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國士 “隱形”，勿忘湯飛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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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饅頭大師 饅頭說 2022-04-10 20:00

今天是2022年4月11日

 

這是饅頭說第 481 篇文章

 

我們稱呼一些偉大的人

 

往往會用“國之瑰寶”，或者“國士”

 

但是他們中有一些人

 

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

 

1

 

1897年7月23日，湯飛凡出生於湖南醴陵。

 

湯家的家境並不寬裕。湯飛凡的父親湯麓泉原本是一名鄉紳，但因為家道中落，隻能去私塾教書，換一些微薄的收入養家。

 

湯飛凡出生的時候，正值中國甲午慘敗後，舉國求變，所以家裏人本來也沒有指望讓他繼續去走迂腐的科舉之路，最終讓他去學了“新學”——1912年，15歲的湯飛凡考入了湖南甲種工業學校，學習金工科。

 

如果不是在兩年後的暑假裏遇到一個人，那麽湯飛凡很可能就會在工科這條路上一走到底了。

 

1914年的暑假，湯飛凡去鄰鄉的萍縣煤礦觀摩學習，遇見了一個“奇怪”的人——他和他的助手拎了個手提箱，裏麵裝了個奇怪的儀器，說要給工人們檢查一種看不見的蟲子。

 

湯飛凡饒有興趣地看著那個人用那個叫“顯微鏡”的神奇儀器，在切片上找出了鉤形蟲的卵。很快，他在“怪人”的鼓勵和指導下，學會了自己獨立製作切片，並且在顯微鏡下看到了奇妙的微生物世界。

 

這個“怪人”叫顏福慶，是美國耶魯大學留學歸來的博士，他當時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創辦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因為很喜歡湯飛凡，所以顏福慶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希望他屆時能去報考。

 

顏福慶，生於上海。先後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耶魯大學，博士，中國近代著名醫學教育家，公共衛生學家  。先後創辦湖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國立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中山醫院等醫學教育和醫療機構，為我國醫學教育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是中華醫學會創始人之一。

 

本來就對工科不是太感興趣的湯飛凡，對治病救人，改變中國的興趣明顯要大很多，於是很快就說服了家裏人，中止工科的學習，去報考湘雅醫學專門學校。

 

但到了考試的時候，湯飛凡卻傻眼了：作為和美國雅禮協會合辦的學校，人家的入學考試是要考英語的——湯飛凡連26個英文字母都不認得。

 

情急之下，湯飛凡找到了主考官、美國的醫學博士胡美，提了一個請求：

 

“是否可以讓我暫免英語考試，如果我能考取，屆時讓我補考？”

 

湯飛凡的誠意打動了胡美，再加上有顏福慶的舉薦，於是他成功通過了考試。

 

入校後，湯飛凡遵守諾言，買來一本《韋氏英語詞典》，每天都廢寢忘食地翻讀和背誦，直到把這本詞典活活地全部翻“散架”。但也正是因此，湯飛凡已經能毫無障礙地聽懂外籍老師的上課，而他的兩篇長篇畢業論文，最終都是用全英語寫作的。

 

當年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校門。這所學校對學生采用“末位淘汰製”，在1921年擁有13名專任教師，除一位藥劑師外，其餘全部是醫學博士，其中外籍教師有8人。所有教師都是全職，沒有一個人自己開業，這在當時國內的醫學校中也是少見的。

 

1921年，24歲的湯飛凡經過7年學習，以優異的成績成為了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第一批10位畢業生之一，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美國人認為這所學校的教學水平和美國的大學水平相當，所以授予“博士”學位）。

 

畢業後，有不少人都勸湯飛凡開業行醫，從此可保衣食無憂，甚至不少富商願意投資他，但湯飛凡都拒絕了。因為他在校學習期間，對顯微鏡下的微生物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認為這是一個解決人類疾病的根本之法：

 

“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可以使億萬人不得病！”

 

此時的湯飛凡，已經決定要走上微生物學的求索之路。

 

2

 

1925年，28歲的湯飛凡踏上了留美之路。

 

在此之前，他考進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細菌學係，在美籍德國人田百祿教授的指導下，潛心研修了三年細菌學。

 

