民用水的價格是3.77元/立方米，相差8倍。蒙特雷租賃廠房的價格在7美元/平方米/月（約合51元人民幣）以上，而東莞廠房租賃價格在30元/平方米/月上下。
蒙特雷由於工廠密集，已經出現了用工緊張、招聘困難的現象。
選址是中國製造業公司去墨西哥發展的第一步。蒙特雷在中國製造業圈子裏最知名的是華富山，這是墨西哥唯一由中國公司投資建設的工業園。2015年10月，由中國華立集團與墨西哥富通集團共同投資建設。在墨西哥，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知道華富山，其中不少人“跟他們很熟”，但提起在華富山建廠，則有不同的看法。
5月22日，《財經》記者驅車前往華富山，途經大片的荒地和戈壁灘。在行駛一個多小時後，一道氣派的紅色大門和親切的漢字映入眼簾。園區內道路寬闊，大片空地上有很高的雜草，尚未破土動工。
園區裏規模最大的工廠屬於一家中國出海先鋒公司，2019年，這家公司計劃在墨西哥建廠，以覆蓋美洲市場，陸續派了好幾撥人來墨西哥考察，最後選擇在華富山建廠。
下午4點，我們見到了這家工廠的總經理，他的日常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接待各路來訪人員，包括中國客人。他看起來疲憊不堪。
“幾個億的投資額砸下去，我搬不了了。”總經理說，他們複盤了無數次，結論是這家工廠的選址是公司出海的“負麵教材”。
《財經》看到，另一家中國家居企業顧家家居的廠房仍立在華富山中，但已人去樓空。知情人士說，由於華富山地處偏遠，顧家家居已搬至機場附近。
華富山有許多蒙特雷乃至整個墨西哥的工業園區的共同問題，比如缺水缺電。但華富山距離居住區遠，員工上班單程超過兩個小時，因此招工比其他園區更困難。難招到員工或是員工不穩定，生產計劃都難以製定。
一位在這裏做過工程的人提到，園區土地下層是堅硬的花崗岩，地基打不動，其他工廠建三個月就有雛形了，在這裏打地基就要花半年。另一家工程企業負責人表示，華富山工業園下約70%是正常土方的施工難度，但約有30%是花崗岩，施工難度較大。
華富山工業園董事長胡海否認了這一說法，他告訴《財經》，墨西哥當地工程施工企業效率低下，履約意識差，完不成工程進度就找各種理由推諉。中資企業對墨西哥的工程行業很陌生，難以駕馭，所以很多事情也搞不清楚。
他還提到，墨西哥企業對工人通勤普遍采用公司班車接送方式，地理位置對招工的影響微乎其微。談到華富山內的一些工廠招工難，他認為，近年來墨西哥的外資企業越來越多，導致勞動力與基礎設施的曆史短板進一步惡化，尤其在北部工業地區，招工難是所有企業共同麵臨的挑戰。
華富山園區位於新興工業化區域，招工問題相對於成熟工業地區還算緩和。但由於中資企業的低成本導向，在福利待遇水平及本地化經營程度方麵缺乏吸引力，加劇了其招工難、留人難的矛盾。
“我知道我們在墨西哥是眾矢之的。”胡海說，“我們是墨西哥唯一不委托地產中介的園區，所以競爭環境有點複雜。”
辦公家居公司聖奧在華富山買了一塊200畝的土地，聖奧是中國最大的辦公家居商，最重要的市場是中東和北美，墨西哥是其在海外建的第一家工廠。廠長劉勇說，之所以選在華富山是因為公司董事長和華富山的老板很熟，他們都是浙江人。
下午2點，烈日高照，廠區的空地上有五六名工人在給剛種下去的樹苗澆水。聖奧的標誌是綠色的，董事長要求廠區裏要做好綠化，但墨西哥的氣候導致許多樹種難以存活。劉勇看見澆樹的工人就憋屈，“光種這幾棵樹一年就要花1000多萬比索（約合400萬元人民幣）”。
選址、建廠都是專業性極高的工作。來墨西哥擔任工廠負責人的中國人，大多有生產、銷售或是研發背景，卻沒有多少基建的相關經驗。即使有，也不熟悉墨西哥本地的情況。
一位在墨西哥工作超過十年的谘詢公司人士說，不少來墨西哥建廠的人連土地勘測都不會做，或者做了也是隨便看一下，直到要打基地了，才發現下麵是石頭，打不進去。一些廠長不願意花更多錢，就想趕緊建好開工，在蒙特雷，還曾發生過有工廠建好後整麵牆塌掉的案例。一些製造業老板，甚至都沒來過墨西哥，就把廠址定了。
