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務史回顧及民主中國外交政策設計

民主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參與：從古代至近現代中國外務史概括與經驗教訓；全麵對外開放和融入世界、基於人權高於主權原則對待國際事務、兼顧國家利益和國際責任、實現國際正義與促進世界融合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民主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參與，不僅關係到中國國內政治製度和政策的運轉和效果，也影響乃至決定著中國的外部環境、國際秩序的變動與重塑。因此，民主中國的外務，也需要做提前的設計。

    縱觀從古到今的中國外務史，中國的對外政策既有開放包容的一麵，也有排外自守的另一麵。從商周至秦漢，中原文明通過武力擴張和文明浸染“雙管齊下”的方式，同化了周邊許多部族，將更多地區容納入漢文化的主導與中原王朝的轄治之下。而對於更外部的區域，有邦交也有征伐。從漢代開始，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朝貢體係，既對外開放，又形成了“華夷之防”。而隋唐時期，則是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並舉，對外政策相對更加自信、開放、包容，“華”“夷”界限不甚分明，唐王朝成為世界的貿易與文化中心之一。而到了宋代，因為武力的孱弱和周邊政權的強大，對外政策趨於內斂，由隋唐時期的多元文化並存重新變為單一的漢文化主導。但相對於對北方和西側的封閉防禦，宋代在南方卻開辟了更多對外交流路徑，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相較唐朝更盛許多。元代的中國則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被動的參與了由暴力鑄就的特異的“全球化”。

    以上這些時期，中國/華夏/漢地的對外態度都是相對開明、進取、包容的。而此後的明代和清代，中國的對外政策則發生了巨大改變。明代中國是一個比宋代更加內斂的時代，它更重視經營中國內地/本土，而對外部交流相對缺乏興趣，基本切斷了持續千年的中國和西域及更西地方的密切交流（當然交流還有，但是相對漢唐元各朝，已大大減少），對周邊則是采取“羈縻”而非直接控製。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那更多是政治目的、使用的是政府主導的行政手段，而非自發自由的經濟貿易交流。“厚往薄來、倍償其價”的“賠本買賣”，當然不可持續。而倭寇的犯境，讓重視北方邊防而輕視海防的明王朝開啟了“海禁”政策，讓國家更趨封閉。不過，到了明朝中後期，由於江南資本主義的萌芽和類啟蒙思想的興起，明王朝逐漸放棄了“海禁”政策，重新打開了國門。明朝水師在福建金門料羅灣擊敗荷蘭入侵者（料羅灣海戰），就是明朝在海防問題上轉守為攻的標誌，中央帝國即將重新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心。

    但滿洲人的鐵蹄終止了這一切。滿清政權摧毀了明王朝及李自成、張獻忠等政權後，就著力經營中國大陸，並控製了蒙古、新疆、西藏。它為了政權的穩固，一方麵在大陸和邊疆部署重兵防備和彈壓反抗，另一方麵則實行遠比明代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禁製外海交通。對滿洲貴族而言，擁有上億人口的中國本土已足夠其剝削壓榨，而不需要再向海洋擴張。相反，海洋文明開放進取的特性，以及海外複雜的政治軍事經濟形勢，對滿清的統治是極大的威脅。滿洲貴族集團不僅在物理上與外部隔絕，也嚴密禁製西方及其他外來思想和技術的傳播。“馬戛爾尼使團”在中國遭到冷遇，就是“閉關鎖國”拒斥西方文明的典型事例。也正是因為滿清的“閉關鎖國”及對內的“文字獄”與鎮壓，導致中國與西方的啟蒙運動、歐洲政治革命、工業革命無緣，成為中國長期落後西方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直到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響起，清王朝才不得不打開國門，逐漸融入世界市場和近代國際秩序之中。但由於融入太晚，清王朝不僅不能像漢唐那樣成為國際秩序或起碼區域秩序的主導者，反而成為列強的半殖民地，主權喪失、國疆淪喪。清王朝在具體的外交舉措上也常常進退失據、一片狼藉。如晚清駐英公使郭嵩燾的評價：“吾嚐謂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流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製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奈何。”兩次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和後續的“八國聯軍侵華”中滿清政府的所作所為，就充分表現了這些特點。

