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4年寫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書。】
被捕入獄
2026年3月13日
第三天早上，也就是1969年2月12日早上，戴寧生被帶出了那間暗室。他以為那隻是南大專政隊傳訊他，其實是西安交大來了三個人，兩名工宣隊的和一名高年級學生。他們用手銬反銬了戴寧生的雙手就把他帶到下關火車站乘車返回西安了。
他的一兩件東西留在了關押他的房間裏了，特別是那件外衣，裏麵放了剩餘的一張五角錢的人民幣和二兩糧票。南大專政隊把這幾樣東西還給了戴寧生的母親。那天戴寧生母親勞改了一天回到家裏，看到了那件外衣，還以為是戴寧生回家了呢！她好心的朋友告訴她，你兒子腿瘸了，被反銬著帶走了。她從那件衣服裏摸出了那一張五角錢的人民幣和二兩糧票，洗幹淨了那件外衣，曬幹後，好好地收了起來。她的專案組中的一個惡劣成員恐嚇她：“你兒子的案子是由總理直接抓的！你要和他劃清界線，老實交代他的問題！”這些事都是1972年秋天戴寧生出獄後第一次回家探親時她母親對他說的。
至於1969年2月12日那天他是如何被帶上火車押返西安的，戴寧生的記憶基本上是空白的。他隱約看到火車上車廂接頭的過道上貼著的抓捕他的通緝令，那大概是西安交大散發張貼的。他把自己封閉了起來，視無所見，聽無所聞。腦子是麻木的，沒有想任何事情，當然不會去關心西交大和南大這些高等學府怎麽會有手銬，怎麽就可以使用起手銬來，怎麽就可以散發和張貼起通緝令來。
2月13日星期五上午，在西安交大行政樓前搭建了一個臨時用的台子，召開了全校逮捕戴寧生的大會。高台的對麵是西安交大的標誌性建築物，西交大圖書館。圖書館門前原本是兩尊標誌性石像，一邊一個男學生，一邊一個女學生，正在攀登科學技術的高峰。文革開始時破四舊的高潮中，應該把這兩尊石像砸掉的。不知道誰起了善心，隻把他們用木板包了起來然後寫上了符合時宜的革命標語。行政樓和圖書館之間是個新豎立的聖人的石像。他高舉著一隻手，號召著，大家都去盡情地做惡吧！
雖然1月18日，中發??5號文件決定大、中學校一律不放寒假，但因為春節將近，很多人還是離校回家過年去了。加之因為革命風暴而沒有及時畢業的高年級學生也終於分配了工作離開了學校，三年來也沒有新生入校，校園裏的人比平時少了許多。參加這個全校逮捕大會的應該不足500人的樣子。2月8號晚戴寧生選擇了那兩名高年級倀鬼當班時逃跑，現在這兩名倒黴的倀鬼，“董超”和“薛霸”，總算輪到他們來好好表現一下階級仇恨了。他兩給戴寧生狠狠地做了一個“噴氣式“，押上了那個臨時的逮捕大會的高台子。
一個人，按理應該是公安部門的，但可能隻是交大治安保衛組的（就這幾年戴寧生和他們交往的經驗而言，他們是世界上最可恨的人），上台宣布了逮捕令。逮捕令中除了姓名和性別屬實之外，其餘全屬編造，包括戴寧生的年齡也被加上了兩歲。想來編造罪行是必須的，不然就戴寧生那點屁事實在夠不上被逮捕的資格。好在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一切都無所謂。
其中較有娛樂性的是說他是清末賣國賊兩廣總督“名琛”【見本文末注一】的後代，所以他出身反動，生來就有賣國的血脈。那時距離互聯網時代還有近半個世紀，專案組是如何有這個重大發現的？想來工科學校裏能了解這段曆史知識的人應該是鳳毛麟角。戴寧生隻知道他父親是廣州生的。再說，名琛是江蘇省溧水人，莫非戴寧生果真有這個傳奇的老祖宗？2013年前後戴寧生因從台灣的堂哥那裏得到一份家譜而對家譜一事興趣大發【見本文末注二】，弄清了他家在蘇州東山的根和移民南京後的分支直至現時的眾多親戚。他甚至在上海圖書館花費了一萬元人民幣購買了德輝編纂的《吳中氏族譜》66卷的一套光盤。遺憾的是，他們家和那個名琛並沒有宗親關係，至少這最近的三四百年內是難以聯係上的。
