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曆》
1967年回寧探親
2025年12月現在，世界上戴寧生最不願意回去的地方莫過於西安交大了。他1968年1月16日離開北京，沒有直接回西安，而是又回到了南京小粉橋五號附15號的家。晚上，他輕輕敲開了前麵客廳的門。他父親開門一看是他，灰著臉，驚訝地低聲問道：“你怎麽回來了？”
他進了門，隻見客廳裏放了兩張床，一大一小，一個大衣櫃，一張書桌，還有一張小圓桌子。這間不足二十平方米小小的客廳裏放了這麽多家俱後就幾乎沒有可以走路的空間了。房間裏住著三代四人：父親和母親，還有不久前剛從北京趕回家來分娩和坐月子的三姐和三姐新生的嬰兒。顯然大床是父母睡覺用的，那張單人高鐵床是三姐帶小毛娃睡覺的，小圓桌子是吃飯用的。
他父母捏著嗓子告訴他，這個聯棟屋單元現在搬進來了三家人。二樓原臥室住進了兩家，一樓原飯廳住進了一家。他父母被勒令住在原客廳一間房子裏。聯棟屋的其它部分四家人合用。他們指指把客廳和飯廳隔開的北牆，示意戴寧生“隔牆有耳。”又指指客廳的南牆。南牆外原是他們家的前花園，戴寧生表示不解，壓低了聲音問道：“前院怎麽啦？”父親貼近他的耳朵，用幾乎隻有他能聽見的聲音說：“周伯勳的兩個兒子！”
周伯勳是南京大學數學係的教授，住在他們家這一排聯棟屋的前一排，隔著周家的後院和他們家的前院以及其間的兩條小路，兩家相距少說也有20到30米之遠。戴寧生轉臉用疑惑的眼光看著母親和三姐，期盼她們能告訴他是怎麽回事。三姐專心哄著懷裏的毛娃，沒有搭理他。他母親擺出一副厭惡的樣子，嗤之以鼻地說：“那兩個壞小子，參加了院子裏的’紅色恐怖隊’，專門躲在南牆的窗下偷聽，然後去給紅衛兵造反派匯報！我們吃了他們幾次虧了！”
三姐本是家中與戴寧生最為要好的了。可這次戴寧生是頂著“書寫反動標語”的罪名回到家裏來的。他們又不能放開聲音正常地說話，這一間擁擠的房間裏的氣氛真是沉悶到了極點。三姐本已定了是準備在北京生娃坐月子的，結果在最後分娩前一兩天決定還是回到老家父母身邊來。父母的處境和家中的情況她不是不知道，隻是在兩個極壞的選擇中，回到南京的父母身邊還是要好一點點。
“他叫什麽？”戴寧生指著三姐懷裏的毛娃問。
“捷。”她說。
戴寧生突然想起來了，這名字是毛娃的父親起的。記得自認為頗有文采的三姐夫對他說過，為了給兒子起個好名子，絞盡了腦汁。他對戴寧生說：“單字比兩個字的名字要好起得多，選字的負擔少了百分之五十。”說著他打開一個筆記本，其中有一兩頁上寫滿了可能入選的字。最後他對戴寧生說：“我定下了，就用’捷’這個字，——捷報頻傳的意思。”
戴寧生聽後無言以對。對當時得勢得益者而言，當然可稱之為“捷報頻傳。”對他父母、大姐、三姐和他自己來說，當時的情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噩耗接踵而至。”
戴寧生輕輕從三姐那兒抱過未滿月的毛娃，母親在旁邊說：“小心點！這是你三姐的心肝寶貝！”三姐臉上露出一絲自豪的微笑，房子裏的氣氛稍許輕鬆了一些。戴寧生沒有仔細地去揣摩這毛娃的長相。看著這間無法挪動腳步的房間，想到窗外正在偷聽的周伯勳的兩個兒子，還有那張本是單人睡的高鐵床，因為太小，三姐隻好側著身子躺在那裏，為的是騰出空間來讓毛娃睡，他心裏什麽滋味都有，也可以說是什麽滋味都沒有。他當時無法去預料，眼下的一切正暗示著三姐和這個毛娃未來將有什麽樣的悲劇和不幸！
戴寧生向家人訴說了近來發生的事情，他本想提出在家裏多住幾天，最好能住到元月30日春節之後，調節一下他最近遇到的諸多不快的惡劣心情。但是看到家裏已是麵目全非，父母的境遇不比他的好。快過年了，小陶園死寂得像一片墓地一樣。他在家裏住了兩個晚上，隻好悻悻地告別了父母、三姐和她的新生兒，離開南京，回西安交大去麵對那些他不願麵對但又無法逃脫、完全沒有能力抵擋的情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