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瑣事追憶
政治瑣事
那時中蘇關係緊張，中美關係也不咋地。就在副統領折戟沉沙之時，大統領已經和罵了二十多年的美帝暗通款曲，搭上了關係。不僅把昔日的老大哥閃了一下，也把吃瓜大眾給晃懵圈了。不少苦大仇深，深受“三座大山”壓迫的人民群眾強烈要求趁機把美帝頭子拿下，最不濟也得顯示一下神威。
其實我們這裏遠離宇宙中心，本沒什麽事兒，可是各種謠言傳得神乎其神。記得一個是說，周大管家和老大哥會麵，劍拔弩張。老大哥威脅說我十分鍾可以把北京夷為平地；周大管家針鋒相對，回應我七秒鍾就可以把全蘇聯夷為平地。結果把老大哥震住了，沒敢動手。所以需要趕緊聯合美帝對付蘇修，因為七秒鍾的牛皮不好圓。
當時已經有東方紅衛星上天了，有許多神奇傳說，不明真相的底層群眾雞血滿滿的。我也奇怪，怎麽1970年東方紅一號就上天了，可這時大喇叭還在不斷宣傳。還有謠傳說什麽我們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就是一百多公斤，而蘇聯還是美國的第一顆隻有乒乒球那麽大，掉下來砸到一個小孩，那小孩都沒事。其實，蘇聯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是八十多公斤，美國的第一顆也有14公斤。
特別是那個從衛星傳回來的《東方紅》，老是循環播放。我那時還納悶兒，這明明是大喇叭裏廣播出來的，怎麽非說是從衛星傳回來的？後來上研究生才知道，那時的信號傳遞是一個相當牛叉的高技術，我的導師就有一項音差發明用於此。隻是我聽到的還是那大喇叭裏傳出來的低質贗音。
尼克鬆來了也傳了不少笑話。其一是說他的隨從記者專門找我們的髒亂差等醜陋貧窮的地方拍攝。一次，發現一個髒兮兮的光腳小男孩兒，攝影師就追著拍。在街道大媽的掩護下，小孩機靈地躲進一家副食店，再出來時懷裏已經抱著一條大鯉魚，讓“不懷好意”的攝影師計劃破產了。
多年以後，才知道尼克鬆訪華還搞出來了一個英語諺語來，Nixon to China （或 Nixon in China，Nixon goes to China），意思是隻有像尼克鬆這樣的鐵腕人物才能達成的壯舉，讓老尼得了不少分兒。不過他還是沒有抗住接下來的水門漏水，把政治生涯給衝毀了。
那時，我們一方麵物質生活貧乏，但另一方麵被忽悠得“精神富有且高尚”。我暗自慶幸自己生活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屬於三分之一的幸運兒，而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正在亞非拉美吃苦受罪。我們要努力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免遭二茬苦、受二茬罪，並團結全世界無產者，解放亞非拉。
就在這種憧憬下，1973年中共十大召開了。
那時在我的記憶中，打倒一個副統帥，就開一次代表大會。比如，打倒了劉少奇（他作的八大政治報告），就開了九大，並開除了劉少奇；打倒了林彪（他作的九大政治報告），就開了十大，並開除了林彪。十大的政治報告是周恩來作的......他雖然也受到衝擊，批林批孔批周公，但他沒有熬到十一大。不過，後來在十一大上也有四個人頂了包。
【隨想小議 – 看官別太上心，權當戲言】再往後，十一大的報告是華國鋒作的，十二大的報告是胡耀邦作的，十三大的報告時趙紫陽作的。他們都是名義上的老大，但沒有握牢實權。看來那個時候在最高權力機構的黨代會上作政治報告也是一項高危工作。子曰：沒權別得瑟。
最後我發現的規律是，作報告的必須是實權在握的大頭領，否則危險。十四、十五、十六大是江總作的；十七、十八大是胡總作的；十九、二十大是習總作的。那些高層的都是聰明人，如果連我都看出來了，他們當然也心知肚明。估計以後除了老大沒別人敢作這個報告。