在赴美之前，湯飛凡解決了一件人生大事：結婚。

 

他的新婚妻子叫何璉，比他小9歲。

 

在湯飛凡的老家，湯家和何家是世交。何家有個人雖然隻比湯飛凡大十歲，但很喜歡他的刻苦鑽研勁兒，所以在他小時候一直教他算術和科學。等到湯飛凡長大後，就把自己的女兒何璉許配給了他。

 

湯飛凡的這位嶽父，當時是一個旅長，名字叫何健。

 

何健，後任湖南省主席，國民政府內務部長，國民黨二級陸軍上將。曾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屠殺過大量共產黨人，其中包括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

 

婚後兩個月，湯飛凡飛赴美國，進入哈佛大學細菌學係學習，師從著名的細菌學家和免疫學家漢斯·津瑟（Hans Zinsser）。在學習後不久，湯飛凡就發現了一個更具有挑戰性的探索目標：病毒。

 

自從1898年人類第一次認識到自然界可能存在比細菌更微小的一種生命形式後，關於“病毒”的研究立刻就成為了一門熱門學科。但是，在電子顯微鏡問世之前，沒有人知道“病毒”究竟長什麽樣，所以湯飛凡接觸到“病毒”的時候，這門學科還處在一個“拓荒發展期”。

 

富有鑽研精神的湯飛凡在病毒研究方麵進步神速，他撰寫的《皰疹病毒和腦炎問題》、《對超濾的研究》等論文先後發表在美國的《實驗醫學》、《細菌學》、《免疫學》等雜誌上，成為了美國微生物學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

 

湯飛凡

 

1928年，湯飛凡順利完成了在哈佛的學業，他的恩師津瑟教授非常希望他能留在美國繼續做研究工作。事實上，美國方麵給湯飛凡開出的優厚待遇，以及能夠提供的卓越學術環境和開闊視野，對湯飛凡確實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但這個時候，湯飛凡收到了一封來信。

 

這封信是他的恩師顏福慶從中國寄來的。顏福慶當時是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的院長，他寫信給自己昔日弟子，是想邀請他回國一起幫他。

 

一邊是優厚的待遇和優越的生活條件，一邊是近乎一窮二白的祖國以及缺乏各種必要支持的微生物研究學科，湯飛凡卻幾乎沒有猶豫就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中國的科學事業很落後，我希望能盡綿薄之力。”

 

1929年的春天，湯飛凡舍棄了在美國擁有的一切，飛回了國內，就任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學副教授，主持整個細菌學係的工作。

 

雖然顏福慶在信中已經坦承“教研水平很困難”，但整個所謂的“細菌學係”的一窮二白程度，還是出乎了湯飛凡的意料：就連實驗用的顯微鏡，也需要他把自己的捐獻出來。

 

但就是利用這些簡陋的設備，湯飛凡牽頭開始了中國細菌學的搭建工作。1932年，已經升任教授的湯飛凡兼職英國人開的上海雷氏德研究所細菌學係主任，利用那裏完備的設備，開始對沙眼、流行性腮腺炎、腦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腸菌腸、牛胸膜炎等方麵開展研究，發表了極具價值的論文20多篇，在業內引起矚目。

 

在那個時候，德國的科赫和法國的巴斯德是全世界微生物學界尊敬的偶像，日本的細菌學家北裏柴三郎因為在血清學方麵的研究貢獻，被稱為“東方的科赫”。而湯飛凡給自己立下的目標是：要成為“東方的巴斯德”。

 

其實再給湯飛凡幾年時間，是有可能達成這一目標的。

 

如果不是那場戰爭突然來臨的話。

 

3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麵侵華。

 

其實從1931年後，湯飛凡就一直對日本的侵略者充滿憤怒。1935年，湯飛凡曾去英國進行一個短期的項目合作。在一個參觀場合，幾位日本人想要和湯飛凡握手，他斷然拒絕：

 

“你們日本正在侵略中國，很遺憾，我不能和你們握手，請轉告你們的國家，停止對我們國家的侵略！”

 

1937年8月13日，慘烈的淞滬會戰爆發，湯飛凡和妻子住在上海的租界內，暫時安全。但他已經沒有心思坐下來搞研究了，他對妻子說：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東西，做了亡國奴，又有什麽用？！”

