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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鉤沉】中美合作所：中美攜手抗擊日寇的情報機構
▲中美合作所軍官培訓班學習訓練
中美合作所的全稱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合作所、中美所。中美合作所於1942年夏開張，1943年4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簽署合同，到1946年3月，戴笠飛機失事死於南京牛首山，合同終止，中美合作所結束，共實際存在了3年9個月的時間。那麽，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機構？本文盡力綜合美國政府、軍方公布的檔案資料及台灣與大陸兩地的材料，努力還原一個真實的中美合作所。
一、中美合作所的由來
1941年秋，軍統局電訊處擔任偵譯日本密電碼的技術研究室從日本海空軍的調動和種種部署中，偵譯到日本海空軍在太平洋地區的頻繁調動，破譯了“日本海軍可能偷襲珍珠港”的情報。經過分析，軍統方麵認為這一情報是千真萬確的，於是，經蔣介石批準後，情報迅速傳給了中國駐美國使館副武官肖勃，肖勃的真實身份是軍統局美國（北美）站站長。肖勃將消息報告了駐美武官郭德權。可郭德權將這一重要消息通知美國國防部，讓美國注意日本海空軍的動向時，卻遭到了美國國防部將軍們的嘲笑，他們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在有意挑撥美日關係。此後，軍統又數次將這一重要情報通報美國政府，引起的均是捧腹大笑。無奈之下，肖勃、郭德權隻能私下告訴與之有些交情的美國國防部軍官，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們仍不相信。在美國政府和軍方看來，中國的諜報人員怎麽可能有這種破譯日軍密電碼的能力？
12月4日，軍統再一次讓肖勃請郭德權轉告美國國防部相關情報，請他們趕緊采取措施，日本海空軍將會襲擊珍珠港。然而，從美國總統到美國國防部的高層竟無一人相信。第四天，即12月8日，日本空軍從航空母艦上起飛，將珍珠港炸了個稀巴爛，太平洋艦隊遭到重創。直到此時，美國國防部的將軍們才醒了過來，想起了之前中國駐美武官郭德權告訴他們的情報，這才明白這條消息不是捏造出來挑撥美日關係的，而是確鑿的事實。通過郭德權，美方知道了這消息是中國軍統局破譯的。肖勃對後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主任梅樂斯抱怨說：“這麽重要的情報，居然沒有發揮作用，令人扼腕！”
▲珍珠港遭日軍空襲，中彈後起火燃燒的美軍戰列艦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參戰。開戰之後，美軍擬從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反攻，需要了解相關氣象與水文資料，並收集日軍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和西太平洋的軍事動態，這就必須同中國情報部門合作。同時，因為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四天，中國政府通過不同渠道向美方提供了日本將要襲擊美軍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的情報信息，這也使美國國防部充分認識到對中國軍統的情報工作不能小覷。特別是美國國防部了解到戴笠領導下的軍統有著效率很高的諜報網和行動能力後，更讓美國下定決心要與軍統很好地合作。
於是，美國海軍情報部派遣海軍上校梅樂斯（後擢升為少將）前往中國，美方特別提出由肖勃出麵負責安排梅樂斯到華與軍統商談合作事宜，共同組建中美合作所。
1943年4月1日，中美正式簽訂了合作協定，開始掛牌。當初規定中美所的主要任務是：擴大搜集與交換情報，分呈兩國最高統帥部參考；嚴密布置東南沿海的敵後情報網，準備策應美軍登陸；布置中國全國氣象網，製定氣象預報，提供美國海、空軍參考；偵譯敵方電訊、研究敵人動態；加強情報通訊、爭取情報的時效，使能製敵先機；擴大警特訓練，以達成防奸防諜、維護治安的任務；開展心理戰；加強秘密破壞工作，摧毀敵人的軍事設施及軍用物資。
戴笠強調中美雙方簽訂的不是條約，而是合同。稱合同是為了以免日後授人以柄，被誤解為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當時在中國一說到條約，馬上就被認為可能是不平等條約。戴笠算是多了一個心眼。美方接受了戴笠的意見，同意一律稱之為合同。
