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七零年代： 一塊錢的“案子”

 

     六九年十二月，複課將將兩年的我們忽然被“初中畢業”了。因為學製縮短，縣 “第一完全小學校” 戴帽變成七年製初中，我們就是首屆畢業生。一群半大孩子，沒有高中上，農村戶口的回生產隊掙工分，像我一樣城鎮戶口的，就開始無所事事，隻能到處想法子打短工。早春我跟著嬸子大娘們去北關外的卷煙廠抽“煙筋”，三、四月去苗圃幫著挖樹苗。最熱的伏裏天背著噴霧器在離家五裏地的良種場給棉花打藥。這期間紡織廠、煙廠都來招過幾波工人，班裏的女同學九成去當了織女，我填了四、五次申請表，卻被卡了下來。也許是因為老爸的處境，通不過政審關，連體檢的機會也不給。當然沒人費神來跟我解釋原因。 

    母親托她在侯馬街道上工作的同學幫我想辦法找個工作。請托的過程有些一言難盡，我跟在母親身後，看著她一向挺直的背有些佝僂，手裏的小包裹裝著寒酸的”禮物“ 去求人辦事，我跟在後麵覺得全身無力，囧得不知說什麽好。 

    這位“姨姨” 其實很幫忙，很快就通知我去侯馬的供銷社去頂替一個生孩子休長假的人做臨時工售貨員。 

    供銷社沿著主街道分別有五個分店，最南邊的是副食品，再往北一些是“日雜”，賣鍋碗瓢盆水缸簸萁陶罐之類。另有賣布匹棉花針頭線腦的百貨部，總社在最北邊，領導們、會計和食堂、會議室都在總社。 

    我要去的是供銷社的書店。大革命的時代，書店隻有兩間的門麵，一排排架子上都是各種版本的”毛選“，偶然能看見幾本馬列選集。書貴一些，基本是單位來采購，每天售出 ( 領袖當然不能說買賣，顧客進門得說來“請” 一張寶像。) 最多的就是各種領袖像：天安門上揮手的、正麵免冠半身的、帶紅袖套的、娃娃圍著的；還有易碎的石膏像，一旦在運輸途中或是清潔過程中受損，後果是災難性的。 

    店裏有一個胖胖的女師傅坐鎮，是正式職工。聽說她是附近部隊隨軍家屬，人很和氣，但是嘴很碎，沒有顧客時不停地念叨。我一上班就被指使著團團轉，小心翼翼的用抹布清除玻璃櫃台下大大小小石膏像上的灰塵。不能讓別人看見我用髒抹布擦拭神聖的領袖，還不能隨意搬動這些易碎物品。活不重，我卻每次都緊張出一身汗。 

   我的宿舍在副食店的後麵，四麵房屋，中間是天井。站在門口隻能看見屋頂上的陽光。屋裏橫豎各放一張單人床，住兩個人。供銷社裏大部分是本地的，家近的都不住宿舍，小院裏隻有六、七個人。 

   上班兩周後，社裏新來了兩個姑娘，跟我做了鄰居。高個子叫許曼麗，矮一點的叫鄭美珍。這名字一聽就帶洋氣兒，而她們的確是南洋華僑子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印尼排華浪潮厲害的時候，被接回廣東福建上學的那一批，中學畢業後從汕頭輾轉分配到我們這裏工作。 

    我那時候最遠隻去過隔壁的絳縣，盡管讀過不少翻譯的外國文學，對“遠方”的世界並沒有多少了解，又正是充滿好奇心的年紀。兩個姑娘初到這個北方陌生城鎮，滿心忐忑。相互吸引，我們很快就湊在一起成了好朋友, 整天同進同出。 

    美珍分到副食部，開始學習用小稱稱糖，稱散茶，學會怎樣用馬糞紙加紙繩包裝。晚上書店下班我也跟著到前麵店鋪裏幫著包點心、月餅之類湊熱鬧。我覺得翹著蘭花指稱東西最有趣。教我們的胖師傅姓王，祖上就是開雜貨鋪子的，玩稱杆子能玩出花兒來。明明兩隻手又短又粗，偏偏靈活無比，不管黑糖砂糖還是茶葉，一眨眼就被包的方方正正，用細細的紙繩捆得巴巴適適。王師傅教我們用尺子量布，不用軟尺，用一把黝黑的木尺，看著有些年頭了。他總是把尺子插在脖頸後的衣領裏。我們騎著自行車過年前送花布（瑕疵布，不要布票的）下鄉，人堆擁擠搶購時，就顯出老師傅的本事啦。我覺得他從脖子後麵拔出尺子的動作宛如拔劍一般瀟灑，盡管他棗核一般的身姿跟劍客絕無可能有任何幹係。 

