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中國知識分子知識、常識、邏輯缺乏之幾例（以劉曉波、蔣方舟、陳光誠、李靜睿、榮劍等為例） 1
流氓知識分子孔慶東、羅永浩、肉唐僧（徐誌戎）、五嶽散人（姚博） 2
對中國“公知”/自由派/反對派價值觀和政治立場的簡單歸納和述評 7
中國知識分子知識、常識、邏輯缺乏之幾例（以劉曉波、蔣方舟、陳光誠、李靜睿、榮劍等為例）
相對於美國人文和理工知識精英均普遍鄙夷陰謀論、崇尚科學理性的價值選擇，中國卻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說是大部分）知識精英篤信陰謀論及各種謠言和誹謗，起碼對這些陰謀論及謠言誹謗半信半疑、沒有全部的、徹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國知識界普遍擁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極右翼宗教反智保守政權，就是典型的例證。此外，在各種國內外議題中，也時常可以暴露其知識的差劣、科學素養的低下。不僅自然科學知識不足，人文社科知識也極為有限、充滿各種謬誤。
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將極端務實、手段肮髒的裏根政權的外交行為稱為“理想主義外交”，還稱讚類似的小布什政權及其對伊拉克的入侵（薩達姆政權肮髒但尚未達到需推翻的地步，按專製嚴酷程度沙特顯然勝於伊拉克，按屠殺弱勢派別民眾那敘利亞和蘇丹也更糟）。劉曉波生前還讚譽普京政權，將之作為反共的標杆加以讚揚，與如今歐美極右民族宗教保守分子立場不謀而合。劉的其他各種知識錯繆和價值觀錯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論中找到許多；
“文壇新秀”作家蔣方舟，將大陸與台灣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簡稱服貿協定）》稱為“服裝貿易協定”，說明她完全不了解協議的內容和性質。除了這件事，她在各種訪談中的發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識的淺陋和思想的淺薄；
著名異見人士、盲人維權者陳光誠，在抵美不久後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懷抱，經常在推特等處轉發對奧巴馬、拜登及其他民主黨人無根據的誹謗言論，以及涉及少數族裔/性少數/政治正確問題的各種謠言。他當年在山東的抗爭非常值得稱讚，後來與一些美國民主黨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斷轉發甚至直接發表大量謠言和陰謀論，還有對弱勢群體的歧視侮辱性言論，顯然與其作為知名維權者、身心弱勢者的身份不相稱；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如女作家李靜睿）將信奉民主社會主義（比社會民主主義還要左傾）、從未明確反對共產主義、主要是反對極權主義的喬治·奧威爾，包裝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義者。他/她們無意或有意的利用和篡改奧威爾的本心，達成其意識形態價值和利益目的，令人厭惡；
中國自由派學者榮劍對話美國知華派學者黎安友時，談到特朗普的褒貶，不顧基本是非而聲稱“基於美國政黨政治，難以（對特朗普）形成客觀公正的立場”、“（貶低特朗普經濟成就的說法）太黨派化了”，還對特朗普執政集團的“狗哨政治”伎倆懵然不知，對其玩弄詐術營造的“政績”嘖嘖讚歎。而與他對話的黎安友則價值觀正派、識見明晰，兩廂對比，榮劍知識不足和價值觀錯位更明顯。作為中美高層學者對話的中方代表，榮劍足以代表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對相關問題的立場態度……
