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胡德平：為自由鳴炮
樸方跟維淩中斷聯係的時候，讓他多找胡德平。德平也是北大62級，黨史專業。82-83近一年的時間，每隔一周的星期三晚上，兩人見次麵，稱“雙周碰頭會”。地點在維淩家，間或在不遠處德平家，有時在富強胡同胡耀邦家。王彥、鄧英淘、李凡常來，張遏平有時來。互通情報，交流觀點。
維淩認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傳統力量反對傳統，由此產生新的力量，建立新的秩序。所以他熱衷於結交權貴。跟樸方比，德平更書卷氣，研究紅學、曹學、乃至清史。不出三句話，必定扯到《紅樓夢》、曹雪芹或清朝，似乎曹雪芹可以指導改革。維淩跟德平吵，都指責對方是書呆子。樸方說都對，一個是崇古的書呆子，另一個是崇洋的書呆子。
一次碰頭，其他人還沒到，隻有他們兩人。德平問，毛澤東發動文革，為什麽能以己方最小代價，取得己方最大收益？維淩說當時民眾思想基礎、民族性、共產黨的整人係統、軍權等，德平一一搖頭。最後，德平說出他的答案：政治上穩住北京，經濟上穩住上海。別的地方可以亂，北京不行。北京一亂，立即平定。任何時候都確保北京市場供應。別的地方可以停工鬧事，上海不允許。維淩同意，張春橋在上海，不管這派那派，破壞生產，他就狠壓。王洪文得到重用，因為他在工人當中有號召力。這番對話，讓維淩學會穩健持重，有時得到上麵賞識，卻被同道指斥保守。
84年夏天北戴河會議，上海因為改革動作太慢挨批。中央派出工作組到上海督陣，9月召開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南開的杜廈提出要將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徐景安提出上海要大開放、成為千裏洋場。維淩想起德平的話，中央促上海改革，隻為它下更多的蛋，而不是讓它成為會飛的野雞。中央許可的上海改革，隻可能漸進。這次會議是為趙紫陽11月來上海做準備，確定上海的財政截留。維淩提出上海改革的原則：穩中求活，活中求變，變中求通。鄧英淘和王輝再具體解釋這12個字。主事的計委主任宋平、發展中心主任馬洪請他們到國賓館去接著談，讚賞有加。趙紫陽後來到上海，定的調子基本就是“穩中求活”。
維淩談改革，注重中間過程、可操作性，怎樣從此岸到彼岸，而不是止於可能性、可行性。明明是經濟問題，他關注非經濟因素，常有獨到之處。他心目中的彼岸，是經濟非國有化和政治多元化。他所謂的“非國有化”，就是私有化，隻是為了降低音調、減少刺激性和阻力。但他不認為鄧、胡這代人能到達彼岸。
胡耀邦剛當上總書記，雄心勃勃。維淩卻跟德平說，令尊若能盡快交棒，便功德無量。對於改革，鄧、胡的任務是扳道岔，列車要由新一代來開。70年代末，郭羅基就對他說過類似的話。據樸方講，鄧小平對民主牆先利用後取締，實際知道自己要挨罵。但他不願退出曆史舞台。
當時波蘭團結工會舉世矚目，碰頭會多次討論。維淩認為，上層的擔憂是過慮了，中國民眾的民主意識尚未達到。農民占80%，滿足於包產到戶後的溫飽。工人關心的是生活，知識分子關心的是自身權利。中國社會離波蘭的差距，在10年以上。
民主不是知識分子花園裏的觀賞物。民主要贏得廣泛的社會支持，首先必須奠定政府直接控製之外的經濟基礎，實際上就是非國有化的經濟結構。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係，讓企業成為獨立於政府的經濟法人，形成有社會影響力的企業家階層。正因如此，維淩主張經濟改革優先，為民主政治創造條件。而德平偏好從傳統政治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
不得不說，維淩的觀點超前。十年後的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才確立市場經濟體製，前麵還一定要加上一個“社會主義”。至於超脫於黨的領導的自由市場、獨立法人，非國有化的經濟結構，仍遙遙無期，甚至根本就不是發展目標。
八九民主運動未能竟功，原因正如維淩所說，民主仍隻是知識分子的追求、他們花園裏的觀賞物。運動以學潮的形式爆發，很說明問題。雖然運動在道義上享有幾乎全民的支持，但民眾對政府存在人身和經濟依賴，他們對政府的態度一半反對、另一半支持，他們希望他們反對的同一個政府可以承認和改正錯誤，變成一個他們願意支持的政府。共產黨享有對經濟社會的直接、全麵、絕對控製，軍事鎮壓易於反掌。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雙周碰頭會不了了之。胡耀邦跟鄧力群的鬥爭趨於激烈，而發展組在鄧力群手下，許多話題已不便談論。另外，公安調查維淩，胡耀邦向鄧力群問責。德平厚道，托金觀濤囑咐維淩注意。客觀上，德平後來被抽調，參加中央整黨工作組，去湖北，所以碰不了頭。