這些萬裏迢迢來墨西哥建廠的中國人都希望在這裏找到更大發展機會，他們預料到了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卻無法理解第一個風險居然來自廠址。
但一位接近華富山的人士反駁說，是那些工廠主動選擇了華富山，這是商業決策。他堅稱華富山努力幫助入駐企業把生意做起來，如果做不起來，那是企業自己的問題。
“商業宣傳當然不能說這裏不好、那裏不好，這些問題是要大家一起去努力解決的。”
在墨西哥，除了建工廠，似乎做什麽都能賺錢
在墨西哥，中資公司的共識是，大部分製造業工廠都是虧損的。但來墨西哥建廠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出現了一大批“賣水”給他們的人，賺得盆滿缽滿。
在墨西哥建廠，幾乎每一步都要額外花錢。墨西哥的土地是私人所有，想要租地或買地，就需要通過谘詢公司或是相關中介，否則可能連房東的麵都見不上。過去幾年，墨西哥專門負責中國製造業公司的谘詢公司和中介數量直線上升，有大型跨國公司專門開辟了中國團隊，也有隻有幾個人的小團隊，甚至有個人中介。
選址後要開工，要交一筆“清表費”，因為建廠會破壞地表樹木。一家中資工廠被市政府直接要了800萬比索（約合320萬元人民幣）的清表費，如果找人，可以減到200萬比索（約合80萬元人民幣）。這筆錢交完，還要交一筆150萬比索的“建築許可費”。
徐淋濱是退伍軍人，他自己在墨西哥的生意是給中資企業服務，“幫助它們降本”。核心業務是銷售辦公用品、生產耗材等，新增的業務是給工廠送盒飯。一包在別處采購要1200比索（約合480元人民幣）的無塵布，他賣300比索（約120元人民幣）。
徐淋濱曾是一個亞馬遜的賣家，經常去美國。偶然一次來蒙特雷，他發現這裏環境資源緊缺，物價很高，和國內相比，差了七八倍，甚至有的東西貴十幾倍，再算上物流成本，利潤可觀。他立刻把公司托付給職業經理人，自己直接來了墨西哥。
在墨西哥他不認識任何人，背著一包辦公用品挨個上門推銷，他當時想，如果工廠不買單，他就去路邊擺攤賣。“如果你在蒙特雷都賺不到錢，那你在中國卷低價更賺不到”。
在墨西哥，這些輕工業產品大多隻能進口，本地很難找到相關的產業。墨西哥本地的供應商基本不備貨，都是收到訂單後再去采購，到貨周期最快也要一個星期。徐淋濱會提前囤四個月的貨，他向客戶承諾所有貨品72小時之內交付，基本能做到24小時。有一次，客戶早上10點下單，下午1點貨就送到了，對方很驚訝。
提前囤貨在墨西哥成本很高，過去兩年，墨西哥倉庫成本直線上漲。美獅物流在墨西哥經營多年，美獅創始人Chris Chen告訴《財經》，墨西哥倉庫價格從2021年到2023年，翻了1倍，還在繼續上漲。倉庫員工的工資過去兩年也上漲了約50%。
如果要在墨西哥做類似的賣貨生意，前期至少需要幾百萬元的投入，把物流、倉儲和備貨都搞定，否則就隻能從批發市場進貨，沒有價格優勢。
運營一家工廠需要有合法身份，工作簽證或是墨西哥綠卡。正常情況下，工作簽證需要在墨西哥工作四年才可以申請，但在一些渠道花幾千美元就能買到工簽。墨西哥政府要求外資企業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地人，本地員工比例必須高於90%，大部分中資企業都做不到，那就需要花錢用其他方式解決中國員工的身份問題。
不少原材料需要進口，但進口關稅很高，還有可能卡在海關出不來，徐淋濱說他曾經被卡了五個半月，沒有任何辦法。在墨西哥流傳著“灰清”的竅門，灰清不僅能省關稅，進口也更快，甚至有中資工廠負責人自豪地對《財經》表示，“我們所有的建築材料都是灰清進來的，省了很多錢。”這也需要花錢找專門的中介公司。
很多時候，找中介不是為了省錢。例如，工廠要通電確實可以去電力部門直接申請，但很少有中資工廠直接申請成功的案例。
有不少中國人說，這些中介要以此牟利。但也有一些在墨西哥長期工作的人表示，主要是因為語言不通，中資企業沒有花時間精力去了解墨西哥相關法規政策，總希望能快速搞定一切，進而催生了一大批專為中國工廠服務的中介。
