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雲知道：何維淩傳（14）

春秋無義戰

發展組除派生三所一會，還衍生兩家全國性報紙：《中國鄉鎮百業信息報》和《中國經營報》，兩家民意調查機構：中國（北京）社會調查所和中國社會調查係統，若幹家公司、包括維淩的中美聯絡處。三所一會下麵，也有自己的出版物。成果豐碩。

六四一來，關的關，逃的逃。維淩在監視居住中，思索朋輩的風雲際會。諮先生主張，朋友要經常更換。樊立勤反對，但這恐怕不因人的主觀意誌而轉移。

諮先生出逃，官府調查他。專案組朋友告訴維淩，不斷有人說，要查陳一諮，請找何維淩，夠哥們！維淩想起，文革時把楊尚昆兒子楊紹明抓起來，讓他交代上麵的事兒。楊紹明說，去問鄧樸方，他知道的多。

維淩很堅決，無可奉告。古代株連九族，也株連不到朋友。

王小強重感情，跟維淩關係融洽。但維淩有個小兄弟杜岩，天津人，南開大學經濟係77級，到北京參加首屆社會學學習班，拜訪維淩、金觀濤，畢恭畢敬。杜岩善於攪事，鍥而不舍。王小強跟杜岩相互瞧不起。王小強是領導，杜岩不屑一顧。維淩訓他多少次，杜岩都是當麵接受，但是一點不改，惹得大家都有意見。

王彥跟維淩有20多年的交情，風雨同舟，從共產青年學會到發展組。在發展組，王彥配合孫方明負責辦公室工作，為大家、包括小青年服務。他常說，我的事業就是何維淩。這是忠誠，也是抱怨，隱含著對維淩忽略他需求的怨氣。他老鼓動維淩另立山頭，“當年陳一諮落荒而去，還得投奔我們呢。”84年維淩隱退，王彥在發展組受冷落。一次王彥出差超標準，鄧英淘管財務，就不給他報銷，很傷麵子。

王彥想走，遇到善於攪事的杜岩，拉著趙小冬（原北醫團總支書、《解放軍報》總編趙易亞將軍之女），出去辦了一份《中國鄉鎮百業信息報》。一開始他們瞞著維淩和諮先生，維淩因此對王彥有點意見。後來維淩去看過一次，王彥居然對杜岩社長畢恭畢敬。

《百業信息報》掛在杜潤生的農研中心，王岐山具體管。杜潤生忌諱維淩，連累王彥。維淩建議白若冰執掌報社，導致杜岩、趙小冬等人排斥、後來罷免王彥。王彥這才回頭找維淩，維淩勸他罷手。85年春，維淩意識到對王彥的虧欠，跟他冰釋前嫌。

王彥帶他去看他新辦的《專業戶經營報》，租了個大宅院，雇了幾十人。他跟閻恒搭夥，掛在中國科協下麵。科協書記李寶恒是金觀濤在《自然辯證法通訊》時的頂頭上司，也是維淩舊識。

不久維淩自己也辦報，《中國信息報》，當企業集團、社會團體和社會各界的喉舌。維淩找李寶恒，還是掛在中國科協。樸方非常支持，從殘疾人基金會掏了5萬元讚助他們。維淩當總編，王彥副總，諮先生顧問。維淩正準備出國，實際工作由王彥負責。為了歡送他出國，也為《中國信息報》誕生，大家在民族宮聚會。王彥拿來第一份清樣，給維淩和諮先生看，他們不假思索，簽字付印。頭版頭條登的是童大林寫的大塊文章，論鄧小平的一國兩製思想。這種馬屁文章本來萬無一失，問題是文末畫蛇添足，泄露了國家機密：無論一國兩製怎樣搞法、如何長久，最終還得一國一製，這就是共產主義。鄧力群批示，暫時停刊。實際上胎死腹中，從未出刊。

王彥又回去辦《專業戶經營報》，樸方的那5萬元還可以接著用。王彥先後請薄一波、胡耀邦題報頭，報名先改成《中國農村經營報》、後改為《中國經營報》。維淩借助王彥的報社，嚐試開拓國際市場。

白若冰接手《百業信息報》，請來好友張木生。倆人聯合趙小冬，驅逐了杜岩，不久又驅逐趙小冬。白若冰當社長，張木生總編，農研中心給他們定正局級。張木生霸道，白若冰受不了，離開了。

杜岩被趕走後，跟李冬民合作，創辦北京社會調查事務所。不到一年，兩人打起來了。分家後，杜岩的叫中國社會調查所，李冬民的叫北京社會調查事務所。李冬民本是造反派出身，四處告杜岩。

杜岩的社調所掛靠在體改所，收費服務，采用社會學方法，就特定事件或問題進行專門調查。維淩支持他，問題是王小強、杜岩冤家路窄。而且，白南風、楊冠三也排斥杜岩。杜岩仗著維淩的支持，根本不把王小強副所長放眼裏。維淩給杜岩下最後通牒，杜岩還是陽奉陰違。諮先生不得不出麵，勒令杜岩和社調所跟體改所脫鉤、限期搬走。杜岩表麵應承，實際賴著，而且還告諮先生。維淩甚至主動讓杜岩把社調所掛到中美聯絡處，杜岩不幹，嫌級別低。鬧到最後，杜岩請打手，王小強請警察，斯文掃地。就這個樣子，維淩還去看了臥病潦倒中的杜岩。

