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2024年寫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曆》一書。亞馬遜網站（Amazon.com）有該書和其附錄等，中文版網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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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反標”事件
2025年9月5日
1967年2月下旬，戴寧生和鄭清生回到了西安交大。少數的革命造反派頭頭們一如既往地日以繼夜地為聖人的文化大革命忙碌著奮鬥著。他們在聖人及其黨羽的慫恿和支持下，擊潰了保守派，又奪取了各級黨和行政機關的權力。旋即，全國的革命造反派分裂了，分成了兩大派：極左的一派和更加極左的一派。隨著時間的推移，為了捍衛他們的同一個聖人，為了權力，將日益加劇他們之間的鬥爭，並終將演變成兩派之間的一場殊死的武鬥。
然而，大多數的學生都疲倦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現在隻在高音喇叭裏繼續著。戴寧生所屬的所謂“逍遙派”的隊伍在迅速地擴大著。學校裏開始流行“男焊女織”。男生多喜愛裝收音機，他們自行設計線路，在西安市走街串巷地尋找便宜的零件，電阻、電容、電子管、晶體管、線圈、開關等等，自己設計零件的布局，看誰能裝出質量高而精巧美觀但成本低廉的收音機來。女生則多偏愛勾勾織織。即令是開會學習，她們也可以手持兩根打毛線的針和一團毛線或一根鉤針和幾團彩色的線，一邊編織，一邊走那些千篇一律的過場，然後看誰能編織出更新穎的花樣來。這在當時叫做“無政府主義。”
聖人於是派來了他最信得過的部隊軍人到學校來，試圖再來一次軍訓以整頓這些遊離散慢的學生。記得1965年秋天戴寧生那一屆剛剛入學時，就有過一次軍訓。農村孩子參了軍，被派到學校裏來教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新生站隊報數、立正稍息、齊步走和立定。現在，這些農村出生的娃娃兵又來了，他們想把遊散了將近一年的這些已經成了“老油條”的學生再次吹哨集合起來、站隊報數、立正稍息、齊步走和立定，談何容易！真是此一時彼一時，沒幾天，人們就看到這些娃娃兵和“老油條”們廝混在一起打籃球、下棋、打撲克牌了。人們不禁感概到：“什麽軍訓，分明是在訓軍！”
當時戴寧生所屬的計算51班的同學居住的安排是從1965年入學後的安排沿襲下來的。1965年入學後不久，無線電係的新生被分派到五個不同的專業：真空，元件，無線，控製，和計算。戴寧生所在的計算51班共有32名學生，其中六名女生26名男生；進而再分成三個小組。六名女生中，唐雪英和裘翰卿屬於第三組，張磚霄和王會筱屬於第二組，楊金娣和司晉梅屬於第一組。司晉梅因病在開學後不久就休學了。所有的女生都住在女生宿舍裏。
班上的26名男生再分派到24舍四個不同的寢室。第三組的八名男生，肖展祥、張秀忠、吳軍、呂德明、朱文章、林誌成、林瑞華和戴寧生，分配住在24舍二樓的209室。第二組的九名男生中的七名，王誌清、黃順喜、高玉書、吳鈞瑞、林成河、陳國榮和羅大江住在211室；另外兩名，周宏誠和彭偉，則住三樓的309室。第一組的九名男生中的八名，孫榮坤、沈榮華、周卓明、張樂成、薛振邦、白長春、楊聯綱和李天生，住一樓的101室而另一名，鄭清生，則與周宏誠和彭偉住三樓的309室。
那時，王誌清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肖展祥是班長。因為309室相對空閑了很多床位，他兩商量後就決定王誌清從211室搬到309去住，原因是他們認為周宏誠思想落後，需要幫助。王誌清搬到三樓309後不久，周宏誠就整天大鬧他的錢少了、東西不見了。王誌清家庭出身比較貧困，承受不了被指責偷拿他人東西的壓力，又搬回到了211室。肖展祥對戴寧生說：“班上數你們家經濟情況最好，不怕人說你偷錢偷東西，你搬到309室吧！”戴寧生於是離開了209室搬進了309室。果然，周宏誠再也沒有鬧丟錢丟東西的事了。
掐指數來，停課已經快一年了。看看全國所有高校的形勢，學校行政部門和教學部門都癱瘓了，有點學問的教師學者不是被打倒了就是靠邊站了。按照時下流行的說法，知識是封資修的東西，所以學習這些東西形同犯罪。從戴寧生記事起從來沒有這麽無聊和沒有長進過。有一天，他在西安市中心鍾樓東北麵的郵電大樓裏的南端，意外發現了一個櫃台，專門出售外國出版的報刊雜誌，如日本共產黨出版的日文《赤旗報》和澳大利亞共產黨出版的英文報紙《Vanguard（先鋒報）》，還有中國出版的外文報刊雜誌如英文的《Peking Review（北京周刊）》，等等。原來，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分裂後，有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就站到了中國共產黨一邊，成了友好的“兄弟黨”。它們出版的報刊雜誌因而得以合法地在中國市場上銷售。戴寧生如獲至寶，買了一大摞回來，還あいうえお地學起日文來。