那天上午宣布逮捕戴寧生後，旋即押上了囚車，是一輛公安局的專門押解犯人的吉普車。周圍圍滿了憤怒的人群，他們高呼著各種各樣的“打倒”口號，把攥緊了拳頭的手臂伸向天空。也夾雜著一些好奇的人，他們追著囚車走著跑著，向囚車裏張望著。車上的公安員關上了囚車的後門，囚車從擁擠的人群中徐徐向西挪動，逐漸加速擺脫人群。【見本文末注三】
正在囚車開始加速行駛時，有人在猛烈地敲打著囚車的後門。一個公安員打開後車門，戴寧生看到敲門的人是他同班的女同學張轉霄。張轉霄可能是班上最後一任主管戴寧生專案的文革小組頭頭。她為了能追上行駛著的囚車，小跑了幾步，敲開了囚車門，兩邊是高呼口號的憤怒的人群。她遞進來了一個小包袱，也許還問了一句：“你還需要什麽嗎？”
回想起來，班上五個女同學中，唐雪英、楊金娣和裘翰卿三人來自江南，張轉霄和王會筱則來自當地陝西。來自江南的戴寧生初到西交大時也多多少少沾染了當時看不起北方人的偏見。文革風暴一來，唐雪英和楊金娣就竄上了天，整起戴寧生這樣的反動學生可謂不遺餘力。想來在戴寧生起初的專案組裏，唐雪英是個小頭頭。到後來把戴寧生折磨夠了，頑固的戴寧生不好玩了，他們就把這根啃得沒味道的骨頭扔給了張轉霄。記得張轉霄上任伊始，還到東二樓二樓關押戴寧生的走廊裏來看望過戴寧生，摸了摸桌上的褥子和被子，問：“夠不夠？冷不冷？”也許後來還讓戴寧生給南京的母親寫了封信索要過冬的衣物。
戴寧生接過那個小包袱，裏麵不過是幾樣戴寧生被關押在東二樓時留下的生活用品。他沒有回答她，隻是心裏被深深地打動了一下。人性沒有完全泯滅啊，哪怕是在現在這個人間地獄裏！
終於，囚車沿著圍繞交大行政樓的林蔭道走出了西交大校園，駛向了西安西北方向郊區的一個頗為遙遠而未知的地方，一個監獄。後來他的獄友告訴他，這個監獄是陝西省第一監獄，因地處紅廟坡，所以一般人就稱其為紅廟坡監獄，或者幹脆簡稱“紅廟坡”或“紅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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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紅廟坡監獄到底在西安什麽地方？1978年，戴寧生行將永遠離開西安回南京老家在南京大學就讀數學係研究生時，騎著自行車試圖在西安的西北方找到它。那時的西安，出了西北方向的城門不遠，城外就大抵都是農村了。雖然聖人已死，聖人的妖婆已關進了秦城監獄，戴寧生還是心有餘悸，沒敢放肆地四處打探紅廟坡監獄到底在哪裏。最終是沒有找到。
直到2005年5月26日星期四那天，他懷揣美國護照，由西安光明低壓開關廠的老同事白芙玲女工陪同，乘出租車，直接來到了紅廟坡陝西省第一看守所。看守所在玉祥門外，紅廟坡路和永興路交口處、南北方向的永興路上。向東開的大門兩邊掛著兩個豎立的大牌子：“陝西省看守所”和“陝西省公安廳監所管理總隊。”
事隔36年多，紅廟坡一帶已見不到農田了，四處都是建築物。一眼看去，到處都是破破爛爛的街道和房屋，又髒又亂。他和白芙玲先繞監獄的牆走了一會兒。紅廟坡監獄臨街的三麵圍牆上沒有了當年的鐵絲網；那時傳說是電網，不知真假，估計是假的，說說而已。現在是三層不同顏色的磚砌成的高牆，大概有四人高左右。三層不同顏色的磚說明它在原來的高牆的基礎上又兩次加高。監獄四個角上都新蓋了封閉的看上去麵積挺大的崗樓，崗樓上還有窗子；這樣一方麵外麵的行人看不見持槍站崗的士兵，一方麵站崗的士兵可以免受冬日的嚴寒和夏日的炎熱。
掛著牌子的大院的鐵門緊緊地關閉著，隻有旁邊的一扇小鐵門開著。小鐵門上麵是一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門前並無士兵站崗。戴寧生向傳達室的工作人員出示了他的美國護照，說明來意，並表示希望能見到有關領導。傳達室即差遣一個人把他領進了一個東西向的長條形狀的平房裏。平房裏是看守所各種相關辦公室，他被引進了掛著所長牌子的一間辦公室，裏麵正坐著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引路人介紹說：