二、中美合作所大權在軍統，體現了主權在握
中美合作所，設主任一人，由戴笠以軍統局代局長的身份兼任；副主任一人，由梅樂斯擔任。中美雙方各派參謀長，軍統方麵兩位，鄭介民與李崇詩，美方一名為貝樂利上校。雙方各設主任秘書一名，軍統方麵為潘其武，美方為史密司。總部設在重慶磁器口楊家山軍統局郊外辦事處。從中美合作所的運作看，實權是完全控製在戴笠，也就是軍統手中。這也是梅樂斯日後受美國軍方詬病的原因。他們批評梅樂斯是美國軍人屈居中國人之下的第一人。史迪威與蔣介石反複磨擦，爭的就是軍隊指揮權，蔣介石當時寸步不讓是正確的，因為這關係到國家主權。
▲蔣介石與戴笠
中美合作所共計有6000多人，其中，美軍在華服務人員包括海軍官佐、技術人員、海軍陸戰隊士兵等，有2286人。除此之外，還有3000名美軍官兵被分配到軍統下屬的武裝部隊，他們一方麵負責訓練這些武裝人員如何使用美式武器，如何實施爆破等，另外也直接參與所在部隊同日偽軍的作戰，有的已犧牲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來華的這批美國軍事人員都是在美國經過嚴格訓練才被派遣到中國的，為了保密，紀律嚴格，如規定在華期間不得與外界有任何聯係，包括不得與家人通信。直到戰爭結束，他們的家人才知道他們在中國的經曆。來華的美方所有人員的工資與其他待遇，各項開銷全部由美國海軍支付，無需中方負擔。
中美合作所在建立後，為中國培訓了作戰部隊49000人，工作幹部1300多人。中美合作所一成立，戴笠獅子大開口，陸續向美方開出了一張張所需物品的單子，總計：200輛吉普車、十輪載重卡車2000輛、一座有病床1000張的軍醫院、建150座氣象台的器材設施、10000噸武器彈藥……這美國人還真的按戴笠開出的單子給了，共為軍統提供了9000餘噸特工器材、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不含被史迪威扣下的武器彈藥），裝備了10萬餘名軍統武裝人員，大大加強了軍統對日的電訊偵譯和作戰能力。美國還幫助軍統在幾個月中就建成了一座有1000多張病床的大型醫院，所有醫療設備與藥品概由美國無償供給。美國運來的2000輛十輪卡車，光停車場就相當龐大。
為了有效開展對日鬥爭，中美合作所設立了這樣一些機構：
最重要的是軍事作戰組、心理作戰組、氣象組、情報組、行動組。後根據形勢又增設了一個東南辦事處，專門負責這一地區的抗日工作。除上述幾個比較重要的部門外，還有交通運輸組（負責運送軍統所需物資）、經理組（負責財務）、醫務組、總務組、工程處、汽車總隊，以及負責協調中美合作所內部各部門工作的總辦公室。這些組除交通運輸組外，基本上都是為中美合作所自身服務的。各組所有組長全由軍統方麵擔任，副組長中美雙方各派一人擔任。重大決策與行動皆由戴笠拍板作出。中美合作所梅樂斯的一位助手說：“我在那幾年中從來沒有看到，哪一件稍許大一點的事，戴笠不能自己做主，而必須聽梅樂斯的話。”當然，戴笠有時對梅樂斯的建議也能“從善如流”。美國戰略情報局（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局長鄧諾文也不得不對羅斯福總統承認說：“根據中美合作所的規定，我們於1942年4月到中國，但隻作為戴笠將軍的中國情報機構的夥伴。”
中美合作所存在的那幾年，一切工作中心就是圍繞中國抗日戰場和太平洋戰場開展，是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麵。美國人的態度使美方得到了中方的回報，中美合作所為美國太平洋艦隊提供了大量準確情報，從而贏得了幾次海戰的勝利，扭轉了太平洋戰場戰局。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沒。
三、軍事作戰組指揮所屬武裝三年擊斃2.4萬日寇
軍事作戰組，簡稱軍事組，也稱參謀組。組長尚望，軍統別動軍司令部參謀長。中方副組長易煒，軍統別動軍參謀處處長。尚望的主要精力在軍統的別動軍，所以實際工作由易煒負責。美方派有一名副組長和若幹參謀人員。組內成員全是軍統方麵的骨幹。該組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指揮軍統所領導的敵後武裝部隊，如忠義救國軍、別動隊、爆破總隊、戰地工作隊，以及還沒納入忠義救國軍係列的零星遊擊隊如地下軍。這批軍統領導的武裝部隊，平時根據軍統掌握的情報，受命襲擊日偽軍，偷襲敵偽據點，破壞敵偽通訊設備與交通運輸線，從事遊擊戰。其武器裝備幾乎全由美方供給。軍統下屬各類武裝人員有10萬餘人。據梅樂斯說，中美合作所存在的3年多時間裏，包括3000餘名美軍官兵在內的敵後武裝部隊忠義救國軍等，消滅的僅日軍就有7.1萬人（檔案統計是2.4萬名日本人），其中包括擊斃的一名日軍少將和一名大佐。中美合作所所屬武裝在敵後開展遊擊戰，給侵華日軍以相當沉重的打擊，削弱了日軍搜刮淪陷區支撐前線“以戰養軍”的能力。當然，軍統也付出了代價，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軍統共計犧牲了4.5萬名特工等人員，而在冊的軍統人員是10萬，幾近一半軍統人員獻身於民族革命戰爭。