1945年的七大是大家一起作報告：毛、劉、周、朱、任幾大頭領一起分蛋糕，安全。六大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在那之前，中共更像是蘇共的中國分部。連六大的定調報告都是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的，然後才是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等做分項報告，當然他們也很快就掛了，連帶著把布哈林也拉下了水。六大以前，基本是一兩年就開一次大會，多半都是陳獨秀主持並作報告，人數也不多，但那段時間也是換帥最頻繁的。
估計耄早就發現了這個規律，所以即便掌權了也一直壓著大會不開，把七大一拖拖了十幾年，然後大家共擔風險，一起作報告。八大是1956年開的，也是拖了11年，再推出劉少奇作報告。九大是1969年開的，又拖了13年，推出林彪作報告。耄從1934年掌權到1976年駕崩，42年間隻開了四次黨代會，平均10年半一次。
在九大到十大之間隻隔了4年，短得有點奇怪，不同於以往。估計是耄發現時日無多，需要安排後事，提早布局吧？也可能是林副統帥的硬著陸太倉促，無法再拖下去了。
總而言之，不是實權一把手，大權在握，就不要作報告，否則那就是被放在火上烤啊。中國古人的“智慧”是多年積累的經驗結晶：出頭的椽子先爛。
記得那時收音機裏在宣傳十大時，經常播放新中央委員會名單，以姓氏筆畫為序，像念百家姓似的。我和媽媽說，將來我也想到這個名單裏。我媽媽說：“那可就太難了，別想。現實點，將來有機會還是出國吧，離開這裏”。但我當時的感覺是，出國更難、更遙遠，想都不敢想。
我暗自翻找了一下中國曆代皇帝，果然沒有一個和我同姓的，看來是沒戲了。後來我還是聽了媽媽的話，十幾年後找機會溜了出來。想一想媽媽在那時就已經看透了，並高瞻遠矚地給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真的是有遠見和智慧的人。要不然我現在會在哪裏呢？
家庭出身
上小學的幾年裏還有一件非常鬧心的事，就是常要填寫家庭情況報表。我搞不懂，一個屁大點的孩子，為什麽總是要求填寫這種曆史和家庭情況？其實姓名（那時我們喜歡搞怪寫成“女生名”）、性別、出生日期、籍貫等無所謂，關鍵是還有什麽政治麵貌、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前兩個也好說，就是群眾、學生，千篇一律，隻是後一個比較膈應人。
耄搞了多年政治，對這個事情是很認真的。想當初1930年初在江西蘇區整AB團時就曾把家庭出身不好的給一網打盡了。耄是寧要流氓也不要富人和知識分子。那時，家庭出身的定義是“爺爺的成分”，就是爺爺的身份，因為這是你父親的生活環境基礎，也就是你的家庭教育來源。你現在可以說這和我有屁關係？我都沒有見過他，我出生的時候他就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你怎麽不再追溯遠一點，五千年前咱們都是炎黃子孫，出身不就都一樣了嗎？
我之所以覺得膈應，是因為我必須在家庭出身這一欄裏填上“地主”，那是“地富反壞右”黑五類中的老大。這在當時幾乎等同於罵自己八輩祖宗的一種恥辱，而且是讓你自己罵。每次填寫時，我都小心翼翼地瞞著同桌的柴權，填好了趁別人不注意時趕快交上去，像做賊一樣。很小的時候還記得哥哥姐姐也曾抱怨過父親怎麽就給他們留下了這麽一個標簽？還不如資本家，索性洋氣一點，後來還能有點補償。隻是時間長了，人都皮條了，已經有了足夠的自我認知，咱們是地主，矮人一截，認了吧。