    更可恥的是，滿洲貴族為維護統治，在涉外問題上不斷出賣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億萬兩白銀和稅款、數百萬平方公裏的國土和豐富資源、四萬萬中國人民的生命和血汗，成為滿洲貴族向列強獻媚的貢品。

  滿洲貴族的這些行徑，一方麵的確令其得到列強支持而“續命”，另一方麵卻激發了被滿清和列強雙重殖民剝削的漢族人民的憤怒與反抗。“滿朝中，除媚外，別無他長。俺漢人，再靠他，真不得了！好像那，四萬萬，捆入法塲……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製我，眾漢人，拱手降洋”，革命家陳天華所書的《猛回頭》，就是對列強和滿清雙重殖民壓迫的悲憤控訴。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滿清治下的各族人民尤其漢族人民，發起了一係列可歌可泣的革命運動。

  清王朝雖然也有一些外交成就，如在兩次鴉片戰爭後開始學習近代外交規則、利用西方技術發起“洋務運動”等，還有如李鴻章、曾紀澤等有才能的外交家的折衝，但隻是為朽敗的清朝外交做了些裱糊而已。到了清王朝的最後幾年，其在一係列外交虧輸後終於下定決心改變，傳統的“總理衙門”也改成了現代化氣息濃厚的“外務部”，還安排大批滿洲親貴和漢族精英留學和出訪西方及日俄，包括臨終的那拉氏（慈禧太後）都試圖出訪西方，對西方的學習也由技術增進到製度和文化，外交也由“天朝上國”觀和半殖民地立場轉向現代民族國家基於“條約體係”的主權外交。但這些改革還來不及取得多少進展，辛亥革命就敲響了清廷的喪鍾。

    而推翻滿清的中華民國，則在融入世界、參與國際事務方麵，取得了雖不完美但仍頗為巨大的成就。相對於滿清的閉關鎖國和被列強支配，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民國政權都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爭取外交支持、維護中國國家利益。

    在傳統曆史敘事中，北洋政府被視為腐敗軟弱的象征。例如很多人以袁世凱政府簽署“二十一條”（其實最終簽署的隻同意了其中一部分條款）等批判北洋政府，但那隻是片麵的事實。其實，北洋政府在自身實力許可的範圍內，仍然有效維護了中國國家利益。如參與一戰、爭回山東權益；出兵庫倫（烏蘭巴托），一度收複外蒙；利用“西原借款”，既未出賣主權還發展了經濟（最終連款項都沒還）。至於說對列強尤其對日本軟弱，並不是完全的事實。即便有所退讓，也是不得已為之。

  而國民政府的外交成就則更多更大。廣東國民政府本身就是在爭取到蘇聯的大力支援下成立的。不像一些人士認為的國民政府是“蘇聯在中國扶植的傀儡”（但是某種程度是蘇聯在華利益的代理人），其實蘇聯的援助並未嚴重損害民國主權，民國反而非常有效的利用了蘇聯及蘇援實現了民族獨立。在蘇聯的援助下，國民政府對內鏟除各路軍閥、實現國家名義上的統一和局部的實質統一，並推動三民主義革命；對外遏製了日英法美等列強的進一步殖民。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又改善了與英美的關係，後來又和納粹德國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隻有對咄咄逼人的日本采取了對抗（且也是相對有理有節而非倨恭蠻幹）。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成功爭取到了美國、蘇聯、德國及其他諸多國家的支持，這些外援讓弱勢的民國堅持抗戰成為可能。在抗戰勝利前後，中國還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為與美蘇英法並列的“五大國”之一，標誌著中國在曆經“百年國恥”後又成為世界強國。