但這些中介魚龍混雜，朗奧科技總經理郭水聚告訴《財經》，他曾經找中介幫忙注冊公司，對方操作出了問題，讓他多交了1000多萬元的稅。他說，還有不少工程商，開工的時候連施工圖都沒有，完全是草台班子。
在墨西哥，有一類中介被稱為“廚師長”，他們過去在墨西哥開中餐館，發現越來越多中國公司過來建廠後，就轉行做工廠服務。
墨西哥的工廠負責人們經常聚在一起，互通消息，用哪些方法可以省錢提效，用什麽渠道可以解決哪些問題。但現實情況是，他們都還沒有在墨西哥待得足夠久，誰也說不準眼下這些“方法”是否會在未來“爆雷”。
楊瑩是一家服務中國企業建廠的谘詢公司IAS的創始人，她始終難以理解中資公司的這些行為，她在墨西哥生活多年，曾幫助多家上市公司處理關務、人事、選址、建廠等事務。她告訴《財經》，雖然這些灰色行為能夠幫助工廠短期內提升效率，但墨西哥是有五年追溯期的，一旦事後被發現，就是巨額罰款，而工廠規模做大後，墨西哥政府一定會細查。“如果中國公司想在墨西哥長期發展，必須合法合規。”
墨西哥幾乎一切成本都比中國高，包括人力、水電、原材料、物流，中國製造在國內引以為傲的經驗在這裏不起作用
許森林（化名）是一家日資汽車供應鏈企業的墨西哥工廠總經理，本該在今年退休，卻“臨危受命”，兩個月前來到墨西哥。他曾為這家日企從零開始建設中國工廠，有超過20年工廠管理經驗。
現在，他麵臨著職業生涯最艱巨的挑戰——墨西哥工廠要扭虧為盈。這家工廠運行了七年，虧損了七年，前後投資了60億日元（約合2.8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虧損1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4600萬元）。
“太吃力了。”許森林苦笑了幾聲。工廠在鬆散的管理下運轉了七年，形成了強大的低效慣性。沒有製度、缺乏體係，全靠日本派來的人撐起工廠的日常運作，而墨西哥人“機器停了也不管，找人也找不到”。許森林有心重建團隊，但又不能斷供。這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日資企業尚且如此，初來乍到的中資企業更步履維艱。“墨西哥難度係數不一樣。”一位曾為公司建設過泰國和印度工廠的負責人對《財經》說。
幾乎一切成本都比中國高，包括人力、水電、原材料、物流。據《財經》了解，墨西哥工廠比中國工廠成本高出40%-50%是常態，許多企業銷往美國的產品依然要從中國或東南亞發貨。也就是說，即便節省了運輸和關稅的費用，墨西哥工廠的成本依然更高。
德勤曾在2023年調研在墨西哥建廠的中國企業，多項成本對比中，受訪者隻有兩個選項，“貴一點”和“貴得多”。其中，人力、地價、公共服務“貴一點”，原材料和建築成本“貴得多”。
人力成本低是中國企業對墨西哥最深的誤解。在中國企業最集中的新萊昂州，普通工人平均工資約為4000元人民幣，最貴的下加利福尼亞州，約為4400元人民幣。但他們每周固定工作時間48小時，最多不能超過57個小時。這隻是基本工資，還有社保、2倍乃至3倍的加班費和其他福利成本。
一家位於蒙特雷的中國工廠正執行5S生產標準。攝/劉以秦
在墨西哥，法定最低工資每年要上浮20%，以抵消通貨膨脹的影響。這意味著企業每年的用工成本漲幅也接近20%，如果營收沒有相應增長，利潤缺口會越來越大。
墨西哥法律還規定，企業盈利後每年要拿出10%的利潤給所有員工分紅。2024年5月，一位華富山家電廠的負責人本著激勵員工的目的給每人分了相當於一兩個月工資的紅利，但隔日的員工出勤率卻大跌。
周一是墨西哥工人出勤率最低的一天。墨西哥每周發薪，周五工人們領完工資，周一就不願意來上班了，因為周末宿醉未醒。中國管理者時常需要親自下車間幹活，以填補工人缺口。
2024年4月8日，14年以來最長的一次日全食出現在北美，那天正好是周一，當天的出勤率隻有80%。員工們的理由是照顧孩子，但工廠負責人知道，他們想看日全食。
