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天涯歧路
維淩跟了諮先生，金觀濤有意見，說發展組不過中央利用的工具。維淩並不否認，他甘當這個工具。他們利用發展組，發展組也利用他們。他認為，中央起用發展組，並非完全因為這幫年輕人的才能、什麽新方法論、什麽多學科高層次係統綜合。發展組不過是那個看見國王沒穿衣服的孩子，說出了高層改革派想說的話。鄧力群固然得力，胡、趙、萬的支持不可或缺。
81-85年間，農發組參加了每年11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隨後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82年一號文件是實行包產到戶的決定性文件，盡管還是限於貧困地區。83年一號文件確定，包產到戶是全國農業經濟體製的基礎。
維淩認為中共高層大多屬於改革派，反對改革的隻是少數，大概李先念可以算一個。主張改革的人當中分激進派，如胡耀邦、萬裏，主張政治、經濟全麵改革；務實派，如鄧小平、趙紫陽，專注於經濟體製改革；和穩健派，如陳雲、姚依林、鄧力群，主張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進行改革。在改革初期，他這樣劃分有道理。
81-82年激進派、務實派和穩健派三方皆大歡喜。83年京西賓館會議，萬裏跟鄧力群為雇工問題吵起來了，互不相讓。發展組到南方調查，向萬裏、杜潤生提交了肯定雇工的報告。發展組聯係成員孫明、董宏到西北調查，向鄧力群提交了貧富不均、出現剝削的報告。年輕人的報告雖然針鋒相對，但是客觀上緩解了高層衝突。這次衝突後，孫明、董宏脫離了發展組，但跟維淩還繼續交往。維淩能團結人，容納不同意見。此後董宏先後擔任薄一波、王岐山大秘，2022年被判處死緩。
84年，劉賓雁寫陝西官場的一篇文章引起地方反撲，攪得中央書記處不得安寧。耀邦跟劉賓雁有淵源，一直看重他，這時迫於壓力也批評他，“劉賓雁沒有接受1957年的教訓。他還是不要作《人民日報》記者，去當作家吧。”劉賓雁不服，問：誰應該接受反右派鬥爭的教訓，不是共產黨嗎？難道要受迫害二十幾年的右派來接受教訓？不久維淩碰見他，諮先生、王小強也在，王小強很佩服他。維淩也勸劉賓雁暫時停寫報告文學，先寫小說。劉賓雁說，我要麽痛快地寫，要麽幹脆不寫。87年1月，當局開除劉賓雁黨籍、公職。維淩在華盛頓接陸鏗電話得到消息，痛哭失聲。
為了變革社會，跟共產黨周旋，維淩和發展組選擇順毛捋，方勵之、劉賓雁、郭羅基不得已對著幹，方式不同，目標一致，感情相通。到89年，年輕的大學生跟共產黨公然對抗，嫌維淩這樣的前輩礙手礙腳。年輕一代走了維淩他們的路，而不是共產黨的路，後浪推前浪，維淩深感欣慰。維淩選擇跟共產黨合作，是因為跟共產黨眼前的道路相同，但最終引導的方向，是根本不同的。
發展組的策略，是不講“馬語”，不進入共產黨的術語體係，以避免糾纏；操“新語”，采用科學方法、新方法論，讓老家夥們看不懂；研究專門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讓他們覺得有用；最後再戴上社會主義的帽子，讓他們易於接受。這就是為什麽維淩和鄧英淘在發展組成立方法組，彭佩雲在教育部斥責鄧英淘不信馬列——說明她在農場根本就沒改造好。
高層裏麵，萬裏比較痛快。82年發展組幾個人向萬裏匯報推動包產到戶的情況。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家楊勳強調，包產到戶的措施，可以從馬列理論中找到根據，證明它符合社會主義。萬裏聽了著急，“別老談什麽主義。哪有社會主義讓農民吃不飽飯的？有的人還專門辯解，說什麽中國農民生來儉樸，習慣吃粗糧，愛吃窩頭。我就不信，你敞開讓人吃大米白麵，誰還會說窩頭好？……社會主義，說到底就是讓人民富裕，讓國家強盛，讓社會發展。能做到這些，就是社會主義。”
維淩從萬裏的話裏得到啟發，能讓民富國強、好的就是社會主義。凡是你認為好的，你想幹的，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有利於現代化建設，都是社會主義。由此可以篡奪定義社會主義的權力，取消共產黨衛道士的專利。劉少奇說與其你篡權不如我篡權，發展組就是要篡名詞解釋之權。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 維淩認為，共產黨30年的統治，就是打江山坐江山，是社會主義牌子下的太平天國、半封建主義，根本不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種假社會主義，不如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方法組每個星期聚會一兩次，在維淩北大宿舍，或羅小朋人大研究生宿舍。參加者除了發展組的人，也有其他青年學生學者。定期舉行講座，鄧英淘講近世代數；鄧英淘和維淩講新方法論，講控製論、耗散結構論及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應用，前後20多講。此外，方法組還以鄧英淘和維淩為主開展戰略研究，以白南風和維淩為主開展比較文明研究，文章編入發展組集刊《農村•經濟•社會》，開時代風氣之先。