    誠然，民國時期中國仍然被列強侵淩，尤其被日本侵占大片領土，在外交上也時常被各大國利用。但民國政府在涉外問題上已竭盡全力，國力不濟下所做已相對很好，無法苛求完美。還有，民國政府外交中尤為值得稱讚的，是其非常善於利用現代國際規則，外交行為有理有節（尤其相比滿清和中共在外交上的胡攪蠻纏），並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和參與構建相對平等包容的國際新秩序。如果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勝利或國共實現和平，以中國的人口領土資源地位，完全可以以五大國身份躋身列強，20世紀後半葉將是中美歐三方主導的世界。可國共內戰中中共的勝利，讓國府隻能偏居台灣島這一隅，雖仍長期擁有聯合國“五常”之一席、以“中國”代表身份保持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但份量早已喪失，中國大陸的代表權完全落入中共手中。

    而中共建政後，將國民政府的外交全盤推翻，另起爐灶。建國初期，中共政權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在斷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外交關係同時，全麵倒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還參與了對抗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的朝鮮戰爭。這種“一邊倒”和參戰輸誠，固然讓中共政權得到了蘇聯的各種物質援助和非物質支持，但也讓中共和西方在很長時間內決裂，導致中共政權和中國大陸被孤立，中國大陸民眾與西方的聯係交流幾乎完全被切斷。

    而中蘇同盟並未維持太久，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因為中共和蘇共爭奪社會主義陣營領導權、毛澤東個人的好惡與隨意性、中國與蘇聯的國家利益矛盾、極左外交思潮的衝擊等，中蘇決裂，兩國一度兵戎相見，險些釀成大規模戰爭。而當時中國還與西方對立，又與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不和，中蘇決裂導致中國陷入空前的國際孤立。而文革初期的極左外交政策和“紅衛兵”暴民對外交工作的破壞（所作所為與“義和團”驚人相似，如紅衛兵火燒位於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就是當年義和團攻擊各國使館的再現），更是讓中國外交雪上加霜，外務工作幾乎完全停滯。這時中共的外交舉措和後果，與郭嵩燾批判的愚蠢悲哀的清王朝外交有著驚人的雷同。

    1970年代，麵對內外交困的惡劣局勢及造成的政權統治危機，毛澤東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轉變和妥協。首先，毛澤東選擇與意識形態上的敵手美國改善關係，先後邀請基辛格和尼克鬆訪華，並於1972年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而同時，中共也放棄追究侵華責任和戰爭賠款，換取日本對中共政權的支持，在田中角榮訪華後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稍早，中國也在美日的默許和歐亞非拉多數國家的支持下重返聯合國。1970年代前期，中國密集的與西方各國及亞非拉許多國家建交，包括與西班牙佛朗哥政權、智利皮諾切特政權、阿根廷魏地拉政權、巴西軍政府政權、希臘軍政府政權等一係列右翼獨裁政權建交及維持邦交關係。很顯然，中共政權和毛澤東本人，為了政權的存續，寧可放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與尊嚴，也不在乎意識形態的敵對、無意捍衛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以高度實用主義的態度處理外交事務。

  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啟動了對外開放政策，全麵改善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中國與外部的經貿、文化、政治、學術交流皆十分活躍，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但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在經濟上繼續融入世界的同時，在政治、意識形態、思想文化上重新趨向封閉自守。而在外交政策上，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的戰略方針，即專心於國內建設與經濟發展，在涉外問題上謹慎小心、“絕不當頭”。一方麵，中共為對抗西方、防止西方的人權和民主思想滲入中國，因此明裏暗裏鼓吹反美反西方思潮，以“愛國主義”之名行封閉保守之實；另一方麵，中共在實際操作上盡可能不得罪美國及西方各國，甚至通過各種妥協退讓換取西方對中共政權存續的支持。

    這樣的政策一直持續到胡溫執政時期，直到習近平執政後才有所改變。習近平執政後數年，開始在國際上采取更多攻勢，試圖擴大中共政權的影響力，鼓動民族情緒，增強其執政合法性。但由於其內政的失策和外部環境的惡化，習時代的中國外交連連受挫，尤其因香港和新疆問題遭到諸多國家製裁，在國際上的聲勢和影響反不如鄧江胡溫時期。而近幾年一係列“閉關鎖國”傾向的政策，如新冠後在對外往來方麵的封鎖、削弱英語教學和減少使用西方教材、鼓吹傳統文化和抵製普世思想，都在阻礙中外交流、破壞對外開放。根據最近的情形，習政權的大抵會放棄主動出擊的“戰狼外交”，而注重於防禦外部對中國大陸的影響滲透。