正是在湖北，德平支持當地有誌青年創辦雙月刊《青年論壇》，在84年11月創刊號上發表德平的文章《為自由鳴炮》。以後又在86年7、9兩月連載了胡平的《論言論自由》，11月號上摘登了該文北京座談會記錄。
88年底維淩返國，在北京兆龍飯店宴請德平。89年春節前，維淩跟德平談，希望見耀邦，當時他在外地。4月15日耀邦去世，維淩沒見著，隻能吊唁。德平說，“我，我，我看這事還是應該想辦法用祥和的方式解決。”耀邦和德平父子，都有些口吃。結果呢？沒祥和成。
維淩跟許多建製外、甚至反建製人物相熟。他認為如果共產黨包容一些，他們未必走向反麵。他有個“帶頭羊計劃”，想方設法將建製外領袖人物納入建製，讓他們發揮作用，包括民主牆、大學生競選的領袖，進而影響一大批。德平、鄧英淘都讚成，德平讓他去接觸。
胡平（1947- ），北大哲學係78級研究生。80年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成功當選。人大代表居然成為“人民公敵”，畢業後無人敢要。維淩去找他，他還在等候分配。本來是朋友，維淩直接說明來意。胡平表示，想法很好，他也願意接受，就怕是一廂情願。維淩又回去跟德平說，德平卻不能兌現。維淩才明白，這種事耀邦一個人做不了主。維淩向胡平解釋，建議他做出合作姿態。胡平說，一定要最高領導人直接點頭，他才願意。維淩得出結論，民主非得要用壓力來爭取。
維淩另一朋友，陳醒邁，文革北大反聶元梓0派領袖，托維淩給樸方傳話，要求給下麵更多民主，開放民主牆。維淩推掉了，理由充分，“乞求的民主、恩賜的民主，一定是假民主；今天能給你，明天就能收回！……民主隻有靠下麵自己真正壯大起來，站起來、強起來，去爭取、去壓去迫使上麵不得不讓步！”
維淩在監視居住中才意識到，學潮中他也在請求民主、與虎謀皮，而“再開明的專製代表者也都是有限度的。”他跟共產黨合作，也隻能是在不是要害的領域，嚴禁越界。維淩說，“到了關鍵時刻，怎麽辦？圖窮匕首見，沒有別的選擇了！”【《手稿》p.329】這番話沒有幻想、沒有妥協，足見他的赤子之心、變革社會之心。為了自由民主大義，同學情誼恐怕不能兼顧了。
太子黨
維淩有個代際更迭理論。鄧胡趙萬是第一代，40年代土八路、50年代留蘇的是第二代，大中學老五屆、包括他自己屬於第三代，八十年代大學生屬於第四代。第二代最糟糕，革命的福盡享，革命的惡全作。清華的蔣南翔、何東昌和北大的彭佩雲恢複官職後，整個一還鄉團，企圖跳過“鬧事”的第三代。83年胡耀邦提出“第三梯隊”，首先獲益的是第二代，李鵬、李鐵映、江澤民之流。【《手稿》pp.320-22 &332】
63-64年間的中蘇論戰，鄧小平是中方主將。赫魯曉夫贏在了最後，中共二代留蘇派是八十年代人事變動中最大的受益者，包括李鵬、李鐵映、鄒家華、宋健、江澤民、李嵐清等。他們根正苗紅，深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信任。他們無比懷念青春經曆，決定了他們是蘇聯模式和計劃經濟的天然繼承者。共同的背景、經曆、觀念，使他們形成一個特權利益集團，捆綁在舊體製、保守派的戰車上。
維淩有切身體會。郭秋姮的哥郭誌堅50年代留蘇7年，八十年代初當國家儀表總局副局長，說話做事循規蹈矩，走路踱四方步，時刻謹守共產教條。維淩跟這位兄台道不同不相為謀，隻有一開始的禮節性接觸。
但是維淩也看出來了，留蘇派教育程度較高，樂於接受西方物質文明。郭誌堅出訪美國回來，跟維淩的共同語言就多些。江澤民、李嵐清等人更是這樣。85年秋天維淩拜會美國白宮、國務院中國事務官員，他們問應該怎樣接待即將來訪的李鵬。維淩鑒於郭誌堅的例子，建議：坦誠展示真實美國社會，就是最好的接待。結果李鵬副總理來了，基本上是想看什麽就看什麽，也確實有所觸動，倒是同行的李先念主席受了點冷落。
維淩《手稿》是在監視居住中憑記憶寫就，有少量事實錯誤。喬石、吳學謙不是“二代團派”，丁關根不屬留蘇派。【《手稿》p.340】丁關根（1929-2012）在上海讀高中時是國民黨三青團成員，跟中共地下黨喬石、吳學謙、錢其琛等人對立。中共建政後，他承認當年“年幼無知”。他會打橋牌，是鄧小平的最佳牌友。85年他當鐵道部長，88年因重大安全事故辭職。不久擔任計委副主任，89年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火車翻了，他的官運沒翻。
維淩為什麽不學打橋牌呢？可能學也無益，牌技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丁關根的妻子叫張先琦，張先琦的姐叫張先玲。六四淩晨，張先玲的兒子王楠在南長街南口被戒嚴部隊射殺，19歲，在讀高二。丁關根知道了，眼中泛淚，這是人性。張先玲和王範地（1933-2017）教授後來成為天安門母親群體的骨幹成員。姐妹兩家自2004年後沒有來往，這是丁關根夫婦的黨性，維淩哪裏具備？
主要參考文獻
《手稿》：《傳說中的何維淩手稿》（2015），香港大風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