除遊擊戰與在敵後進行的破壞戰之外，軍事組還指揮軍統武裝配合戰場需要在東南沿海布雷，從1943年到1945年5月，在東南沿海共布雷1000多枚。經過證實，他們所布水雷炸毀日軍24艘船艦。同時也使敵軍航線和進出港受到困擾，為美海軍用其他方式打擊日軍提供了更多機會。在洞庭湖、湘江水道、廣西北部灣布的雷，共計炸毀了8萬噸日本艦船，完成了阻敵任務，為國軍調動贏得時間。在中美所存在的幾年中，軍事作戰組成績卓著。
四、準確的情報保證了太平洋戰場美國艦隊的勝利
情報組是中美合作所最重要的部門，也是全所工作的重中之重。組長為陸遂初，中美雙方各派一名副組長。這個組掌控著大量埋伏在上海、南京、濟南、北平、天津、福州、廣州、香港等各大城市中的軍統特務，在中小城市以及鄉村，甚至敵偽機關、日軍內部、日本東京皇宮中，都有軍統方麵的潛伏特務和眼線。如日籍台灣人林頂立，他的公開身份是日軍嶺南關東軍參謀官，另一身份是日本特高課高級特工，但他卻是一名潛伏在日軍內部的貨真價實的軍統特工，抗戰勝利後，他出任保密局台灣站第一任站長。二戰後期美軍潛艇在西太平洋的作戰，許多戰績都是依據了林頂立提供的軍事情報，情報標明了日本海軍在西太平洋的布雷區、軍艦出入港等情況。說戴笠是耳目四布一點也不言過其實。梅樂斯曾問一名在集鎮以開旅店為名的軍統特工，這位旅店老板回答說：“在中國每個地方都有戴老板的特工。”梅樂斯後來對此很有同感，他回國後對朋友們很感慨地說道：“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報人員在活動！”這個組的工作實際上完全是受軍統領導的，以梅樂斯為首的美方人員其實主要是負責供給軍統需要的各類特工通訊器材和武器，以及活動經費，情報收集基本插不上手，隻是在取得中方提供的情報後由他們報告美國相關部門。
▲戴笠和梅樂斯
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是中美所的鐵杆粉絲，他對梅樂斯說，必要的話，我可以動用軍艦為中美合作所運送你們需要的物資裝備。尼米茲之所以如此支持，是因為他在太平洋戰場對日軍的一切勝利都與中美所相關。日本海空軍的日機種類、型式、裝備、戰力、行動情況，太平洋上空的氣候情報，無一不是中美合作所供給的，而且是唯一的準確情報來源。如1944年一年，中美所供給美軍的重要情報1708件，其中美軍交換中方994件。中美所這一年給尼米茲的潛艇部隊情報就有150件，使之順利擊沉日艦艇25艘，約10萬噸。1945年1月到抗戰勝利，中美所供給美軍情報2431件，美軍送給中方764件，其中不少是日軍各軍事要塞的兵力部署、軍事設施、軍事工業等情報。
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的飛虎隊）1944年發表的公報，曾特別標明這年3月到11月中旬，9個半月中擊毀與擊沉了33萬噸敵艦，其中至少1/10是根據中美合作所提供的偵譯情報炸沉炸毀的。
五、池步洲的情報使得美軍一舉擊斃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是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海軍大將，偷襲美軍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的罪魁禍首。珍珠港事件後，美軍很快就緩過氣來，這與美國國內具有強大的戰爭動員力量有相當關係。1942年，在太平洋戰場，美軍經過密德威（美國海軍在太平洋的另一重要基地）、珊瑚海（澳大利亞與所羅門群島之間的海域）、瓜達爾卡納爾島（新喬治亞群島中南部的一個大島），以及中途島等海戰後，使日本海軍受到重創。特別是中途島海戰，日軍損失了4艘航空母艦和一艘重型巡洋艦，52架飛機被擊落，另有280架飛機隨著航空母艦沉入海底，而美國太平洋艦隊隻損失了1艘航母、1艘驅逐艦和47架作戰飛機。不可一世的日本海軍至此一蹶不振，太平洋戰爭的局勢已完全得到了扭轉，美國海軍取得了太平洋戰場的主動權。山本五十六為了扭轉太平洋戰場的不利局麵，尤其是給日本廣大海軍士兵鼓氣，決心在自己60歲生日的那天（1943年4月18日）於慶祝活動結束後，前往對正在苦守各島嶼陣地的日軍士兵進行慰問、打氣，鼓勵他們為天皇“玉碎”。於是，聯合艦隊司令部向所屬部隊發去電報。這封被軍統技術室的池步洲破譯的電報的內容如下：
GF長官定於4月18日前往視察巴萊爾島、肖特蘭島和布因基地。具體日程安排是：06∶00乘中型轟炸機，由6架戰鬥機護航，從臘包爾出發，08∶00到達巴萊爾；然後轉乘獵潛艇，於08∶40到達肖特蘭……14∶00再乘中型轟炸機離開布因，15∶40返回臘包爾。……若遇天氣不好，視察日程往後順延1日。
