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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30前不左心有病,30後仍左腦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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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一個人30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30以後繼續信仰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

書齋裏外 2022-06-15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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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齋君按:朱學勤,1952年9月出生於上海市。複旦大學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為上海大學曆史係教授,上海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社會思想史,目前從事的課題有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與漸進變革思潮等。編著有:《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比爾》《風聲·雨聲·讀書聲》《書齋裏的革命》《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誌》《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被批評與被遺忘的》《熱烈與冷靜——林毓生學術論述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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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千年的革命

 

作者 | 朱學勤

來源 | 南方周末,2009年

編輯 & 排版 | 書齋裏外

 

在最近一千年裏,要找出人類最驚懼而中國最熟悉的一個共同詞匯,也許隻有“革命”。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革命能使曆史沸騰,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風暴,凡是革命的正麵作用,和其魅力長存的精神遺產,人們已經談得很多,也都對。但是人們往往遺忘了革命遺留的代價,並且由於遺忘而輕信了許多神話。
 
革命確實起源於壓迫,卻往往是在彈簧剛開始放鬆而不是壓得最緊的那一刹那發生。革命中推翻的君主,通常是在父君孽債深重而自己又傾向於開明的時候,大地突然晃動起來。說革命是勢利鬼欺軟怕硬,也許不太合適,但父債子還確實是革命初起時常見的景象。
最能證明這一點的,是最近一千年最為著名的那場革命——1789年的法蘭西革命。幾乎所有的曆史學家都承認,路易十六遠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開明。此外,將近一百年前的俄國革命,還有中國的辛亥革命,多少也有這一成分。
大多數革命的參與者包括那些在革命中突然開屏的文學孔雀,是在彈簧鬆動的時候,忽然向前一躍。而在此之前,那些真正掉入地底之人,那些親眼見蛇發惡魔之人,不是不歸,就是從此啞然無言。
革命之過程,與人們所說的也有距離。通常走到一半的時候,總會聽到許願說,現在的強製,有諸多不得已,隻要跟著我再走過另一半,“麵包會有的,自由也會有的”。而就在這一過渡階段,革命中途轉向,成為一片燃燒的迷津。這是因為烏托邦主義者“即使懷著最美好的願望在世上建立天國,也隻能造出一個人間地獄來———一個隻有人才會為其同類準備的地獄。”
革命的終點,因為以暴易暴,往往會出現軍事強人,或稱僭主。法國的拿破侖、中國的袁世凱,都是如此。
隻有在經曆反複拉鋸、革命本身也精疲力盡之後,人們才稍稍有機會喘一口長氣。法國革命後期的熱月現象,其實是革命史的通例:群眾終於厭棄廣場生涯,重新回到廚房去精心雕琢她氣鍋裏的火雞。而 “熱月”,就是人們從廣場溜回廚房的暗道。
隻要回想一下在本世紀70年代“繼續革命”的中國,城市裏的居民是如何折向私人生活,男人在秘密討論半導體收音機的“電路”,交頭接耳;女人在悄悄交換編織毛衣的“線路”,樂不可支;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居然被置換為另一種“線路”分歧,你就會知道我們也經曆過 “熱月”,而正是這樣的“熱月”悄悄融化了×革的社會基礎。
在最近一千年裏,以法語和漢語呼喊的革命最為頻繁。
法國是革命的地震多發地帶,時不時山呼海嘯。從1793年羅伯斯比爾說“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斷頭台瘋狂起落;到1968年學生在街頭狂歡,“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一想到革命,我就想做愛”,避孕套成為後現代造反的另一種斷頭台,迎風招展。
我曾經給這個熱愛革命的文學帝國偷偷算過一筆:1789年以來,平均每一代人不是搞一場憲法危機,就是親曆一場起義。
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與法蘭西有相似之處,這一點本世紀初陳寅恪就曾哀歎:“以法人與吾國人習性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美人則與吾國人相去最遠,境勢曆史使然也。”
中國人最早的革命概念,起源於三千年前的周公製禮。他麵臨著一道X和Y糾纏在一起的難題:既要解釋商能克夏,又能解釋商何以又被周人所克,還要嚇唬商殷後人必須認命,不再作亂。他終於想出了“天命”與“革命”這一雙麵符:“敬天命”與“克天命”。
在《大誥》《康誥》《少誥》這樣的皇家訓令中,周公說:“惟命不於常”,“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此後,商殷腐化,“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再以後,才有了“成湯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皇恩大詞飛流直下,一口氣貫注了三千年。