很多中國現代史學家都說耄整人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就是“檢討”文化，美其名曰“自我批評”，讓他周圍所有的人都寫檢討書、悔過書，而且必須形成文字，口頭檢討不行；必須在會上自己念出來，做“自我批評”；必須自己寫，別人代筆不行。拿到這個“自我批評”的材料後，根據他需要的打擊力度、影響程度，會印發並分級傳達至中央、省軍級、地師級，甚至縣團級，不僅讓你在他麵前抬不起頭，在你的下級麵前也心裏不踏實，是一個自己都承認了的“犯過錯誤”的人。估計他有一個大箱子裝這些他手下高級官員的黑材料，誰不服就拿出來在某某會上曬一下。如果要用現在流行的語言來形容他這一套，就是PUA，精神控製術，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這種“檢討”文化愈演愈烈，在文革中要人人過關。連我那足不出戶的70多歲的小腳姥姥都得寫材料說明白。這個“家庭出身”應該就是這樣一種工具的延伸，讓所有的這類家庭的孩子永遠記住，自己比別人矮一截。這就是號稱追求平等卻充滿謊言的社會結出的果實：每個人都不僅分成三六九等，每個等裏還細分成若幹不同程度來區別對待。“正麵”力量就是工農兵，上層是幹部，有23級；接下來是工人，有8級；農民不分級，被綁在土地上。“反麵”力量則不斷增加，“地富反壞右”、“新老資產階級”都是一步一步，隨著不同的運動加出來的。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要分出“左中右”，就要製造人與人的矛盾，成為他的”鬥爭哲學“的基礎。
不光是劉、鄧等能幹的要寫檢討書，連憨厚的朱德也得寫。林彪是個例外，就是不寫檢討，不過結果就可想而知了。他在文革期間一個勁的捧紅太陽，搞什麽“三忠於”、“四無限”，“永遠正確”，連耄都發現不對勁了，估計感覺上和下麵這份檢討書差不多。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史實寫的《文革中的檢討書》。
據母親說，爺爺的那個地主成分得的是真冤枉。他家裏沒有多少地，大概也就是幾畝吧，也沒有其他的產業。爺爺本身腿上有殘疾，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隻能雇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外地流浪來的人，外號叫大鍬把子，在家裏打長工做農活。可憐了那地主婆，就是我奶奶，自己是小腳，還要養鵝養雞補貼家用。她每天天不亮就開始忙，給一家人做飯，而且因為長工要幹重活，需要特殊照顧，吃幹的，而家裏別人隻喝稀的，因為糧食不富裕。
共產黨來了搞土改，各家要自己上報成分。那時也不知道報什麽合適，但共產黨有規定：有地、雇人幹活但自己不幹活的，就是地主；有地，雇人幹活但自己也幹活的，算是富農。我奶奶不是戶主，她幹活不算數。所以老實人爺爺就報了地主，也被批準了。從此子子孫孫就戴上了這頂帽子。隻是剛剛批下來的時候，他還不知道是什麽情況，以為是什麽好事呢，因為那時的地主是“成分高”。
後來，父母在東北也接觸到了土改。但東北的土改早，他們來的時候都已經完成，可以看到結果了。母親說，就你爺爺家那點地，在東北連中農都不一定算得上。東北那時是地廣人稀的。我母親家裏倒是“市貧”，可是出身隻看爺爺，不看姥爺。這時候也不提“婦女能頂半邊天了”。其實，耄從來就沒有把女性地位提起來，比如分房也是要以“男方為主”。隻有那幫當大官的，把老婆也搞到身邊，比如林彪老婆就是“林辦主任”、劉少奇老婆就是“劉辦主任”，耄的就更不用說了。就算是“大姐類”的，如康克清、鄧穎超等，也不遑多讓。中南海裏基本上就是夫妻老婆店。
這是初三孩子的字，功力相當不錯，應該是頂級的吧？成績也不錯，特別是政治100分，不是“白專”型的，但就不錄取你，出身不行，白努力！當年有一個勇敢的年輕人寫下了著名的《出身論》，質疑這種以家庭成分來決定個人命運的荒唐理論，他就是遇羅克，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遇羅克遇難十年後，著名詩人北島寫下《宣告》獻給他：“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隻想做一個人。”