這封電報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轉給了正乘坐專列在美國南方巡視的羅斯福總統。同時，美國海軍部也接到了梅樂斯的報告。這時的羅斯福也好，美國軍方也好，對中國特工的水平早已是刮目相看了。
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在收到華盛頓發來的這一密電後，興奮得差點跳了起來：山本的命運決定了。
18日9點33分，美海軍航空兵上尉托馬斯·蘭菲爾率領18架雙翼P-38型閃電式戰鬥機，在卡伊裏以北50英裏處貼近海麵飛行，到達狙擊位置。一分鍾後，機群的正前方上空出現了8架飛機。托馬斯立即下令迅速上升並發動攻擊。瞬間，日方6架護航的零式戰鬥機與托馬斯的18架P-38型戰鬥機迅速攪成了一團，6架日本零式戰鬥機在16架美機的包圍下無法衝出重圍，日方的2架座機失去保護，隻好從1500米高空急遽下降，企圖急降巴拉勒機場，但2架美國P-38型戰鬥機緊緊咬住不放，2分鍾後，山本的座機中彈起火墜毀在一座小島，另一架日機中彈墜入海中。9點38分，一切歸於寂靜。
山本五十六死於美空軍之手，但是，美國總統、軍方高層十分清楚，真正把山本送進地獄的是中國的密碼破譯人員。
中美合作所其他各組的反法西斯鬥爭也是成績斐然。中美合作所的成功，使得美國羅斯福總統對戴笠刮目相看，在開羅會議時還當麵向蔣介石提出，希望能見一見這個中國的“希姆萊”。28個月後，戴笠命喪牛首山，中美合作所隨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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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丹年：還原中美合作所真相
我於1990年春天來到重慶歌樂山下工作。這是一個紀念館，它最通俗易記的名字叫“渣滓洞”。1963年建成開放時叫“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1984年改名為“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2007年再次改名為隸屬於“紅岩聯線”的“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還有一個文物保護專用名稱叫“‘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舊址”。
初來時，我花了兩三個月的空餘時間熟悉環境，在這片2.08平方公裏的文物保護區域內，到處“踩點”。沉浸在六十年代的感知氛圍中，並未察覺身邊籠罩著曆史迷霧。三年以後，漸漸感受到了不明曆史真相的壓力。我的筆端每天流淌著“陰森恐怖、殺人魔窟”宣傳文字，卻查不到中美合作所參與殺害進步人士的細節。在氣勢若虹的口號之下，找不到對應的曆史事實。
我冒出一個想法：太平洋戰爭期間，美國為什麽要派出數以千計的軍事技術專家到重慶來“迫害鎮壓進步人士”？這不符合曆史的邏輯。中美合作所的性質到底是什麽？我開始焦躁不安，邁出了探尋真相蛛絲馬跡的一步。
首先熟讀館藏資料，從眾多服刑人員交代材料中，看到了中美合作所的抗戰史實。中美合作所氣象及通訊組少將組長程浚於1959年所寫的材料說：“中美合作所總部，在全中國建立有156個氣象站，掌握著中國沿海及內陸、東南亞乃至部分太平洋地區的氣象資料（是直接為太平洋戰爭服務的）。中美合作所總部設置了強大的電訊總台，這個電訊總台擁有十餘部中程發報機，具有四個方麵的業務職能：第一，它與中美合作所之外的美國海軍各單位聯絡，包括美海軍基地舊金山和珍珠港的電台、包括正在太平洋中活動的美軍艦隊、包括太平洋戰爭重大戰役發生地點的關島和菲律賓的美海軍電台；第二與中美合作所所內負責與美海軍合作部分的外設電台，以及配合氣象情報搜集交流的電台聯絡；第三屬於所內業務範圍，包括每天的氣象情報傳遞，而當時重慶的氣象總台就是美海軍艦隊對日作戰主要氣象情報的來源；第四與美國戰略情報局（屬於美國陸軍統轄）的有合作關係的電台聯絡。”
中美合作所氣象台舊址
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戰組少將組長王一心，1959年所寫的材料說：“中美合作所在重慶設立的強大的無線電台，專門收聽日軍方麵發出的密碼電報，記錄下來，分發中美雙方的研究員仔細研譯，借此偵察日軍方麵的軍事情況。這一工作收獲相當大，曾有好幾種日軍密碼電報被偵譯組中美雙方研譯出來，由此知道了日軍的調動情況。”