“這是我們夏所長。”
戴寧生遞上他的美國護照，畢恭畢敬地說：
“夏所長好！1969年2月到1971年4月間，我在這裏被關了兩年。”
夏所長接過護照，一邊翻弄著，一邊客氣地說：“請坐，請坐！”
戴寧生在他辦公桌對麵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同行的白芙玲則選擇了遠處牆根的一張長沙發坐了下去。戴寧生認為這位夏所長不太可能看得懂他手頭上的那本美國護照都寫了些什麽，但一定有能力辨認這個印有美國國徽的小藍本本是一本真正的美國護照。夏所長向引路來的人招招手，吩咐道：“你去給他們沏杯茶！”隨即把護照本還給了戴寧生。
戴寧生接過護照本，又遞過去了一張彩色複印的1971年4月15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陝西省公安機關軍事管製委員會”簽發的紅頭“批複” --- 陝公發（1971）87號，也就是他當年的所謂“釋放證”【見本文末注四】。這個東西夏所長顯然能完全看明白，他點著頭，友好地說：“沒錯，就是這裏。”
夏所長看上去50歲上下，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穿一身警服，顯得頗為英俊。談吐之中，態度和藹友善，沒有太多官場那種令人討厭的腔調。眼前的夏所長和當年戴寧生接觸到的那些監獄中的獄警獄卒差別實在不小。
“我在這裏幹了20多年啦！你那時的情況我了解。”
戴寧生說：“那太好了！這麽說來，這裏應該有我的檔案？”
夏所長指指身後的一排文件櫃子說：“有有有，都在這些文件櫃裏。”
初見夏所長，戴寧生猶豫了一下，沒有提出來看看他當年檔案的要求。錯過了這個機會，失之交臂，真是追悔莫及。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他在他西安交大同班同學高玉書的陪同下再次來到這個紅廟坡監獄企圖能看到當年他的檔案時，夏所長已經退休了，幾個小官僚對他說：“沒用的檔案已經銷毀了，有用的都轉移到秦嶺山裏去了。”
回想起來，夏所長真是個通情達理的人。戴寧生當時就和他拉起家常來了，說：
“那時東院都是政治犯。聽說西藏工委書記範明【見本文末注五】還在這裏住過幾天。現在裏麵都關著些什麽人？”
夏所長聽著，點著頭說：“現在沒有政治犯啦。”
“那都是些什麽人？”
“犯了經濟問題啊。也都是些很受人尊敬的領導。”
戴寧生聽了，真是恍然隔世！夏所長避免了使用“犯罪”兩個字而說是“犯了問題”；沒有用罪犯兩個字稱呼被關押的犯人，而稱他們為“受人尊敬的領導”。倒不是戴寧生對這些貪官汙吏有什麽同情，隻是他那年已過知天命之年，成熟的他當然知道當今天下多如牛毛遍及全中國的貪官汙吏有兩種：被關進監獄的和趾高氣揚仍然在位的。夏所長似乎對此也有所領悟，不像30多年前人人一味緊跟、個個落井下石。戴寧生又多了幾分對夏所長的敬意。
戴寧生說：“我那時的主要問題就是肚子餓，餓死我啦！”【見本文末注六】
夏所長說：“沒那個問題啦，他們現在都吃得不錯。”
“做飯的龐師傅還在嗎？”戴寧生問道，“他可是救了我一命的，我得謝謝他！”
戴寧生接著講述了他出獄前的一場白痢，監獄不給治療，多虧龐師傅給了他一大把生大蒜頭才把白痢止住。
“他退休啦！現在他兒子頂替他的工作。”
說起來，戴寧生那天第二件失之交臂的事就是沒有追問一下夏所長那位龐師傅住在哪裏。他本可以去龐師傅家登門拜訪一下，聊一些1969年到1971年的老事情的。
戴寧生換了個話題，對夏所長說：“我把那時的監獄畫出來，你看看，對不對？”
夏所長對這個話題也頗感興趣，他拿出一張紙，兩個人你一筆我一筆的一邊說一邊畫起來。
戴寧生說：“那時監獄裏分為東院和西院，正中間是一個磚鋪的走道。每個院子裏大概有五排平房，每排平房有五間牢房。”