大概在我小學四年級左右，中央又有了新政策，就是在1949年10月1號以前參加共產黨轄區工作的（民國工作不算），可以把身份變成“革命幹部”，簡稱“革幹”。我終於喘了一口氣，感謝我父親在1949年8月參加了共產黨轄區的工作，以後填表我也可以填“革幹”了。不過，心裏還是不很踏實，覺得那還是一一對應的關係：革幹≈地主。因為如果你的出身是工人、貧農等，何必要填革幹呢？就像“摘帽右派”一樣，摘了帽子了也還是“右派”。
我爺爺還是在五四運動中在長沙地方運動裏的一個領導者。他大概沒有想到，鬧來鬧去就鬧出這麽一個新世界，把他自己都裝進去了。當時有一個提法，叫“有成分論，但不惟成分論”，“重在表現”，兩麵的話都說了，“解釋權歸XXX”，給那些成分不好的年輕人前麵吊了一根永遠都夠不著的胡蘿卜。那10%的“黑五類”家庭的子女，有許多為了這根胡蘿卜而奮鬥終身，終而不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為核心的血統論好像貫穿了我的成長過程中，處處可見，並且似乎還在繼續著。
我偷偷瞟過同桌柴權填表，出身那一欄填的是貧農。他倒是不在乎我偷看，也從來沒有注意我填寫什麽。這就是區別，估計就像漂亮國鬧平權運動之前，白人（政治上相當於中國的貧下中農）不會在意膚色一類的小節。當然，現在全都反過來了，是黑人不在乎了，連脫口秀裏白人都隻能退位讓賢，因為沒法說那些sensitive的話題。中國的情況也是反轉了一些，比如資本家基本上是很正麵的詞了，不過地主的名聲還是不太好聽，前麵往往還加一個“土”字，並帶有很多其他隱含的貶義，如“惡”、“霸”等。其實這是多年宣傳的結果，早把鄉紳的名聲徹底搞臭了。
我的個人感覺，耄是歧視農民、歧視知識分子的。鄉紳？那多半是農民裏有點知識的分子。
家庭瑣事
父親的腰痛手抖越來越嚴重了，需要去大城市看病。但病因很難診斷，也就不好治療。他就一直頂著“共濟失調”這麽一個病名，吃點“穀維素”一類的藥。當然，不對症下藥是不會有什麽效果的。他的手在拿筷子吃飯時有明顯的抖動。
我二姐下鄉去裏邊營裏幹活，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冬天去搬凍土塊，扭傷了腰，和父親搭伴去看病，也同樣是無果。而且我發現，二姐不僅僅是腰有問題，而且行動也不協調，很有問題。她小時候是小體操隊員，能翻能跳的，不應該有協調的麻煩。
一次，家裏的外門上有一塊玻璃破了，我母親讓她給換上新的。那扇門上麵有四塊玻璃，壞的是下麵的一塊，下邊離地也就一米多一點點，本該很順手沒有難度的。可是，她在用鉗子拔固定玻璃的小釘子時，居然打破了自己的頭。再有，就是我發現她在聽到聲音去看東西時，是頭先轉過去，眼神後跟過去，雖然很快就跟過去了，但次序不同，和常人不一樣。
我告訴母親我的發現，她聽了不置可否。我現在明白了，就算相信我說的有能怎麽樣？這就是無奈。後來我母親一直希望我學醫，可惜我誌不在此。但那時她的心情可想而知。
當時我父親五十多歲，二姐不到二十歲。他們呈現了有點類似的病情，雖然發展緩慢，但是一直在不斷惡化。家裏的氣氛就漸漸地籠罩上了一層陰影，而這層陰影不斷變大、變暗。我的母親也就在這陰影下辛苦地撐著這個家，在她五十多歲的時候頭發就白透了。
其實，在高山子的後兩年，父親一直在省城看病，基本不在家。他是“半工半治”，回到了原曲辰大學工作，在那裏住單身宿舍。
我是直到2018年，才偶然地發現這是什麽病。外國醫學界是在1993年才研究明白是怎麽回事的。這種病極為罕見，白種人得這種病的比例略大，黃種人較少，好像隻有白種人的1%左右的概率。這種病至今還是不治之症。
母親也有高血壓，嚴重時還流鼻血。從身體上看，我是家裏唯一健康的人，可以挑起重擔的。雖然年齡尚小，但每天都在成長。大姐和兩個哥哥都離家在外，平時是指望不上的，隻有在搬家等關鍵時候可以回來幫個忙。
