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圍的世界
小孩兒心裏的地圖往往是以家的位置為地理中心的，我就是這樣。下圖就是我那時的印象，肯定不準確，隻能做比成樣。另外，鐵路並不是正南正北的，而是有45°的傾斜，是“/”這個方向的，所以其他建築都是按鐵路線方向排列。小時候也沒有太注意，我家其實是麵向西南，而不是正南，雖然我一直以為是麵向正南。
我家所在的大院南邊就是一條主路，對過就是一個廣場。廣場的中央矗立著一個巨型偉人揮手雕塑（碑）麵向著我家，他腳下踩著的基座就有兩三米高。後來看到有小孩從那個基座上往下跳，以示勇敢，我也曾爬到那上麵想試一試我的膽量。結果站在上麵看下麵的人好像小了很多，而且感覺自己站的非常高、非常爽，連我這個小孩都有了指點江山的氣魄（奇葩）感。估計在社會上這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對成年人是更是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
但要往下跳時，卻發現自己的膽量不足了，越想往下跳，腿越不給力，心裏越發慌。可是看到別的小孩往下跳得很自然，我也實在不好意思自己再原路爬下去。而事實上爬下去也不容易，因為上來時也是靠手扒著90°的內角邊緣，腳蹬著牆角突起的水泥雕畫才勉強上去的。最後沒辦法，隻好以閉眼、一狠心跳了下去，我的雙腳雙腿被震得痛了好久。我也第一次體會了什麽是高處不勝寒，以後再也不敢爬高逞強了。
現在想就連那麽小的一個地方都要建這種規模的雕塑，全中國一共要建多少？網上有人估計說是兩三千座，我看不止，中國的火車站就有3700多個，大一點的城市裏都有不少類似的雕像。
其實，如果有人挑毛病，也可以找出政治不正確問題：偉人麵向的是東北，而不是祖國的大部分地域，難道是說要關照一小撮嗎？還是關照蘇聯？
扯遠了，拉回來。這條路向西不遠就有一個大門，就是這個勞改農場的掛牌大門，但旁邊已經是雜草叢生，圍牆也不嚴實，不經過大門也可以出入，所以隻有石頭砌的門柱比較顯眼，大鐵門好像不存在似的。門外醒目的地方正架起一個五六米高的大畫板，前麵還有腳手架，有人正在畫“他老人家”的頭像。我在《童年的記憶》裏提到過，這個畫像後來總讓我和《1984》中的名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相關聯。
[1984 –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如果感興趣，可以把下圖放大，然後移動觀看位置變換角度看這幅畫，看看他是不是總是一直看著你，不管你在右邊看還是左邊看。
這個廣場的附近就是勞改農場和曲辰大學（其實現在應該叫分部，因為原校已經被大卸八塊了，這裏隻是五分之一的其中一部分）的辦公中心和主要設施，比如機修廠等。
那個大院的北邊也是一條主路，向西直通到火車站。鐵道是和這條路垂直的，火車站在鐵道的那邊。沿著鐵道的這邊，還有一條街，橫穿前述的南北兩條路。這裏我就用北方平原地區常用的命名方式：東西向是“路”，南北向是“街，其實這裏的道路都是沒有名字的，或即便有名字我也不知道。在這個院北路和這條街交叉的地方，就是這裏的”商業“中心CBD，叫“三不管兒”，算是一個小型自由市場，在白天會有當地農民來賣點蔬菜水果之類的東西（我最感興趣的是買種子的，各種種子擺成一排）。沿著這條街有郵局、飯館、商店...
