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體改所時期
發展組進入建製，諮先生出名了。眾星捧月，他的架子和脾氣又大了一截。但他對維淩總是尊重的。84年11月的一個夜晚，他給維淩打電話。維淩到後，他把門鎖上。他得到通知，陪趙紫陽下去視察，一個月時間，“路上有機會談問題。你看，該強調什麽好？”
維淩說，不能隻靠一兩次的談話，要製度化，建議起用中青理論界，成立最高決策的智囊班子。
諮先生在西苑機場初會趙紫陽。趙伸出右手，“啊，陳一諮，陳一諮，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久仰大名，如雷貫耳！”再把左手搭在握著的右手上麵，“久仰大名，如雷貫耳！”據李湘魯反饋，趙紫陽此行對諮先生很滿意，建立智囊班子的建議正中下懷。總理享用美食的能力，讓諮先生讚歎，氣吞萬裏如虎。
這次出行敲定了體改所的事情。12月，體改所成立，放在體改委下麵，直接對趙紫陽負責。一開始高尚全為長、諮先生為副，不久諮先生扶正。原發展組王小強、白南風、楊冠三、杜岩、黃曉京、王小魯、孟繁華、宋國青等十幾人加入，另吸收莫幹山會議湧現的精英，包括張少傑、趙榆江、刁新申、曹遠征等，王小強還是大副。維淩創立的社會學組基本全部轉入體改所，以後發揮了重要作用。維淩特別向諮先生推薦王輝做助手。過了一年，王輝才調入體改所，擔任數量經濟研究室主任。王輝85年社科院研究生畢業，原先在《經濟日報》當內參室主任。
維淩劫難未盡，一整年埋頭寫書，不宜露麵，處於幕後。自認客卿，諮先生說是高參。維淩從沒把諮先生當官，隻當朋友。他雖然沒當過官，但深得官場三昧。上對下，是“哼”，管、卡、壓，顯性。下對上，是“哈”，一層蒙一層，雖然隱形但更實質。溫元凱到山西給中高級幹部演講，宣稱現在新提的幹部都是庸人。北大校友張維慶剛提副省長，不服氣。牛輝林，也是北大校友，說他，你一當省長，說話就拉了長音，慢了半拍不算，還“啊”字密度大增。維淩在紐約初會索羅斯，很有氣度，在座的都相信他是趙紫陽派來的欽差。
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以城市為中心的全麵經濟體製改革，但經濟體製改革的根本何在，尚無定論。楊小凱、張五常說得露骨，就是要私有化。維淩想法一致，但話說得委婉一些——非國有化，不談所有製，隻說產權、經營權、企業自主權。從國有到非國有、從計劃到市場，必須經過“雙軌”過渡，怎麽過渡，就成為關鍵。
84年秋天，維淩約王小強去深圳。王小強說上麵組織了一個價格改革小組，為中央決策提供方案，接下來幾個月都不會有時間。在市場經濟社會，價格是公開信息，眾所周知。但在計劃經濟社會，價格被嚴格控製，價格調整政策屬於國家機密，隻有極少數人知道。王小強參加了這個小組，才有機會看到。
過了幾天，王小強說，可以去深圳。“價格改革不搞了？”搞完了，中央已經決策了，價格小組沒用了。
價格小組要研究的問題是，是先動原材料價格，還是先動農產品價格。發展組的人認為，先動原材料價格，有助於生產領域的市場調節、優化產業結構，同時不致影響人民生活。但是主管農業的田紀雲副總理厭煩了多年來對農產品的價格補貼，補貼造成的財政負擔滾雪球，越滾越大，他堅持先動農產品價格。問題是，這樣原來政府的負擔將轉嫁到居民，而且會造成價格上漲發散，形成雪崩效應，因為農產品涉及所有人。
兩方都能說服趙紫陽，換句話說，趙紫陽莫衷一是。最終田紀雲勝出，他對物價數目字的熟悉程度——實際是一項特權，年輕人望塵莫及。
體改所自成立之日起，到88年李鵬當總理、改革停滯為止，一直研究是價格改革優先，還是企業自主權優先。中央決策搖擺不定，體改所論證隨之起伏，直到鄧小平在88年5-6月間拍板：長痛不如短痛，價格闖關。摸著石頭過河摸出了問題，價格闖關闖了大禍，引起全國性搶購、擠兌風潮。到9月趙紫陽下定決心，暫緩價格改革，轉向治理整頓。趙、李、姚依林達成一致，報告鄧小平。李、姚趁機開倒車。
主張先改價格的人認識到了，唯有市場調節才能達到經濟要素的最優配置，而市場價格是最靈敏、最有效的調節信號。他們沒有意識到，在既有計劃經濟體製下，價格基本由計劃、而不是市場決定，其不合理性造成的諸多問題通過一係列的國家補貼來彌補，政策、計劃滯後導致周期性失衡。一下子把長線產品、短線產品、國家補貼產品價格全部放開，任其浮動，勢必鼓勵囤積居奇的投機行為，形成正反饋、相互漲價，造成生產停滯、市場疲軟，以至民眾恐慌、社會動蕩。僅僅放開價格，但市場主體還完全由政府支配，沒有成為獨立法人，無權自主決定資本流向、生產計劃、銷售產品，那麽市場價格將根本無法起到指引、調節生產的作用，相反會加劇供需失衡。
體改所多數人、包括維淩主張企業自主權優先。從推行責任製著手，建立獨立企業法人，讓企業自主經營，根據市場狀況自主決定自身行為。這項改革深入下去，勢必觸及產權、所有製。
85年春天，維淩跟樸方談全麵經濟體製改革。他不同意鄧小平五年竟功的目標。光是價格，沒有一二十年就難以理順。樸方愕然。維淩認為，合理的價格體係是經濟體製改革的結果，而不是前提。所謂公有製，實際是“公無有製”。公家財產誰都不愛惜。名義上大家都是主人，實際誰都不是。人民真的要當家作主，就必須實質性地擁有產權。產權才是經濟體製改革的根本，價格改革次之。對價格改革的方式，維淩也有不同看法，他認為要緩慢持久，不能操之過急。
因為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公有製為主體的性質不能變。學界在所有權跟經營權分離方麵做文章，但是經營權跟所有權分離之後，所有者（國資委）如何對經營者實施有效監督，經營者假公濟私、跟國資委官員沆瀣一氣、監督失靈怎麽辦，問題層出不窮，根本得不到解決。前麵唐若昕就是一個例子。維淩、楊小凱、張五常他們是對的，一定要私有化。
88年維淩接受香港《信報》總編沈鑒治采訪時說，中國改革已進入癌症三期，不抓根本，而盲動價格，進退維穀，正在葬送改革。言猶在耳，89年爆發學潮，通貨膨脹是主要導火索之一。
諮先生掌握趙紫陽的思路，善於把握時機、因勢利導。因為觀點接近，他跟鮑彤走得很近。隻一年時間，鮑彤就對他言聽計從。
維淩在監視居住當中，對發展組以及後麵的三所一會有所反思。如果當初政治性強一些，是不是就不會全軍覆沒？實際上，如果當初政治性太強，政府根本就不會容忍，更不會接納收編，發展組就不會獲得影響高層的機會。維淩組建一個學術、政治團體的目標，發展組和三所一會都沒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