人大學生稱發展組“中國農民革命黨”，簡稱農民黨。其中“黨”字引起諮先生高度警覺。而維淩則對“農民”二字不以為然，認為農民是注定消亡的階級。我基本認同他的觀點，2006年我對於建嶸說過，農民的出路在於不做農民。後來我看到李克強碩士論文《中國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1990）和博士論文《論工業化進程中的結構轉換》（1994），是差不多的觀點。農村城鎮化、農業工業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經之路。
維淩和諮先生二人經常密謀。一次在教育部大木倉紅頂樓諮先生宿舍，維淩說他倆最大的特長，一是製造說法，二是組織政黨。發展組正是這種特長在適當條件下的適當發揮。目前社會不具備組黨條件，將來說不定能赤膊上陣。諮先生告誡他，要小心，不能急。他們並不滿足於做中央高層的工具。
說起製造說法，發展組早期，諮先生和翁永曦爭過“中華民族百年振興”說法的發明權。實際上22號樓製造的說法最多，王彥所謂“何維淩語錄”，但是維淩從來不爭。
維淩在發展組負責招攬人才，22號樓門庭若市。發展組的吸引力在於，它提供為國效力的機會、與高層對話的層次、運用新方法研究新課題的自在環境。大好形勢下，維淩甚至想要建立省級分支。他的目標是把發展組建成一個嚴密的學術政治集團。他跟王彥將人事組織製度化，設計了專門表格，跟共產黨員登記表類似，但“家庭出身”一欄改成了“學術情況”。納新須要經過一定考核。成員分三種：正式成員，構成發展組核心；聯係成員，人事關係留在原單位；通訊成員，跟發展組隻有鬆散關係的改革誌士。
80年11月，諮先生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見到社科院研究生楊小凱，很欣賞。介紹給維淩，維淩同樣欣賞。他們都認為，不改所有製，就不是真正的改革。當時小凱沒完全平反，發展組的年輕人排斥他。83年，諮先生在蘇州療養，維淩邀請小凱去蘇州。三人一致認為，經濟體製改革必然導致政治體製改革。小凱自己是高幹子弟，卻堅決反對特權。他是經濟學家，政治上同樣敏銳，不過不願加入集團。
為小凱去美國讀普林斯頓鄒至莊的博士，維淩和諮先生幾次找李湘魯，最後想出的辦法是，由鄒教授直接給趙紫陽寫信，趙批準放行。小凱在美國宣傳中國的青年改革家，引起美國社會重視。後來由美國《知識分子》雜誌社總編梁恒牽線，維淩受到邀請訪問美國。美國人知道他的來曆，當然對他另眼相看。
王彥老是慫恿維淩另立山頭，說他比起諮先生，更有才華、人緣更好、背景更硬。維淩總是一笑置之，甘願在發展組當散仙，所以發展組一山能容二虎。樊立勤跟陳一諮反目成仇，維淩跟倆人都要好。陳雲跟鄧小平較勁，維淩跟樸方和陳元都交往。鄧力群跟胡耀邦競爭，維淩跟鄧英淘和德平都是好朋友。能容人、左右逢源，是他很大一個優點。
他考慮過發展組之外其他的路。從政，他不願受束縛。跟太子黨聯手，雖然他跟樸方和德平關係良好，但太子黨良莠不齊，多有特權、門第觀念。而且太子黨“下手黑得很”，最好保持距離。【《手稿》p.209】維淩身後我們可以看清，薄熙來、習近平都是些什麽人。如果自己揭竿而起，恐怕難逃陳子明、王軍濤、薑洪等人下場，效果反不如發展組。
82年萬裏跟諮先生講，他當糧食部長時才34歲，跟發展組的人年紀差不多。他問，發展組裏有多少人可以去當縣委書記、縣長？諮先生說十幾個。萬裏讓把名單報上來。諮先生慌了神，連夜找維淩。發展組30來人，絕大多數連黨員都不是。發展組頭兩年，鄧力群有時在中南海召見骨幹，聽匯報、發指示、問困難。所以諮先生去找鄧力群，這樣發展組非黨骨幹在一兩年內就都入黨了。
但是維淩對進入發展組支部書記一類的人物有隱憂。他們雖然不能像以前那樣作惡，但其中有魄力、敢作敢為的不多，隻會唯唯諾諾、看臉色行事。他一針見血，胡錦濤和李克強不都是這樣子的嗎？
82年夏天，發展組在民委招待所開會，以鄧英淘為首，多數人認為改革的突破口在中部中等發達地區，決定集中力量在贛南山區開展調查。維淩是少數派，認為開發中部山區難以產生全國性影響，重點應該放在經濟發達地區，同時應該考慮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進行到一定時候，必然牽涉政治體製。另外在人力投入上，他反對孤注一擲。江西吉安區域發展調查持續了一年，消耗了發展組的精力，結果對中央決策沒什麽影響。
維淩認為中國政治根本難以預測。他從1982年上推到1902年，每個10年內，大事都難以預測，所以未來82-92年間的事情也難以預測。不幸的是，89年的動蕩和其後的反複證實了他無法預測的預測。
民委招待所會議的收獲是，組建了社會學組。在方法組內部，鄧英淘側重於經濟學。維淩側重於非經濟因素，包括人際關係、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等，由此形成社會學組，以維淩、黃曉京、王彥、白南風和楊冠三為主。
針對高層存在的包產到戶造成兩極分化的擔憂，83年維淩帶領社會學組到蘇州，對不同情況農村家庭的收入作基尼（Gini）係數分析，以判斷貧富差距，沒有發現包產到戶前後有明顯變化。這是中國社會學取消以來，第一項農村社會學研究。
何維淩（左）和黃曉京84年在杭州秋瑾墓前
社會學組白南風、王彥和黃曉京等人參加了吉安調查，采集了人的現代性、幹部的現代性、改革時代的人際關係變動、社會組織和社會保障等方麵的數據，采用計算機進行相關分析，在當時的社會學研究中是領先的。
主要參考文獻
《手稿》：《傳說中的何維淩手稿》（2015），香港大風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