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兩次和家人一起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老姨帶著我隨清華大學的隊伍參加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第二次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和媽媽一起隨北京機械工業學院的隊伍參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
從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這段時間，我四次去北京，住在清華園，做為旁觀冷眼人見證了這期間發生在清華大學的風風雨雨，觀看了那形形色色人物的表演。我還到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團中央、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等單位鬥爭大會的現場，目睹了陸定一、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彭真、吳晗、廖沫沙、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等人掛著牌子挨鬥的情景。此外，在各種場合不期而遇的各路“牛鬼蛇神”不計其數。
時間不斷地衝刷著腦海裏的記憶，文化大革命初期許多旁枝末節的瑣事逐漸變得愈來愈模糊，但兩次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情景依然曆曆在目，甚至一些細節和思想活動都記憶猶新。在那之後的五十年中，我沒有與他人說起過這段經曆。現在似乎是快到做“壽終總結”的時候了，不妨將這兩次親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始末寫出來，也算記錄在案。
初到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吉林工業大學的一些學生紛紛策劃到北京去見毛主席。我老姨是吉林工業大學一九六六年畢業生，因文化大革命沒有分配工作，在學校參加運動。她男朋友是同班同學，高大英俊，風流倜儻，風趣幽默。因名字裏有一個“澎”字，再加上長得像電影《五朵金花》裏的阿鵬，同學們送他一個外號“阿鵬”，我和弟弟妹妹們叫他徐叔。
他倆和一些同學決定帶著我去北京，美其名曰“革命串聯”，實則“遊山玩水”。老姨和徐叔正在熱戀中，已經走出了革命理想的迷霧，步入人間煙火的現實世界，正盤算著畢業結婚過二人的小日子；文革一來，美好願景化為泡影，自然沒有心思革命串聯。對於我來說，更是以革命的名義遊山玩水了，此外還遊觀文化大革命。
我們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從長春出發，次日下午到達北京，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下火車後，我們乘車去清華大學投奔我二姨。一路上見到的北京景象與我心目中的首都差距很大，天安門有些破舊矮小，不像宣傳畫上的那麽雄偉壯觀，色彩鮮明；街道也不是那麽寬闊整潔，一塵不染。當時我在車上生出一個奇怪的想法，這是真的北京嗎？是真的天安門嗎？是不是弄出來一個假北京來應付紅衛兵？
接近黃昏時分，我們到達清華園，找到我二姨，她在清華大學水利係任教。二姨父是原駐北京部隊的軍官，一九六四年隨部隊調防山西。因此，二姨暫時住在單身宿舍，清華八齋之一的善齋，同屋還有一位年輕老師。老姨將我交給二姨，便和同學們一起到清華的學生宿舍登記住宿。
當晚，清華大學將召開一個露天大會，周總理要來發表講話。我們談起周總理，我提到前幾年周總理陪同崔庸健訪問長春時，我們去夾道歡迎，近距離見過周總理。二姨和老姨他們都要去參加大會，一睹周總理的風采。他們問我去不去，當時外麵正下著傾盆大雨，我看看窗外說：“不去了。”大人們對我的決定有些驚訝，小小年紀，竟然打了總理的“回票”！後來，我在清華的板報上見過周總理在雨中講話的照片。
二姨安排我住在她的上鋪，當時我剛滿十五歲，對住在大人的女生宿舍裏沒有感到特別不妥。可是，同屋的女老師十分緊張，後來聽二姨說，她第一晚是穿著衣服睡的覺。記得二姨看我一眼，轉頭對她說：“他還是個小孩兒，就是個子高”。這話說了好幾次，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麽。這位女老師的名字和相貌我記得很清楚，寫到這裏，想到她一定有一些學術成果，在網上搜索一下她的名字，果然有，是黃炎培之子黃萬裏的得意門生。
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活動中，意外遇見了一位鄰居。他比我大六、七歲，六十年代初期在吉林師大附中上學，後來不知去向，原來他考上了清華大學。後來聽說他是蒯大富麾下的一名得力幹將，曾參與策劃智擒王光美等一係列行動。他文革前期叱吒風雲，風光無限；文革後期被整得死去活來，發誓再不參與政治。
我們在北京逗留了十多天，遊覽了北京的名勝古跡，故宮、北海、天壇、頤和園、八達嶺長城，參觀了曆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和天文台、北京動物園，還逛了王府井百貨大樓和幾處十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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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天性沉穩理智，也和家庭出生及教育有關，在那混沌的年代，也有很多清醒另類的人。。。
我父母警言慎行，但從未要求我們戴像章喊口號啥的，更不會對某些所謂偉人的過世歇斯底裏如喪考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