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家裏的趣事
爸爸媽媽從三江口搬到高山子，我感受最大的就是他們從“特別忙”變成“特別閑”。在九十年代上大學的很多人都有軍訓的經曆，估計我的父母也一樣：在三江口軍訓了幾個月，然後到高山子來正式上學了。
母親開始還被分配到這裏唯一的商店工作一段時間，賣副食品。她在那裏學會了如何包裝點心，就是用牛皮紙把吃的東西包好，上麵再放一小塊紅紙，然後用紙繩給綁好，帶蝴蝶結的那種。可惜我沒有學會。那時工作的效率不論，工作時間卻是不可妥協的：一周六天，每天八小時。隻是那商店除了油鹽醬醋之類的東西別的很少有人買。另外，雖然店員每天八小時上班，但商店可不是天天開門。當時流行一句順口溜，說商店是：一三五學習，二四六點貨，星期天休息。
沒過多久，媽媽就離開了商店。那時商店可是一個肥缺，也是重地，估計知識分子是不太夠格的。在那之後，父母就更閑了，基本上就是天天學習，學什麽《反杜林論》、《費爾巴哈》（他們開玩笑稱“費勁巴拉”），他們總說這些，連我都能記住這些名字了。老九們在一起，總得給找點事兒幹，不然會出幺蛾子的。
有了時間，媽媽就盯著我練字或學點什麽，我玩的時間也就受影響了。我媽媽甚至指導我織過一雙毛襪子，給自己穿的。
家裏主要還是媽媽操勞，去趕集買菜，做飯洗衣，準備過冬的毛衣棉衣，種菜等等。她有一個壞習慣，就是熬夜，把我也拐帶得喜歡熬夜。她說，白天忙碌一天，隻有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才是她自己的時間，看看書報、寫寫東西。
那時經常停電，甚至有一段時間是常規停電，就像每月節約一斤糧一樣，每周節約一天電：星期三停電。這時晚上就要靠油燈照明了。她那時就算是停電也要熬到超過晚11點。那時定期擦油燈是一項家務活，因為玻璃罩子很快就會被熏黑。
爸爸每天就是看看報紙。他的腰疼病越來越嚴重了，開始導致手抖。去醫院檢查，說是患上了共濟失調症。他從下鄉開始就不正常，幹農活常是打狼的（鋤地進度最後的一個）。這時已經五十歲了，毛病開始失控。
姥姥也是每天看報紙，有時在入冬前幫我媽媽準備做棉衣、衲鞋底、做鞋墊。
大姐在機修廠當鉗工，我可是沾了光了。那時我們冬天都滑冰車，最時髦的就是單軌蹲式的小車，需要好鋼做刃，也被稱為單腿驢、獨輪。這種冰車滑得飛快，而且很靈活，不像雙軌的，就是這個範兒的：
我就讓大姐幫我做了一個我設計的冰車刃。結果我畫的不好，她理解錯了，把刃的前端搞低了。但就是這樣也是很時髦的東西了，因為是開刃的，就是在下麵劃有一道溝，和現在的花樣冰鞋很像。隔壁王哥跑來求我拿煙紙和我換，我正好讓我大姐再給我做一個前後一樣高的刃。結果又被王哥發現了我的新車，又來拿煙紙外加原來那個車和我換。我就再次求大姐給我加工一個前麵高、後麵低的刃，看上去更拉風。隔壁王哥又受不了了，老一套，再次拿冰車加煙紙來換。我這時正好發現那個前高後低的冰車雖然拉風，但不實用，我就再次換了。不過，王哥換了後就後悔了，也發現真滑起來還是前後一樣的好，就還是故伎重演，拿煙紙加冰車往回換。這來來往往的，我滑冰滑的不怎麽樣，煙紙卻賺了不少。那時冬天裏玩煙紙也是一大樂趣。
大姐在機修廠的師傅也是一個女的，姓孫，家裏的孩子比我還小。一次去她家，正好她家在吃晚飯，吃的菜就是剛剛從地裏摘得野菜，苣蕒菜（曲麻菜），洗一下就蘸大醬吃。這還不是勞改家庭呢。