從台灣的《傳記文學》中看到：“從1943年春天到1945年秋天，中美合作所舉辦了大大小小十多個特種技術訓練班，一共訓練了作戰部隊49,180人，工作人員1,328人，與日本軍隊大小戰鬥1,877次，配合正規軍抗日作戰，展開遊擊戰，擾亂日軍後方，破壞日占區的交通、倉庫、礦山，並援助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作戰。”
1993年，參加本單位與群眾出版社合編《戴笠、梅樂斯與中美合作所》一書，我讀到公安部保存的相關資料。我還到圖書館、博物館查閱圖書資料，並和朋友互相交流信息、借閱書籍。
一些七、八十歲的當地老人，曾經指點著公路邊灰磚青瓦的民國時期的平房，告訴我：“聽說，那裏就是中美合作所的總部辦公室。”他們也曾帶領我爬上歌樂山東麓的一座小山頭，地名叫做獅子山，告訴我：“當年這一帶有很多中美合作所的遊動哨，他們背的槍在當時都是最先進的武器。”他們還指點著白公館與渣滓洞之間的某個轉彎處說：“這裏是中美合作所的倉庫，重慶解放時從這裏搬出了很多器材。”
梁廣老人1944年到中美合作所當炊事員，他說：“有400多美國人吃飯，梅樂斯也來吃過的。美國人在抗戰勝利後就陸續走了，1946年5月全部走光，隻留下十多人辦移交。”我意識到，中美合作所與1949年深秋的大屠殺無關。
一位做小生意的彭姓老人說，他自小生活在這裏，曾跟隨父輩，肩挑背扛著重物，走捷徑穿越中美合作所特區，並沒有遭到逮捕。中美合作所雖然保密，卻並非虎穴狼窩，並非老百姓談虎色變的恐怖之地。
我把不同來源的信息印證比較，寫了一篇《“中美合作所”美方電台尋蹤》，試投重慶地方誌刊物《史誌文匯》，刊於1994年第2期。隨即《重慶民革》雜誌和《沙坪壩區通訊》也轉載。我頗感驚喜，原來還有一批同道者，遙相呼應。
1993年夏秋，我在單位自辦的《歌樂山烈士陵園》刊出文章《中美合作所的抗日活動》。經修改充實，又以《中美合作所與軍統集中營》為題，發表於《紅岩春秋》2002年第2期。
鄧又平、何蜀兩位先生，是研究中美合作所史實的先行者。鄧又平在《美國研究》1988年第3期發表了《簡析“中美合作所集中營”》一文，將中美合作所與軍統集中營加以區別，指出中美合作所是中美兩國共同抗日的產物，與軍統集中營沒有關係。何蜀在《書屋》2002年第7期發表文章《文藝作品中與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將中美合作所的史實與小說《紅岩》、歌劇《江姐》、電影《烈火中永生》作了切割，反響很大。他們以理性思考統領史料，開辟了清晰的導向。
何蜀是重慶史家，曾任《紅岩春秋》雜誌副主編。最初，我和他是作者與編輯關係。他經常給我鼓勵、啟發。他堅持史實原則，說話言之有據，柔中帶剛，卻語氣平和。多次向我提供新發現的材料。那時沒有電腦，有的是複印件、打印件，甚至還有手抄件，比如《史實與評說：中美合作所功罪之爭》（沈愚著，許茵譯，載《民國檔案》雜誌2002，3）、《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第三班始末》（文強著，載《河南文史資料》第30輯）等等。曾任《紅岩》雜誌副主編的趙曉鈴女士，給我很多啟迪。
後為何蜀，前左起徐軍、孫丹年
重慶圖書館工作人員也給我很多幫助。該館設置“港台閱覽室”，我讀到了喬家才《鐵血精忠傳——戴笠的故事》和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等有關於中美合作所的抗戰史實記載。
河南有一位民間抗戰史家張帥，我從未謀麵。他業餘自費收集整理忠義救國軍資料，寫成《忠義救國軍述論》，詳細敘述了忠義救國軍與中美合作所之間的關係。當時他的研究成果沒有機會發表，多年後列入河南省社科聯調研課題。他無私地寄給我收藏的初版《中美合作所誌》複印件，沒有封麵封底，中間缺了很多頁，但主要內容都在。我複印之後，又寄還給他。退休後我想打聽張帥的消息，希望麵謝。結果張帥離開原單位，和我失聯。
華東師大教授洪小夏的論文《抗戰時期的中美合作所析論》發表於《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8期。她曾到歌樂山下找我，我帶著她參觀這片舊址，交流很融洽。
徐軍是一個潑辣的重慶妹子，1982年畢業於重慶大學，去美國深造。她收集中美合作所的史實，堅持從證據出發，一經掌握證據，便據理力爭。一旦被對方的證據駁倒，便立即緘口不言。
張力先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參與修訂《中美合作所誌》，撰寫過《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曆史記憶與論述》、《<中美合作所誌>出版緣起及修訂再版說明》。他來重慶舉辦講座，我有兩次與何蜀，同他及夫人周素鳳女士見麵交流。拙著《中美合作所與太平洋戰爭》出版後，正值張力先生在重慶大學講學，我帶著新書和張先生促膝晤談，他對書中的相關細節給予指教，非常愉快。2017年9月我和朋友去台北，大病初愈的張力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等候我們，又攜夫人周素鳳女士帶我們遊覽文化景點，還請喝咖啡吃飯。
