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聯合早報》7月17日刊發了駐港記者戴慶成文章《香港年輕人為何躺平》一文。文中戴記者說到，麵對高昂的樓價，許多香港青年人放棄買房做業主的打算，爭相申請“公屋”。其他港媒和外媒也有報道。對這一現象，特首李家超希望青年人不要“為一個公屋白費潛能”、要“盡力追夢”。其他一些香港政府官員也發言，希望青年人奮發進取、不要“躺平”。
顯然，香港青年的“躺平”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影響到了香港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所以引發港府官員和各媒體的關注。但麵對這一問題，港府官員更多強調香港青年人“不努力”、“自我設限”，而回避港青“躺平”的現實原因。
自1841年開埠以來，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不斷發展，由一個史冊不載的小漁村，一路成長為世界聞名的“東方之珠”，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最繁榮的經濟中心和商貿樞紐之一。香港的繁華與輝煌，曾讓東亞和東南亞各地都頗為豔羨。香港人也為自己的港人身份而自豪。
但為世人所忽視的是，香港一百多年的長期繁榮背後，是香港叢林資本主義模式對產業工人、基層服務業者、各弱勢與邊緣群體權利的侵害和無視；產業結構畸形導致的貧富懸殊；地狹人稠地理環境下房價高企、一房難求；以及這些弊病衍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和民生困境。
香港的繁榮很大程度源於香港的高度經濟自由主義體製，即自由放任、低稅收、低福利、重商親資本的製度、法律、政策。這樣的體製非常利於金融資本的流通、貿易的便利，高自由和高利潤讓世界各地投資者攜帶資金蜂擁而入，極大刺激了經濟活力。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成就了香港的繁榮，讓上層賺的盆滿缽滿、部分中層也成為令世人豔羨的富有中產。但同時，大多數香港中下階層人士，卻生活在貧困之中。香港的產業結構偏重於金融和商貿，以及其他高端技術業和管理與服務業，這讓一小部分精英階層大富大貴，可多數民眾隻能從事與其他地區和國家無二的“低端”產業，並不能得到高端產業高管那樣的收入。
雖然中下層港人相對世界多數國家平民，仍算富有。但在港九和新界之內，與富裕階層相比可謂赤貧。香港的繁榮也帶來高房價、高物價，生活成本的高昂抵消了中下層從香港繁榮中獲得的“紅利”。
至於靠個人奮鬥實現階層躍升、買房置業，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在香港經濟處於快速上升的幾個時期，如19世紀末和二戰後至上世紀90年代，尚且有不少機遇。但隨著上層職位飽和、階層固化，中下層港人想憑個人奮鬥提升階層，越發困難。而高昂的房價，讓許多港人望樓興歎，即便買得起也要耗盡積蓄和背負房貸。而且在“內卷”中，即便大家都非常努力，隻會讓躍升階層難度提高、房價物價水漲船高，越奮鬥越艱難，且零和競爭總會有失敗者。
相對於歐美加澳等西方國家，香港的勞工權利保障和物質福利，也都相對較差，有西方經濟水平卻無西方的人權保障程度。另外，香港地處亞熱帶、又隻有彈丸之地，炎熱的氣候和逼仄的生存空間，更加劇了中下層港人的受壓迫感和痛苦。筆者多年前曾去香港旅行，就看到在炎熱又簡陋的“籠屋”裏熬日子的香港老人，他們連冷氣都舍不得開，生活甚是淒慘。
於是，一百多年來，香港雖然不斷發展、日益繁榮，但階級隔閡與社會矛盾也頗為劇烈，香港成為多次革命和社會運動的策源地。從清末的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到1920年代反帝反資反軍閥的工人運動“省港大罷工”，再到1960年代以“六七暴動”為典型的一係列動蕩，都是香港社會矛盾激化及其外溢的表現。