金觀濤、王鐵男在李寶恒手下編《自然辯證法通訊》，關係本來很鐵。王鐵男人後嘴損，二人交惡，鬧得不可開交。維淩在友誼賓館宴請金觀濤夫婦和王鐵男，王彥作陪，結束了他們之間的戰爭狀態。

雖說春秋無義戰，但是從中我們看出維淩的為人，精明而又寬厚。

 

四海翻騰雲水怒

維淩在發展組創立的社會學組，在體改所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白南風擔任社會研究室主任，楊冠三擔任社會輿論調查室主任。88年6月兩室合作完成了題為《學潮分析：原因、後果及對策》的報告。趙紫陽將這個報告批轉給了國家教委和北京市委，請他們認真研究，但李鐵映、李錫銘束之高閣。【《諮》pp.515-23】

89年2月21-23日，體改所召開形勢研討會，楊冠三發言:“改革進入無動力狀態，可能出現動亂時期。”他們在調查中發現，社會不滿急劇上升，在48個測度指標中，有43個是不滿意；由於機會不公，人們的“相對剝奪感”在漫延；因為“合法性危機”，精英處於“無動力”狀態。會後體改所將三天研討會意見整理成會議紀要，上報給了中央領導人。這相當於臨震預報，依然沒有引起當局足夠重視。六四以後，中共當局將白南風、楊冠三等人投入監獄。他們不解決問題，專門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諮》pp.523, 549-50】

維淩88年底經墨西哥回國。他在學潮中的大致經曆，可以根據《手稿》提到的零星碎點、更重要的——朋輩的回憶重構。重構不完整，因為缺乏當時維淩跟太子黨關鍵人物接觸的第一人稱記述。

89年4月29日下午3點，諮先生在家跟維淩密談。維淩認為政府過分強硬，導致局勢惡化。兩人商量，兩頭做工作，一方麵通過樸方做鄧小平的工作，肯定學生愛國，另一方麵做學生的工作，說明過於激烈會適得其反。【《諮》p.579】

5月3日上午，維淩、孟繁華建議諮先生去找樸方。下午諮先生帶李峻和白南風到樸方家，談了五個鍾頭，一直到晚上七點。諮先生說，大家都對4•26社論不滿，而李鵬4月26日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三大係統普遍傳達鄧小平前夜談話，把矛頭一下引向鄧小平。樸方問怎麽辦，諮先生說，讓老爺子出來講話，肯定學生愛國，不秋後算賬。樸方同意轉達。【《諮》p.580-81】

16日下午，趙紫陽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戈爾巴喬夫。趙紫陽說，“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誌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誌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是，全黨同誌都認為，從黨的事業出發，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誌通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誌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1989年5月16日《人民日報》第1版】

這段話是鮑彤起草的，由趙紫陽講出來，兩人犯下大錯。這番話完全符合事實，但他說這番話的時機讓大家相信，他在將矛頭引向鄧小平。事後趙紫陽和鮑彤為此辯解，但趙紫陽這番話說出口，鄧、趙關係就到了無可挽回的田地。【1989年9月25日鮑彤《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

鮑彤才華橫溢，但書生意氣。87年清查大公司、包括康華，鄧楠到政改辦找鮑彤，“老娘發脾氣了！”卓琳要護犢子，鮑彤竟置之不理。李湘魯聽說，連忙趕到殘疾人基金會找鄧樸方，想挽回關係，鄧樸方拒絕見麵。【《諮》p.545】這件事不可能不在鄧小平心底，留下對鮑彤、趙紫陽的心結。

5月17日，“小平同誌邀請全體常委於下午4時到小平同誌處開會。這是一次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全體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誌出席，楊尚昆同誌列席，王瑞林同誌擔任記錄。這是一次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議。……小平同誌提出戒嚴後，會場的空氣變得十分嚴肅，是各位常委對此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表態的關鍵時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實行戒嚴，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姚依林同誌也表態同意戒嚴。喬石同誌點頭表示同意。胡啟立同誌還是那一句話，對當前局勢感到憂慮。隻有趙紫陽表示反對，說這個方針我執行不了。”【《李》pp.84-86】

在這次“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議”上，5名政治局常委，明確讚成戒嚴的2票，明確反對的1票，喬石、胡啟立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當然，最重要的問題，由鄧小平同誌掌舵，符合組織原則。

僅僅是點頭或是搖頭，沒有相應言辭，不能認為是明確的意見表達。當事人點頭或搖頭，可能純屬偶然，可能作另外解釋。姚依林就是一個例子，他嗜酒，經常不由自主地點頭。在重大曆史關頭，李鵬總理不應該開這種玩笑。

五名常委當中，姚依林是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袖，喬石是國共內戰時期上海學生運動的領袖。麵對89年學生運動，姚依林支持鎮壓，喬石選擇沉默。我們得問問，他們的初心到底是政治權力，還是民主自由？

 

主要參考文獻

《手稿》：《傳說中的何維淩手稿》（2015），香港大風出版社。

《諮》：《陳一諮回憶錄》（2013），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李》：李鵬《六四日記》（2010），美國西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