還有餘傑、郭於華、蕭瀚、劉軍寧、曹長青、何清漣等人，更是不明是非乃至故意顛倒黑白，反智反進步反科學反人權之烈，在部分問題上中共都難以企及。（當然他們也在反專製反極權方麵有些貢獻，但是根本上隻是兩丘之貉罷了）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他們連“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麵的知識都嚴重匱乏，更難以指望在自然科學領域有多少見識。這固然和他們長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學和通識教育的中國，又經曆文革等教育缺失階段有關，但到了21世紀他們還如此無知、不思進取，令人歎息。
流氓知識分子孔慶東、羅永浩、肉唐僧（徐誌戎）、五嶽散人（姚博）
孔慶東、羅永浩、肉唐僧、五嶽散人這些東北五毛和“公知”，特別喜歡使用肮髒言論侮辱女性和他人女性家眷。他們看起來囂張，但都欺軟怕硬、狡詐陰險，並不率直。
你們看看他們敢不敢同樣編排彭麗媛、習明澤？他們前腳說完，國安局馬上就能找到他們，然後賞他們一百耳光、撕爛嘴，然後下麵零件可能也沒了
其實不要說彭麗媛習明澤，就是孔慶東肉唐僧們家附近派出所長妻女，他們都不敢如此口嗨。這些流氓最了解權力的可怕、其他流氓的可怕。所以對待公權力和其他流氓，比一般人更加諂媚。
所以他們也就敢對著一些女知識分子發一些肮髒言論和行為，對更強更流氓的都畢恭畢敬，一句不幹淨的話都不敢說
還有，他們也是利用了中國這種缺乏法治、對於侮辱誹謗往往不予懲罰的叢林環境。他們這些所作所為，正常國家早拘留百八十遍了，但是在中國警察不會管，或者和稀泥。
還有像這些人的朋友不加V，聲稱要lj方舟子女兒，放美國直接判刑了。但是她在中國還是逍遙法外，還有白拓寬（白岩鬆）給他辯護，那幾個流氓也打掩護。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汙言穢語，還罵的很激烈。但是罵的對象都是非常惡的、品質敗壞、作惡多端，而且是無法正規途徑解決的。對這些人，隻能破口大罵。
但是對於絕大多數正常人，沒有深仇大恨的糾紛，我當然不會這樣罵。孔慶東這些人罵人侮辱人，大多數都因為一些小事，甚至自己不占理的事，且故意侮辱女性
孔慶東助理刺傷批評孔慶東的新京報編輯，又涉嫌動用黑社會人士威脅曾經的朋友、出版商。雖然孔慶東否認其指使，但起碼是縱容和默許的。換成其他教授必受連帶，不是開除也會被處分、淡出學界傳媒界。但是孔慶東迄今活蹦亂跳。
這當然是因為其有背景和勢力。在中國有各種潛規則，同樣的事有的人做了就事業完結甚至人生毀滅，有些人做了卻可以一推二淨、逍遙法外。那些有背景、門路、擅長耍流氓和擦邊球的，就能如魚得水，沒權沒勢老實守規矩的，就被排擠、欺負，沒有話語權和喪失利益。
在這篇文章中（《孔慶東：我幹的是劃破黑暗長空的閃電那樣的事兒》），孔慶東公開承認其打人、辱罵他人並以之為榮，對助理傷人也予以辯護。此人各種作風就是黑幫流氓。
其實如果他不這麽流氓，僅僅是持毛派觀點，倒未嚐不可。中國毛派勢力很大，他們是需要有一個代表和聲音，這樣社會才能觀察了解溝通。就像美國紅脖子、福音派教徒，讓他們暴露在大眾視野下反而好一些，在私底下各種陰謀、主流社會喪失警惕才更可怕。
孔慶東批判章詒和、說她寫《往事並不如煙》是貴族矯情，並沒有人給礦工寫《往事並不冒煙》。這話貌似有理，然而回避了毛時代國民更加不平等的現實。之所以沒人給礦工寫《往事》，難道不正是毛澤東把能寫人民苦難的都鬥殘整死、幸存者也噤若寒蟬了嗎？經常為包括礦工在內工農發聲、冒著地方政府阻撓報道礦難等悲劇的，恰恰是反毛的南方係。
孔慶東的各種言論、毛派分子、五毛小粉紅的言論，基本都是這種無視事實、邏輯不自洽、顛倒黑白的。大同小異
孔慶東指責他人“用文革的方式”對付他，且不說並不是事實（又沒抓他戴高帽遊街、打翻在地），即便真是，那也是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孔慶東使用暴力、威脅、羞辱方式對待他人，其他人這樣對他，才恰恰是合理合適的，文明反而不合適。
孔慶東熟讀魯迅，不知《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魯迅如何主張的嗎？
我跟孔慶東等四人並沒有私仇（暫時），隻是看不慣他們汙言穢語、強凶霸道、欺淩弱小。
一些人對他們印象還好，大概是因為價值觀和言行方式類似，或者說是他們的粉絲、朋友。這些流氓對朋友的確應該是可以的，但是對不是朋友的就很惡劣了，甚至二者互為因果。這又是黑幫流氓的一大特征。而且，他們的“仗義”往往是以損害他人利益和情感為代價的。就像幾個流氓分享女孩裸照、權貴之間互送奴隸、“哥們”幫“哥們”出頭打看不順眼的人那樣，他們互相“仗義”，付出代價的是其他人尤其弱勢群體。