渝中區政協也給我很大的支持。我求助他們代為聯係各地政協文史委，征集中美合作所在各地開辦訓練班的相關史實，發出7封公函，得到回應。河南政協文史委、福建省華安縣政協、建甌縣政協都給我寄來了相關史料。
重慶一位文化官員，2008年秋曾經主編一套叢書，其中有一本《中美合作所的抗日活動》，交我完成。這成為我寫書的契機。
當我完成書稿時，卻未能參加叢書。出版商表現出強烈的興趣。進入審稿卻屢遭否定。貴州教育出版社梁茂林先生告知，團結出版社有興趣。我聯係團結出版社社長，談得很好，但因他們內部整頓，沒了下文，失之交臂。
趙曉鈴幫我聯係了陝西人民出版社，他們很快和我簽了合同。2012年，《中美合作所與太平洋戰爭》終於麵世，印了5000冊。一位重慶的年輕朋友到南京參觀總統府，在售書部看到這本書，拍照發我。他感到很自豪。
三位學者為我的書作序，出版社有顧慮，未能采用。
最早向我約稿的文化官員寫序說：“幾年前，一些被扭曲的曆史信息呈爆炸狀態流行時，我對孫丹年女士說：會有一位勇於澄清曆史的人在應該的曆史時刻出現。2011年春天，當她把書稿《探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交到我手中並要我作序時，那份驚喜可想而知。……我佩服作者的勇氣和智氣，此二氣合在一起，就叫實事求是，就叫史事求是，就叫學術良知。”
何蜀的序言說：“多年前，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學會在重慶舉行了一次年會，我作為應邀列席參加者，在小組討論中講到了對中美合作所的評價問題，介紹了中美合作所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反法西斯盟國的跨國軍事情報合作機構作出的貢獻和後來被歪曲醜化為“法西斯集中營”的情況。聽了我的發言，幾個來自軍事院校的學者麵色沉重地表示：相信你說的史實都是真的，但感情上接受不了，因為我們都是讀《紅岩》長大的。這個表態讓我驚訝，也讓我“無語”（作為曆史學者看待曆史不從史實出發而從感情出發），這也使我看到了長期以來一些為政治需要服務的文藝宣傳所產生的惡劣影響之深。孫丹年的這本書，就承擔著這樣的重任。……孫丹年這本書是她退休之後獨立完成的、很有意義的一項大工程。它告訴人們：曆史是有真相的，真相是不可能長久被歪曲、屏蔽的，不論是出於商業目的嬉皮笑臉的‘戲說’還是出於政治目的慷慨激昂的‘正說’，真相始終隻有一個。在這片領域裏，總有一些不問個人得失隻求還原真相的義工在默默操勞著……”
趙曉鈴的序言說：“現在孫丹年寫了一本書，最讓我震撼的，還不是中美合作所對太平洋海戰的巨大貢獻，而是她講述了梅樂斯和他帶領的美國大兵在中國英勇卓絕的鬥爭和犧牲，他們的光榮與功勳一點不比他們在諾曼底登陸的那些戰友差。……我們看過了那麽多電影電視，從來沒有看到過江南的敵後遊擊隊由操著英語的美國小夥子帶領著，拿著美式武器打擊日本侵略者；誰知那時候，竟有上千美國人活躍在江南的敵後遊擊戰場！……歌樂山下的故事選擇了孫丹年。她不僅是不再撒謊，而且要尋找真相，這是一本可靠可讀的書。她說‘膽怯地伸手，悚然叩問曆史’，不是在海峽這一邊長大的中國人，不能體會這‘膽怯’‘悚然’背後的辛酸與心悸，將作者探索真相的困難，內心的糾結與掙紮讓讀者一攬無餘。”
周永林老人年逾九旬，曾任重慶市政協副秘書長。他說，中美合作所是抗日的，作用是正麵的，我們應該還曆史以本來麵目。他告訴我：八十年代，他的親屬隨政府代表團訪問美國，接觸到美海軍高層人物，美方直接了當地質問：“梅樂斯隻是我們一個普通的海軍軍官，你們為什麽把他說得那麽壞！”質問具有正當性，這在當時隻有極個別人能夠認識到，即便認識到了也沒有機會發言。正是因為有周老和其他朋友的不懈支持，我才能克服困難，寫出這本書。書出版後，我首先想到周老。那天，我打電話要給周老送書，他高興地說“快來啊”。愧疚的是，因為路不熟，拖延了時間。等我到達，大門為我而虛掩，周老在桌前頹然而坐。幾年不見，老人家麵龐鬆弛下垂，眼瞼浮腫，好不容易站起來了，卻挪不開步，靠拐杖支撐著迎接我。一塵不染的桌麵上，擺放著一盤葵瓜子、一盤花生，和沏好的茶。他費力地對我講，這本書出版，算是完成了一件大好事，是重慶史學界的一件大事。
孫曙先生是南下幹部，於1949年12月接管中美合作所舊址，作為親曆者，曾對舊址的曆史真相提出過很多意見。他的好友楊慜先生在重慶市公安局工作，2013年8月，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了《1943-1946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紀實》，史料翔實，內容厚重。楊慜先生惠寄我一冊，特意打電話告知，他視我為同道。