其他剛性成本也居高不下。除了房租、水電價格比中國高出幾倍，中國企業的原材料絕大部分要從國內采購，比國內要多出物流和關稅的成本。德勤給《財經》提供的報告顯示，在墨西哥的中國製造企業有73.3%的原材料依靠進口，僅26.7%采購自當地。
海運價格近期的波動正刺激著中國工廠的神經。全球數字貨運平台Freightos數據顯示，2024年6月11日，由東亞發往北美西海岸40英尺的集裝箱價格由4月中旬的3288美元漲至5888美元，上漲八成。在2021年疫情期間，集裝箱價格曾突破2萬美元。
本地采購的範圍僅限塑料顆粒、電鍍等極少數產品，它們的價格與國內相當。墨西哥要麽沒有、要麽極貴，例如鋼材、泡沫，價格是中國的數倍。即便導入新供應商，也需要較長的磨合期。
但也不是沒有幸運兒，一家位於墨西哥中部的中國工廠主營冰箱封條，由於原材料都是本地采購的塑料顆粒，同時有穩定的外資客戶訂單，在量產一年後實現了盈利。
這透露出一種可能性，墨西哥或許建廠的難度更高，但絕不是投資禁區。在一些競爭相對沒那麽激烈的行業，北美客戶為了保證供應鏈安全，有時會願意花比平常高出30%-100%的價格采購來自墨西哥的產品，這也為中國企業的盈利創造了空間。
盡管如此，這仍然是一次痛苦的再創業。“中國企業是用著全世界最好的勞動力成長起來的，管理的短板被掩蓋了。”一位中資企業人士說，哪怕市值幾百上千億元，許多企業的國際化能力還是“草台班子”。
中國肥沃的產業土壤，在過去30年間催熟了一批將成本和效率推至極致的本土企業。它們享受著性價比最高的工人、低廉的公共設施、唾手可得的供應商以及龐大且快速增長的中國市場，很快成長為各自細分領域的佼佼者，進而跨出國境走向全球。
這一輪出海浪潮中，在越南、印尼、泰國乃至印度，中資企業稍稍欠身，都坐了下來。但到了世界另一端墨西哥，它們驚覺，中國經驗失靈了。
中國人在墨西哥感受到的文化衝突遠甚於東南亞和南亞
在一家墨西哥中部的中國工廠裏，中方技術人員靠打手勢和墨西哥工人溝通。遇到複雜問題，就拿出翻譯軟件，語音條轉了又轉，尷尬的沉默越拉越長。好不容易顯示了，雙方又皺著眉看手機，試圖理解那些前言不搭後語的文字。
近兩三年外派至墨西哥的中國人，絕大多數在開頭幾個月的興趣褪去後就不再學習西班牙語。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出國，英語也不熟練，在英語普及度不高的墨西哥，雙方交流更加困難。
一家中資摩托車工廠總經理對《財經》形容，來到墨西哥就像經過一個劇烈的時空切換，大腦還是原先的大腦，身體卻變成了幼兒形態。
中國人來到墨西哥，會時刻感到身處兩種截然不同的體係中，這種衝撞感遠遠甚於東南亞。
東南亞有龐大的華人華僑群體充當中國管理者與本地員工間的潤滑劑。印尼有超過1000萬華人，越南約100萬華人，而墨西哥不到7萬華人，在就業市場上極其搶手。
中國人不得不在艱澀的摩擦中，與墨西哥人直接對話。
誤會與衝突時有發生。在中國，工廠領導批評下屬很常見，而墨西哥人需要高度尊重。一位在中資企業工作的墨西哥人對《財經》說，他不能接受中國人用手指著別人說話、嗓門大、調門高。
哪怕是最基層的操作員，也會直接走進領導辦公室裏傾吐委屈。一位台資汽車供應鏈企業負責人非常無奈，她再三強調，“我是老板，老板不是隨便可以找的，請找自己的主管。”
這位負責人形容，墨西哥工人天性樂觀，有些散漫，被表揚了會非常自信。而許多管理者會抱怨墨西哥工人效率低下，一個中國人頂三個墨西哥人；流動率高，其他工廠開出多10比索（約合4元人民幣）的日薪就能把人挖走。
但站在墨西哥人的視角，自詡帶來了投資、稅收、就業的中國人，也帶著一絲傲慢。
中國人認為墨西哥人在工作中墨守陳規，不會舉一反三，而墨西哥人認為中國公司缺乏體係和規範，每一個崗位、每一項工作應該如何開展全靠言傳身教，沒有整理成清晰明確的操作指南。
盡管文化隔閡難以消弭，中國人也在學習著如何與墨西哥人相處。比如周一出勤率低的問題，有的工廠拿出的解決方案是周一午飯加一隻雞腿，鼓勵員工到崗；還有的工廠順勢而為，既然到崗率隻有七成，那麽每周一的生產計劃就按照七成員工來設計。
