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本末

漢語“社稷”中的社是土地神，稷就是小米（拉丁學名Setaria italica）、五穀之長、古時最重要的農作物。用社稷代表國家，準確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和農業的基礎性地位，糧食最重要，而豐收要靠土地神；在古人的思想認識中，社稷就是國家的根本。

到了現代，不同人物對國家根本的認識是不同的。毛澤東認為是階級鬥爭，鄧小平認為是財富，後來的領導好像也各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們今天要著重了解的，是晚清郭嵩燾的觀點。

郭嵩燾，湖南湘陰人，生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卒於光緒十七年（1891）。道光廿七年（1847）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鹹豐六年任翰林院編修，曾入值南書房。同治二年，署理廣東巡撫，署理就是代理的意思。光緒元年（1875），署理兵部侍郎，國防部代理副部長。次年，成為中國首任駐外大使，任出使英法兩國的欽差大臣，開中國外交的先河。郭沉浮宦海，雖然擔任過一些重要職務，但周折頗多。終其一生，官不過二品，官階和名望不及跟他沾親帶故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也不及他的知交李鴻章，所以他自嘲“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見嶽麓書社《郭嵩燾全集》第14冊，第211頁】

郭雖然隻是二品官員，卻是地道的一流人物。清朝的世界觀繼承了曆來的中央之國的思維，直到國勢衰微，還指望八方來儀、萬邦朝貢，拒不接受西方提出的對等外交。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燒毀了圓明園，清朝割地、賠款。郭欽差出使英法兩國的頭等大事，就是要登門道歉、修複關係。慈禧太後沒有選錯人。就思想水平而言，沒人比郭嵩燾更適合的了。

早在同治五年（1866），署理廣東巡撫的郭嵩燾致信總理衙門，就沿海貿易發表看法，認為“購買輪船，不如新製之合用。”與其買船，不如改製。設立市舶司，鼓勵商民製造輪船，參與國際貿易；市舶司提供護照，督撫負責征稅。這樣發展民營經濟，可以做到官民兩利，促進中國的外貿競爭力。不但外貿，興修鐵路也可以實行民營，洋人也可以參與，洋為中用。郭嵩燾建議設立市舶司的“新製”，他指出，不過是仿照宋、元遺製，古為今用。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燾引用古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指出“聖人所重者道也，所薄者器也。”世人“習其器而虛以其道，”是本末倒置。輪船、鐵道隻是“器”、是末。合理的製度才是“道”、是本。【見《郭嵩燾全集》第13冊，第185-188頁】郭嵩燾這樣的見地，不要說在當時，放在今天也還是領先的。

光緒元年，郭嵩燾呈交了關於海防事宜的條議。再次建議設立市舶司，主張發展民營經濟，認為民富則國強，官府“惟其以保護商賈為心，故能資商賈之力以養兵。”他對於社稷本末的論述十分精辟，“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故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未遑而姑務其末者。”“政教之及人本也，防邊末也。”郭嵩燾所謂的政教，值得揣摩。“政”當指政治製度，涉及政府的權力和責任、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教”當指人民教化，就是公民教育。政教之及人，就是指的公民教育的普及。依郭嵩燾看來，相對於公民意識這個本，不要說工商業，就連國防也隻能算是末。【見《郭嵩燾全集》第13冊，第339-347頁】

這樣的思想是超前的。當時的守舊人士就不提了，進步人物林則徐、嚴複和黃遵憲隻是豔羨西方的船堅炮利，局限於“器”的層麵，基本不涉及、甚至排斥西方的政治製度。張之洞和馮桂芬等人提出“中體西用”，企圖將“體”和“用”割裂，對西學采取一種功用態度。直到1884年，兩廣總督張樹聲臨死之前才在遺折中表達了跟郭嵩燾類似的觀點：“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議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見光緒己亥（1899）刻本《張靖達公奏議》卷八《遺折》】確實，無論本末、體用、形而上和形而下，隻要是合理的、先進的，就可以按照合理步驟，加以采納，從善如流。革故鼎新，為什麽一定要嚴分華夷、作繭自縛？在郭嵩燾和張樹聲看來，社會製度才是本、道、體，科學技術隻是末、器、用。

到了五四運動時期，激進人士魯迅、錢玄同提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新派人物中主張廢除中醫的人就更多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固然好，但是廢除漢字和中醫是否明智可行？倒不如郭嵩燾、張樹聲，以中華智慧，有效地消化、吸收西洋文明。郭以“道”和“器”、“本”和“末”，張以“體”和“用”，來描述現代社會結構，不是很貼切嗎？我們要吸收世界先進文明，不用人為地將中外對立、平添不必要的障礙。曆史證明，中華智慧可以有效地消化、吸收外來文化，以先進文化改造自我，吐故納新，延續、增強生命力。

近現代的曆史，證明了郭嵩燾思想的寶貴價值。前蘇聯在空間技術方麵曾經一度領先於美國，其核武器儲備長期令美國人瑟瑟發抖。但蘇聯由於其社會製度的固有缺陷，最終於一九九零年代初崩潰。科學技術，包括國防科技，即使是核武器，也還隻是器、末、用。社會製度才是一個國家的根基，是道、本、體。郭嵩燾關於社稷本末的思想，就像古人以社稷代表國家一樣，準確抓住了現代國家的核心本質。在保持基本社會製度不變的前提下，隻接受別人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而期望國家強大，正所謂“習其器而虛以其道”，“遺其體而求其用”，舍其本而逐其末。清朝和蘇聯的曆史，是前車之鑒。

郭嵩燾生前屢受挫折，身後寂寞無聞。這不是他個人的不幸，而是國家的悲哀。他本人是自信的，“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見《郭嵩燾全集》第14冊，第2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