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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就是最大的作為-劉瑜
中國流氓政權與市儈文化病原體
新浪博客
2014.02.2312:37
政治製度的腐朽、權力的墮落、知識精英的極端利己主義和普通百姓的市儈習氣是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特點，這一切的產生根源於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傳統中國是一個農耕社會，鄉紳階級和宗法製度是構成長期穩定的主要基礎，曆代帝王不過是占領國家神權的流氓朁主。自春秋後，中國農業發展就日趨成熟，可是一直以來可耕土地與人口增長的周期性矛盾始終是難以克服的天限，從而出現了“替天收人”的王權道統。不論是苛政暴戾還是起事暴動，無形中起道緩解人口與土地的緊張矛盾。專為流氓王權服務的官紳集團、太監閹黨，這種男臣女妾的奴才文化與遊蕩於城市權力中心的販夫走卒、地痞流氓和娼妓優伶所形成男盜女娼的遊民本質，構成中國曆史腐朽的精神病原體。
一、替天收人的王權道統
中國農耕文明始終無法打破土地與人口的極限矛盾，任何一個王朝都未能擺脫這一天限，與此同時，任何一個王朝均誕生於這種周期性動蕩。戰爭殺戮和天災疾病使人口減去一大半，最高損耗竟達80%，土地與人口的矛盾才得到緩和。每個和平盛世都意味著人口激增的政治危機，那便是國家實力強大、朝廷好大喜功、上下奢華浪費，稍有差錯便是入不敷出，而過慣好日子的王公大臣不會自主收手，徭役賦稅反而變得越來越重，地方兵變和民間造反便接連而至。
中國兩千多年的流氓政體、宗法禮製和儒家思想，無不順應人口與土地這一天限矛盾。清季北美農業良種的傳入，糧食增產使人口增達四億，但仍未解決土地的矛盾壓力，隻有“大亂大治”才使這一矛盾迎刃而解。換言之，曆代帝王是一台“替天收人”的暴力機器，一個政權的持續穩定取決於對人口與土地的平衡力度，每當官場腐敗和民怨激增，朝廷就采取抄家殺人的極端手段，懲治一批官員。在治安方麵普遍奉行“小亂小治”，官府要適時抓一批人，然後用來斬首示眾和發配邊疆。對於危及統治者核心權力的謀反者則是滿門抄斬和株連九族。殺人保平安是中國曆代王權的一貫做法，連1989年鄧／小／平接見進京鎮／壓學生的武警戰士官兵時，公然說“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
明末清初的李張造反和滿清入關，血腥的殘酷程度隻是一次曆史重演現象。清季北方白蓮教造反和南方太平軍起義，它顯然是人口與土地的矛盾激化引發的社會衝突，兩股農民起事造成兩億多人直接死於戰爭。隻要土地能夠維持人口負荷，中華子宮就能表現出驚人創造力，小農美德與宗法秩序幾乎為這一曆史循環體係量身打造。流氓暴政的破壞力在客觀上確保了中國曆史超穩定的自循體係，它是加速暴力殺戮與中止動蕩的雙向發條機。
古代中國地方行政機關主要負責帝國的徭役和賦稅，中央垂直州縣機關跟老百姓無多實質關係，各級官員隻會發號施令，在水利、賑災、公祭、科舉等公共事務做做樣子，他們對生產方麵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地方的水利、交通、防務主要靠民間自發力量，朝廷和官府甚至借賑災、工事的名義進行搜刮民脂民膏。這些都表明中國曆代帝王和官僚集團的存在目是“替天收人”，他們的天職是製造恐懼與殺戮，形成“小亂小治”和“大亂大治”的內耗政治體係。
