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閘門一打開，美食的香氣就不管不顧的先跑了出來。但是如果把記憶裏母親的美食都寫下來，篇幅就太長了，打住打住。
到了舅舅們該上學的年紀，家裏就一個一個的把他們送到村子裏的小學校去念書。母親實在羨慕她的弟弟們，也想跟著去上學，卻也知道念書沒有她的份兒，家裏的重男輕女她是相當清楚的。
母親跟我們講過這樣一件事：太姥姥，也就是她的奶奶，過年的時候會打開她的糕餅匣子給小孩子們分槽子糕，那些男孩子們擠到前麵每人分到一塊，然後高高興興地拿到一邊吃，等母親到了跟前，太姥姥就把糕餅匣子蓋上了，把頭轉到一邊去就像沒有母親這個孩子似的。母親說她就知道了像這樣稀罕的東西沒有她的份兒，因為她是女孩子。以後她一看到太姥姥打開糕餅匣子的時候，她的弟弟，還有堂兄堂弟們都蜂擁著擠過去而母親會掉頭離開。她還是個孩子，看著她的玩伴兒們歡歡喜喜的吃糕餅而她卻沒有，她無法控製住她的口水和淚水不流下來。這件事太殘酷了，我一直不能忘記。
六十年代文革初期，忽然間世上就亂了，工廠停工，學生也不用上學了。我們姐弟三個還小，本來都在上小學，然後就看見有些人被綁起來掛上大牌子，戴上用紙糊的高帽子遊街示眾，還敲鑼打鼓的吸引人們去看。我們那時候不懂什麽，以為被綁起來的當然都是壞人了，聽見外麵敲鑼打鼓的聲音就會跑出去看熱鬧，反正不上學也閑著沒事。每天都有幾夥這樣的事情，我們也都興高采烈的跑出去追著看熱鬧。
直到有一天晚上，記得是個星期六，母親跟我們說，他們廠裏明天遊街的人裏麵可能會有爸爸，你們明天都呆在家裏吧，母親說。我們三個聽了都嚇壞了，第二天門也不敢出，一聽到外麵有敲鑼打鼓的聲音心就嘣嘣亂跳。再以後我們出門在外的時候都很緊張，最怕看見這樣的事了。有一次我和姐姐在市場附近玩耍，忽然聽見有鑼鼓響了起來，並且聽聲音是朝著市場方向來了，大家都朝著鑼鼓響的方向跑，我和姐姐嚇得發抖，姐姐拉著我趕緊朝相反的方向跑。後來知道了爸爸當時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因為他看見廠裏的人們那樣的被政治宣傳愚弄，實在忍不住了，就說了一些跟政府不一樣的話。
唉，不同的世代有不同世代的殘酷，沒有受過傷害的人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可是母親實在太想上學念書了。她知道她的爺爺和她的父親是不會讓她去的，她問都不敢問他們。她就老是纏著她的媽媽，我的姥姥。母親究竟是怎樣纏得姥姥受不了了，隻好去向姥爺和太姥爺為她求情的呢，她從來都沒跟我們說起過，一哭二鬧三上吊？我隻能揣摹著，想象著。但是有一件事我們姐弟們都確切地知道，那就是在母親的眼裏，能上學讀書是多麽的幸福，多麽的美好，多麽的重要，多麽的了不起，... 你就多麽著往說下吧，反正把一切能想起來的好的字眼兒全放上去都不足為過。
我們小的時候政府的規定是滿7周歲才可以上學。母親早早的就為我們買好了書包和各樣文具準備著，那心情比我們還迫切。姐姐的生日比開學的日子晚了幾天，好像母親還專門求人開了後門才得以入學，因為不然的話姐姐還要等整整一年。我現在想起來其實姐姐倒沒有什麽，等一年就等一年唄，是母親等不了那麽久啊。那時候好多人家並不太重視讀書，我們有些鄰居家的孩子們都十一二歲了還沒上學呢，一來是不重視，二來呢也是缺錢。六七十年代的人家孩子多，平均每個家庭有五個左右吧，並且大部分家庭都是父親一個人工作。記得每個學期的學雜費是每個學生兩元人民幣，而課本，作業本，練習簿和文具用品等是不包括在這兩元之內的。我不太記得是否有貧困補助啥的。那個時候兩元人民幣是個什麽樣的概念呢？一個七口之家常常隻有父親一個人上班，如果那個父親是個二級工人的話，每個月的工資是38.20元。所以四五個孩子都上學，光學雜費就是很大的一筆開銷。
我們的一個鄰居家裏有六個孩子，老大是個兒子在上學，老二是個女兒上學就比較晚，是母親買了書包和一些文具到那個家裏去說服她的父母送孩子去上學的。大概是母親以為不上學的人都像她當年那樣的痛苦呢。
總之母親是被容許去上學了。母親說姥姥跟姥爺和太姥爺說她這麽想念書，就讓她去學校認幾個字吧，反正是村裏的小學校，花費並不多，這個錢呢就算是給她的嫁妝了。姥姥常說母親的兩個同父異母的姐姐都很漂亮，母親不算漂亮，但是讀過幾年書的女生在當時並不多，也有利於找個好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