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年紀的文革雜憶

之一：罷課記

      66年最鬧騰的時候，我和弟弟們都太小。入紅衛兵不可能，連參加 “紅小兵” 也要查三代，家裏人還不讓問。每天上學路上看見縣中的學生們戴著紅袖標，扛著一個比一個大的紅旗，抓人、破四舊，呼口號，火燒斧砍、抄家批鬥，東砸西砸，既不怕警察，也不怕政府，更不怕老師家長，不用寫作業不用考試，滿街貼大字報，字寫得不好也不覺羞。據說還能坐不要錢的火車去北京大串聯，一張張藏在仿做的綠軍帽下繃緊的臉上是壓不住的張揚肆意。“馬克思主義…..就是…..造反有理” 這句話指不定是專門來哄teenager 的吧？我們這些在馬路牙子上踟躕流連不想回家做家務的孩子，說不豔羨一定是假的。

     我那時候剛上小學六年級，班裏有幾個像我一樣的教師子弟，大家自成小圈子。小女生的話題也離不了 ‘罷課、造反“，如果誰有哥哥姐姐在中學當紅衛兵，吹起牛來那驕傲得意的勁頭能把兩條小辮子都甩到頭頂上 。還記得那一天，由家住縣中宿舍的萍萍牽頭，我這個班裏最小的蘿卜頭附和，五六個女生開始秘密罷課（公開不敢）：我早上背著書包從家裏朝學校走，揣著一個饃饃半塊鹹菜，夾著一本二舅舅偷偷給我掏摸來平時來不及看的小說，半途拐彎去了臨街的同學家聚會。大家窩在一鋪大炕上，放下窗簾，嘰嘰喳喳玩些女娃子的把戲。屋子裏昏暗的光線，給我們的胡鬧塗上了神秘的色彩，撩開一角簾子，還能窺到街上偶然經過的遊行隊伍，聽得見大喇叭裏放的口號聲，偏偏又沒人瞧見我們，做地下黨一樣，真是說不出的新鮮刺激。

     如此這般革命了三天，我的小說也看完了兩本，終於東窗事發：學校找到了幾家家長，各方威逼下，我們灰溜溜地在男生們的嘲笑中回到教室，高個子的 數學老師沒有說什麽批評的話，麵無表情讓我們坐下。下課鈴響的時候，老師匆匆離開，男生們開始敲著桌子大聲唱語錄歌“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女生就唱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造反有理！” 吵架一樣，唱的人莫名其妙，聽的人不知所雲，我坐在椅子上傻看，跟著哄笑一通，雖然覺得這樣放肆很有趣，私心裏卻著實有些發虛。其實, 過了沒多少日子，學校就真的停課了。我們似乎“自由”了一陣子，便被各種風暴攪合得暈頭轉向。再回頭，課堂竟變成了苦求而不能得的東西，各種煎熬與懊悔就不必提了。

之二：批鬥會與憶苦飯

       學校停課是為了“鬧革命”，我們小孩子也忙得很呢：從公社到生產隊，再到各級機關，各種名目的批鬥會、大批判會總要把架勢擺足了吧？可惜農民就不可能在會場上守規矩，坐整齊。都是貧下中農，又不能當眾吼罵，革命領導也為難得很。隻有把各小學的學生調過來坐中間，聽話的孩子們坐在會場上顯得行是行、豎是豎，舉起胳膊整整齊齊喊起口號來看著就有氣概。我也曾被拎上台半閉著眼睛背誦“老三篇” 救場子，替會場主持人安撫觀眾。因為在農村，要弄個“萬人大會”，從入場到開會，沒有兩個鍾頭搞不定。那時候沒聽說哪個社員有手表，左鄰右舍也沒見過鬧鍾這東西，大夥都要聽大隊廣播匣子才知道時間的。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受邀參加北關大隊晚上的鬥地主大會“接受革命教育”，組織上叫了我們三個班的學生，不讓在家吃晚飯，說是會後有憶苦飯吃，不能逃避。會場設在大隊的倉房，挨鬥的地主家據說抄出了金條，他還不願意認罪，態度死硬。我們進去後並沒有看到他的臉，民兵們把他裝在麻袋裏，捆麻袋的繩子繞過房梁，一頭攥在兩個紅衛兵手裏，每個革命群眾發言呼過口號以後，麻袋就被高高拉起，又驟然落下，“通“ 地一聲，女生們捂著嘴不敢發出驚呼，麻袋裏也沒有傳出預料中的呻吟。如果不是能看見掙紮的身形，真不知道裏麵裝著一個活人。批鬥會久得快讓我們忍耐不下去時才宣告結束，

     天已經黑透了，倉房裏隻有一盞25瓦的電燈，晃晃悠悠吊在房頂上。沒人抱怨燈太暗，大概沒人想被人看清也不想看清楚別人吧。有人去解開了麻袋，拖著那個地主出來，雖然腳步鋃蹌，但是至少還活著。我們這些小學生們都鬆了一口氣，隨後被帶到外麵的台階上，一人手裏塞了半碗糠皮苦菜糊糊，我往嘴裏倒了一口 （沒有筷子），滿嘴苦澀，勉力吞咽下去，糠皮粘在喉嚨裏，嗆得咳嗽，黑影中有人喊 “趕緊吃下去，想想今天的好日子！” 身後的閨蜜拉拉我的衣襟，示意我挪向一側的草叢旁邊，偷偷把糊糊倒掉了事。隊裏的大嬸子們不吭聲，睜隻眼閉隻眼讓我們離開，大家摸著黑餓著肚子回家了。

       外婆在家裏等著我，鍋裏留著小米粥。她聽我說了批鬥會的事，隻念了一句“作孽啊”，後來幾天我都跟外婆擠著睡，睡著了做噩夢，醒來老覺得嗓子裏還有糠皮粘著，怎麽都清不幹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