二、男臣女妾的官紳集團
嚴格意義上說，中國曆史上沒有捍衛真理與正義的知識分子，文人士大夫和地主鄉紳不過是帝王家的男臣女妾。古代讀書人隻有兩條道路，入世仕途為官，出世歸隱山林，前者是通過科舉功名才能晉升，而後者則是一種終極信仰的精神歸宿，也是大部分科舉不第和仕途挫折的文人的共同退路。死記硬背儒家經典和文史經書的目的在於科舉應試，到了後儒時代，主要學問偏於考注訓詁和道德文章，造成極端的“重文輕理”。科舉製選拔人才方式是相對的合理，盡管這種人才標準過於片麵狹隘，但它非常符合一個農耕宗法社會。
在“替天收人”的流氓政體下，進入仕途階層的文人士大夫不過是高級奴才，他們除了歌功頌德就是管製奴民，不受重用者有失寵之苦，仕途不第者則是孤芳自賞，終日向往山林和附庸風雅。中國藝術史最大篇章是失意文人的鬼哭狼嚎，狹隘而扭曲的文人心態幾乎深入中國曆代文人的精神血液。這些熟讀聖賢書的人從不知道公平正義、知識真理和自然科學，他們是“替天收人”禦用工具，製造出“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和“存天理、滅人欲”的吃人禮教社會。人類曆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專製主義達到中國的極致程度，無論時間跨度還是殘暴程度，均為世界之最。流氓的殘暴習性並沒有曆史推進而有所改變，反而越來越係統化、製度化和合法化。從婦女裹腳到男子閹割，均出現愈演愈厲之勢，明清兩朝漢人女子裹腳是普遍現象，京城閹人一度達十萬之眾，無數男童死於閹刀之下。麵對這樣的慘無人道的流氓王權，曆代讀書人卻一味兒“三呼萬歲”、“跪膝膜拜”和“自稱臣奴”，隻顧功名俸祿和光宗耀祖，卻不知人道正義為何物。時至今日，中國實行城鄉兩級戶籍，特權階層壟斷國家各種公共資源，以致象征性的“人民代表”都是城裏人的壟斷。如此肆無忌憚踐踏社會公平的流氓政體，卻公然以共和製人民政權自居。
通過科舉仕途的國家官員，無論出自怎樣的家庭，他們普遍離不開宗族勢力的支持。以舊時徽州為例，私塾是由祠堂義店(田)支出，生員費用和家庭負擔全由本門族人共同承當。其實，這就是一種高利貸行為，正如當地兩句名言道出了宗族對科舉熱衷目的：“有錢沒勢不如窮”和“朝裏沒人莫做官”。徽州商人發跡首要的事情修祠堂、辦私塾、攻科舉。鄉紳階層是中國社會承前啟後的中堅力量，他們持有先秦時代士族階層的道德外衣，對於自身的社會地位有著明確的認知，宗族意識成為他們共同的政治本能，保存性命、繁衍後代和光大宗族成為他們的終極追求。從“無後為大”的宗法理念上升帝王“三宮六院”，甚至不惜閹割他人保持香火純正。後世學者竟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視為儒家思想的人本精神，媲美西方強調寬容博愛的普世價值，實則無稽之談。
鄉紳階層與朝廷關係顯得極為複雜，因為鄉紳必須兼顧地方利益和本鄉族人，擁有的合法權不在官方授予，而是取決於他們自身的財勢能力和道德威望。眾所周知，中國鄉紳階層主要由家族成員中有人在外為官的名門望族，或者告老還鄉的離退官員，其次是通過幾代經營和家族人丁興旺形成的地方勢力，再經過教育造化、道德修為、對宗族做出貢獻形成一定影響力的鄉村社會精英。但這隻是一方麵，與此相反的一麵是，鄉村裏打會放貸、設賭抽頭，沒有少了紳士們的好處，而這一切又離不開地痞黑幫的從中作用。明清兩代徽州各縣城裏祠堂林立，宗族宗派競爭異常激烈，無不是巴結官員、籠絡鄉親、勾結地痞，一族的興起意味著另一族的衰弱。正因為如此，鄉紳和朝廷官府的關係如同他們與地方黑勢力的關係一樣，彼此利用是他們共同統治國家的向心力，一旦政權不再受地紳支持，這種王朝便岌岌可危。