***
1967年3月28日星期二中午午飯後，一個陌生人來到了戴寧生所在的24舍309室。陌生人自稱是校治安保衛組的。他沒有說明自己姓什麽叫什麽，也沒有出示任何證件。他拿出一張紙來，問宿舍裏的人：
“這是誰寫的？”
這張不大的紙上有豎著用毛筆寫的兩行字。右邊一豎行是“毛主席”三個字，左邊一豎行是“反革”兩個字，兩行字並不十分平行，左邊的兩個字墨水更淡一些，左邊的兩個字和右邊的三個字字跡不同但有相似之處。這張紙被對折過，對折時，左邊的兩個字的墨跡尚未幹透以至對折的一麵上有左邊兩個字的一點墨跡。
戴寧生隱約記得右邊的三個字是他前幾天寫的，就指著那三個字說：
“這三個字是我寫的。”
來人接著問：“那另外兩個字呢？”
沒有人回答。來人問戴寧生：“是你寫的嗎？”
戴寧生又看了一會，努力在記憶中尋找答案，說：“不是我寫的。”
來人對戴寧生說：“你把寫那幾個字的情況寫一份材料，交到治保組來。”
戴寧生冥思苦想，終於隱隱約約地回憶起來了，那是3月25日星期六上午的事情。那天上午軍訓安排的活動是各組一起聽取廣播中的一個配樂朗誦。於是，同寢室的鄭清生就到一樓101室他所屬的第一組去了，周宏誠和彭偉就去了二樓211室他們的第二組。戴寧生本該去他所屬的209室第三組的，但他覺得留在自己的宿舍裏聽更舒適和自由一些。他躺在床上，把腳掛在床外，廣播中的配樂朗誦都是些陳詞濫調，乏味至極。
過了一會兒，戴寧生從床上起來，走到了宿舍裏對著南窗一排放著的兩張書桌前。桌上放著時下每個寢室都有的紙、毛筆、墨水和一碗洗毛筆的水，那是供寫標語和大字報用的。此外，還有一本新編的柳公權的字貼，頭三個字就是“毛主席”，跟著是一些頌揚聖人的語句和聖人的詩詞。戴寧生信手拿起毛筆來，模仿著柳體的字帖寫下了三個字。寫完後，他看了看，覺得寫的不好，就把筆架在洗筆的那碗水上。不久，配樂朗誦播放完了，戴寧生就離開了309室，到二樓的209室去參加聽完配樂朗誦後的討論會，按要求去談談聽後的心得體會。
在配樂朗誦和開會談心得體會之間，有一段休息時間。據後來周宏誠所說，他在這段休息時間裏從二樓的211室回到了三樓的309室來取東西時，發現地上有一張紙，上麵寫著兩豎行五個字。他說，他覺得“很好玩”，就把紙對折後拿到211室給他們同組的人看。大家看後，認為這是反動標語，就把這張紙交到了校治安保衛組。這些情況戴寧生是後來才知道的。
戴寧生按自己的記憶，把全部能回憶出來的情況寫了一份材料，送到了設在行政樓一樓的治保組辦公室。接受材料的就是那位到他宿舍裏來的陌生人。這次，戴寧生把他看得比較清楚。他長得白白淨淨的，十分年輕，看上去像是一名臨時在這裏工作的學生。白淨的年輕人看完戴寧生寫的材料後平靜地問：
“就這麽多了？”
戴寧生為難地說：“隻能想起來這麽多了。”
幾天後，治保組傳話讓戴寧生再去一躺。白淨的年輕人平靜地說：
“你寫的材料我們研究了，我們認為不行。我們沒法就此結案。”
戴寧生說：“我確實想不起更多的情況來了。”
白淨的年輕人平靜地說：“你再好好想想。”
這時，從治保組辦公室的套間裏走出來一個中年人。他嚴肅地對戴寧生說：
“我們認為那兩個字也是你寫的。”
戴寧生說：“可是，我不記得我寫了那兩個字呀！你們請公安機關做一下筆跡鑒定吧！”
中年人擺出一副一切都是為戴寧生好的口氣說：“這事本來不算什麽，你又沒有張貼出去，又沒有散發給別人看。要是我們把公安部門請進來，那就非立案不可了。這事你說清楚了，我們就可以結案了。”
白淨的年輕人平靜地說：“你還是再好好想想吧！重寫份材料來！”
是啊，戴寧生並不能100%地完全排除他無意中也寫了左邊那豎行的兩個字。他記得他是寫在一張較大的紙上的，可事實是一張比他記憶中小了很多的紙。他記得他寫完後紙是留在桌子上的，可周宏誠說他是從地上拾起來的。有可能他後來又無意中寫了兩個字？大概他不小心把紙碰到地上去了？治保組接連幾天約他去治保組就此事來來回回沒完沒了地談話，勸說他承認是無意兩次寫成的。
戴寧生屈服了。他現在隻求事情能早早結束，好再去過他逍遙派的日子。他又寫了一份材料，把無意中大概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也描寫了一番。白淨年輕人和中年人看後說：
“不行！又是可能又是大概的，我們怎麽結案？”
中年人走進套間，從文件櫃裏找出了一份材料，遞給戴寧生，說：“這是我們前不久了結的一個類似的案子。你參考一下吧。把那些’可能’、’大概’的字眼統統去掉，我們就可以結案了！”