母親對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她以嚴厲為主，很少表揚我。所以我也一直很自卑，幹什麽都沒有成就感。好在我也不太在乎，沒心沒肺的，該幹什麽就幹什麽，不受自卑的影響。最有意思的就是我往往會在被訓斥的過程中就忘了是為什麽被訓斥。
不像鄰居王家，所謂教訓就是打，我們家裏沒有人打我。我母親教訓我時最嚴厲時也就是揪我的耳朵，或用手指戳我的腦門。她特別能說，但我也聽不進去，往往隻是在心裏重複她的話，想著她怎麽會有這麽多的磕，並暗暗地猜測她的下一句話。
一次夏末大雨，地裏的苞米都被暴雨澆倒下來了，而苞米尚未完全上漿，幾個月的辛苦就要泡湯了。我們的地是新開的，沒有多少肥土，苞米根不深。媽媽帶著我頂著大雨挽救苞米，就是把幾根苞米稈在頂部綁到一起，成犄角之勢互相支撐。
我們那裏經常是春旱秋澇。春天要翻地，播種，然後擔水澆地，我負責擔水，媽媽澆地，一瓢一瓢地澆。然後要驅蟲，物理方法，起早用手捏苞米苗，蟲子就藏在那芯裏。然後是鬆土、除草、追肥，每一顆苗都有我們不少的汗水，舍不得就那麽放棄了。
記得那天媽媽是邊幹活，邊教育我，做事要不畏艱辛。母親的教育一向是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她對我的影響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這種教育不止這一次，但那次印象最深，至今我還是感激不盡，當然也是一生受益匪淺。
【來戚（qiě）兒了】
在我小學四年的時候，我的一個遠房舅舅帶著他的小女兒來家裏做客了。他們家下放到我們鄰縣，但是在另一頭，很遠。而且，他家是單獨的下放戶，在真正的農村，不像我們家是單位成建製過來的，混在勞改農場裏。
這個舅舅也是老九家庭，所以彼此也不用避嫌。他的小女兒比我小兩歲，被他留在我們家過暑假，他自己就回去了。小妹妹白天就跟著我玩，直到舅舅後來接她回去。這是我第一次有一個小妹妹的體驗。她聰明伶俐，也很恬靜，還會做一字馬劈腿，可以作為表演項目。幾年後她就成了少年大學生，和我同屆，又去了名牌大學。
高山子這個地方沒有照相館，所以我們來了幾年都沒有留影。這個舅舅是一個攝影愛好者，給我們留下了那時唯一的影像紀念。那一年我十一歲。注意那時我的左眉毛上還沒有被火藥槍燒到。也放一幅媽媽十一歲的照片比較一下。媽媽四十歲生的我，這是1974與1934的對比。
那年春天，我的二姨也從徐州來了。我是第一次見二姨，她上一次來我家是十年前，那時我才一歲，沒有任何記憶了。她大我母親八歲，那一年也六十歲了。之所以喊二姨，是因為還有一個大姨，不過不是一母所生的，也早就不在世了。她以前每年冬天都幫我家買一籮筐肉製品寄來做過冬準備。這次來她住了很長時間，就和姥姥睡在一個炕上，在那對著廚房的半間屋裏。
姥姥一生就生了這兩個女兒，這下全家人終於在這裏團聚了，而這時她已經八十多了。上一次她們娘仨團聚還是在四十年前，二姨美院尚未畢業就結婚，和家裏鬧翻了。姥姥本身也是一家姐仨，她是老三。姥姥的母親是天津人，也是和她一起生活到最後一天的。
二姨的性格和姥姥有點像，愛說悄悄話。我母親不喜歡，總抱怨她們為什麽不大點聲說話？我母親耳背，聽正常說話她有時都打岔，更不喜歡別人總說悄悄話了。她的耳背可能與常年高血壓有關。
二姨在家裏住了幾個月，期間幫我母親、姥姥給我家絮棉被、棉衣。回去後沒兩年就因尿毒症走了。這時姥姥身體也不好，我母親就瞞著姥姥，並讓我模仿二姨口氣給姥姥寫信。
在我上了三年級以後，我姥姥的私信都是由我幫她代筆，她口述。我不會寫的字她還會告訴我怎麽寫。她讓我寫的一大原因是我還小，不會/不懂那些隱私話題。她的信也不讓我母親看，我寫好就發出去。她的那幾個筆友親屬的地址我都能背下來，什麽天津靜海縣良王莊小學，什麽天津紅橋區大紅橋六號，還有安徽安慶四牌樓什麽的。
二姨的地址是徐州大馬路人民銀行。我上大學後去過一次，沒費勁就找到了我曾經多次寫過的這個地址，看到了退休後返聘的二姨夫，他比二姨小幾歲，但長壽多了。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看見他。