曆史告訴我們，中國鄉紳階層對朝廷和國家的忠誠不過是一種分贓關係。他們不同於古希臘城邦時代的自由民，在公共事務上具備國家共同體意識；更不同於歐洲封建時代的貴族兼具貴族精神和責任義務，歐洲封建時代的軍事完全由貴族和騎士(職業軍人)共同承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貴族家庭出身的軍人陣亡率達到32%，而當時英軍平均陣亡率不到10%。相比之下，中國鄉紳階層卻始終通過自身財勢規避國家賦役，拒斥當兵從戎。鄉村團練是由鄉紳勢力操控地方武裝，每當時局動蕩時不免倒向飄搖，利益才是最終的戈頭朝向。總之，在長達兩千年流氓政權傳統裏，不可能出現一個不吃人血饅頭的權貴集團，隻是由勢力大小決定吃多吃少而已。
三、市井階層與遊民文化
古代中國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與軍事，經濟與文化則集中發展於鄉鎮集市。由於古代衙門事務主要是負責上級政令和本城治安，鄉村政務則基本由鄉紳集團與地痞勢力一手操控，故“政不下縣，民不出鄉”，隻有商販走卒穿梭於城鄉之間，因此市鎮集市成為商品交易的主要區域。這些雲集著鄉紳地主和大戶富商的鄉鎮集市基本上擁有自給自足的農業、商業和手工業，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樞紐要道，也是帝國經濟的活躍地帶，更是手工業和文化藝術的發生地。而城市卻是一個吸血型的權力地帶，盤踞著帝國的各級官僚和流氓無賴，軍人在國家政治上無多話語權，但在地方上則是無冕之王，軍官坐享現成，兵痞欺壓百姓。城市商業主要滿足城中人口的生活需要，包括高檔商鋪、錢莊藥店、青樓娼館、驛站會所……
城市對於大部分農民、工匠、商販是臨時聚集的謀生地，常駐居民則是脫離民(農)籍的官員、衙差、軍人。大部分低級官兵和一般商人不可能拖家帶口，何況漢人婦女普遍裹足，遠行毫無可能。這導致城市色情業和人口買賣極為發達，除了營妓、市妓和暗娼以外，大城市嚴重的性別失衡也導致了同性戀色情行業的發達。明清色情小說對同性戀關係的描繪比比皆是，表明同性關係在軍營、牢獄、學徒之間相當流行，反映了中國古代城市的遊民性質以及性別關係的嚴重失衡。直到民國，達官貴人們仍保持狎孌童、玩相公、嫖男戲的遺風。可見中國古代市井文化是官吏、衙差、兵卒、商賈、地痞、娼妓、梨園共同構成。
在重農文化、宗法思想和風水觀念的作用下，一般中國人是不願脫離原籍的，即便幾代旅外做官經商也跟祖居地宗族保持密切關係。宗法價值觀完全進入傳統中國人的精神血液，從帝王高官到富商平民無不例外。龐大的遊民群體中不乏觸犯族規或名聲狼藉而遭到驅逐的人，或者是遭受欺淩而被迫逃離家鄉的人。就如那些服役軍人和服刑犯人，他們是城市滯留人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群體。不論當兵還是服刑，均為古代男子的人生恥辱，因為他們已經在精神上邁上了故鄉的不歸路，終生抬不起頭來做人，唯有淪為城市遊民。有錢有勢之人是不會當兵服役的，即便在恢複軍戶製的明代，有錢人家也普遍是以資代役，唯有窮人家難逃兵役，結果演變成一種鄉村裏持強淩弱的惡劣現象，加上古代軍營和監獄充斥虐待狂的陋習傳統，凡是服役者和服刑犯即便能夠活下來，也不免精神變態。北大校長蔣夢麟曾在《有關兵役狀況的視察報告》中指出：“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一千四百萬人”，可見舊時中國軍隊的慘無人道。總之，不管出於何種原因，滯留異鄉對於傳統中國人來說是種巨大的精神懲罰。從遺留下來的訴訟文獻，一旦脫離原籍宗族關係，要重新認祖歸宗和回複原籍將麵臨重重困難，隻有極個別的人能在成功發跡後在本地“開宗立派”，修建祠堂家譜、宗廟族墳，或者榮歸故裏、尋根問祖、認族歸宗。
