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看牙醫
2025年7月12日
我母親有一口好牙齒；我父親的牙不那麽好，但也沒有多麽壞。然而到我上小學換牙後，卻有了一口壞牙。上顎的兩個門牙不並排著長，而是一前一後重疊著。下顎的牙歪七倒八地長不齊，也有部分重疊著。外婆說，這都是因為我換牙時家裏沒人聽她的，說她愚昧、迷信。她說過小孩換牙時，家中的碗不能摞著放！
為此母親經常帶我去著名的南京鼓樓口腔醫院看牙。那時在中國看牙醫尤如受刑。牙醫們的診療室是一排排的牙醫和每人的一套設備及配備的護士或助理。那時看牙醫的人不多，可能像我這樣的兒童比較多。診療室裏充滿了恐懼。有的小孩被父母和護士和助理按在椅子上打麻藥，鬼哭狼嚎；有的從椅子上掙脫出來在診療室裏一邊哭鬧一邊跑，大人跟在後麵追逐捉拿。牙醫拔掉了我的那顆重疊的門牙，我從此隻有一顆門牙了。其後母親堅持要為我矯形。她以哄為主，隻要我配合，就答應買我想要的玩具。可那時中國的矯形技術很差，牙套戴在嘴裏難受得很，說話不便，也怕在學校被同學們取笑。我堅決不肯戴。母親威脅我說，“你不把牙弄整齊，將來找不到女朋友！”可是，對當時八歲的我來說，我壓根兒就不認為“找不到女朋友”是件大事。母親最後放棄了，主要原因是，戴了一陣子牙套之後，並不見任何效果。
就這樣，我帶著一口壞牙長大了，到了1979年，我又帶著這一口壞牙來到了美國，進了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園讀博。那時，我那顆唯一的門牙，因其中神經壞死而變成了黑色（這個原因是後來的牙醫對我說的）。麥迪遜市有個技校，專門培養牙齒清潔師（dental hygienist）。這些未來的潔牙師幾乎都是年輕的女性。她們實習時就在街上抓人給人免費清牙。那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人數十分有限，但幾乎人人都有一口壞牙，至少是一輩子從來沒有被清洗過的。我們的這個壞名聲迅速在這些女學員中傳開，成了她們實習的首選對象。她們滿街追著我們這些土裏土氣的中國學者，要求我們張開嘴給她們看牙齒，然後要給我們免費清牙。然而，這個職業當時在中國尚不存在，我們這些初來乍到的從來沒有聽說過、也不知道牙齒和牙齦要定期處理幹淨。我隻要見到她們，就堅決用手捂住嘴不讓她們看，然後一邊說“No，thanks！”一邊趕快跑掉。
1984年春我隨導師去UCSD，當地的一位叫譚納爾斯基（Tanalski）的老太太熱情地為我張羅，幫我在拉霍亞（La Jolla）安頓了下來，我們成了好朋友。她有天坦率地對我說：“你將近六英呎的個頭，五官長得也不錯，就是那顆黑門牙太難看了！”那時我已經對美國比較了解了，我深知，牙醫不是一個窮學生能看得起的。
幾個月後，1984年5月2日星期三下午，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完了之後不久，就正式獲得了博士學位，並於5月9日星期三取得了博士證書。5月22日星期二我告別了麥迪遜，來到首都華盛頓，成了一所大學的教授，頓時有了一份體麵的收入。1985年1月12日星期六我在泰森斯角（Tysons Cornor）買了一部豐田的雄隼小轎車（Toyota Tercel）。1985年5月中旬，交了一個美國的女朋友。處理我這一口壞牙就成了一件必須做的、也有條件去做的事情了。