很多人認為他們“話糙理不糙”，其實這些人不僅話糙，理也是歪的。至於稱讚他們是所謂“真性情”的粉絲，希望他們被人問候父母妻女時候，也可以大度寬容。
關於滿族知識分子、中共既得利益者王朔
王朔的這句話（“世上的壞人，都憋著勁教你學好，然後由著他們使壞”），陳述的事實沒錯，壞人確實是教別人老實、守規矩、付出乃至獻身，以便他們更方便的占便宜、作惡、整人害人。但是，這句話導向的價值選擇，是要人們也不學好，也去學壞，這樣壞人就不能占便宜了。而且這話還隱含著對“好”乃至一切正義本身價值的否定。這就是王朔之流和魯迅的根本差別，也反映了其與他們口中的壞人隻是兩丘之貉
王朔還批評漢唐無盛世，再看看他怎麽評價滿清？他又為什麽罵金庸？再看看他民族身份。屁股歪的很呢
這個關於王朔金庸爭議的評論集合總結的很不錯，王朔就是個文化流氓，和金庸完全無法比。隻不過那些年中國知識分子被殺被關被鬥，猴子就出來了
https://www.reddit.com/r/kfq/comments/b7853x/%E5%85%B3%E4%BA%8E%E6%9C%94%E7%88%B7%E5%BD%93%E5%B9%B4%E6%89%B9%E9%87%91%E5%BA%B8%E4%B8%80%E7%82%B9%E6%84%9F%E6%85%A8_by_pigpie_on_20140328/?utm_source=share&utm_medium=ios_app&utm_name=iossmf
關於押沙龍
押沙龍批判“政治正確”，覺得各種政治正確太過分了，不應該為了尊重一些群體而扼殺言論自由。然而他被別人罵的時候，還有他孩子被批評，他就瘋狂回擊，滿嘴髒話。
雙標的真是……
不過他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其他各種中國知識分子更惡心
劉仲敬雖然心術不正，但是評價國人一些特性是非常準確的，和魯迅不相伯仲（隻不過魯迅是哀其不幸，劉仲敬是幸災樂禍）。
押沙龍以及更多國人仇視“白左”和鄙夷“政治正確”，也都是中國人的典型心態。他們在殘酷的社會裏已經喪失了良知和同情心，甚至達到不能理解善良的程度了
“甚至可以說，他們（文化左派）似乎有一種自戕的衝動。”
如果人家不付出實際代價，那就是虛偽、“聖母婊”；如果付出了，就又陰陽怪氣的諷刺，認為是精神病要自我毀滅。作為飽讀詩書的押沙龍這樣的知識分子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說其他中國人了。
多麽惡心的國人心理
對押沙龍這種人，魯迅的話非常能反映：“我在留學的時候，曾經看見日報上登載一個遊曆南洋和中國的本多博士的事，這位博士不懂中國和馬來語，人問他，你不懂話，怎麽走路呢？他拿起手杖來說，這便是他們的話，他們都懂！我因此氣憤了好幾天，誰知道我竟然不知不覺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他是被生活太過寵溺的孩子。對自己身邊的惡非常敏感，但是對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惡缺乏認知。”
人家見過的險惡未必就少，也並不是隻關心身邊的惡。並不是一個人經曆各種險惡之後，就非得變得麻木不仁、喪失良知和溫情
恐怖襲擊算是大惡吧？但是可以看看西方很多民眾是如何對待恐襲的？巴黎暴恐案後，受害者說“你的暴力換不了我的仇恨”；挪威槍擊案後，受害者家人反對死刑；美國左派對911也比較低調，也是為了避免穆斯林恐懼症蔓延。
麵對這些大惡，人家完全做到了表裏如一、邏輯一致
對於反對“政治正確”的，就應該對他的各種缺陷、他家人的各種軟肋不斷謾罵攻擊，反複攻擊，直到他明白“政治正確”的重要性（雖然這是氣話）
反對“政治正確”的，都欠比他更強的人收拾，尤其有權有勢的，侮辱他家人或者其他最親密者，他又無法反抗。那時候就知道“政治正確”多好了。
押沙龍也就敢罵陳亞亞那樣沒權沒勢的女性，換成某些權貴侮辱，他敢公開反駁？即便反駁，敢各種汙言穢語？他敢用對陳亞亞和陳嵐之類的話問候下第一夫人和長公主？
押沙龍已經好於80%以上的中國知識分子、90%以上的中國人，尚且如此，何況其他東西
我批判押沙龍這麽多，並不是說他多麽壞，相反是因為他還值得批判，還有商榷的餘地，還講道理通人情。還有許多惡人、流氓，那就沒得必要具體批判了，一堆那啥難道還要挖出來掰掰嗎？（後來覺得還是應該掰一掰）
