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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的私人物品被抄
2025年12月6日
1967年聖人生日那天，聖人在西安交大的全身塑像落成了。塑像就建在行政樓和圖書館之間。當年的噴水池，後來改建成了遊泳池，現在把池子的北端填掉三分之一，修建了塑像。設計者在數字上頗費了一番心思。塑像高7.1米以對應建黨日，底座高5.16米代表5月16日發動文化大革命，兩者加起來總高12.26米正好是聖人的生日。底座上有副統帥題詞，“四個偉大”，以及“萬歲，萬歲，萬萬歲”等。據說，交大校園從此就升起了永遠不落的紅太陽。隻不過事與願違，不但副統帥不久死在了蒙古溫都爾汗、聖人未能活到萬歲的百分之一，就是那尊塑像後來也被推倒鏟平掉了。
戴寧生1965年秋進西安交大，1966年6月，文革爆發，所有課都停了。到了1967年3月，他所在的學生宿舍出現了所謂的“反動”紙條。他被指控書寫反動標語。到了1967年底時，他21歲。
學校的校報上，一邊歡呼著聖人塑像的落成，一邊也指出內有一股“歪風”。說是有的人熱衷於“三線工作”，大概指的是“無線（電）、毛線和鉤線”；有的人在宿舍裏裝了電爐，殺雞炒肉，油炸饅頭；有的人打牌下棋；有的人“冬眠不覺曉”，……
所有這些都是戴寧生所看到和所知道的。但是，他沒看到和不知道的是，12月28日校紅衛兵總部一個戴寧生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名為苗俊德的司令布置紅衛兵分幾十路抄了197戶西安交大教師和員工的家。
12月29日晚上，六名戴寧生的同班同學佩戴著有紅衛兵三個字的紅袖章，突然來到了他所住的309室。他們是：林瑞華，高玉書，林成河，孫榮坤，唐雪英，吳鈞瑞。
林瑞華說：“戴寧生，你把你的抽屜和箱子打開，我們要搜查一下。”
戴寧生反問：“你們憑什麽來搜查我們的東西？”
孫榮坤、唐雪英和吳鈞瑞搶著回答說：“你這個反動學生，竟敢書寫反動標語汙蔑我們偉大領袖！我們紅衛兵革命群眾是奉命來查抄你的東西的！”
戴寧生氣憤地反駁說：“胡說！治保組也沒有定案說我寫了那五個字，你們憑什麽說我寫反動動標語？”
吳鈞瑞滿臉橫肉地冷笑了一聲，說：“我們就是治保組派來的！”
孫榮坤和唐雪英不耐煩地接著說：“少囉嗦！快把抽屜和箱子打開！”
“你們看吧！”戴寧生無可奈何，為自己的尊嚴做最後的辯護，“我沒有任何見不得人的東西。”
那個牛皮箱子是上大學時父母專門給他買的，裏麵裝著四季的衣服。抽屜裏是他的各種筆記本、收集的各種地圖和正在閱讀的一些外文報刊等和文具。不一會兒，他們查抄的戰利品就包括：最新發行的中國地圖冊，亞、非、拉地圖，南京、上海、成都交通地圖，步行長征途中收集的各接待站繪製印刷的地圖，一個他爺爺留下來的壞掉了的指南針，步行長征時每人配帶的一把自製的匕首，步行長征日記，長征中在長沙收到的二姐的一封信，手抄的學習日文的課文，手抄的英文的科技方麵和文學方麵的文章，學習法文手抄的一兩篇法國文學作品，手抄的一些古文和唐詩宋詞，為了消磨時間而翻譯的部分達爾文的進化論，文具店裏買的印有英文“By Air ”字樣的信封，印有法文“Par Avion”字樣的郵簡，英文的《北京周報》，澳大利亞共產黨出版的《先鋒報》和日本共產黨出版的《赤旗報》，一些筆記本和零碎的紙張，等等。
抄畢，由孫榮坤寫了一個清單，交給了戴寧生。戴寧生接過清單，隻見抬頭上寫道：“狗崽子戴寧生，豎起你的驢耳朵！……”戴寧生沒有讀下去，把紙條扔到一邊。
到了1967年11月份，戴寧生本以為隨著班上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逍遙派的行列，他和班上特別是他所在的第三組的同學們的關係已經改善了。班上真正發生的變化他其實一無所知。原先團支書王誌清和他的好友肖展祥班長已不再是班上的頭頭了。班上的事務現在由新當選的文革小組組長林瑞華並成員高玉書和林成河來操辦了。
突然冒出來的孫榮坤讓戴寧生十分不解。他來自蘇州，文質彬彬，略帶靦腆。入學後他和戴寧生雖不在一個小組，但彼此相處應該算是好於一般。1966年12月步行長征時，戴寧生幫他背過行李；再早些時候，1966年初寒假時他們共同乘火車回家過年，一路上和其他回江南老家的同學坐在一起的歡樂情景也還沒有忘記。怎麽突然判若兩人了呢？怎麽會寫出“狗崽子豎起驢耳朵”這種小學生水平的紙條來呢？2009年，戴寧生從美國專程回中國和闊別四十多年的這些老同學再見麵時，一位好心的同學塞給戴寧生一個字條：“你要提防孫榮坤這個人”。可見，戴寧生不了解孫榮坤的事多了去了，那次查抄他的東西之前和之後，孫榮坤都做了些什麽，戴寧生永遠也不想知道，也沒有必要知道。因為到了2009年，戴寧生早已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孫榮坤也許是更應該可憐和同情的。
說起唐雪英來，她和戴寧生、林瑞華、肖展祥等同被分在一個小組裏。她高挑身材，剪一頭幹練的短發，口音中略帶動聽的吳語腔調，是班上五名女生中的姣姣者。革命的風暴來臨之前，戴寧生一心用在學業上，希望自己能成為有用的人，對唐雪英並無過多的注意，也沒有和她來往交談過。他隻是聽說唐雪英的學習成績非常好，屬於長相與學業具佳。人品上也是一名典型的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用單純二字應不為過。在狼多肉少的工科學校裏，像唐雪英這樣的女生並不多。她被男生們仰慕追求實屬難免。聽說肖展祥和林瑞華都曾有覬覦。意想不到的是，當革命的風暴席卷交大時，唐雪英變成了另一個人。她迅速成了一名活躍的紅衛兵。大概因為她出身好，符合當時革命的需要？是她性格人品中的另一麵在正常的學生生活中被壓抑和掩蓋了？而狂熱的革命浪潮正好使她的那另一麵得以發揮和張揚？而或，她出色的外表吸引了那些一夜崛起而成為主宰世事的造反派頭頭們？
來自上海農村的第二小組的吳鈞瑞，他在戴寧生在文革之初寫的反對靜坐的大字報上簽過字，後來又申明退出了。步行長征時，戴寧生也幫他背過行李背包，後來他與孫榮坤王誌清走到河南就放棄了，乘車返回了西安。這次查抄東西時的吳鈞瑞還沒有引起戴寧生的足夠注意。要到再以後，他成了班上最為能對戴寧生施以拳腳時，戴寧生才不得不記住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