迷霧漸漸散去。我和同道，終於合力還原了一段曆史的真相。
202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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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所”究竟是抗日機構，還是反共魔窟？｜鉤沉
新中國成立伊始，“中美合作所”便被宣傳為“美蔣反動罪行”的代表，數十年來,《紅岩》、《烈火中永生》等文藝作品更是將其塑造成了臭名昭著的魔窟，至今很多人提起來仍然會咬牙切齒。然而，在台灣和美國，“中美合作所”卻是作為著名的抗日典範一直被紀念和頌揚的。那麽，“中美合作所”到底是抗日機構，還是反共魔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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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所刑訊室
中美合作所全稱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成立於1943年4月15日，直接隸屬於中美兩國最高軍事統帥部，總部設在重慶西北郊歌樂山下的楊家山。軍統領導人戴笠、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1943年7月美國陸軍方麵改派魏今生為代表）分任正副主任。參謀長中方兩人，為鄭介民和李崇詩，美方為貝利美。主任秘書中方為潘其武，美方為史密斯。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3年至1945年8月，中美合作所各訓練班，共訓練單位22個，完成訓練之作戰部隊49180人，各種幹部1320人，畢業學員50500人。這些“特種作戰部隊”經訓練後改編為別動軍8個縱隊、忠救軍3個縱隊，湘鄂贛邊區行動總隊（梅樂斯稱之為長江突擊隊）、鐵道破壞隊、水上破壞隊、教導營（多半由受訓學生編成）若幹等敵後抗戰隊伍，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卓越貢獻。
隻是長期以來，由於意識形態等原因，“中美合作所”這個戰時跨國軍事情報合作機構竟成了廣為人們熟知的“美蔣罪行”的代名詞，歌樂山革命紀念館也曾一度命名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長篇小說《紅岩》和由此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更是將其描述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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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岩》
以當時最為轟動最為暢銷的長篇小說《紅岩》為例，寫到共產黨員劉思揚第二次被捕時，就描寫了押送他的汽車經過“中美合作所警衛森嚴的大門”駛進白公館集中營進行登記時，他看到登記簿上有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縮寫等細節。小說中寫到渣滓洞監獄政治犯組織絕食鬥爭和1949年新年聯歡會時，還特地描寫了監獄看守長給美國“特別顧問”打電話請示報告的細節。
在小說中，國民黨特務頭子徐鵬飛威脅許雲峰：“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國刑法！”改編成電影《烈火中永生》後，這句話改成了徐鵬飛審訊江姐時的台詞，“美國刑法”改成了“中美合作所的幾十套刑法”。“你別忘了，這裏是中美合作所！”“真想嚐嚐中美合作所的幾十套刑法？”“老實告訴你，進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屍，也得給我開口！”
在歌劇《江姐》的最後一場（場景說明：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營女牢），江姐在就義前，得知敵人就要逃跑時，嘲笑沈養齋說：“怎麽？你害怕了？你們‘中美合作所’這塊招牌就要摘掉了！”
其實，這些文藝作品都是很不嚴謹的。“中美合作所”的招牌早在這個劇情發生的四年前即1945年8月就已被摘掉了。而小說《紅岩》中特務頭子徐鵬飛的原型——當年西南的特務王徐遠舉，也從未在中美合作所任過職，他調到重慶先後任行轅二處處長、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時，中美合作所早已經撤銷。