押沙龍在評價肉唐僧和作家陳嵐的糾紛中，也是對肉唐僧的辱罵言辭不聞不問，而是攻擊陳嵐道德和言行如何，並且對陳嵐贏得與肉唐僧的“名譽侵權”案表達不滿。
而正常社會裏，即便一方在具體事情上是錯的，但是人身攻擊尤其對女性的羞辱，那也是錯的。中國知識分子好像都不懂得這個道理，缺乏最起碼的素質
肉唐僧押沙龍他們眼裏，女性隻是工具，是被利用的。揭露被侵害的事情，就是屎尿之類的肮髒。
這種人都不配被metoo批判了，因為髒的已經無法下嘴
押沙龍談論反性騷擾頭頭是道，但他一些朋友例如肉唐僧，就是經常汙言穢語侮辱女性，也沒見他出來反對。最近史航性騷擾事件，同樣如此甚至更甚一步的辯護。其實中國很多公知反性騷擾、批判男性油膩什麽的，都隻不過是嘴上講講道理，現實裏可並不是矯正朋友的惡行。 當然不僅性騷擾問題，其他例如朋友灰色收入、各種腐敗、鑽空子，也都是嘴上泛泛的罵相關現象，對朋友行為則是沉默、保密、辯解
對若幹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的評價（出於不得已原因，有刪節）
關於“整體主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女性受暴力和精神侵害問題及女權主義爭議為例，並首先評論一下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對“整體主義”的麻木乃至反感和否定。有的中國中產階級地位的女性文藝界自由派活動家，一方麵主張女權，日常也非常具有女性主義立場和女性自主意識，批判男性的自大猥瑣頗為犀利，還嫁到對岸享受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麵卻反對波伏娃和薩特的整體主義觀念，也對其他左翼集體行動主義的女權思想嗤之以鼻，似乎維護女權是個體選擇而非社會共同的責任與義務、也不需改變整個社會環境及自身之外他人的處境。這是非常幼稚的，且其反對“整體主義”卻支持台灣身份認同和本土獨立，也是在邏輯上存在矛盾。而且，其看起來是缺乏階級意識的、不能與人民大眾包括平民女性充分共情的“香檳女權主義者”（當然她關注支持中國大陸人權和女權，仍然值得讚揚）；
有的中國知識分子女性，出身貧困地區農村，曆經家庭宗族、極權體製、男權社會、外國種族歧視和上層對勞工的壓迫，受害於右翼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消極自由主義、受益於進步主義、工人運動、女權運動，卻擁抱安蘭德的極端自由主義思想和堅持保守主義立場，拒絕進步一翼的工團主義和身份政治，反對激進政治運動，對家鄉更多苦難的姐妹兄弟沒有同情同理、關懷幫助（乃至充滿非同情之鄙夷，雖然情有可原，如果不理性思考和縱觀全局，的確會痛恨惡劣的生長環境中的人們），父輩們和孩子們的生活與命運也被忽略（雖然同樣情有可原，我自己也是無法顧及家人，也對家人一些低下價值觀反感，乃至時常激烈衝突），貶抑科學理性（且耽於經驗主義）、抵製社會革新，為缺乏恩義品德的人士辯護緩頰，甚至有時支持美國極右傾向的政治人物和保守勢力，對踐踏人權和罔顧科學的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頗有好感（當然其記錄中國曆史劫難、代中國政治受難者發聲、為中國人權呐喊，還是非常值得讚揚和敬佩的。她書寫和轉發的許多好文章也讓我受益匪淺。不過這批評她看見後，大抵會將我拉黑的）。這更是令人感到悲哀的現象（如果她沒經曆那麽多苦難，所以不認同對抗苦難的價值觀，尚可理解為“不食人間煙火”，但經曆那些，卻還反對進步，就更顯知識和邏輯的不合理。而她善良的本性與錯繆的價值觀，更是形成強烈反差，且我無法完全理解為何有這種反差（但可以部分理解））。（雖然後來通過更多了解，發現我對她的認知有些偏頗，有些先入為主了）
有的女性，為反叛國家的專製壓迫、父權的規訓束縛，表達對政權和男權社會及具體群體個體的不滿，故意和主流輿論宣傳相悖、對父權要求叛逆，原諒曾經在自己家鄉製造酷虐殺戮的敵國，乃至稱讚對方國政民風，甚至對回避曆史責任、美化侵略和悼念戰犯的敵國領袖遇刺表達同情，並不在乎同為女性的許多前人，從兒童、青年婦女，到中年女性和老人，都被這個敵對民族極殘忍和具羞辱性的方式淩虐，且犯罪者及其遺族乃至民族中大多數人迄今皆不悔罪。