香港回歸後，中國政府並未在香港特區推行左翼的親勞工、親底層的社會主義政策，相反保留甚至強化了英殖時代重商親資本的模式，勞工及其他平民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權利訴求被忽視，英殖時代的港府官僚和資本家卻得到優待和扶植。這導致香港懸殊的貧富差距、勞工和弱勢保障不足、高房價高物價等問題不僅未能解決，還有惡化趨勢。中國政府認為，經濟發展“做大蛋糕”可以緩和社會矛盾、解決各種民生問題。
但現實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不平等的繼續也就導致不滿的延續。回歸後的許多社會動蕩和事件，包括幾年前的“占中”和“反修例運動”，雖有不少政治成分，但香港民眾尤其青年人巨大的生存壓力、對分配不公的不滿，這些壓力和不滿積累的戾氣，無疑是爆發動蕩的重要原因。香港長期存在的排外心理和若幹次排外風潮，同樣和香港中下層生活困窘、擔心外來者侵蝕其有限資源有關。
近些年來尤其最近幾年，香港的社會環境越發壓抑，人們的表達受到限製，且即便表達也難以影響港府政策。所以，港人對於現實既不滿，又不敢也不願表達。這反過來更讓港人有挫折感，越發消沉。於是，“躺平”就成了一種不得已的、必然的選擇。在“躺平”的動機上，香港青年倒與近年來同樣“躺平”的許多中國大陸青年有著頗為相似的原因、共同的無奈。
所以，香港青年普遍選擇“躺平”，並非是其自身不努力，而是社會高度不平等和過大的生存壓力，讓奮鬥變得困難和無用。而日益壓抑的環境和縮小的輿論空間，也讓他們難以表達怨憤，索性不再掙紮，得過且過。
港府和各界有識之士，若真的希望香港青年不繼續“躺平”，就應當逐漸改變香港的體製與社會環境，營造有利於港人積極參與經濟社會建設的氛圍。
具體如何改變，是非常龐雜的設計和實踐工程。簡而言之，一是要改變過於重商親資本、低社會福利、放任房價高企的體製和政策，真正實踐“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提高對於普羅大眾的福利保障水平，改善中下層勞動者的工作條件，集中資源解決高房價等重點民生問題。在如何解決住房問題上，香港應該向另一個同樣地狹人稠的城市新加坡學習。
雖然這會引發工商金融和地產精英的憂慮、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但改革仍然要進行。香港人是每個港人的香港，而非權貴精英霸占的香港。普羅大眾的福祉，才是港府最需要考慮的。不平等和格差化對社會活力的刺激是表層的、難以持久的，還會帶來各種連帶弊病、對民權的損害；建立一個相對平等、收入差距小的共同體，讓每個人都能不為生計過於憂慮、根據自身特長和興趣為國家和城市做貢獻，才利於社會和諧和長久的活力。
第二，則是要在教育、新聞與輿論、社會文化等領域，放鬆管製、包容多元的聲音，也鼓勵平民與弱勢群體發出聲音、表達訴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人們有了表達的空間，政府也能了解民眾所想所求，社會多了活力，人們也就不至於逃避和“躺平”。即便政治方麵仍然要控製，在非政治的社會文化方麵有序的開放，是不需政府過於擔心的。
雖然這些改革若付諸實踐，必然頗多阻力和艱難，且即便部分實行也未必能迅速改變香港現實，但仍然能給港人尤其青年人希望。如今的香港沉悶、港人“躺平”，就在於缺乏希望。有了希望，人們就會動起來，活力就會恢複，本來“躺平”的人也不再甘於寂寞。
對於掌握巨大權力與海量資源的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若要開啟改革、促進平等與激發活力，並不是很難的事，關鍵不是“能不能”，而是“願不願意”的問題。
香港作為“東方之珠”，百年來成為中國與世界連接的橋梁，為中國發展繁榮起到重要作用，大陸人和港人俱有榮焉。擁有決定香港前途命運權力的人們，不應坐視璀璨明珠日漸暗淡，要回顧鄧小平、江澤民等前輩領導人對香港的由衷讚美與殷切期盼，盡己之責，為香港青年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讓華夏大陸南緣的希望之城，再度煥發生機與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