戴寧生接過那份材料粗略地看了一下，是一個人在一張報紙上寫了聖人的名字，可正好接上了報紙上一個標題中的“黑幫”兩個字。果然，材料中找不到任何“可能”“大概”之類的字。
白淨的年輕人平靜地說：“你把’可能’、’大概’去掉，重抄一邊，我們就可以結案了。你就坐在這裏抄寫吧！”
戴寧生又屈服了。這些天來，他已經被折磨夠了，他隻盼事情趕快了結。他於是刪除了所有“可能”和“大概”的文字，又重抄了一邊。抄完後他自己又讀了一邊，覺得十分的別扭和不通順。但是，他一時顧及不了那麽許多了，他硬著頭皮交給了白淨的年輕人。
白淨的年輕人把新寫好的材料拿進套間，關上了套間的門。不一會兒，從套間裏走出來三個人，原先的中年人之外，又有一名稍微年長一點的中年人。新出現的中年人顯然地位要高一些，看上去像是一個負責人。他沉下臉，聲色俱厲地對戴寧生說：
“什麽無意中寫的？有意寫的也好，無意寫的也好，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反動標語！你好好挖挖思想根源！”
戴寧生這才知道他上了當。他氣憤地反駁道：
“我沒有什麽思想根源可挖的！那左邊兩個字本來就不是我寫的！你們欺騙我說承認了就可以結案！我要收回我剛剛寫的材料！”
戴寧生剛剛交給白淨年輕人的材料當然是再也不可能要回來了。血氣方剛的戴寧生一時不知該說什麽，質問到：
“你們都是誰？你們為什麽不肯告訴我你們的姓名？你們為什麽汙賴我寫了那兩個字？你們為什麽不去調查誰寫了那兩個字？”
新出現的中年人把桌子一拍，厲聲說道：“你不要囂張！我們是決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反對偉大領袖的壞人的！”
改變戴寧生人生的“反標事件”就這樣開始了。
***
此後，戴寧生因此經曆了個人物品被查抄沒收、批鬥遊街、隔離審查、坐牢和勞改，達五年之久。到了1972年元月20日，西安交大校革委會就此案給戴寧生作了結論，結論中說：“…… 1967年3月25日在戴寧生所住宿舍（學生24舍309室）發現可疑字條 …… 現對戴寧生的問題進行了反複的核實，研究認為：…… 可疑字條不是戴一人寫成，否定戴寫反標（的）罪行 ……”
“反動標語”變成了“可疑字條”，而且明確指出不是一人寫成。換句話說，左邊一豎行的兩個字不是戴寧生寫的。那麽，是誰寫的呢？2009年戴寧生專程從美國回到中國，在上海、西安和成都等地和那些當年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再“踏上千萬隻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同班同學在闊別40年後第一次相聚了。5月30日星期六，他專程來到成都。家住成都的羅大江接待了戴寧生後，朱文章和周宏誠專程分別從他們居住的重慶和瀘州趕到成都來相聚。他們一起吃了午飯，又到一個茶館坐下來聊天。周宏誠找了一個機會對戴寧生說：“對不起，我當時隻是想開一個玩笑，沒想到後來弄成那樣。”戴寧生聽了沒有應答他，漫不經心地似乎就沒聽到周宏誠說了什麽。他心裏很清楚，人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事到如今，沒有必要去追根究底周宏誠所說的是什麽意思，也沒有必要去揣測或分析周宏誠所說的含義。
1967年4月上旬治保組把五個字定為“反標”事件後，戴寧生斷然否定了他寫了左邊的兩個字。治保組一時也沒有再來找他，事情僵持在了那裏。戴寧生感到他的頭上就像被帶上了一個緊箍咒，又好像有一把利劍懸掛在他的頭上，胸中被一塊巨石壓迫著喘不過氣來。
他在和治保組的交往中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他不能原諒自己。他愚蠢、幼稚、輕信，特別是，沒有承受壓力的能力。轉念一想，他又覺得應該原諒自己？他剛剛過了21歲的生日。六歲的時候，他被送到由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先生於1923年創辦的南京市鼓樓幼兒園。七歲時，他進了南京師範學院附屬小學，那裏的學生大都是來自南京大學（原金陵大學校址）和南京工學院（原中央大學校園）教授們的家庭。再後來，他在南京第十中學（即如今的金陵中學）被分在雲集高幹子弟的四班。他從來沒有接觸過像治保組裏的那些人，也從來沒有接觸過像周宏誠那樣的人。他從小受到的教育，無論是來自家裏的還是來自學校的，就是要誠實，誠誠實實地說話、做事、處理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沒有人警告過他輕信是一種何等危險的性格缺陷。多年來，他過著優裕安全自信的生活，自以為是的他從來不知道要提防周圍的人，哪裏會知道人的一生中其實充滿著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