這樣的反叛或許在基於個人主義的感性動機上情有可原，但真的好嗎？當然作為個體和追求自由的人，有權這樣選擇，國家和民族不應該束縛個體，父權力量不應該以保護個體為由限製其思想和行為，不能強求感恩戴德、顧及全局。但作為個體，難道不應該考慮同樣性別的受難者（以及對加害者嫉惡如仇），不應該為國家利益和民族榮辱考慮嗎？不應該努力去呼籲解決曆史遺留問題、避免曆史悲劇再重演或變相和分散的重演嗎？
雖然國家、民族、家庭一定程度是枷鎖，但同時一定程度也是庇護。沒有國家民族的屏障和滋養，個體女性又如何在和平安定中追求女權？如果是在1937年，還能活嗎？還有尊嚴嗎？看看中東地帶和半島南部受難民族女權主義將女權與民族解放（伊朗女性揮舞象征波斯民族主義的太陽獅子旗幟追求女權）、國家強盛（韓國婦女民族情緒有時比男性更強烈、更激進的強調韓民族的尊嚴與利益，也為韓國崛起和參與國際競爭出力甚多）進行結合與統一，以及歐亞大陸西緣對女性權利受害的深徹反思、大洋彼岸女權運動的波瀾壯闊，難道不是應感到汗顏嗎？（當然她一直為中國人權呼喊，包括救助維權人士、不惜孤身犯險，也值得敬佩）
有的女性，（出於一些原因省略）
還有許多支持女權的女性，日常談論女權頭頭是道、言論萬千、著作甚豐，但在涉及其熟人圈子的女性被圈子裏的更有勢力男性或女性傷害時，也都放棄原則和是非，而是按照親疏和利益選邊站隊，對受害女性、弱勢一方惡語相加乃至落井下石，且很多言論顯然是男權社會中譴責與孤立受害女性的典型話語。這些情形令人心寒，也反映了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在內的婦女界，對於女權問題並沒有正確的認識和真正的踐行（當然，以上這些女性優點都大於缺點，本質上也都是好人、善良之人，所言所行大多數也都有利於中國和世界的人權與女權。但這些缺點乃至負麵的東西，已經表現的較為明顯，違背了道理、邏輯，與良知和道義產生衝突，是應該修正更改的）。
有許多女性，雖生長於中國大陸，卻因在港台歐美日等地求學、工作、交際，逐漸與大陸疏離。她們忘卻或淡化了對中國大陸的認同，也不熱切的關心祖國人民的疾苦，而是基於對港台歐美日等地的認同，以及與這些國家地區人士的熟稔關係、利益連接，與這些地方的人在情感和利益上同呼吸共命運，在這些地方與中國大陸衝突時，無論是非對錯皆傾向於“第二故鄉”及那裏的人群。即便對中國大陸及中國大陸人民有些關心的，也是非常有限，且在衝突中幾乎必然站在現活躍地一方（當然其中還有一些已經站在敵人一方，那這種人就連商榷必要都沒有了）。她們一方麵反對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卻時常支持其他國家地區的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無論邏輯還是道義上都是謬誤。即便中國大陸統治者及許多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野蠻殘忍，但是大多數中國人民是受難的弱者、被利用的對象，而非當年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幾乎全員直接間接參與作惡的國民。而她們卻並不完整了解和仔細思考，以致以貌似正確但並不係統完整的價值觀，得出錯誤的結論、做出悖謬的行為。
這樣的思想和行為，固然是她們個人自由，有的人也有一些合情合理的緣由與不得已的苦衷，但並不代表無可非議。當然我反對各種感恩之說，但作為中華兒女，難道不應該為祖國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在國內外奮力而爭嗎？即便出於無國界的國際主義精神，難道不也應該關心比港台等地苦難更深重、更急迫需要自由與正義的中國大陸人民嗎？這些因為種種幸運而得到自由幸福的人，對同胞的苦難置之不理，甚至以鄙夷乃至敵視的態度和言行對待之，難道不是一種應被譴責的態度和行徑嗎？即便認為中國男性是壓迫者，那麽對中國各階層女性尤其中下階層女性，有過多少真誠的關懷與實際的幫助呢？（而這些人的成功，其實都某種程度借憑了中國大陸的資源，在與其他國人的殘酷競爭中勝出，且往往憑借其階級、家庭、“貴人”、運氣等非個人努力因素取得優勝，甚至恰恰是依賴於其反感的體製、痛恨的潛規則、不齒的特權，才有了今天。雖然大多數人也是體製受害者，但是其實相對大多數中國人，反而是相對受益者，是不自覺的在不公不義中取勝的既得利益者，客觀上甚至主觀上損害了其他中國人民的利益與機遇，有責任反哺和補償中國大陸人民，尤其當年與其在相同處境下卻未像她們那樣成功的其他女性，並促進中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當然她們也仍然為中國的人權與進步做了許多事，要比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男性，都更加對中國大陸和中國大陸人民有貢獻）
