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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就是最大的作為-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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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則視頻新聞感覺特別難過，如果說這種事也能當得起正能量，簡直太可怕了。咱們先來回顧一下事情的原委，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麽？
新聞報道稱，湖北天門市警方打算對涉嫌電信詐騙犯罪的汪某實施抓捕，但是民警趕到汪某家的時候，屋裏屋外搜了個遍，也沒找到犯罪嫌疑人，家裏隻有一個年僅7歲的小男孩獨自玩耍。看到有人找爸爸，小男孩告訴來人“我爸爸在後麵的房子裏”，自告奮勇地說“我帶你們去”。視頻畫麵顯示，來到爸爸待的地方，小孩說了一句：“爸，你朋友來找你”。
報道內容看似很短，其實信息量還是蠻大的。我們暫且不對事件本身做評價，先來看看媒體在報道這件事的時候是怎樣一個態度。
多家媒體在描述這些事的時候使用了一個詞：自告奮勇。還有媒體在“自告奮勇”的基礎上追加了另外一個詞：大義滅親。
我們不妨把“自告奮勇”和“大義滅親”分開來解讀一下。
自告奮勇（釋義）：主動要求擔任某項艱巨的任務。
對於找不到犯罪嫌疑人的民警來說，這項任務無疑是艱巨的。而對於小孩來說，因知曉爸爸待的地方，找起來不費吹灰之力。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自告奮勇”中囊括的“艱巨”之意，僅對民警存在。此外，自告奮勇接受某項任務，必須是在當事人知情的前提下完成的。可是通過視頻對話我們發現，小男孩並不認識來人，更不知道來人找爸爸的目的。而小孩之所以將便衣民警當做爸爸的“朋友”，這個錯誤的信息顯然是民警傳遞給小孩的。於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出現了：民警為了完成任務不惜對一個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欺騙手段？
我們不妨將“帶路”這件事的時間線拉長，再過幾年，等孩子知道是自己出賣了爸爸，試想一下，他的心裏會是什麽滋味，會不會自責，會不會成為他一輩子的心理陰影？
大義滅親（釋義）：為了維護正義，對犯罪的親屬不循私情，使其受到應得的懲罰。
“大義滅親”出自左丘明所著的《左傳·隱公四年》。春秋時期，衛莊公的兒子姬州籲弑兄篡位，其中，士大夫石碏的獨生子石厚也參與其中。姬州籲繼位後窮兵黷武，以致百姓怨聲載道。在此情況下，衛國眾臣聯手陳國將姬州籲等人拘禁，後將姬州籲斬殺。州籲死後，參與弑君的石厚怎麽辦，卻成了難題。要知道石碏就這麽一個兒子，殺之心中不忍，不殺難平眾怒，而且石碏是先帝的死黨，深受先帝恩寵。經過長時間的利弊權衡，石碏忍痛派人將兒子石厚殺死於陳國。
從曆史典故中我們得知，石碏“大義滅親”並未完全為了正義，而是迫於形勢，加之石厚有命案在身，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得以死抵命。由此可見，“石碏為了維護正義”而舍棄親情，並不是一個完全合理的命題。
此外，現代社會中，“正義”一詞的詞義更不是單純基於道德層麵的解釋，而是在法治語境下完成的。也就是說，正義與否，是由法律決定的。而剛性的法律能不能與人性的溫情統一起來，則不言而喻。
我不知道在其他地域的文化中，有沒有“大義滅親”的說法和傳承，但是我知道，經過“包拯大義滅親斬侄子”的劇情不斷熏染，一代代國人的意識發生了質的變化，且全然不懂“正義”早已被賦予了不確定的政治屬性，我認為這是十分可悲的。
傷天害理、作奸犯科的任何行為都應該被譴責、被製止、被懲罰，但是誰由來譴責、製止、懲罰這些行為，我以為還是應該有所區別的。現代文明，不僅需要法律來維護，更需要人性去嗬護。如果現代文明依舊沿用封建時代的那套理論做判斷標準，社會進步豈不變成一句鬼話？
當代曆史上，因“大義滅親”讓人性滅失進而禍亂社會意識形態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張紅兵律師回憶，文革時期因母親說了“為劉少奇翻案”的話，當年16歲的他和父親一起將母親方忠謀舉報，兩個月後母親被槍斃。多年以後，張紅兵責罵自己“連畜生都不如”。
張紅兵“大義滅親”並非孤立，而是當時蔚然成風的國民意識形態的呈現。正是接受了這種唯x正確的教育觀的一再熏染，才造就了幾十年後人性自私和貪婪的延續。回到今天的話題中來，我們的媒體、執法單位居然能把“7歲男孩帶路抓父親”的舉動視為“自告奮勇、大義滅親”的典範大加渲染，試問居心何在？
社會是一個有機結合體，其中不止有法律，更有親情溫度、道德約束，以及不同維度的思考和感悟，缺失任何一項，這個社會都不能稱之為完整。而所有這些因素的存在，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人服務的。試想一個沒有親情凝結、沒有人性溫度的社會，怎麽能讓人體會到生活的幸福和生命的感動。當生命所需的這一切美好不複存在，社會本身的存在還有什麽價值？
“大義滅親”被人耳熟能詳，其實同樣在封建社會，還有一個詞叫“親親相隱”。“親親相隱”還是當時特定的社會製度原則：即夫妻、父母、子女以及特定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瞞罪行，不告發、不作證均不論罪。控告違背“親親相隱”原則，反而涉罪。
今天提及“親親相隱”原則，並非主張當今社會回歸宗法倫理製度，而是我認為，不管什麽意識形態的社會，都應該將美好的東西保留下來。親情組合的家庭是社會組成最基本的單位，正如基石的存在，基石鬆動，萬丈高樓縱是雄壯無比，又焉能逃脫坍塌的命運？
“大義滅親”在中國曆史上延續的時間相當久遠，1979年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製定時，依舊沿用了“大義滅親”式的法治理念。刑訴法48條更是規定了公民有絕對作證的義務，作為犯罪嫌疑人的家屬沒有沉默權，這就意味著，如果不檢舉、揭發、作證親人犯罪，那麽自己也可能將身陷囹圄。好在這個違背人性的法治原則，在2011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上得到了糾正。此次會議在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時，增加了一條規定：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人民法院可以強製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中央電視台在談到“大義滅親”時這樣評論：大義滅親生硬割裂了維係社會的血緣親情，無視國民間基於人性而生的倫理關係，其惡果遠甚於犯罪本身。倘若親人之間缺乏起碼的信賴和情感，而充滿猜忌和提防，對於維係社會的穩定和人際和睦，必將是一種毀滅性的災難。須知，從來沒有哪個社會因為犯罪而崩潰，但是道德淪喪的社會卻可能走向終結。
不無遺憾的是，時間後延11年，媒體在報道民警利用孩童的無知抓其父親的時候，竟然為“大義滅親”鼓與呼，可見現實變得有多麽可怕。（大漠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