這種努力有時稍顯生硬。位於華雷斯的一家中國工廠為了慶祝母親節，花2000比索（約合800元人民幣）一小時請了一位變裝皇後來表演，中國人其實覺得變裝秀既貴又沒意思，但為拉近與墨西哥員工的距離仍然買單。
當《財經》問一位墨西哥工人是否喜歡這個變裝秀時，她抿嘴笑著搖了搖頭。聽完我們的轉述後，工廠的中國管理者很吃驚，“原來墨西哥人也不喜歡”。
或主動，或無奈地，中國人試著放輕鬆、放慢腳步，因為急也急不來。總部開會時，如果有人質疑，許森林隻用一句話就能堵回去，“那你來幹”。
墨西哥本身有較好的工業基礎，是全球第四大汽車出口國，擁有全球領先的汽車產業鏈，奧迪、寶馬、福特、通用、本田等超過30家主機廠已在墨西哥建廠。
但中國企業卻遊離在生態之外。究其原因，墨西哥是一個典型的賣方市場，當地供應商不愁客戶，也從不請客戶吃飯、給客戶送禮。
一位中資電視機企業廠長曾找到兩家墨西哥供應商，詢價後再砍價，結果同時遭到了拒絕。廠長回憶說，“他們的意思是你愛要不要，很奇怪的。”
前述摩托車企業負責人曾聯係本地汽車消音器廠商，“一抓至少有七八個”，但最終一個也沒有談下來。這些廠商都緊密圍繞在原先的產業鏈鏈主周圍，比如起亞、通用，產量剛好夠用。
如果新增中國客戶，就意味著擴產，成本升高。一方麵，他們對中國企業在墨西哥能否長期經營，還不夠有信心；另一方麵，中國企業尚未有足夠的底氣帶動供應鏈。
不過，一些行業的墨西哥供應商已開始積極接觸中國客戶。拉米羅·岡薩雷斯（Ramiro González）是墨西哥建築公司GRCC的負責人，曾承接華富山、聖奧、顧家、敏華等多個中國項目。他學中文、用微信、說簡單的英文。和中國人碰杯時，他會把酒杯放低。
岡薩雷斯接觸到的第一個中國項目是華富山工業園。2018年經朋友介紹，又免費提供了許多前期谘詢後，他拿下了華富山入口的工程。雙方商定三個月後，也就是2019年1月交付。但過了兩個月，對方打電話來問，能否提前到年底，因為他答應他老板了。拉米羅無可奈何，但隻能夜以繼日地趕工，乃至聖誕節假期還在工作。
“能不能再快一點。”中國客戶總是對岡薩雷斯說，客戶想要兼得速度、低價與高質量，他隻能盡可能找到平衡。最終，他們沒能完成所有工程，但已經建好了華富山的門頭，足夠讓客戶滿意。由此，他們拿下更多中國企業的訂單。
岡薩雷斯說，做中國項目是一種證明，這意味著企業的綜合能力、速度、品質都有所提升。
中國管理者給墨西哥員工留下的印象是，“比較嚴肅，很少笑”
生產要素貴、文化磨合難，許多中國人抱怨墨西哥生存之艱、賺錢之辛，但一個明顯的悖論是，歐美企業幾十年前就來到墨西哥投資建廠，付給員工更高的薪水，它們如何活下來？
歐美企業產品過硬、利潤高，生產的自動化水平也高。在中國，自動化隻是錦上添花，中國工人性價比高、服從性高，綜合算下來人工更劃算，所以很多工廠沒有緊迫感。
再往下一層，中國許多企業文化過於緊繃，壓力自上而下傳導，缺乏對建立管理規範、精細化作業的重視。
雖然看著熱鬧，但中國對墨西哥的直接投資的占比卻不高。墨西哥經濟秘書處2024年一季度數據顯示，美國對墨投資額達到106.15億美元，占當季總外資的52%，往後依次是德國、加拿大、日本、阿根廷。中國不在前十名之列，投資額在墨西哥的占比不足1%。
中國企業出海，起初的主力軍是資源央企和家電、PC等率先市場化行業的龍頭企業，隨後是以華為、中興、OPPO、vivo、小米、海康威視等為代表的科技企業，它們為如今大舉出海的民營企業培養了一批有海外經驗的骨幹。
如今出海的態勢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由點及麵、由500強企業至細分龍頭、由個別行業至百花齊放，全方位走出去之後，有全球視野的人才更加供不應求。《財經》記者走訪發現，中資企業墨西哥工廠負責人中，隻有少數曾主導其他海外工廠的建設，絕大多數此前負責的是中國工廠。
歐美企業尤其是美資企業，在墨西哥發展曆史悠久，已成為墨西哥商業規則的製定者。而日韓企業的全球化戰略也已持續數十年，有水土不服者，也有如魚得水者。最重要的是，日韓企業內部能擰成一股繩，共同商議價格，禁止低價競爭，願意為本國供應商支付高價。
