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八五年省歌舞團在縣大禮堂演出。一位男演員表演火爆的流行樂，用普通話跟觀眾互動，到最後來了一句，“個落——日的！”家鄉話裏，陽具叫“落”，“個落日的”比領導講話當中的這個那個都常見。有同學認出他來，在他們那兒插過隊。九九年我聽到他在電台接受采訪，卻是滿口湖北民歌。
大學畢業快離校的時候，係裏老師輪番來宿舍，使出渾身解數，巴結學生不鬧事，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其中一位是我們電子線路課的老師。弟子不肖，那門課我沒學好，現在都不記得他姓什麽了。但我記得，他問我老家在哪。“個落——日的，”他眼裏放出狡黠的光。我先是一驚，然後大笑。他也在我們那兒插過隊。
九五年我去南京，坐江輪返漢，跟老同學徐明的爸住到一個船艙。我認出他來了，跟他講家鄉話。船快到江漢關，旅客們起身收拾行李，準備下船。與此同時，船員開始對過道、各個船艙進行最後的清掃。我跟徐爸爸說著話，正掃地的船員開口了，“你伢們是黃岡的吧。個落日的，苦——啊”首尾是漢腔，中間是黃岡話；他快四十歲，看出我們的疑惑，“我在你們那裏插隊，好幾年。個落日的，苦——啊。造業造業。”他手腳不停，又進到下一個船艙。他沒做什麽高級事，還是覺得農村苦，往事不堪回首。
但我來自農村、社會最底層，是個小泥巴腿子，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另有感受。
鄉親們對知青是羨慕的，因為他們家住大城市。我們那個地方離武漢不算太遠，但由於交通落後，農民手上沒錢，對於絕大多數農民，武漢既不可望也不可及。我姆媽每次去武漢賣土布，都是徒步，單程兩三天。她不識字，卻是有見識的農民。武漢的條件，跟鄉下有天壤之別。一個簡單的例子，漢口有無蚊區，夏天睡覺不用蚊帳。沒去過武漢的農民做夢也想不到存在這個可能性。
我讀到小學三年級，小學才建成。一、二年級的教室都是老鄉的堂屋，而且是複式教學，不同年級的學生混在一起。我從這種環境裏麵走出來，到底還有點自信心。
在新建的小學校裏，有時能見到武漢知青。他們住在離學校不到一裏路的大隊部。在那裏呆煩了，會到學校晃蕩。尤其是男知青，學校裏有年輕女教師。隻有吳老師沒對象，她教我們唱歌。一次教到中間，那個男知青跟她打招呼。他們顯然認識，她讓知青替她教。城裏人的才藝是鄉村教師所不可比擬的，他教得很從容。我們看著他站在講台上，就像仰視天外來客。他健壯的體格、瀟灑的風度和自信的談吐，農村的水土滋養不出來。吳老師不是他們任何人的“小芳”，後來嫁到了外村。
到1978年，還有知青到學校晃悠。不常來，大概多數回城了。79年7月，我最後一次見到知青，來我家跟姆媽辭行。她是我們鄰居的親戚，她家跟我父母有來往，她媽來過我家，我記得。她體態豐盈，穿碎花連衣裙，大方洋氣。二哥分數夠黃高，但沒被錄取，躺在竹床上，莫名其妙後腦滲血。她剛好撞見，取來冷水毛巾料理，很在行的樣子。我就見過她這麽一次。
我們那個地方是所謂革命根據地，也是農業學大寨的典型，窮是真的——我小時候吃不飽飯，但遠不是最窮的。姆媽告訴我，大隊的武漢知青多有本地親戚，生活上有個照應，品行上監督他們不走邪路。
在我們看來，他們脫胎在城裏，比我們幸福得多。我們唯有羨慕。
而在他們自己看來，插隊期間，農活枯燥艱辛，一年到頭隻有粗茶淡飯，生活單調乏味，遠離家人、身處僻壤，是他們人生中最艱苦的階段。這也符合事實。當時農村跟現代文明基本隔絕。
“個落日的，苦——啊”是他們真誠的感歎。
城鄉差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罪。共產黨以“打土豪、分田地”誘騙農民革命，革命成功後卻將農村土地全部集體化。農民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跟知青自己究竟不同。知青在農村受了罪，誕生了傷痕文學。農民自己遭了更大更久的罪，卻無以訴說。
有知青體諒農民的苦，返城多年都還在幫助農民朋友。85年延安知青王新華跟妻子林小楓收養了老鄉留下的孤女桂蓮。正是他記錄了延安農村大人小孩吃糠的情景，2008年發表在《博覽群書》，跟我小時經曆完全一致。沒吃過糠的人寫不出這樣的情節。
上山下鄉的知青，有的無怨無悔。但給其中相當多的人留下永久創傷。像王新華的插友史鐵生，落得終生癱瘓。我還見到另一種創傷，精神上的。個別知青在文學城上動輒破口大罵，語言肮髒，接近農村最惡劣的潑婦，讓人懷疑是上山下鄉的後遺症。更有甚者如習近平，為達到政治目的，美化、神化插隊經曆，精神偏執、政策極端，文化低下、滿肚草包，似乎從未走出梁家河那口窯洞。
個落——日的。
20250826
另外，如果“個落—日的”這表達一千年前就有，那麽東坡他老人家肯定也學會了 — 他被貶黃州五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