遊民社會缺乏宗法精神歸屬感，致使整個城市充斥著吃喝玩樂和遊手好閑，沒有一點正義人文氣象。近代京津是一種最典型的代表，除了軍閥兵痞就是流氓混混。這種脫離原籍的城市遊民的精神狀態一直影響著日後中國城市風氣。
四、當代都市的精神病原體
當今中國，土地與人口的矛盾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基本得到解決，但“替天收人”的流氓王權傳統卻沒有因此徹底改變，盤踞權力中心的市儈階層擁有優先特權，如同土匪強占國家神廟變成“奉天承運”的統治者。隻不過在一個高度商品化的經濟時代，朁主政體演變為合法化的權力資本主義。如北京、上海，就人口規模、公共設施、財富比重而論，無疑是當今世界大都市，但它們卻缺乏現代城市文明的開放性和包容度，很多工作並生活在這裏的人不享有城市居民資格，被排斥在城市資源和公共福利之外，子女無法進入當地人學校，購置房屋也要付出更高代價。
中國大城市高校林立，名牌重點大學卻是特權階層的近水樓台，高校招生公開照顧高幹子女和本城居民，這種公然踐踏現代大學精神的製度暴力，破壞了社會公正秩序以及文化創造力，對全體國民世界觀造成巨大戕傷。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生群體，而文化創新經濟不及一個中小發達國家，所謂的讀書人不過是一群透過考試手段進入國家權力體係和有閑階層的寄生蟲。他們接受高等教育，卻對知識和真理毫無興趣。他們都擁有較高學曆，卻缺乏現代文明人的基本價值。他們習慣以依附權勢作為營生目的，不在乎手段公平正義。他們對自己能吃上人血饅頭毫無愧疚之情，對能夠合法盤剝農民感到無比優越。中國的知識精英進入權力中心的特權階層後始終麻木不仁的維護自身既得利益。
當代中國城市像一台毫無心肝的抽血機器，掏空大部分人的所有一切，包括那點可憐的小農美德、輪回報應的敬畏心。大量農民轉向城市謀生，麵臨的卻是生存壓力、製度歧視和觀念突變，他們在道德上越來越像城裏人，成為喪失精神家園的城市賤民。無論城市接不接納，他們已踏上流民不歸路，無法再適應鄉村生活和農耕生產。但是，作為社會權力金字塔的最底層，進城務工農民基礎處於半奴役狀態，他們受到的經濟盤剝和製度歧視不會是毫無成本，中國曆史上的“大亂大治”均來自長期壓迫的結果表現。當傳統農村社會不複存在，曆史透支已到盡頭，國家製度和都市階層卻未能順應這一曆史變化，仍舊依靠權力庇護獲得生存先機，習慣把遊手好閑、不勞而獲、橫行霸道、鋪張浪費、附庸風雅和風花雪月作為一種優越價值體現，結果造成傾國傾城的行屍走肉。
在月新日異的現代化、城市化、全球化進程下，中國社會急需擺脫傳統的痼疾惡瘤，從社會製度、價值觀念和思想文化等方麵順應時代潮流。西方現代文明的興起，它得益於城市的民主創造力、實證的理性精神和清教的節製美德，這些恰是中國文明所欠缺的精神要素，意味著中國人必須洗心革麵，避免曆史一再重蹈覆轍。特別是城市社會和知識階層，需要擺脫傳統遊民的市儈陋習，以積極健康的開放心態來迎接每一個外來者，使城市成為真正充滿開放精神和創造活力的文明前沿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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