這條院北路向東走兩裏地，翻過那個小頭山，就到了高山子公社那邊，大集就在那裏。
這條院北路的北邊是一個巨大的糧庫，估計至少是我們院子的兩倍大，裏麵有許多幾米高，直徑也是幾米粗的圓柱形糧囤子。這條路每到秋後就會有大量的馬車拉著麻袋裝著的糧食排隊交公糧。沿路有一些服務設施，比如鐵匠鋪，主要是釘馬掌。
糧庫的北麵就是我要去的小學校了，小學校的西邊就是糧站。我們這些吃供應糧的“非農業戶”就在這裏買糧油、“起”糧票。
[這個我印象很深，可值不少銀子呢 – “全國糧票”還引申出另一層意思：通用， universal]
【注】糧票由糧站負責管理，但權力不在糧站，而是需要特定的“領導”審批。如果某人需要去外地出差，或其他理由，特別是需要出省、要用全國糧票時，要走的程序是：找“領導”批條，然後去管印章的辦公室（找掌印大內總管）開“介紹信”（這樣在外地才能住宿），最後去糧站“起”糧票，就是要扣除口糧額度和油的額度。成年人口糧一般是每月30斤左右，油是每月150克，三兩。
比如，如果某人需要去北京出差10天，就需要“起”10斤全國糧票，那就要扣除10斤口糧，外加按比例的50克（一兩）油。沒有批條是“起”不到全國糧票的，“起”多少糧票也是由領導的批條指定的。這個“起”字的這種用法，我隻在這種情況下見到過，非常貼切，味兒足！這介紹信外加全國糧票的控製方法也就是那個年代的綠碼。對了，就業人員也是在這裏買糧，他們也是“非農戶”。
“起”糧票隻扣除糧食的定量，但不扣細糧。所以是一種特殊的福利，因為用糧票可以在商店飯店買到細糧製品，比如餅幹、餃子。
【注】三兩油的定量是當年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的功勞，他領導的革委會在1968年製定的政策，把五兩油減到三兩油，並號召“每人每月節約一斤糧”。所以我們會親切地叫他的外號陳三兩，會記他一輩子的。聽說其它地方都是五兩，而北京是兩斤油。要知道，那時東北的大豆產量占全國的50%左右，結果支援兄弟省後自己倒需要勒緊褲腰帶練內功了。
這裏有個笑話。後來我們在小學裏學算數乘法，有一道應用題，老師念：小明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勤儉節約，每月節約五斤糧，那麽他一年節約了多少糧？這時有一個怪聲音從底下冒出來：“他餓死了”。
我們那時的定量是根據年齡配給的。我記得上小學開始時的糧食定量隻有十來斤，之後每年增加兩斤，到中學畢業前才漲到30斤。在沒有足夠蛋白質/油脂等副食品補充的年代，人們普遍缺少能量，直接反映就是餓，特別是半大孩子，定量的糧食根本不夠吃，家裏男孩多的尤甚。俗話說，半大小子，吃窮老子。還有就是在東北的冬天，人沒有足夠的能量就會發冷，怕冷，那是沒躲沒藏的冷，冷到骨子裏。
大院的東邊是一條偏僻的小道，小道的東邊就是大田了（種高粱和黃豆），是高山子公社的領地。我上學可以走這條小道，稍微近一點；也可以走前述的“商業”街，稍微遠一點，但是熱鬧。
我又該去上學了，多少有些惴惴不安，心裏還惦記著以前的事兒。學校不遠，就隻有幾分鍾的路，不到一裏地。
不記得是怎麽入學的了，我被分在了二年一班，一起搬過來的同級孩子多在二年二班。我的班主任是丁淑香老師，三十幾歲，白白的，微胖，五官周正像年畫上的人物，一看就是城裏人。她家住在市裏，每到周末經常要乘火車回家的，所以有時周一上午回不來，還需要別的老師代課。那時的小學班主任是包班，要負責所有的課程的，除了體育課，不過體育課好像也就是玩兒。這個小學的校長姓戴，男的，中年瘦高個。他雖然戴著眼鏡，但是很壓茬，就是出現棘手的事情最後出來擔事兒的。
我又是插班生，不僅是開學後兩個多星期才來，而且一年級不在本校，所以和同學們生分得很。我的同桌叫柴權，好名字，注意東北話平卷舌是不太分的，柴和財可以視為同音。我來之前他沒有同桌，自己獨占課桌，是有原因的。我第一次進教室，他就用那不懷好意的眼神看著我被老師安排到和他坐一起。這個同桌伴隨了我接下來的五年時光：這五年我沒有換過老師，連同桌都沒有換過。