以上這些隻是我認識或略有了解的女性知識分子，但是我想其他我不認識乃至完全沒聽說過的女性，也好不到哪裏甚至更糟，一般而言，不太知名的女性問題應該更多，因為她們更不需要顧忌“政治正確”和言行形象。
我與以上女性皆無仇怨，相反其中一些人還對我有支持幫助。但是為了公共利益、基於是非曲直，我不應避諱其缺點與不足。我不提名字也是出於尊重，而非含沙射影諷刺。她們或許感到冒犯，但是我說的不是事實嗎？她們感覺不適，那麽因她們立場言行而直接間接受害或起碼難以得到支持幫助的更弱勢受害者尤其弱勢女性，難道沒有尊嚴、不應有話語權和代言人嗎？她們的確是相對男性和統治階層而言的弱者，但是相對於其他女性、低階層、被傷害和孤立的人士，就又處於相對強者乃至壓迫者地位。她們得到一定地位和聲譽，本身就意味著需要承擔更大責任，接受更多非侮辱式的、非誹謗內容的批評。
還有，我都是據理批評，沒有使用針對女性弱點的方式施加羞辱攻擊。僅這一點我已經強於絕大多數男性包括絕大多數自由派人士。而且與我批判其他更強勢惡毒的男性的激烈言辭相比，我對這些女性批判已經非常委婉溫和，頗有保留。我批判過的中國男性不計其數，僅知識分子就有數百人，自由派圈子起碼數十人。難道女性就應免於批判了嗎？而且，如果她們遭遇更強勢一方尤其男性權勢者欺淩傷害剝削，我當然也會站在這些女性一方批判那些男性惡人，且已經這樣做過、現在還在做、未來也會繼續這樣做。另外，我也不是什麽有權有勢、人脈廣泛和手段陰毒的人，這些批評並不會給當事人構成壓力和打擊，相反是類似於公民對公務員、選民對議員的批評那樣，是人民對精英既得利益者的一種建言。
最重要的是，即便她們有這些缺點和問題，她們也擁有完全的不受他人侵害尤其男性又尤其有權有錢體格強壯男性欺淩剝削傷害的權利，且無論其自身如何，其他人都應該幫助、支持、保護這些女性，而不應袖手旁觀，更不應由於她們這些缺點和理由而冷嘲熱諷、羞辱受害者。如果批判這些人，請先批判比她們更強勢和有地位的男性。而這些女性知識分子、女權主義者存在問題，並不是否定女權的理由，相反更加證明中國社會需要女權的發展和完善，女性利益也要更積極的伸張，女性及全體國人也應該得到更係統全麵的啟蒙。我也一直認為，女性整體上的良知和底線，都明顯高於男性，中外皆然，且中國相對更明顯一些（當然這是整體而言，個體當然因人而異）。
而且明顯的，相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男性、女性，她們已經是最好的那0.001%的中國人或“前中國人”了（以上涉及群體，不包括缺乏反抗能力、知識、地位的弱勢者，很多弱者連表達能力都沒有，更不可能發出負麵言行，無法計入），但是並不是完美無缺，相反同樣需要批判。但即便這樣的人都有各種嚴重問題，可想而知中國整體多麽肮髒、國人人心多麽敗壞。尤其是中國既得利益群體，又多麽無恥和令人厭惡。還有，在如今的中國與世界現實狀況下，我是可以理解她們的局限與不足，以及對她們有限但可貴的、折中和局部化的努力表示讚賞支持的。但是如果從完全的真理和徹底的正義立場，那她們還是有許多需要被批判的。基於以上的前提，我想我完全有權利對這些女性知識分子進行有節製的批判（我承認我的總體德行、貢獻、能力，尤其現實言行對國家民族及他者個體的利弊影響，都遠不及這些女性，但是我仍然有權利批判））
對中國“公知”/自由派/反對派價值觀和政治立場的簡單歸納和述評
中國的主流“公知”不僅過去和現在難以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和代表，未來也很難在中國得勢。原因除了不言自明的因素，還因為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立場。