 

於是，他帶著妻子一起參加了前線醫療救護隊。在戰況膠著的那些天，湯飛凡工作的救護站好幾次都差點被日軍的炮火擊中，但身高1米6的他卻笑著安慰旁人：

 

“其實我幹這個最合適，因為我目標小，炮火打不中我。”

 

湯飛凡或許能挽救一個個士兵的生命，卻無法改變戰局：上海淪陷，南京淪陷，東南半壁，岌岌可危。1938年，湯飛凡得到了英國一家研究所的邀請：每月600大洋的報酬，去做微生物的研究工作。

 

以當時的物價，600大洋的誘惑絕對不小，而能借此脫離戰火紛飛的環境，也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

 

但也正是這個時候，湯飛凡又收到了恩師顏福慶的一封信——當時顏福慶已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恩師來信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去重建幾近癱瘓的中央防疫處。

 

和十年前類似的“二選一”，又擺到了湯飛凡的麵前，而他又一次毫不猶豫地做出了選擇：帶著夫人直奔長沙，出任中央防疫處處長。

 

湯飛凡初到防疫處的時候，很多人都不服他，認為他是“開後門”來做處長的：衛生署署長顏福慶是他的老師，內政部長何健是他的老丈人。但湯飛凡很快就以自己專業的學識和作風讓所有人肅然起敬，之後更是感動：

 

1938年6月，中央防疫處因戰時需要從長沙遷往昆明，但防疫處當時已經完全“斷糧”，在昆明也沒落腳之處。關鍵時刻，湯飛凡把自己的積蓄捐了出來，並且請嶽父何健拜托雲南省主席龍雲劃出一塊地，然後再去銀行奔走貸款。

 

偏居昆明，從無到有，到了1940年的春天，原本已經快散架的中央防疫處，在湯飛凡的牽頭下重新恢複“元氣”：不僅有了辦公室和員工宿舍，還有了檢定所、動物室、育苗室、菌苗室、血清室以及器材倉庫等。

 

當時位於昆明的中央防疫處實驗樓

 

為什麽一定要在戰時竭盡全力恢複防疫處的工作？

 

湯飛凡知道，自己和團隊是肩負使命的。

 

4

 

 

1942年前後，青黴素的大批量生產已經成為可能。

 

美國人迅速認識到了這種神奇抗菌素在戰場上的作用，隨即由軍方牽頭，開始大批量生產青黴素，在戰場上挽救了成千上萬盟軍官兵的生命。

 

而在當時的中國抗戰戰場上，青黴素卻是一劑難求——英美軍方嚴格控製青黴素生產的各個環節，將其列為軍事機密。

 

在當時的中國，一根金條，隻能買到一盒青黴素。

 

怎麽辦？湯飛凡領銜的中央防疫處決定自己研製。麵對簡陋的設施，很多人都認為湯飛凡是在說笑話，但他的態度堅定：

 

“哪怕隻有萬分之一的希望，我們也要盡全力而為之！”

 

這場自力更生的研發，是從1941年冬天開始的。湯飛凡首先帶領團隊去尋找能夠生產青黴素的菌株。他們找遍了各種容易發黴的東西：舊衣服，水果，古錢……最終在一雙放置很久的皮鞋上發現了一團綠黴，進而分離出了一株可以產生青黴素的菌株——這是當時國內第一次分離出青黴素。

 

早期的青黴素裝置。從1929年美國人弗萊明第一次發表關於青黴素研究的論文開始，人類對青黴素的探索持續了十幾年。參看【3.11】他不是藥神，但他的發現改變了世界

 

在解決了菌種問題之後，湯飛凡又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英國著名的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在邀請他來參觀了昆明的防疫處之後，請他找英國紅十字會斡旋，最終籌到了188萬元的經費。

 

李約瑟在參觀湯飛凡的實驗室後相當吃驚——那是一個連自來水都沒有的青黴素生產車間。湯飛凡他們乘坐一條破船去湖裏麵取水回來過濾，用一台又舊又漏的鍋爐用來給實驗器皿消毒和製造蒸餾水。

 