五年之間，我們家隻來過這兩次戚兒。
【過年】
過了好幾次的年，但在我的記憶裏都差不多，就是兩個字：吃和玩。有的鄰居講究，過年還要給孩子做新衣服，比如小凡家。小凡是小薇的弟弟，和我同歲，但在學校低我一年。他大名叫空凡，張伯伯說，這是要出家呀。我問為什麽，張伯伯說，這兩個字都是佛家的常用字，特別是空。小凡的爸爸是語文老師，不知道是不是特意這樣起名的。
小凡過年時經常穿新衣服，但過了年就脫下來了。我有點奇怪，他在家裏也是最小的，那新衣服不穿，來年不久小了嗎？我不一樣，哥哥姐姐多，留下的舊衣服很多，沒有多少機會穿新衣服，反正那時也不在乎。那時常見的情況是過濾嘴的衣服：年年接袖口、褲腳，以適應孩子的成長。
當然，過年前的那次大集是必去的，那也是一年裏物價最貴的，還是我們買東西最多的一次。需求決定物價。那一次我也往往需要往回拎東西，雖然隻有三、四裏地，可是遠路無輕擔啊。對了，是山路，自行車不靈光。
期待哥哥姐姐們過年回家是那時的一大盼頭，希望能和他們一起玩。從年前就開始惦記著他們什麽時候會回來，好去車站接人。那每次在車站的冷風中望眼欲穿的感覺現在都還有。接到人後高興地拎著大包小包地回家，標誌著春節正式開始了。
過年時家裏很熱鬧，哥哥姐姐們都回來了，並帶回來好吃的、好玩的。記憶最深的就是那嘎嘎新的撲克，上麵印著出口轉內銷，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第一次撕開包裝塑料後，一股淡淡的香味，醉了。
還有各種各樣的鞭炮，呲花的、帶響的、上天的，五顏六色。記得一次哥哥買回來了一個轉碟呲花，需要在暗處放才好看。吃完晚飯，我們把燈給關上了，兩個人抻著一根線，中間吊著這個轉碟。點著了，真好看，色彩斑斕、提溜亂轉。不過，屋裏的味兒是沒法聞了，嗆人。那時寒冬臘月，又不能開窗開門。打開燈，發現周圍的塑料布，不管是隔房子的還是蓋縫紉機的，都被火星燙得大洞小眼的。教訓啊，這是最後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室內放鞭。
鄰居王家哥倆也經常會過來湊熱鬧，特別是王哥。他們家比較冷清，而王哥比較愛熱鬧。結果王哥到我家來過春節的習慣延續了二十多年，結婚後還帶著老婆來，直到他後來去了南方。
那時沒有油水，盼著過年可以大吃一頓，攢點油水。吃傷食是正常的，然後就是多少天連放傷食屁，臭不可聞。那時流傳，治療傷食需要四個人，抓住患者的四肢，臉朝上抻開，往地上墩屁股墩。連續墩幾次就好了（估計以後也不敢使勁吃了）。
不知為什麽，那時每年都買一個豬頭過年，那東西處理起來很麻煩。處理豬頭的場麵倒是很大，有時用火燒，有時用大鍋煮，就像是過年備餐的主要活動一樣。我不吃肉皮，而豬頭肉以肉皮為主，所以就與我無緣了。
兩種過年食品現在還有親切感：凍秋梨和凍柿子。
這兩樣東西在新鮮的時候味道一般，但凍起來後就不一樣了。隻需用冷水化開後，咬一口凍秋梨，就感覺一股寒流上湧直奔天靈蓋，爽極了。那柿子新鮮時很澀，但凍柿子一點不澀，化開後又爽又甜。在過年吃膩了大魚大肉之後，這兩樣水果是絕妙的爽口佳品。
過年時最累的無疑就是母親了，她要安排方方麵麵的事情。回家的哥哥姐姐怎麽住，用什麽被褥；早早就準備各種副食，特別是年夜飯的材料。每一頓飯都要準備、操勞，往往到了年三十兒已經是血壓飆升。我印象中不止一次看到她在做年飯的時候突然流鼻血，過一個年她要累得扒層皮的。
【再見了】
1975年9月，我上了本地中學。開學頭一天就去辦了轉學手續，拿著一個裝著我的檔案的大牛皮紙袋子，自己去了大城市，鐵嶺。那時我十二歲半。從那之後，我再也沒有回過高山子， “さらば 昴よ”。
在那裏，又續上了照片。這大概是在我十三歲時照的吧，左眉上的火藥槍導致的斷眉還清晰可見。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