多位接觸過墨西哥日韓企業的人士告訴《財經》，它們同樣不適應管理墨西哥員工，尤其是韓資企業。好在它們進入墨西哥時，用工尚不緊缺。
在墨西哥建廠是對中國企業出海的全方位考驗。一如外資進入中國時，中國人會口耳相傳，形成日企、韓企、美企的口碑，中資企業也需要在墨西哥的口碑。
鞠建鋒曾在拉美工作20餘年，擔任多家中資企業總經理，如今經營著一家服務中資企業建廠的谘詢公司。他對《財經》說，墨西哥不是沒有經驗豐富的技術骨幹，但大都在歐美和日韓企業，中國公司很難撬動。
一個極其鮮明的差別是墨西哥人在公司內的層級。歐美企業的管理層多見多元種族，墨西哥人可以擔任工廠總經理，也有機會晉升入公司總部。而到了中國工廠，總經理必然是中國人，管理層絕大多數也是中國人。相似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東亞企業，但在那裏墨西哥人有更多機會升至中層。
“在中國企業，墨西哥人往上一看，全是中國人，看不到職業發展路徑。”德勤西語拉美區主要合夥人Jorge Mesta（豪爾赫·梅斯塔）對《財經》說。另外，中國人總是聚在一起說著中文，“墨西哥人很重視人際關係，他們需要被認為是這個社群中的一分子，而不是被排斥在中國人圈子外麵”。
在一些中國工廠的企業文化宣傳欄上隻有中英文，沒有西班牙語。墨西哥人來來往往，看不懂上麵寫的是什麽。
這反映出中國人對本地化的複雜情緒，一種觀念認可本地化的重要性，培養本地技術骨幹，發展本地供應商；另一種則認為本地化是個偽命題，應該盡可能爭取中國人外派，或大範圍實現自動化生產。
李虹是PVC（彈性地板）企業“愛麗家居”董事會秘書，曾負責公司位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工廠建設，2023年3月起在蒙特雷籌備工廠落地。他感觸最深的是，中國許多製造企業是被推了一把出海的，生產力尚未準備好，數字化程度不高，管理水平低下。
李虹認為，這當中有行業差別，汽車和消費電子行業管理水準相對較高，而建材行業較弱。他在汽車座椅廠商延鋒座椅的工廠內看到，數字化的管理看板上，當日的生產任務、質量要求、庫存、存在的問題、整改措施，一切清晰可見。但在其他很多中國工廠，這些信息掌握在班組長或工頭手裏，中國管理者或是一頭霧水，或隻能依賴中方外派員工。
先行的中國企業中已有一些成功案例。聯想在墨西哥的工廠收購自IBM，至今已有20年，在墨西哥沒有中國員工常駐。TCL位於蒂華納的工廠總共約800名員工，隻有7名中方員工，已能做到部分月份單月盈利。主營製冷空調控製元器件的三花控股在墨西哥經營十年，也已盈利。前述延鋒座椅的蒙特雷工廠近兩個月也實現了盈虧平衡。
李虹認為，在墨西哥建廠，自動化和數字化水平應當比在中國的工廠更高，讓所有管理動作都在平台上完成，避免無必要的扯皮和管理摩擦。升級工廠管理水平是許多中國企業急需惡補的功課。
此外，部分中國企業缺乏契約精神的問題在墨西哥加倍暴露。姚沛君是美國商業地產企業高力國際的商業開發總經理，負責亞洲和墨西哥客戶。近三年來，她接觸了300多家有意向到墨西哥投資的中國企業，幫助60多家企業選址、監督施工，但又遊離在這些企業之外。
姚沛君見過許多荒唐事。一家中國企業的負責人已經與房東簽訂了租賃廠房的意向書，房東為他保留房源30天，30天後如果不敲定，房東有權把廠房租給別人。但這位負責人還想騎驢找馬，超出十天又轉頭找房東，被拒絕後把房東告上法院，最後敗訴。
還有一次，一位中國客戶淩晨2點給她打電話，說房東要把他們趕出去。追問原因，才知道他們為了節省成本，在員工宿舍多放幾張高低床，把房間承重牆拆了。
“房東的契約都可以毀掉，對我們這種谘詢公司更加（不當回事）。”姚沛君說。
在墨西哥，中國企業間的競爭相對溫和，但在一些同行較多的細分領域，苗頭已經出現。消費電子代工行業，墨西哥成本年年上漲，代工費卻十年不漲。近年跟隨特斯拉前來建廠的汽車供應商，即使成本大漲，也沒有與特斯拉討價還價的餘地，依然要和其他供應商互相“廝殺”。而另一家供應同類型零部件的歐洲企業，因為產品難以被替代，可以每年上調價格。