就在這樣的條件下，1944年9月，湯飛凡的團隊獨立研製出了中國第一批青黴素粗製品。第一批隻有5瓶，其中有2瓶送到了英國牛津大學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鑒定——檢測報告表明完全沒有問題。

 

此後，中國研製的青黴素開始大批量生產，不僅有力支援了抗日戰場，甚至還有部分供應給了歐美的盟軍。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有不少富人通過各種門路找到湯飛凡，有人甚至願意用金條購買青黴素，但所有的這些請托都被湯飛凡拒絕，他命令所有的青黴素隻能供給真正有需要的軍民，收費為1元1支。

 

湯飛凡在試驗中

 

不僅僅是青黴素。在湯飛凡的帶領下，中央防疫處成了當時中國唯一的免疫學研究基地，成批的狂犬疫苗、斑疹傷害疫苗、牛痘疫苗被製造出來，送往全國各地，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1942年在滇緬戰場上作戰的英軍，點名要用的就是湯飛凡團隊研發的牛痘疫苗，而1945年美軍部隊裏發生大麵積“恙蟲病”感染，也是湯飛凡派得力助手去控製住的，為此美軍還給他的助手頒發了”戰時功績榮譽勳章”。

 

抗戰勝利後，湯飛凡的團隊從昆明遷回北平，但原本的中央防疫處已經被日軍毀壞。湯飛凡再度四處奔走呼籲，最終在1947年元旦又重新建成了1萬平方米的新防疫處，並建立了中國第一座抗生素研究室以及第一座實驗動物飼養場。

 

但是，剛剛建好沒多久的防疫處，再一次麵臨毀滅的危險——1948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命令傳來：摧毀中央防疫處，避免落入共黨之手。

 

關鍵時刻，湯飛凡挺身而出：拒不執行！

 

但是，人生的第三次重大選擇也在這時候擺在了湯飛凡麵前：

 

防疫處是走不了的，那麽你自己走，還是不走？

 

 

5

 

如果說湯飛凡對前兩次抉擇都是毫不猶豫的話，那麽麵對第三次的時候，是躊躇的。

 

當時擺在他麵前的有三條路：

 

第一條，跟蔣介石去台灣；

 

第二條，接受美國哈佛大學導師的邀請，帶全家去美國，在大學任教；

 

第三條，留下來，參與新中國的建設。

 

湯飛凡對於第一條毫無興趣，很快就否決了。但第二條對他而言，是有誘惑力的：倒不是因為美國良好的生活條件，而是那裏能提供給他國內所不能提供的學術科研環境。

 

所以他出於各方麵考慮，答應了美國導師的邀請，買好了機票，收拾好了全部行李，準備在1949年4月6日淩晨5點攜全家先去香港，然後飛赴美國。

 

但就在4月5日的深夜，湯飛凡夫婦卻望著放在桌子上的機票睡不著。沉思良久之後，湯飛凡最終做出了決定：

 

“離開自己的國家去寄人籬下，我的精神不愉快！”

 

了解丈夫心思的何璉隨即接口：

 

“那我們不走好啦！”

 

湯飛凡與家人

 

選擇留下的湯飛凡，立刻帶領團隊，挑起了整個新中國的防疫和疫苗研發重擔。

 

1949年10月，河北省爆發鼠疫，在鼠疫減毒活疫苗隻能向蘇聯進口的情況下，湯飛凡帶領一個團隊突擊研發，在2個月的時間裏趕製出900多萬毫升的減毒活疫苗，有效遏製了河北鼠疫的蔓延；

 

1951年，在湯飛凡的的建議下，中國首次成立了“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他作為所長，主持製訂了新中國第一部《生物製品製造檢定規程》，創立了中國第一套生物製品質量管理的統一體製；

 

在他建立的“乙醚殺滅雜菌”方法操作下，中國生產出了大批優質的牛痘疫苗，每天產量超過10萬支——世界衛生組織在1979年宣布全世界“天花”病毒滅絕，而中國早在1961年就完成了這個目標。

 

他利用1947年從美國獲得的無毒病毒株17-D，研製出了黃熱病減毒滅活疫苗，一下子就緩解了中國海港檢疫無法接種黃熱疫苗的問題。在他的主持下，中國的白喉類毒素、卡介苗、百日咳菌苗、丙種球蛋白等製劑的質量和產量都大幅度提升。