很多人隻注意到“公知”反體製、罵政府、親西方，沒注意他們具體的價值觀是什麽。中國主流“公知”是廣義的自由主義者（相當一部分是狹義的自由主義者），其中大多數也同時是保守主義者，主張的是承認現狀和既得利益、自由放任（消極自由）、法治憲政與習慣法/判例法、原教旨傾向的市場經濟、低稅收、小政府、高度強調私有財產保護、地方自治、溫和漸進、約定俗成墨守成規、自發秩序、多元寬容尊重差異等等。
如果從意識形態光譜看，他們大多數都是右翼，一部分是中間派或無特定左右立場，隻有一小部分是左翼。而且這一小部分左翼，主要是社會自由主義者，而非社會民主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相對於平等更強調自由（雖然相對比右翼更強調平等）。
比“公知”們支持什麽更能反映其價值觀和立場的，是他們反對什麽。他們不僅反對現行體製，還反對或抵觸（起碼不熱衷）社會革新進步、階級鬥爭、民族主義、大政府、高福利社會、分配的公平與平等、國家幹預、中央集權、強力管製與廣泛社會動員、標準化和人為規範化（如公製而非英製）、邏輯一致性、頂層設計、成文法為基礎的大陸法係及相關法治理念等。
他們其中起碼很大一部分（至少三分之一）還反對女權、LGBT權利，即便不強烈反對但也不熱衷；對勞工、農民、個體戶、殘疾人、老年人等弱勢群體權利也很不關心，或者起碼沒有額外關心，而是認為應該不管起點和條件的差異，“一視同仁”的對待所有國民。或者他們隻關心如小販夏俊峰、農村服務員鄧玉嬌這樣的個案個體，但是並不想給這些弱勢群體更多係統性的權利和保障，僅僅是允許他們自謀生路、自負盈虧（雖然這也比政府強，政府連他們自謀生路都不允許）。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自稱左派且的確有些左派觀點的，同樣持類似立場，其僅僅在國外議題等各種與自身利益無關問題上左傾，但涉及到與自身密切相關的議題時，就變成維護自己和親朋好友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了，如擁有北京或東北戶籍及相關特權、與滿清後人有密切關係、在薊遼東北等地人脈廣泛情感深厚的“公知”杜延林、王斌（此人為張藝謀參讚人員）、聖地亞哥商人王瑋等人。而如民主人士周舵等人也鄙夷大眾民主、反對進步主義，雖然有各種看起來也有道理的理由，但本質是其既得利益階層的階級身份決定了其價值觀和主張。還有像學者賈葭、媒體人張潔平，價值觀似乎也是左傾進步，但是卻缺乏對中國大陸受難人民的共情，總是站在港台日歐美等非大陸角度看問題，無視“房間裏的大象”般的各種謊言、醜惡、不公（如日本對華罪行、如今日本從官方到民間對戰爭罪惡的粉飾和對所獲利益的繼承；香港人相對大陸的優越和係統性歧視）。
他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宗教信徒，以基督教保守派為主（而非大多數國家有宗教信仰的知識分子那樣是傾自由派開明派的），有些知名“公知”甚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領袖，觀點和立場極為保守，保守頑固程度與塔利班“不分伯仲”（甚至在理念層麵“更勝一籌”，隻不過沒能力像塔利班那樣付諸實際）。王怡、餘傑、冉雲飛等人就是典型，人權律師中也有大量類似意識形態者。而“公知”中的穆斯林和藏傳佛教信徒，同樣很多是保守派（雖然有時表現出進步自由派一麵，但僅僅是為了反中共、取悅西方而表演為進步派，或隻在部分議題上是進步派，而非整體思想和從頭到尾都是進步自由派），而且還有強烈的反“大一統”和分離主義傾向。
另外，與人們一般的印象不同，中國大多數“公知”是反對革命的（所謂“告別革命”。而鼓吹“民主之後殺全家”的是少數極端者，而且大多數是出於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憤怒、和一些具體人的恩怨仇恨，而非為了正義的革命、偉大的理想。甚至可以合理推測，這些人一邊要殺對頭全家，一邊同時反對革命），起碼反對進步主義性質的革命（反倒支持一些反動的暴力，例如長槍黨和佛朗哥政變、皮諾切特政變。上述那些主張“殺全家”者，有些的確出於意識形態，但其實他們是想殺阿連德聶魯達們，而不是藤森魏地拉之流）。他們中大多數也都對“左”非常厭惡或至少不感冒。
這樣的價值觀和立場，就讓他們注定不能得到大多數國人的支持，起碼得不到那種積極的、強烈的、具有行動力的支持。這反而值得慶幸而非悲哀，說明人民還是有樸素的是非觀（那些既得利益者和被政權洗腦而反“公知”者除外）。