我的第一個牙醫，是猶太人傑夫·羅森鮑姆（Jeff Rosenbaum）。他弟弟大衛·羅森鮑姆（David Rosenbaum）是我在麥迪遜讀博時結交的最要好的朋友，順理成章和在華府開業的他哥哥傑夫、住在華府北郊的他父母和家中其他成員都成了好朋友。傑夫在馬大的牙科學院取得學位後，就在華府市中心的杜邦圈（Dupont Circle）開了一家他個人的私人牙醫診所，雇傭了一名潔牙師和兩名助手。
傑夫和他的雇員們手藝都非常精湛，服務態度也超級好。他的唯一問題是定價太高，而且基本上不收牙齒的醫療保險。他隻做“低端”的牙科治療，“高端”的如根管治療抽神經和植牙等，則推薦到他所屬的一個猶太人圈子裏的其它私人牙醫診所去做。他圈中的所有這些診所都一樣，牙醫們的手藝都非常精湛，服務態度也超級好，定價超級高，統統不收牙醫保險的錢。
他的診所有幾間就診室，在助手的協調下他同時給幾個就診者看牙並做相應的處理。後來我在給美國海軍做谘詢研究時，了解到這樣的操作使一小時的匯總時間（consolidated time）遠遠超過一小時，從而大幅度提高每小時的收入。我後來發現，所有私人牙醫診所都是這樣操作的。
1985年9月16日星期一我給傑夫的診所打了電話預約日期和時間，9月25日星期三我去他的診所第一次見了一名美國的牙醫，開啟了我餘生的漫漫看牙的旅程。傑夫扒開我的嘴一看，我想象他一定像看到了一座“金山”，在他的職業生涯裏，他大概還沒有見過一個牙齒病人有這麽多和這麽嚴重的問題。可不是嗎？那年我已經39歲了，如果當年在南京口腔醫院最後一次看牙是9歲時候的事，粗算我這口爛牙30年沒見過牙醫了！
顯然我的牙齒的問題，絕非簡單地長歪了和長重疊了和神經衰弱壞死發黑了這些問題。我的第一大問題是多年對口腔衛生的忽視造成的牙齦炎症（gingivitis）早已釀成了嚴重的牙周炎（periodontitis），這不但使牙齦會不時出血，而且會經常出現口臭。這些問題都不是靠漱口和刷牙能解決的。幸運的是，我那時還算年輕，去看牙醫也還算及時，否則炎症發展到牙根，牙齒就會脫落。
傑夫拿出一張他的名片，在名片上加上了他家中的電話號碼，對我說：“你的問題太嚴重啦，你如果出現了嚴重的急診（emergency）情況，不要猶豫，立刻給我家裏打電話！”我聽後很是不以為然，心想，他也太誇張、太聳人聽聞了。我已經30年沒看過牙醫了，何急診之有！
傑夫對我說，正常情況下，要由牙齒清潔師（dental hygienist）每六個月清理一次。而我的情況則太嚴重了，必須打了麻藥做深度清洗（deep cleaning teeth），醫學術語叫齦下潔治和刮治（Scaling and Root Planing，簡稱 SRP），而且每次隻能給我口腔中四分之一的牙齦做，要四次才能做完。具體地說，就是把每顆牙的根部刮幹淨，同時也去除了牙齦因發炎而變成的腐肉，處理之後，刺激牙齦，牙齦就有望長出新的健康的牙齦肉來。傑夫和他的清潔師簡（Jane）和助手們為我足足忙了兩個小時。第二天，傑夫的老婆茱莉亞（Julia）專門以傑夫的名義給我來了個電話，詢問我感覺如何。
其後，我10月1日星期二再去見傑夫，深度清洗之外又補了幾顆牙。10月9日星期三見傑夫，深度清洗和補牙之外，又拔掉了一顆智齒。10月16日星期三去了傑夫的診所後，我總算完成了全部的深度清洗。從此口臭的問題和牙齦出血的問題得到了徹底地解決了。自那以後但凡聞到同胞有口臭，每每就會想到，腸胃道有問題之外，大概率是不知道嘴裏的牙和牙齦是要定期清理的。
