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近日（2025年4月），香港民主黨人士稱，民主黨被北京政府施壓要求解散，否則成員可能被捕。而今年3月，就已傳出民主黨將解散的消息。現今的情況說明，民主黨並不願意解散，黨員們仍然希望堅持民主黨在香港的存在。但北京政府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香港政治反對派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香港民主黨長期關注中國大陸人民民權民生。香港回歸之前和之後幾十年，民主黨及其他泛民黨派與人士參與香港回歸談判和《基本法》起草、93和98年洪水和汶川地震救災籌款、北京奧運籌辦、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和保衛釣魚島、為二戰中國受害勞工維權等，做了極大貢獻。這些活動也能看出他們並不是反華反中勢力，而是愛國愛民的大中華派。民主黨並不主張港獨，而是愛國民主立場。但北京政府卻仍然不容忍。
筆者在兩年前就寫過文章，評論了香港在反修例運動被鎮壓和《國安法》頒布後，香港政治反對派生存空間被壓縮、親北京建製派壟斷權力的現實，以及對這樣現象的擔憂，並提出希望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對反對派多些包容，允許那些愛國愛港、和平非暴力的民主派繼續存在，作為保障香港人權和法治的重要力量。但近兩年不僅沒有改觀，還更加惡化。民主黨恐怕難以擺脫被解散的命運。但筆者仍然要努力呼籲，並將這篇舊文發出來，希望更多人了解香港傳統泛民的貢獻、香港政治多元化的重要。）
2023年5月8日，《聯合早報》刊發戴慶成先生文章《香港泛民還會參加區選嗎》，介紹了香港今年將要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泛民主派的困境，以及對香港政治缺乏包容性的擔憂。
10月30日，區議會候選人提名結束。包括最大泛民政黨民主黨在內所有反對派，推舉的候選人全部落選，本次區議會所有席位提前被建製派包攬。這更加清晰的證明，如今香港已經基本喪失了政治多樣性。
筆者對戴先生的觀點頗為讚同，也對香港如今的政治環境感到憂心。因此，筆者在此簡單的回顧一下香港政治變遷史，及提出一些自認為還算中肯的建議。
自1841年始，香港逐漸成為英國殖民地。英國殖民期間，雖對香港及港人有種種壓迫與掠奪，但也頗有發展建設。除了經濟上耀眼的成就和思想文化的高度繁榮，體製上的法治化、市民政治參與、代議製、新聞與言論自由等政治領域的建設，也在一百多年間既充滿波折、又在總體上不斷的開拓和發展。從二戰後部分實踐、部分夭折的“楊慕琦計劃”，到90年代末任港督彭定康快速推進民主的爭議政策，無論推動者目的如何，香港的民主政治畢竟得到了有限發展。
而中英談判、香港回歸後，在中國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框架下，香港保留了港英時期大部分法治與民主體係，還在建製派和泛民主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讓其得到了改進和拓展。而香港能夠持久繁榮，並不隻是因親商政策，法治、自由、民主（哪怕是有限的），才是東方之珠光明耀眼的根本保障。而且，在法治與新聞自由領域的的傑出成就，本身就是香港繁榮進步的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政治、公民參與、新聞與言論自由，是香港經濟成就得以普惠公民的手段和保障。二戰後的香港就已頗為繁榮，但腐敗橫行，上層巧取豪奪，人民忍辱受屈。1960年代發生的一係列動蕩，除了政治因素，根本上當然是人民對於港英殖民當局罔顧民權民生的不滿。而後來的香港變得更加和平和睦，正是在於法治的完善和自由民主的生長，讓港人有了更加和平、合理、順暢的渠道表達和達成訴求。
後來的許多年，尤其香港回歸後，香港的自由民主雖然帶來了一些問題、產生了一些副作用，但是瑕不掩瑜，整體上仍是值得肯定的。這不僅是民主人士的看法，中國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建製派人士，也長期持這樣的觀點。何況有《基本法》及各種具體製度措施（如立法會選舉的“功能組別”）為框架，香港的自由民主顯然是可控的，就體製本身而言不會發生失控的可能。