    而且，即便在前幾年中共在外交上相對強硬時，也是為了中共政權自身而非國民的利益。例如中美貿易戰時，美國特朗普政府就在談判中強調美國工人、農民的利益訴求，而中共在談判攻防中卻從沒有真正考慮過受貿易戰影響的中國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也從未征求國內各行業各領域中普通從業者對中美經貿談判的意見。

    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提及的問題，即當互聯網興起、功能拓展、普及，並成為世界一體化的最重要工具後，中共政權建立“防火長城”，將互聯網上的中國與世界隔絕開來，讓中國人民生活在由中共控製的“局域網”中。這極大阻礙了中國人民對外部的了解和與世界的溝通，對於思想解放、公民自由、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都起到極大的阻礙作用。中共對此聲稱是為維護“互聯網主權”，實際上當然是為封鎖輿論和維護統治。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來，其所有主要外交活動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維護中共政權的統治、打造利於政權存續的外部環境。它既無視國際正義，也不在乎國家利益，也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除少數時期外），一切外交行為皆高度的實用化，有著極大的靈活性。中共政權雖然湧現過不少傑出的外交家（如周恩來、黃華、喬冠華、錢其琛等），但由於中共政權本身的特性及統治者的立場，這些人隻能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下為中國爭取一些權益，且更多是維護了中共的統治和在國際上的麵子和生存空間，而非有利於中國人民和海外華人華僑的利益。

    中共政權的外交活動，幾乎從不真正關心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和華人華僑的利益，尤其對平民和弱勢的在外國人及華人華僑缺乏支援和保護。雖然中共政權在改革開放後逐漸與海外的華人華僑社團建立了固定聯係，也有對本國公民的領事保護機製，但更多隻是中共政權“統戰”和約束國民的手段，服務效率低下甚至部分外交人員態度惡劣（雖然我個人接觸的外交人員還不錯），往往見人下菜碟（服務權貴而歧視平民）。中共政權的對外政策也從不將保護在外本國國民及華人華僑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在任何正常國家，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專製國家，維護本國國民及有血緣和文化認同的在外僑胞，都是外交行為的重要目的。中共政權對在境外的國人和華人華僑利益的輕忽乃至無視，是非常可恥的。

  根據以上所述的中國對外關係史，可見中國曆朝曆代的外交既有一些可圈可點之處，也有許多醜惡恥辱的行徑。開放包容、積極進取的外交，是值得稱讚和效仿的；閉關鎖國、蔑視國家和國民利益的態度和行為，是需要批判和摒棄的。而未來民主中國的外交，將是既普世而又有必要特色的。

  民主中國在對待涉外事務上，不僅要借鑒中國曆史，還要放眼全球形勢。

    一方麵，無論現在還是可預見的未來，國際社會仍然以主權國家為主要政治軍事經濟單位進行各種競爭與合作，對各國而言都需要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自主；另一方麵，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包括世界經濟貿易和信息往來的一體化、普世價值的傳播、民主法治與公民社會在全球的興起與成熟，以及如恐怖主義、流行病、氣候危機等全球性問題的日益嚴峻，世界各國都需要遵從普世價值並密切合作，基於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行事，實現和發展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基於以上因素，民主中國應實行獨立自主與融入世界相結合的基本外交政策，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和中國國民利益的同時，兼顧世界各國及全人類共同利益，維護世界和平、主持國際正義、推動國際合作，構建繁榮進步團結協作的新的世界形態與國際秩序。

  對民主中國而言，人權與民主不僅是內政的核心，也是外務的原則。民主政權的存在，即是為了捍衛人的權利與尊嚴、保障民主政治的存在和發展。國家主權不應成為遏製人權的借口，相反應成為捍衛人權的手段。民主中國的外交政策和行為，要把維護中國國民和海外華人華僑的正當利益放在首位，且要一視同仁對待不同身份和階層的同胞僑胞。民主中國在各國的大使館領事館及各種官方機構，應該盡責和和藹的為中國國民、華人華僑、外國公民服務，為在海外的國人及僑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並接受同胞僑胞的監督。