 

從1949年到1954年的短短五年時間裏，中國的各種烈性病均得到了有效控製，連導致兒童小兒麻痹症的脊椎灰質炎發病率，也因為麻疹活疫苗的出現迅速下降。

 

而這一切的背後，都是由湯飛凡領銜的中國抗疫防疫團隊在默默努力。

 

此時的湯飛凡，已經被有些人稱為“中國疫苗之父”。

 

但還有一個更大的成就，在等待著他。

 

6

 

湯飛凡其實很早就開始了對沙眼的研究。

 

沙眼是一種慢性傳染性結膜角膜炎，因會在瞼結膜表麵形成粗糙不平的外觀，看上去像沙粒，故得名。沙眼嚴重的話會引起雙目失明。在20世紀早期，“沙眼”是一種全球流行病，全世界大約有25%的人患有沙眼，中國的沙眼發病率高達55%，在農村地區高達80%，有“十眼九沙”之說。

 

關於沙眼的成因，以前一直有爭議：德國的科赫認為是細菌導致的，而另外一批人認為是病毒導致的。1928年，日本著名的微生物學家野口英世宣布在沙眼材料裏分離出了“顆粒杆菌”，從而證明“沙眼的病原是細菌”，引起了業界轟動。

 

野口英士，日本著名細菌學家、生物學家，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主要作品有《蛇毒》《梅毒的實驗診斷》等。

 

但一直對沙眼有研究的湯飛凡不太相信這個結論，於是他就找了11名誌願者，連同自己在內，把野口英世分離出的所謂“顆粒杆菌”滴到了自己眼睛裏，結果證明並不會導致沙眼，從而推翻了野口英世的結論，導致日本的教科書隻能將這段內容撤下。

 

那麽究竟是什麽引發了沙眼？在被戰火中斷了20年的研究之後，湯飛凡帶領他的團隊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再次開始了探索。

 

在經曆了無數次的失敗之後，1957年，湯飛凡和他的團隊用一種全新的實驗方法，第一次成功分離出了沙眼病原體——這是全世界第一株沙眼病原體。

 

湯飛凡隨即將研究成果發表在了《中華醫學雜誌》的英文版上，引起了國內外的轟動。但質疑也隨之而來：你怎麽證明這種病原體能引起沙眼？

 

確實，湯飛凡知道自己也麵臨和野口英世一樣的問題：如果無法用實驗證明，那麽自己的成果也是錯誤的。

 

怎麽證明？那隻有人體實驗。但沙眼是有概率導致失明的，所以湯飛凡麵對諸多請願書，不顧眾人的阻止，讓助手把這種病原體滴入了自己的眼睛——他認為：

 

“如果科學研究需要用人做實驗，科學研究人員就要首先從自己做起。”

 

在滴入病原體後，湯飛凡的一隻眼睛幾天後就紅腫起來，形成了典型沙眼。但為了實驗結果的準確性，湯飛凡堅持不用藥，帶著這隻紅腫發炎的眼睛堅持工作了40天，完整記錄了沙眼的病程。

 

湯飛凡當時給自己的眼睛照的相，左眼明顯紅腫（鏡像）

 

在此之後，包括美國、英國、以色列在內的十幾個國家實驗室都宣布確認了湯飛凡的研究成果。湯飛凡把自己分離出的這株病原體稱為“TE8”，但國際上更願意稱之為“湯氏病毒”——證明是湯飛凡的研究成果。

 

沙眼的病原體分離出來後，全世界對沙眼的研究一下子就被推向了高潮，沙眼病原體最終被確認為屬於介於細菌和病毒之間的一種微生物，於是整個人類微生物學的分類正式增加了一個體目——衣原體。

 

湯飛凡的研究成果，使得沙眼的預防和治療有了科學依據，新的治療藥物很快問世。全世界的沙眼患者迅速減少。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中國的沙眼發病率下降到了不到6%，至今已幾乎絕跡。

 

1957年，湯飛凡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那一年，他60歲，以他的精力和鬥誌，還可以做更多的研究和貢獻。

 