機修廠裏有一個能人，叫朱大巍，外號喂大豬。他那時三十幾歲，身高一米八幾，長得儀表堂堂，不過身份是二勞改。他的拿手技術就是鉗工，記得陳強/陳佩斯父子的喜劇裏有一個鏡頭，就是把一張紙蓋在手表上，老陳強可以用錘子砸下去，就在距離手表幾毫米的位置上停住再上揚，可以把那張紙帶起來。據說這個朱大巍也有這個本事。別的不說，他自己帶的手表就是他自己攢的。我曾經看到他打籃球，在三分線外投籃相當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家夥，不知道是什麽原因虎落平陽。十幾年後，我大姐曾在市裏碰到過他，說他後來離開了那個鬼地方，隻是青春不再了。
不到兩年，大姐就抽調走了，對她是好事，可是我卻失去了依靠。這時我的兩個哥哥也已經比大姐提前一年抽調進了工廠。二姐也很快就畢業了，下鄉去裏邊的營裏“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人力搬土石方。她嬌小的身體幹這個重體力活，沒多久就把腰給閃了，需要回家養病。
大姐走後我的第一項新任務就是挑水，就是用圖中這麽大的水桶。我最開始試著挑水的時候也就是八、九歲，瘦弱的我別說是挑滿桶水，就是挑十分之一都被壓得跌跌撞撞、氣喘籲籲、肩膀生疼的。可是大姐走後家裏沒有別人可以承擔這項工作，我隻能頂上去。
挑水有幾大難點：挑不動、控製不住前後平衡；壓得肩膀痛；到家後提不動水桶往水缸裏倒水（那水缸估計有個八十幾公分高）。
我就從兩桶底的水開始練，每天多跑幾次，慢慢升級打怪，到1/4、1/3、1/2、3/4，滿桶。前後估計有一年吧，就像練少林武功一樣，時間長了就見效了。院中的壓井有時會幹枯或壞掉，就需要去二百多米外的車站去挑水，距離遠了又是另一種意誌的磨練。到了春天，需要澆地，每天需要挑不少水，我的肩膀也就慢慢地練出來了。後來看電影《少林寺》裏的和尚靠提水練習武功，深以為然。
家裏早早地就有了四大件：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我爸爸的還是一款老式瑞士鸚哥，在我上大學時給了我)，和收音機。除了縫紉機是新買的，其他都是下鄉前就有的。那台二八永久自行車我一直騎到上大學前 – 這也是有意思，我們家裏現在的幾個人隻有我會/能騎車，從“掏襠式”開始學的。
大概是因為膽小吧，我學騎自行車沒有被摔過。第一次是二姐在後麵扶著，讓我學著騎，後麵就試著自己來。有一天突然發現自行車可以平衡地自己走了，真的是“自”行車，好爽。下一次有類似感覺的是遊泳，發現能在水上飄起了而不必瞎撲騰的時候。
記得那天是在那個偉人雕塑下的廣場裏，突然就可以自己騎著走了，可是還不會控製方向，心裏的喜悅和不安並存。當時周圍人不多，前麵突然出現一個小女孩兒，看了我一眼，不慌不忙地從我的車前側方悠閑地走過，可是把我嚇出了一身冷汗。她要是萬一停下來，她就慘了，我也就慘了，那可是二八大鐵架子的車。我趕快練習如何控製方向，一會就可以了，也就安全了。
很快，我就可以騎在自行車座上暢遊了。
記得有一個小朋友，叫“隨時”，好像比我大一點。他有一個絕技，可以慢慢地撒把騎自行車。特別是可以在過一個一米寬的小門時穩穩當當的。我很羨慕他的車技，我直到幾年後上中學時才練得差不多。
記得學校開運動會時，要求我們穿白襯衣藍褲子。這在當時是一個挺不靠譜的要求，很多人是湊不齊的，比如我就沒有藍褲子。同樣大的孩子就算有藍褲子也不會借給我，因為他自己也需要。
我很認真，找到了火車站邊上住的一個孩子，好像不是我們學校的，不記得是怎麽認識的。他比我稍大一點，並不很熟，但沒有拒絕我，把一條幹幹淨淨疊好的藍色褲子借給了我。這是我第一次向別人借東西，而且是不太熟悉的人，很暖心，所以我現在還記得這件事，以及他朦朦朧朧的樣子和那條藍褲子的顏色。他長得幹幹淨淨的，家裏肯定不是幹農活的。
那時中學畢業就下鄉勞動，甚至去邊遠地區修理地球，是所有學生對未來發展的基本認知。為了少受苦遭罪，都希望留城參軍進工廠，即便下鄉也希望能幹點俏活。但想不下鄉需要有家裏的“後門”，不是一般人可以期盼的，所以大多數家庭都鼓勵孩子學一技之長，以免到時遭罪。