和記憶中在南京鼓樓口腔看牙的經曆完全不同，傑夫的技巧精湛嫻熟，我幾乎沒有什麽痛苦。他有各種訣竅。特別體現在打麻藥這件事上。首先，他把要注射麻藥的地方用棉花簽塗抹上麻醉藥，然後他用手拽著那抹了麻醉藥的腮幫又抖又搖的，抖抖抖之中，不覺已被他把一點麻藥打進腮幫或牙齦，等到麻藥起了效果，再沿著神經的分布繼續打麻藥時，已毫無感覺了。在處理我的牙齒時，他給我從鼻子裏吸入一氧化二氮（Nitrous Oxide），既能保持清醒並能夠與他溝通，又能輕微緩解我的疼痛和使我感到放鬆。一旦處理完畢，傑夫把開關一擰，一氧化二氮迅間變成氧氣，使我的頭腦迅速清醒過來。我的那顆智齒是怎麽被他拔掉的，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我還以為他沒開始呢，他就對我說，已經拔掉了。
接著，傑夫從1985年12月9日星期一開始處理我那顆發黑了的門牙。12月17日星期二第一次做了根管治療（root canal）。回想起來，那時的根管治療真便宜，隻花了150美元，十幾年後，我又回到傑夫的圈子裏再做根管治療時，價錢最後攀升到了2000多美元。12月23日星期一和1986年1月6日星期一傑夫給我做了模子並裝上了一個臨時的牙冠。傑夫說，等真正的牙冠做好後，這個臨時的就扔掉了。那時母親正來探視我，看到這個臨時的牙冠，說：“這個就夠好的啦！”為了使真正的牙冠和兩邊的現有的牙齒顏色匹配，1月9日星期四我驅車去北麵的貝塞斯達（Bethesda）一家牙科實驗室做了測試。最後，我終於於1月27日星期一去傑夫的診所裝上了那顆真正的門牙牙冠。傑夫扔掉了那顆臨時的牙冠時，我說：“我總算有了這顆永久的牙冠了！”傑夫立刻糾正我說：“在我們這個行業裏，沒有任何東西是永久的！”他一語成讖，不過那是後話了。
至此，我一輩子第一次有了一口健康的牙齦，也永遠告別了那顆發黑了多年的門牙。至於我下顎前麵幾顆長的不太整齊的牙齒，傑夫說，要是想做成整齊的，當然都可以，不過不是非做不可。7月16日星期三傑夫又把我剩餘的三顆智齒全都拔掉了，此後，我與生而來的32顆牙齒，減去四顆拔掉的智齒和早年就拔掉的一顆門牙，就隻剩下27顆了。其後，傑夫和他的清潔師簡對我的牙齒和牙齦開始了大致是半年一次的正常保養和維護。
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的個人的生活和職場生涯同時經曆了七八年的動蕩。那時，我自認為我的牙齒牙齦都已經取得了穩定，我也從傑夫那裏學會了一套保養牙齒和牙齦健康的手段；當然，最重要的是，我認為我當時的經濟收入並不適合長期在傑夫和他的合作夥伴的診所就診，雖然傑夫很照顧我，每次收費都是按親戚的收費標準減了價的。我轉而開始使用我購買的牙科保險的牙醫來解決我牙齒和牙齦的維護保養，花費和在傑夫診所的花費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質量當然也隨之一落千丈。
鬥轉星移，光陰似箭，轉眼到了1990年代中期，我的個人生活和職場生涯終於走向了穩定並取得了不斷地發展。老婆和我結婚後不久，我們決定找一家接受牙科保險的私人診所來維護我們的口腔健康。那時我們住在弗吉尼亞的亞曆山德亞市，一番搜尋之後，鎖定了亞美尼亞裔的加裏·瓦漢·阿瓦基安（Gary Vahan Avakian）牙醫大夫所開的私人診所。從1996年9月到2002年9月，六年間，我們按牙科保險公司的許可，每六個月去一次他的診所，由他雇傭的牙齒清潔師黛安（Diane）給我們清牙，然後阿瓦基安大夫把我們的牙齒牙齦看一眼，算是檢查。