正常情況下，想要推動正向的變革，變革者應該站在最大多數人的合情合理利益一邊、站在被壓迫被侮辱被損害者一邊、站在正義一邊、站在文明進步的曆史潮流一邊（可簡稱為“四個站在”，在“四個站在”並非空洞而是有具體內容和指向，本文就已做了相對具體說明）。站對這四個位置，才能獲得道義的正當性、現實的合理性、邏輯的自洽性，才能得到廣泛的支持、積極的回應、熱情的參與，最終實現順勢而為的成功。然而大部分“公知”起碼站錯了“四個站在”中的兩個，甚至有些全部站到反麵，那能成功才怪。而且如果成功了對中國不是福音而是又一種災難。
再簡化一點，“公知”在階級和民族這兩個涉及人數最多、涉及範圍最廣、最重要的問題上，違背了大多數中國國民潛在的、正常的情感與訴求，也與當今的曆史階段及現實環境所要求的選擇方向相悖。
他們不強調勞動人民的疾苦，不在乎國家民族的尊嚴，甚至很多“公知”比他們反對的對象還要痛恨階級反抗，逢“左”必反。在民族問題上甚至很多就是逆向民族主義（一方麵反對中國人尤其漢族人的民族主義，一方麵卻支持對立麵的民族主義，例如這些人對港台的本土主義非常理解同情甚至強烈支持，再看看日本民族主義政治家安倍晉三之死引發的“公知”集體號喪，以及2016年來對特朗普蓬佩奧等人為代表的美國右翼國族/種族/民族主義勢力的強烈支持）、心靈賣國賊。
除了這些，中國“公知”還普遍缺乏科學素養和科學精神，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常識都嚴重匱乏，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差（甚至有些人不是差而是完全“失能”，言論幾乎沒有任何邏輯和依據，充滿著矛盾和雙重標準，並且對各種陰謀論篤信不疑），不能全麵客觀正確的認識中國和世界，當然也就不可能引導中國走向正確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公知”的這種低素養不僅普遍，即便是得到國內外最頂尖榮譽、影響力極大、備受讚譽的那幾個“公知”（個位數的那幾位，是特指不是泛指。最典型的就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也不例外甚至還很嚴重，其各種文章和言論中的事實錯誤和價值觀錯位比比皆是。甚至有時讓人懷疑他們並不是素養問題，而是智力和精神問題。
中國當代主流“公知”如此的價值觀和立場，能成事嗎？如果真的得勢掌權，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尤其各種弱勢群體是好事嗎？
那麽正確的方向和做法是什麽？三百年來法蘭西乃至整個歐陸的啟蒙先賢、兩次世界大戰及戰後至今美國傾向積極自由（而非消極自由）和理性主義立場的知識精英、四十年來韓國從街頭到法庭再到政壇奮勇抗爭的進步派，以及拉美各國追求正義平等社會的男女老壯，已經締造了光輝燦爛的曆史進程，為後人鋪了走出蒙昧的前路、做了衝破黑暗的示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這些人士是中國知識分子學習的榜樣，是中國和世界各國開拓更加偉大前程的先導。
而一百年前的中國，那些“救亡啟蒙”先驅，也早就踐行過整體正確、大部分局部也正確的路線。雖然從後幾十年的結果看，中國好像因此出了大問題乃至災難，尤其存在“救亡壓倒啟蒙”的弊病，但不能連孩子帶水一塊潑出去，更不能忽視其實“救亡啟蒙”是取得了很大成功、是對國家和人民及曆史發展產生了巨大積極作用的。之所以出現災難，是一些偶然的（中共控製大陸全域和一黨獨裁、毛澤東和鄧小平個人立場和選擇）、外力的（日本侵華、蘇聯幹預、美國勾兌）作用造成，不能因此否定“救亡啟蒙”的正麵意義。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摒棄“救亡啟蒙”而是繼承和發揚，要重新舉起民主與科學的大纛，將中國建設為一個基於民族主義、民主主義、世俗主義、科學理性的獨立民主富強國家。
如今中國的主流“公知”背棄人民大眾和國家民族，對中外先賢的先例與遺產嗤之以鼻甚至大加鞭撻，更與時代發展中正確的潮流及世界大勢應行的方向相悖，反而去擁抱一些早被先發民主國家乃至一部分後進國家知識分子拋棄的陳穀枇糠。如果不敗，義理難容；如果得勢，對中國和世界，將是另一種災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