而2019-2020年發生的反修例運動及後來的目的擴大化和失控，以及其中的各種暴力、鼓吹港獨、種族歧視的言行，的確是令人痛心和遺憾的，筆者當時也曾經多次批判。但綜合各方觀點，就能發現這些衝突背後，有著複雜的原因，不應不加全麵思考的簡單撻伐之。即便批判他們，也要將之與其他反對暴力、愛國愛港的泛民主派區分開來、分別對待。
而2020年年中至今，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及其他強力機構，通過頒布《國安法》在內一係列手段，不僅成功平息了動蕩，打擊了主張港獨、實行暴力的相關人員，還順便將香港泛民主派力量及影響力幾乎完全清除。這頗出乎筆者個人預料，其他不少人應也是難以料到。
筆者對此同樣是痛心和遺憾的。泛民主派人士中，的確有少數主張港獨，或也曾參與暴力等不法活動。但大多數泛民人士，幾十年來都堅持愛國民主立場，愛國愛港，並為中國國家發展、香港人幸福、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做出了許多貢獻。當年的回歸談判、《基本法》的起草、回歸後特區政治改革、各項民生政策，都有泛民人士的參與。而在北京奧運會、汶川地震、保釣（保衛釣魚島）、譴責日軍二戰暴行等事件/運動中，泛民主派都為國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也可見其愛國愛民之熱忱。
而2020年至今，這些泛民人士不是在獄中就是已離開香港，泛民政團和相關公民組織影響力也幾乎歸零。這樣的現狀令人唏噓。即便他們犯了一些錯甚至罪，但也不應過分待之，要考慮“度”、有節製，要在罰罪同時考慮過往的功績。
但就目前觀察到的情況，中央政府和港府似乎並未“手下留情”，乃至要徹底抹除泛民主派的影響力。本次區議會選舉的選舉製度被大幅修改、直選議席大幅減少，就是例證。而早已修改了選舉製度並已進行過的2021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泛民主派僅能派出極少數參與初選、決選中全軍覆沒，則是殘酷的前例。這都證明港府不再容忍泛民主派在政壇的存在，默許建製派“一統天下”。
這樣的情形是令人憂慮的。正如戴慶成先生所說的，由於缺乏不同的聲音，官方與民間的溝通能力和港府的治理效能已令人有所懷疑。這其實是政治與輿論力量單一化的必然。缺乏異見，就容易“一言堂”；缺乏競爭，就影響效率；沒有“逆耳忠言”，一片繁華下就滋生各種醜惡。雖然香港的法治水準和公務員能力仍然在世界領先，但沒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為監督和保障，這種高水準還能持續多久難以樂觀。
如今的中央和港府，已牢牢的掌控了香港局勢，即使略有放鬆，也不會影響國家和政府對香港的控製。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中央和港府能夠對溫和的、折中的、堅持愛國愛港基本立場的泛民主派人士釋放善意、留出空間、給些包容，那善莫大焉。這樣的泛民人士，完全可以成為監督政府和建製派的有益力量。
何況，曆史不斷變化，沒有任何人和勢力可以萬世不動搖。予人以善，即是予己方便，所謂“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在政治理念、法律、立場之上，還有良知、道德、人性。無論建製派還是泛民，無論港人還是大陸人，不同價值觀和立場的中國人民，都應有做人的底線，政治人物更要懂得中庸之道、有仁恕之心。這樣，家庭、人際、民間、政壇、天下才會逐漸和諧，城市和國家也能長治久安。當年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在涉港問題上的態度，就頗為令人敬佩。
希望香港各界及中央政府，回顧前人在涉港問題上的寬容大度與高瞻遠矚，在當今擁有絕對政治優勢的情況下，對那些並不懷有惡意、品性良善、熱愛祖國和香港的泛民人士及其他民間力量，多一些包容和友善，為香港、大陸、中華民族的長久興旺和持久和平，解凍如今過於壓抑的香港政治冰封，做些有限但真誠且有力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