按每個牢房最多四個人算，東院的政治犯總共應該不到100個人。
“我住在東院最後一排的最後一間牢房裏。西院聽說關押的是國民黨的戰犯。”
夏所長說：“對對對，不過戰犯早就都大赦啦，現在也沒有東院西院了。新蓋了二層樓，條件可好啦！”
戴寧生一時醒悟過來，說：“難怪把圍牆加高了這麽多，是為了裏麵的人看不到外麵吧？”
夏所長沒有提出異議。想來除去鐵絲網時，把圍牆加高了一次。後來在獄中蓋了二層樓時，把圍牆又加高了一次。按邏輯推算，現在東西兩院合並又把平房換成了二層樓，就算每間牢房兩三人，總人數也應該在300人左右。
戴寧生又在草圖上加上了當年的廁所所在地和貼著圍牆的一圈菜地，還有那時的審訊室和監獄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夏所長在草圖上坐了一些補充和修改。戴寧生正想著把這張草圖拿過來帶走，夏所長卻一把把草圖揉成了一團扔進了辦公桌下的字紙簍裏。
夏所長把戴寧生和陪他來的白芙玲送出辦公室，又送出了那條平房。左手邊就是通往監獄的一扇大鐵門，上麵好像還有鐵絲網或是電網和持槍站崗的士兵。夏所長指著裏麵的二層小樓房說：
“現在裏麵的條件好得很，每間房間都有電視。”
戴寧生提出是否能帶他進去參觀一下？夏所長一口拒絕了：“那絕對不行！”
雖然沒能親眼看到，但戴寧生相信夏所長講得是實際情況。
“那我們合影留念一下吧！”夏所長沒有拒絕。白芙玲以監獄大鐵門為背景給他兩照了兩張相片，然後他們就握手告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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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名琛（1807年～1859年），近代著名曆史人物，清朝中後期著名疆臣，官至兩廣總督擢授體仁閣大學士。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俘，自詡“海上蘇武”。人稱六不總督：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注二：2013年前後，戴寧生寫了不少有關的文章，見他在新浪網上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welovethewholeworld）和《莫厘峰》雜誌上發表的幾篇文章：“我和‘世和堂’的緣分，”“癸巳尋根記，”等，以及尚未發表的“《德成家譜並注 — 涵蓋1776年至1926年》前言，”“《德成後裔氏家譜-1840年至2012年》前言，”“德成後裔癸巳大聚會始末”等文，見附錄三十五、三十六和三十七。】
【注三：據霍有光編著的《交通大學（西安）年譜 —— （1950 - 1978）》第1423頁稱：“…… 1968年9月至1969年2月，全校被迫害致死的共10人，…… 破所謂反標34起，送司法機關逮捕9人。”】
【注四：釋放證見《在中國的一場噩夢附錄》一書中的第三十八項。】
【注五：範明（1914年12月4日－2010年2月23日），陝西西安人。1950年8月受中共指派，護送十世班禪返回塔爾寺，並出任西北軍政委員會駐班禪行轅代表。曾曆任西北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副政治委員；1955年，授少將軍銜。1958年被打成“右派”，撤銷了黨政軍一切職務，同時還被開除黨籍、軍籍；後又涉入“彭德懷反黨集團”，被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1980年得到平反。】
【注六：參閱章詒和著《劉氏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