李虹觀察到，在中國企業密集的越南，形勢已經惡化。PVC地板的主要原材料是聚氯乙烯和石粉（碳酸鈣），大部分中資工廠陷入價格戰的探底競賽，大量填充石粉，導致地板發脆、缺乏彈性，終端客戶的質量投訴不斷。
最終美國禁止進口多家越南工廠的產品，工廠營收規模斷崖式下跌，一損俱損。越南口碑惡化後，中國地板企業的工廠又紛紛逃往泰國。
上班中的墨西哥工人。攝/柳書琪
“家底不夠厚。所以慌張、所以焦慮、所以內卷。”一位中資自動化設備企業負責人如此解釋。
一位墨西哥員工說，中國管理者給他留下的印象是，“比較嚴肅，很少笑”。
《財經》記者在墨西哥見到的唯一一家強調“快樂”價值觀的中國企業，是一家中資摩托車廠。在中國人圈內，它的口碑不錯。在它位於蒙特雷的工廠內，貼著“快樂進取”的企業文化標語。工廠負責人說，“責任、感恩都是虛的，就是讓兄弟姐妹們快樂、賺錢。”
這將是一個漫長且痛苦的重塑過程，但前述自動化設備人士保持樂觀，他說，生存壓力會逼著企業改變，無法蛻變的中國企業終將出局。
位於墨西哥城的中國義烏國際商貿城人頭攢動。攝/柳書琪
商貿城內有不少中文標識。攝/柳書琪
墨西哥城街頭的華為手機廣告。攝/柳書琪
墨西哥城一家商場內展示的比亞迪汽車。攝/柳書琪
中國企業到墨西哥以前，目光緊盯著美國，到墨西哥後卻發現了許多新機會
不同於過去從歐美日企業到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再從中國到東南亞的數次自然的產業轉移，中資企業到墨西哥是一場大國博弈背景下的應變之策。
2024年5月，美國拜登政府對鋼鐵、鋁、半導體、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等14類來自中國的產品加高關稅，其中電動汽車關稅由25%大幅升至100%，總關稅達到罕見的102.5%（含2.5%基礎關稅）。中國汽車當下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微乎其微，但這次加關稅卻堵上了中國車企借路墨西哥進入美國市場的未來通道。
2024年4月，墨西哥政府出於保護本國企業的目的，對鋼、鋁、紡織品、服裝、鞋類、木材、塑料及其製品等544項商品加收5%-50%的臨時進口關稅，而這些產品主要來自中國。許多人認為這項政策出台，也有美國的影響。
“中國是美墨加協定中，一個不請自到的夥伴。”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學教授劉學東對《財經》說。早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前，墨西哥已是許多外資企業躍入美國市場的跳板。現在，這塊跳板上擠上了更多來自中國的選手。
劉學東的一個數學模型顯示，墨西哥對美出口每增加1%，就要從中國增加進口2%，三者間的合作關係遠大於競爭。
但劉學東也認為，在投資墨西哥最火熱的汽車產業，近兩年應當是徘徊期。特斯拉墨西哥超級工廠的延期、2024年11月美國大選、2026年美墨加協定的第一次審核，都可能誘發潛在風險。
尤其是2026年的審核，2018年美國與墨西哥在簽訂美墨加協定時，曾規定墨西哥向美國輸送的汽車和零部件上限，轎車為260萬輛，零部件價值1080億美元。隨著中國汽車供應鏈在墨西哥的加速落地，這一額度有可能在兩年後觸及上限。2023年時這兩項指標分別是179萬輛和346.9億美元，如果2026年出口額超標，是否還能保留最惠國待遇相當不確定。
赫克托·蒂傑裏納（Hector Tijerina）是“投資蒙特雷”執行董事，他對《財經》說，雖然人們總在討論未來的變數，但他不認為墨西哥政府會出台危及中國企業的法規。美國固然想阻止中國汽車的進入，但美國也受益於中國在墨西哥的工廠。總部位於美國或在美國組裝車輛的汽車企業，大量采購來自墨西哥的中國零部件。“比起工廠在中國，他們更能接受在墨西哥。”
目前美墨出台的政策對已在墨西哥投產的中國企業而言，影響尚且可控，但全球局勢變幻莫測，它們已是驚弓之鳥。