當時可能的兩大選項一是工匠手藝，一是文藝特長。在知識分子堆裏，當然文藝特長更有吸引力。不過，也有例外，那就是鄰居強哥。他大概和我二姐差不多大，畢業後留在了家裏，因為他是獨子。那時的規定是獨生子可以不下鄉，多子女的可以留著最小的不下鄉。我二姐就因為我的存在而必須下鄉了。不過，那時家都在勞改農場了，不下鄉又能幹什麽？
強哥家就住在我們這排房子的西頭，靠近知青那邊，他家裏是不養雞的，在我看是屬於沒有生機、冷冷清清的那一類。
我家下鄉時買了許多劈柴級別的木頭，還剩不少，就希望廢物利用，打兩個櫃子。這時強哥正在和另一個鄰居八級木匠王師傅學徒，正好可以拿我們家的劈柴練手。強哥長得五大三粗，為人看著也很憨厚，又有點內秀，還真是這塊料。在王師傅的指導下，他從劈材備料一步步地真的給我們家打了兩個大立櫃，純木頭的榫卯結構，連油工的活都包了，後來用了幾十年，幾次搬家都完好無損。記得他至少花了兩個月的夏日時光。那時也沒有什麽手工費的說法，我媽好像是買了不少東西送他和王師傅以示感謝。
王師傅的兒子就是我到這個家門前第一眼看到在沙堆上翻跟頭的小孩，見（三）。
周圍的孩子們不少都開始學習“一技之長”了。有彈“中阮”（我們讀成“中圓兒”）彈琵琶的，有拉小提琴拉二胡的，也許都希望著將來畢業了不至於去搬凍土塊兒吧，大家都有畢業的壓力。
這就是中阮，據說是從西域傳入中原，經“竹林七賢”的阮鹹改裝定型的。是地道的民族樂器。在梨形琵琶傳入中原之前，它是稱為琵琶的。我曾經蹭小五的中阮彈了好一陣子。
我家裏沒有別的，隻有大姐留下的口琴和笛子，也算樂器。那笛子吹的嘴幹了也沒有吹出一個像樣的調，很快就翻篇了。口琴還是有點意思，但我總感覺口琴不能算是樂器，所以有時和別的孩子蹭別的琴玩兒。我玩這些東西完全是憑興趣，那時我還小，家裏也沒有想過安排我多少年後畢業的事兒。沒成想我十幾年後還真的專業研究樂器了，不過是手風琴，那是後話了。
那時我也第一次見識了吉他。那是在我們那排房子的西側的一家，也是一個獨生子，中學都畢業了，在家無聊，因為獨生子不用下鄉，但找工作也不容易。他家好像就是屬於那種沒有生氣的、不養雞的。他常抱著一把吉他坐在牆根下“薅”那幾根弦，看上去很瀟灑，我以為是耍酷，後來自己學的時候才知道那是正確的彈撥方式。吉他是我那時看到弦樂裏唯一不用撥彈組件的，直接用手彈：比如中阮有撥片、二胡/小提琴有琴弓。
學樂器，首先得識譜。那時根本沒有老師教，隻能瞎摸索。當時時髦的隻有革命現代樣板戲，不是很適合口琴的風格，我跟著吹也吹不明白。
那一陣子有很多的信用卡片大小的樣板戲唱詞，就像這幅圖片那樣，正麵是照片，反麵就是歌譜，都是印刷質量很高的精品，質地和現在的銀行卡差不多，我們小孩拿到簡直是愛不釋手。
我不僅沒有老師教，連吹的好的曲子都沒有聽過，因為附近根本沒有人吹口琴。整天對著那卡片吹也沒用。這時我的啟蒙老師出現了，就是隔壁的張伯伯。這是一個多才多藝，既幽默又有涵養的老頭，和我爸爸同歲，他們也是同事。
張伯伯有一兒一女，但和我的大哥大姐一樣，都已經離家了。老伴兒艾阿姨又常年在外教書。所以他在這裏大多時間也是孤身一人。
【注】曲辰大學一分為五，按不同科係搬遷到不同的地方。但有很多家庭，夫妻並不在同一個係，可能就要分開了，隻能兩地跑。專業人員不像行政人員，可以隨意調動。張伯伯家就是這種情況，艾阿姨所在的係在幾百裏之外。最搞笑的是東邊的鄰居王家，兩口子都不在本地的係，不知道為什麽把家安到這裏了。他們家經常是“家中無老父，孩子稱霸王”。