    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民主中國既要考慮到本國國家利益，也要重視其中涉及的人權與道義問題，要站在正義一方，要行有良知的外交。在各種國際博弈與投票站隊中，都要充分考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及涉及到的人權問題，不能為國家利益乃至執政黨派利益而作惡、助惡、放任惡。如果國家利益與人權道義相衝突，要盡可能尋求折中的方案，不能為本國利益而不顧他國人權與正義。

  在其他國家發生侵犯人權的事件後，民主中國應予以適當關切，並為受侵害者提供必要的幫助。對於受到專製壓迫、種族清洗、暴力破壞的國家，中國應支持被壓迫人民的反抗鬥爭，適當接納相關的移民難民。中國也應對其他所有國家真誠的、進步的、清廉的官方與民間機構提供各種支持，建立基於維護普世價值觀與追求社會正義的國際大同盟，促進國際性的勞工、女權、LGBT群體、身心殘障者等弱勢群體的權利運動，推動全球各國的民主、法治、正義、平權事業，共同解決貧困與腐敗、跨國犯罪、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氣候災變等全球性問題。除以上問題，中國也應注重更加遠景的議題（千年甚至萬年計的議題），如與世界各國一道，推動太空探索和星際交通事業，籌備和訂立地外太空和星係的規則與契約，為人類拓展更多生存空間和規避一些地球可能遭遇的且難以阻遏的災難（如氣候變暖到地球大部分地區皆無法生存、地球資源完全枯竭，或其他全球性災難），以保障中華民族和人類的永續生存發展。

  民主中國應該在維護主權和利益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誠意和力度融入國際社會，清除一切阻礙對外交流的壁壘，對外全麵開放，尤其要向發達國家學習，以及和世界各國一道，建設一個國與國、群體與群體、人與人聯係與合作更加緊密的新世界。中國也要在各種價值觀、製度、法律、模式上與世界發達進步國家與國際組織看齊接軌，以期盡快改變與世界文明脫節和保守落後的麵貌。對於世界各國尤其歐美發達國家的各種優良的製度、文化、模式、創造，皆要勇於“拿來”和“為我所用”。民主中國也應誠摯歡迎世界各國的仁人誌士、熱心誌願者、官方與民間組織前來幫助中國或與中國合作，推動經濟發展、思想啟蒙、體製革新、民權平權等，促使中國的現代化、文明化、國際化。

    例如，專製中國下，皮尤研究中心這樣的世界權威統計機構很難在中國開展工作，導致中國的各種國計民生信息非常不真實或幹脆就是空白，成為世界數據與統計方麵的黑洞，嚴重阻礙對中國國情的認知、不利於對各種黑暗與不公正的暴露及相關問題的解決。而民主中國則一定要完全放開國際機構的調查統計，並將中國各種數據的統計理念、口徑、方式、結論與國際接軌，讓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麵麵都通過統計數據顯示在眾目睽睽之下，以實現對黑暗與不公的揭露、關注、批判、解決。

    同樣，民主中國也要反哺國際社會，派遣人員學習發達國家的製度、思想、技術，以及幫助更加落後國家發展進步。中國也應該推動世界各國的交流與經濟文化融合，讓各文明各國家優勢互補、在普世文明基礎上合作共贏。

    民主中國應積極利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平台，擴大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職權和影響，包括讓渡一部分國家主權以強化超國家機構的權力，致力於將聯合國等國際機構變成如歐盟那樣的超國家聯盟，並依托這些機構將世界構建為多元一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共同體。

  在這樣的基礎上，民主中國要改變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貧富差距和話語權差距懸殊的狀況，聯合世界各國應對各種全球性的挑戰，推動和平安定、公正透明、均富和諧、普世文明的國際新秩序的建立與發展。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強國，不應霸淩剝削小國弱國，相反應積極主持國際正義，調停國際爭端，做負責任的領袖國家，為世界和平與公正做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