不可否認的是，歌樂山下的白公館、渣滓洞曾作為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國民黨監獄，1949年9月至11月底，國民黨當局將關押在這裏的包括共產黨、民革、民盟、“托派”及無黨派人士（還包括軍統局的違紀犯）在內的數百名政治犯屠殺，這是小說《紅岩》的曆史背景。然而，實事求是地說，中美合作所除了恰巧與這兩個監獄處在同一位置，以及監獄裏所使用的刻有中美合作所字樣和有USA標誌的辦公家具、桌椅板凳床，以及特工使用的手銬、槍支等都是中美合作所遺留下來的外，中美合作所與這兩處監獄幾乎沒有任何關係，與屠殺進步人士更是沒有絲毫聯係。
這是因為，白公館原是軍統局下麵的臨時看守所，1943年，中美合作所建立時，白公館看守所奉命將人犯遷往渣滓洞，將房屋騰出來讓給美方人員作為住所。抗戰勝利後，中美合作所撤銷，美方人員回國，白公館才又恢複關押政治犯的職能（後稱國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關押國民黨當局認為是“要犯”的較高級別的政治犯。而渣滓洞監獄，原是因白公館看守所人滿為患而增設，1946年年底將人犯遷回白公館後，曾一度關門，後於1947年年底又重新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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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左）與外國友人
不過，由於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負責人是在國民黨內外名聲都不大好的軍統局負責人、特務頭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樂斯又不顧美國當局禁令介入中國國共兩黨衝突的內政，再加上該所訓練的作戰人員、警察和特工，獲得的美式武器與設備器材，後來都被國民黨當局用到了反共內戰中，因此，該所便有了一個“扶蔣反共”的惡名。
不僅如此，在中美合作所撤銷之後，在其原址及其附近發生的監禁、虐待和屠殺政治犯的罪責，也被算到了它的賬上。特別是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崩潰時發生的對被關押政治犯的集體大屠殺，更被宣傳為“中美合作所大屠殺”，使“中美合作所”聲名狼藉，成為後來反美、反蔣（國民黨）宣傳中的一個重要靶子。
那是1949年10月，堪稱“黎明前黑暗的日子”。當時，經過三大戰役、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等重大戰役，蔣介石“劃江而治”的夢想破滅。蔣家王朝認為他們的失敗是對共產黨手軟的結果，於是在重慶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進行瘋狂屠殺。根據對抗戰後期至重慶解放前夕係列大屠殺殉難者進行的統計，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難者總數是321人，其中經審查已定為烈士者共計285人，加上5個隨父母犧牲的小孩，共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計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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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白公館
於是，在這一係列因素影響下，許多人不再清楚中美合作所當初究竟是個什麽機構，而隻以為它是一個血腥恐怖的集中營。再加上小說《紅岩》及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為了宣傳反對的“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而將中美合作所、白公館、渣滓洞三者糅合在一起，進行大肆渲染，“中美合作所”作為反麵形象的知名度，竟大大超過了同樣在重慶有著更為重大曆史意義的革命紀念地紅岩村，令人遺憾。
中美合作所隻是一個為抗日服務的軍事合作機構，對抗戰勝利做出過極大貢獻，這一點不該被忘記。《紅岩》中那些國民黨監獄中的罪惡與它是沒有關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