到最近兩千年即將開始的時候,奴隸們也學會了這些疙裏疙瘩的皇家用語。陳勝有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吳廣則玩起了魚腹丹書、夜篝狐鳴的新式把戲。乘亂而起者,劉邦勝項羽,從此開啟中國曆史流氓得天下之先河。此後如有”天下“,那不過是馬蹄下奪來擲去之私物,敬天命與革天命,如川劇變臉,說變就變。
最近一千年最好的直白是林·彪,以湖廣腔一語道破天機:”政權者,乃鎮壓之權“,此為敬天命;”革革過命的人的命“,此為克天命。這就給”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留下了最好注腳。
他們反抗的並不是當時政治結構的不公正,而隻是反抗這種結構關係中的某一方,”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由此也就理解,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沒有一個不渴望著行登基大禮。近如魯迅筆下的阿Q,要到”秀才娘子的繡花床上去滾一滾“;遠如拿破侖,打得舊大陸一頂頂皇冠落地,但在教皇捧出1812年法蘭西帝國皇冠的最後一刹那,也會急吼吼劈手奪過自己戴上。
中國人印象中的革命,是要與刀光劍影聯係在一起,似乎沒有暴力衝突,就不是革命。其實還有一種革命,也可以在不經意中發生。這種革命,可以說是從一個人的一次從容赴死開始。
蘇格拉底以死成全了城邦政治,但也正是蘇格拉底之死,從更深一個層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主製的內在危機。如果沒有蘇格拉底那樣的死法,就沒有柏拉圖對古代民主製的強烈敵視;又由於柏拉圖走得太遠,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才開辟了另一條政治學的路徑。這一對師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兩種社會發展的路徑,以至後來兩千年政治史幾乎是這一對師生分歧的漫長注腳。
一條是先驗理性,從天上俯瞰人間,傾盆大雨兜頭澆注,結果是“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另一條是經驗理性,不聲不響地貼著地麵步行,得寸進尺,螺旋爬坡,走了好長一段,才發現“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羅馬以前,整個古代世界都有一個視覺盲區,不知道“私人”的存在。即使希臘人的公民資格,也隻是從城邦分享什麽,而不是在城邦之外擁有什麽。後來羅馬人由於麵對商品經濟中私人交往的過於活躍,不得已,第一次將整個法律體係區別為“公法”與“私法”。這卻開啟古代世界最有價值的一場革命,當時誰也沒有在意;
基督教又提出了一個古代世界聞所未聞的問題,即教會與國家的關係問題。這一問題的革命性含義,大概隻有到近代人們想到社會與國家也有類似關係,才逐漸有所意識。但當時提出時,隻以為是教俗相爭,並沒有驚天動地;
到了1649年英國革命,兩次內戰確實乏善可陳,最有意思的章節是在1688年,趕走了一個國王,卻迎回了這個國王的女兒、女婿,洛克也隨之跟進。此後才有內閣製、分權製,還有托利幫與輝格黨在議會裏互詈,一個是“愛爾蘭歹徒”,一個是“蘇格蘭強盜”,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開創了權力不流血更迭的慣例;
至1775年北美開始獨立革命,中國人愛說八年抗戰趕走英國人統治多麽不容易,後麵的1787年費城會議製定憲法,反而是粗枝大葉,三言兩語打發。而美國人自己卻認為,如此處理美國曆史,是不理解者強作解人,“腰斬了北美革命”。1775年至1785年動槍動炮是革命,但是1787年憲法製定以及伴隨憲法在全民投票中發生的政治辯論,則更是革命,而且是更重要的革命。
以後的曆史就是在英美模式與法俄模式的暗中較勁中度過了自從基督降生以來,到今日,兩千年天旋地轉。事後看這兩千年的方方麵麵,移步換景,光怪陸離,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都不會有一個整齊的年代劃分,遂人心願。除非碰巧從上述兩種模式競賽的角度看去,1789至1989,兩百年自成段落,頭尾幹淨,少一年沒有,多一年不行!
托克維爾那時說,英國與法國的競賽,“這兩大民族好似在陰暗處摸索,在微光下相覷,仿佛是無意中的巧合”。二百年後,世界曆史突然把這一暗部推向前台,燈亮處,長牆轟然傾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這才找到一個萬籟齊響的地方。這就恰好證明恩格斯一百年前的天才預言:“世界史是最偉大的詩人”,最後的文學家原來是在這裏!
剩下的篇幅,應該按照中國人的良好習慣,談談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了。
年青時我也曾迷戀過約翰·裏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後來才知道托克維爾《舊製度與大革命》寫得更好。克雷孟梭所言不虛:“一個人三十歲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三十歲以後繼續信仰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
裏德後來困陷紅都,曆經折磨而不得歸,有一部得奧斯卡金獎的電影《紅幫》(Reds),重點就是描寫裏德後期那段經曆。有幸能看到《紅幫》的人已經不多了,但隻要耐心讀一遍《舊製度與大革命》,也已經足夠。
今天,急風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別,也不能隨意鼓噪。但凡是還能螺旋爬坡的地方,當然是慎言革命,盡韋伯所言之責任倫理,而不是意圖倫理。不過,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後麵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在革命與改良之間,還有一個沒有翻譯過來的新詞:revolution+reform= refolution。
如何將refolution譯成漢語?嚴複已逝,但也可以用老詞將就,暫稱它為“快速改革”或“慢速革命”。革命之所以不能避免,除了革命者的急性子,還有另一方的慢性子,這兩者往往是天生一對,而且總是同時出現,革命成了雙方的共同作品。
滿清從1898年鎮壓戊戌變法以後,就麵臨著革命與改良賽跑的十年。清末新政已經在執行戊戌變法的遺囑,但它還是不夠快,沒有及時將revolution提速為refolution,終於被revolution從後麵撲倒。
說到底,革命是淤塞之後的潰決。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得很直白:改革也是革命;不改革,死路一條。一千年的曆史,證明了這是一個樸素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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