近三年來，姚沛君已經手了五家破產清算的中國企業，包括四家特斯拉供應商、一家消費電子配套產品企業。
《財經》了解到，有一家消費電子代工廠本計劃投資8000萬元，但調研了大半年後發現實際投資要超出預算四五千萬元，最終在花了數百萬元谘詢和中介費後，該公司決定暫緩投資。
更有甚者，本和施工方簽好了合同，兩次開工，卻兩次停產。由於墨西哥各方麵效率太低，最終這家企業把所有設備都運了回去，徹底撤出，損失在千萬元級。
留下來的企業中，一股由蒙特雷轉向巴希奧（Bajio）的潮流也在緩慢形成中。
蒙特雷以鋼鐵產業著稱，是墨西哥工業重鎮，幾個世代下來，培育出了墨西哥最勤勞的工人。蒂傑裏納說，雖然無法與中國人相比，但蒙特雷工人多是從墨西哥各地來的外地務工人員，事業心更強。
蒙特雷除了離美國近，離墨西哥其他城市群都很遠，車程六個小時起。而巴希奧地區位於墨西哥中部，緊鄰墨西哥城，是一個密集的城市集群，包括聖路易斯波多西、阿瓜斯、克雷塔羅、瓜納華托、哈利斯科五個州。尼桑、英菲尼迪、寶馬、通用、空客、波音、麥道均在這片區域設廠。
至今蒙特雷依然是中資企業投資墨西哥最集中的區域，但巴希奧地區正變得更受矚目。《財經》記者看到，兩家今年投資的中國企業，都定在巴希奧地區，這裏租金相對低，水電緊缺程度相對較輕。
“在蒙特雷設廠是為了客戶，在巴希奧是為了自己。”鞠建鋒說，“選址要給自己行方便，客戶的供應商和產業鏈和你的不完全重合。”
中國企業到墨西哥以前，目光緊盯著美國。但到了墨西哥，視野向外望去，仍有許多機會潛伏。墨西哥貧富懸殊，但不是人們刻板印象中的窮國，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墨西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現價國際元）的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39萬元，高於中國的2.3萬元。
在本地化與盈利之間，也形成了隱秘的相關性。梅斯塔發現，中國企業供應商在中國，客戶在美國，墨西哥隻是一道中轉站。這種心態，將它們屏蔽在墨西哥主流社會之外。
而墨西哥市場占比較重的中國企業，往往有更強的動力理解本地、適應本地，從而控製住成本，實現盈利。
前述摩托車廠負責人說，墨西哥市場屬於無心插柳，在建廠兩年半的時間裏摩托車、全地形車等產品的銷量從1000多台漲至1萬台，翻了10倍，是美國市場的四分之一。另一家隻做墨西哥市場的日用品工廠負責人張新新也向《財經》透露，在運行一年多後，今年已略有盈利。
中資企業出海的浪潮，還隻是剛開始。彼得斯發現，雖然從2018年到2022年，中國（含香港）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比已達到18.77%，高出美國6個百分點，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巨大的增長潛力。
2018年-2022年，日本、德國、加拿大對外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均超過3%，全球平均水平為1.39%，而中國僅有0.97%。
但身處局中的人很難感受到時代的風起雲湧。他們每天要麵對招工、物流、海關、交付、房租、水電、買菜、做飯等繁雜事務，到了夜裏，還要和國內總部開會、匯報。至於家人，隻能在一些時差重合的碎片裏，和他們打個視頻電話。
“企業左右不了國家和時代的大勢，隻能順應潮流，不被淹沒。”一位在墨西哥輾轉過三家企業的中方管理者說。
跟隨企業遷往墨西哥的中國外派員工們正經曆著職業生涯與家庭責任的考驗。通常，企業外派人員很難再回到國內總部，因為總部崗位稀缺，回去後海外經驗也不適用。他們更可能輾轉於外派國家的不同企業，或者為公司去其他國家開疆拓土。
他們總是說，墨西哥人把老婆孩子擺在第一位，而他們不得不“拋妻棄子”。
責編 | 要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