沒有人會預料到，悲劇會突然來臨。

 

 

7

 

 

1958年，一場聲勢浩大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在全國展開。

 

這場運動持續時間不長，但來勢凶猛，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如華羅庚、馮友蘭、陳寅恪等人無一例外都被卷入，而作為國內微生物學界的翹楚 ，湯飛凡也無法幸免。

 

華羅庚當時為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所長。為了自保，華羅庚已經違心提出12項數學指標要在10年內趕上美國，但仍遭批鬥：批鬥者稱他提倡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是毒害青年。華羅庚調陳景潤到數學所工作也成為罪狀，因為陳景潤被認為是“白專”典型（專業過硬，但政治立場錯誤）。

 

在湯飛凡的單位，對他的批判會每天都開，持續了一個月。他的實驗室被搗毀，實驗數據被破壞，而他的罪狀主要有兩點：

 

第一，他的嶽父是已經飛去台灣的國民黨要員何健，他很有可能是台灣派來的“特務”；

 

第二，他很有可能把衣原體的秘密賣給國外，是“國際間諜”。

 

在這一個月裏，湯飛凡隻要肯低頭認個錯，可能日子就會好過不少。但以他的性格，隻能允許以科學研究的目的給自己的眼睛裏滴東西，而看不慣任何“上眼藥”，所以他堅持不肯認錯。

 

1958年9月30清晨，61歲的湯飛凡選擇了用一種最剛烈的方式來對抗對他人格的羞辱——自縊身亡。

 

湯飛凡

 

1958年11月，“拔白旗”運動迅速偃旗息鼓。

 

1962年，中共中央對“拔白旗”運動中受到批判的人進行平反，其中黨員幹部平反21萬餘人，約占受批判、處分幹部黨員總數的98%。另外，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處分的群眾22.9萬多人。

 

1976年6月，衛生部為湯飛凡舉行追悼會，為湯飛凡恢複名譽，予以極高評價。 

 

1979年，衛生部為湯飛凡徹底平反昭雪。

 

1980年，國際眼科防治組織給中國眼科學會發來邀請函，希望邀請湯飛凡博士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國際眼科學大會，並希望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他。

 

但斯人已逝，有關沙眼病毒論文也沒有他的名字。後來發給他的金質獎章被連同刻上了另一個人的名字，還排在湯飛凡之前。之後經過湯飛凡家人的多番交涉和爭取，相關組織決定重發一枚金質獎章，背麵隻刻了“湯飛凡”一個人的名字。

 

1992年，中國為湯飛凡專門發行了紀念郵票。

 

這位曾經的中國“隱形守護者”，終於開始慢慢被人知道了。

 

（本文完）

 

 

 

 

 

 

 

 

 

輸饅頭說  

 

 

 

還記得被湯飛凡推翻結論的野口英世嗎？

 

雖然在沙眼病原體這件事上他出現了失誤，但作為一位微生物學家，野口英世在日本享有崇高的聲譽，有根據他身世專門出版的勵誌漫畫《野口英世物語》，著名的日本作家渡邊淳一還曆時八年，為他寫了傳記《遙遠的落日》，轟動全日本。

 

如今，野口英世的頭像被印在了日本1000元的紙幣上，而他在紐約的墓地也成了很多日本遊客必去的緬懷聖地。

 

相比之下，在中國，知道湯飛凡的人比以前多了，但肯定還不夠多。

 

由於特殊的曆史原因，不僅僅是湯飛凡，一大批中國的精英曾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有的甚至還為此付出了生命。如今，他們的名譽都已經恢複，事跡也正漸漸被人知曉，但留下的經驗教訓，依舊需要我們一代代人銘記。

 

忽然想起郭德綱說過的一段話，挺有意思：

 

“比如我和火箭專家說，你那火箭燃料不好，得燒柴，最好是燒煤，煤還得精選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學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輸了。”
 

有些人，雖然是我們不熟悉的專業領域，但我們老百姓是需要銘記的，而有些事情，並非我們精通擅長的行業，我們吃瓜群眾不妨就多看少說。

 

願真正的英雄永遠不會被人忘記。願真正的專家永遠會被善待。

 

最後，致敬在這場疫情中，所有的“隱形守護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