那天我去了張伯伯家，他說你把口琴拿來，應該這麽吹。我這才第一次聽到口琴可以用舌頭打拍子，吹起來音色豐滿多了。他把口琴在水裏涮了一下還給我。然後又教我如何識譜，當然那時隻是簡譜，但也夠用了。那時的流行曲子都是簡譜的。
他平時也會給我講一些故事，像是什麽東周列國誌裏的人物；也會講一些智力遊戲，像財主分馬（可搜索“分馬定律”）等。老爺子給我的童年帶來了不少歡樂和異趣。他是一個大塊頭，連他的自行車都焊有雙梁雙後座支架，怕折了。
一次，看到他在磨豆腐，應該是工作性質的，他磨了很多。我就在一旁看著，覺得挺有意思，特別是搖豆腐渣時，用那個大紗布網子晃來晃去的。他給我一碗豆漿讓我喝，可是我不喜歡那個味。
有一天半夜，我們突然被他的喊叫聲驚醒。那喊聲很淒慘，但不是呼救，啊啊的，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從小聲到大聲，然後又從大聲到小聲，漸漸平息下來。把我們一家都嚇壞了。我趴牆聽一下，又好像有打呼嚕的聲音。那是冬天，我也沒敢出去看。等到第二天一早，過去敲門，他居然什麽事都沒有。我問他昨晚怎麽了，他說是夢到了著大火，他的衣服都燒著了，他急著脫也脫不下來。等他醒過來時，衣服都已經脫光了，是凍醒的。
要知道，我們這院裏前一排房子就住著死囚，也經常有臨時犯人在這裏住，還有幾次越獄事件，不是那麽平安的。
下麵說一個有趣的故事，從中也折射了中國社會的怪現狀。
我們正常出入這個大院都該走南邊的正門。可是不管是上學、買菜還是其他出行，大多數都是需要向北走的，用南邊的正門也實在是太繞了，所以我們住戶就需要另辟蹊徑。
可選的有三個：跳東麵的大鐵門；跳東邊的男廁所、跳西邊的女廁所。後兩項因為有性別限製，還都是熟人不好意思去異性廁所，所以有時一家人走還要兵分兩路。而且，這個“跳”是要真的越過過房頂，從廁所上麵的天窗（被打破的）跳過去，年紀大的還真有點不方便，雖然我們小孩兒不太在乎。
[那個真正的大鐵門就是這個類型的，不過沒有這麽花哨，鐵筋也略粗，間隙略寬，中間隻橫有一條鐵筋，爬鐵門時可以踩]
這樣，主意就主要打在那扇大鐵門上了。現在我也還是想不明白，為什麽要鎖那扇大鐵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把我們看成罪犯了。
首先是爬過去。原來的鐵絲網已經沒有了，但上麵還是有鋒利的鐵槍頭似的尖刺，不小心也挺危險的，特別是對上了年紀的人。後來不知是哪位義士，把大鐵門的下麵一根鐵筋給掰開了一些，讓瘦子可鑽過去 — 反正那時基本沒有胖子。
剛開始沒人注意，這個寬點的口子就成了我們的臨時出口了。但總有“領導”看著不爽，又把鐵筋給正了回來，但不久有人又把鐵筋再給掰開，這樣來回拉鋸。我們經常會發現又鑽不過去了，反正那時我就去跳男廁所。
經過一番較量，我們發現寬口子被擰上了一根鐵絲網，上麵都是鐵蒺藜。這時再鑽的話要冒被紮的風險。但是有需要就會有人做：開始是我們這些小孩犯險，用手推著鐵絲慢慢地鑽過去。後來，大人也跟著鑽。時間長了，那個鐵絲被掰得靠邊站了，鐵筋也開得更大了一點，大家就又能鑽過去了。
長話短說，我在那裏住了五年，大概有85%的情況是鑽/爬這個大鐵門出院子，有5%是跳男廁所，還有10%是走正門。不論有什麽阻礙，最後都有辦法對付，但就是沒有想辦法徹底打開這扇沒有用的大鐵門。也許大人們有過爭取，但不成功。
現在我可以把國內許多社會現象和這扇大鐵門的故事聯係到一起，不知看官是否有同感。
這個大鐵門前的空地就是這個院子的活動中心。在夏天的傍晚，一些人就會聚集在這裏乘涼、閑聊，有時周末在這裏互相理發。我那五年的頭都是在這裏剃的，主要是我母親的技術。我父親就做了一次，還把我的耳朵剪出了血，以後他就不參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