    我們幾個年輕人總是被各個部門調來調去打雜，曼麗被派到日雜部門倒騰鍋碗瓢盆。有天回來悄悄跟我說，有人找她談話，讓我們幾個年輕人離那個王師傅遠點，因為他出身不好，屬於控製使用對象。有什麽發現要向組織匯報雲雲，我們互相看看，心裏緊張起來。跟著這個師傅學手藝是組織安排的，離他遠點貌似也是組織的意思，這個”距離“到底該怎麽把握呢？愁人啊！ 

    到了冬天，大家都不樂意出門受凍的時候，我們仨又得了一個重要任務：每天傍晚打烊之後，出兩個人一起把副食店一天的營業收入現金步行送到總社交給會計。百把塊錢，現在看起來真不算多，可是那時候我的月工資隻有十八塊呀！ 

    記得那天是星期五，我從書店回到住處，又被委派和美珍一起到總社交款。王師傅當著我們的麵點清錢數，有零有整總共一百一十二塊五毛，用包點心的紙包好，紙繩紮起來，附上簽字繳款單後交給我們。美珍拿在手裏，我跟在一側，有一搭子沒一搭子和美珍說著閑話，提心吊膽慢慢在街上走過去。不到千米的一段路，我們兩個都覺得那條街長得永遠走不到頭。 

    會計是個臉色蒼白的禿頂男，數錢速度很快。三兩下就算好賬，簽了收據放我們去吃飯。我和美珍完成任務後輕輕鬆鬆去與曼麗會合，嘰嘰喳喳很是高興。 

    星期六早上，我照例提前到書店打掃, 師傅來了之後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 通知我去社裏見革委會領導。 革委會的副主任個子很高，一臉陰沉，反反複複的問我路上是否打開錢包碰過錢，從副食店拿到錢是否事先確定看清楚錢數；交給會計之後有沒有再碰到錢，正著問，反著問，隻允許回答，卻不容我問到底發生了什麽。我又委屈又憤怒，但是不敢拒絕，隻能翻來覆去重複自己的話，還得留神不小心說錯, 好不容易應付完出來，看見美珍紅著眼睛站在台階下，手足無措，我不知道怎樣安慰她，隻能拍拍她的手臂，拉她去洗把臉，因為我也很想哭啊！ 

   我和美珍被允許回宿舍“學習”， 不能離開單位，還是曼麗和另外的同事偷偷幫忙，總算明白了原因：我們周五交款之後，會計匯總賬目，發現少了一塊錢，平不了帳。革委會的領導恰好過來”巡視“，“鬥爭” 的弦一緊，立刻抓住不放。會計惹不起別人，就把懷疑栽給我們兩個沒有後台的小姑娘。再加上副食這邊的王師傅身份本就容易背鍋，這件事變得複雜起來。 

   也許我們堅決不認的態度起了作用，到底沒有給我們兩個定罪，社裏開了一次“ 狠抓階級鬥爭不放鬆” 的動員大會。會上主任嚴厲地斥責了“部分沒有改造好的舊職員”，必須認真檢查思想，好好反省雲雲。我側頭看了一眼不遠處坐著的王師傅，發現他居然歪著腦袋睡著了，嘴角掛下來一絲口水，亮晶晶的，我覺得實在滑稽，心裏的委屈憤怒忽然就鬆了。 

   雖然沒有定罪，我和美珍還是被派去響應領袖號召，到城外的澮河灘深翻土地一周。 

   河灘地潮濕，冬日裏上了凍，憑我的手勁，一鍬下去隻能戳個地皮。全身站上去也就挖個半尺深，深翻土地一尺二談何容易。一上午也挖不了兩平方米。順河的西北風都沒讓我們戴住圍巾，淨擦汗了。 

   幸好沒有人監工，我跟美珍還可以訴苦發牢騷。越說越覺得跟錢打交道的職業不適合我，美珍是分配來的正式工尚且如此受氣，我這個臨時工更是沒有前途，憂愁入心，手中的鐵鍬更覺得沉重無比。 

   有道是“天無絕人之路”，過了元旦，街道居委會忽然通知有電建公司招收學徒的機會，因為工種不好，而且需要到處流動，雖然是國營單位，競爭卻相對很小。一般說晉南人不願意離家，我卻樂意到處看看，吃苦不在話下。 

   母親替我報名後，政審體檢一番折騰，我依依不舍告別兩位好友，於1971年二月開始，正式成為火電廠鍋爐安裝工地的學徒，終於是偉大工人階級的一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