【注】在五年製的小學，我念了五年半，但不是留級造成的。其他的同學都念了六年，因為我入學就是從小學一年級的第二學期開始的，所以少了半年。這都要怪省裏（省革委會）的奇葩政策：1971年開始改革，實行中小學春季入學製（因為花朵是在春天開放？），所以我的小學二年順延了半年，念了一年半；1974年又改回秋季入學製（和國內其他省份無法同步？），所以我的四年級再次順延半年，又念了一年半。結果，後來在大學裏發現東北的同學年齡都偏大一些。幾百萬學生被白折騰了一年，就因為某時某刻某個豬頭念頭一閃，一拍豬腦袋就定了。
和我以前上的幼兒園差不多，這個班級裏經過一年級的排行榜淘汰賽，也混出來了大王、二王、三王。我的同桌柴權就是大王，家就住在我們家南麵的對過，偉人雕像的東邊。後來看《智取威虎山》，發現他的管教爸爸和座山雕有幾分相似。隻是當我把這個發現告訴他時，也讓他對我大打出手。二王叫周群，不知道怎麽混上排行榜的，其實他很老實的，後來我們成了好朋友。那時凡是姓周的小孩，可能都有一個統一的外號：周扒皮，那是高玉寶的傑作，遺禍多年。他爸爸也是一個管教，家住的遠了一點，去他家不很方便。三王叫尹全國，是個活潑好鬥分子。他善短跑，還有一個理論：跑步前憋一泡尿，跑得快。聽他吹牛時我就想，可能憋一泡屎跑得更快。和他的來往不多，不知道他家的背景，隻知道他有幾個哥哥。他家那邊住的多是就業人員。
那時的社會從小孩起就是叢林狀態，大了一些會有掩飾，但本質不變。
曲辰大學過來的家庭裏，隻有一個男同學和兩個女同學和我同班。其中一個女孩家就住在我們院子裏西廂房的南端。她長得像個洋娃娃似的，一兩年後就搬家去了南京。作為外來的，開始我們都沒有多少存在感。
根據小學各年級的人數反推（每一個年級平均有接近100人），這個地區（不算高山子公社的社員）應該大概至少有三五千人。在後來看電影等活動中也從側麵佐證了這個數字。
這裏的小學和中學是分開的。我的小學不遠，可是二姐的中學就遠一些，大概有三裏多的路，中間還要翻山梁。她上九年級，在九年一貫製裏是最後一年。明年就要畢業，麵臨下鄉的情況了。
二姐單名一個丹字，在我們姐弟五人裏長得個子最小，但在外麵也算是中等吧。在有我之前，她是家裏的老疙瘩，而且從小就乖巧，自然是媽媽的心肝寶貝，直到她上了小學三年級，才被我橫空出世，搶了風頭。據說在我出生的前幾年的困難時期，一家人隻有她能吃飽飯，因為在幼兒園。
這時，大姐正在辦理回家手續，大概算是回鄉青年吧，已經辦理得差不多了。她在那苦寒之地的北票太不容易了。很快，我大姐就把戶口遷了回來。那天晚上，天都黑了，她突然回家了，讓我第一次看到了好像電影裏那種熱烈擁抱的鏡頭：一開門，媽媽就上去和她抱在了一起，是帶著真情流露地落淚。媽媽摟著比她還高的大姐，帶著哭腔地呢喃，“我的敏賢終於回來了”。父母對老大的感情往往是很深的。
敏是大姐的名字，據說是姥爺給起的，出於《論語》的“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那時還不知道耄的兩個千金叫敏和訥，也出自此典）。果然，她身體矯健，卻不善言詞。其實我們一家人都不善言辭。賢是家裏排輩分的字，那時都時髦起單名，這個“賢”字隻能出現在小名上了，當然女孩的名字也不興用排輩字。而姥爺在大姐半歲時就離世了。
大姐回來後就去了機修廠，當學徒鉗工，身份是臨時工，月工資十七塊，相當不錯了。她的身份和下鄉知青差不多，相當於改變了下鄉的地方，隻是在家吃住。
多說一句：這個臨時工製度是劉少奇在1964年針對耄的“工人貴族”提法的一種解決措施，就是把工人也分等，導致固定工人減少，臨時工人越來越多。不料如今臨時工竟然泛濫了，成為招聘主力，擴展到各行各業，甚至事業單位、政府部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