阿瓦基安大夫為人十分友善，但他的風格與此前的傑夫完全相反。他雇傭的牙齒清潔師黛安（Diane）和傑夫雇傭的牙齒清潔師簡（Jane）也相應地完全相反。我們每次去阿瓦基安大夫的診所，黛安花十分鍾甚至更短的時間給我們把牙一清，阿瓦基安大夫來把我們的嘴扒開，上麵看一眼，下麵看一眼，大概要不了一分鍾，然後說：“一切均好，沒有問題！”相反，每次去傑夫那裏，拍X-光片子之外，他拿一個牙醫的工具，一顆牙一顆牙的檢查，每顆牙的牙齦都要用一個尖尖的工具戳一下，看看牙齦的質量，由助手記錄下來。在傑夫看來，我的牙齒永遠有問題，沒有問題的也是暫時的，預計將來也要出現問題。我難免覺得他有點吹毛求疵。去阿瓦基安大夫的診所之初，我挺高興，覺得我的牙總算沒有什麽問題了。可是時間長了之後，我開始感到我口中的牙齒有些不對勁了，特別是那顆上了牙冠的門牙。到了2002年9月23日星期一他突然對我老婆說，老婆有四顆牙都需要裝牙冠。我們非常驚訝 ---- 不是說“一切均好沒有問題”的嗎？
再說，女兒那時5歲多了，我們希望她從小就開始有個健康的口腔，所以也打算開始讓她見見牙醫。到了那時，老婆和我已經琢磨出了一套在美國找各類醫生的門道。我的收入較前也豐厚了許多。我們就決定，我乖乖地回到昂貴的傑夫那裏看牙。老婆和女兒則找到了一家由一對年輕的韓國夫妻開的“常青牙醫診所”。這對夫妻給我們的印象非常好。夫妻兩人都和傑夫一樣，都是馬裏蘭大學牙科學院畢業的。丈夫叫李泰勇（Tae Yong Lee），妻子叫李金南（Kimberly Keomnam Lee），二人均為溫文爾雅的基督徒。他們沒有雇傭專門的牙齒清潔師，清潔牙齒的事就由他們自己去做，另外雇傭了兩三名幫手。老婆和女兒去了幾次，感覺甚佳。女兒在他們那兒保養牙齒牙齦一直到成人後遠走高飛。老婆則一直由他們夫婦保養牙齒至今。
至於我，本來是“好馬不吃回頭草”，可我這匹馬牙口不好，隻好乖乖地吃回頭草。2003年5月12日星期一我又回到了傑夫的診所。傑夫詳細檢查了我的每顆牙後說，“你要是不離開我，這顆上了牙冠的門牙不會壞掉的，現在保不住啦，隻好植牙了。其它的幾顆牙也要陸續做根管治療把神經抽幹淨然後上牙冠。”我儼然一攤俎上肉，唯有任他宰割。
傑夫讓我去著名的資深的口腔頜麵外科（Oral & Maxillofacial Surgery）專家、擁有牙醫學博士（DDS）和醫學博士（MD）學位雙博士學位的猶太人史蒂文·艾倫·古滕伯格（Steven Alan Guttenberg）大夫那裏去植牙。古滕伯格大夫的診所地處華盛頓最昂貴的地段之一、K街的二層樓。他的診所大概占了整個二樓的絕大部份，設備齊全新穎現代。他雇了近十名助手，不與任何牙科保險公司來往。那個架勢，一看就知道是個燒錢的地方。候診室裏坐著候診者，一眼看去，都是些永遠不缺錢花的人，有的女性大概隻是為了一場約會也要來把牙弄弄幹淨漂亮。果然，輪到我時，古滕伯格大夫說，植我這顆門牙要一萬美元之上，而且不包括由傑夫做的那些部分。我問，怎麽這麽貴呀？古滕伯格大夫回答說，光植進的那根白金的成本就是七千塊錢。那時我的個人生活已走上了穩定，職業生涯也在穩步發展，收入相應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麵對這樣的價格，聽了仍然不免兩腿發軟。
我頭頭尾尾大約花了一萬四千來元，拔掉了那顆牙，清理了牙神經，種上骨粉，植白金棍，再裝上一個新的牙冠。古滕伯格大夫驕傲地對我說：“太成功啦！我前兩天專門飛到柏林做了一個學術報告，用的就是你這顆門牙的病例！”事實如此，這顆門牙植得除價格之外無可抱怨之處。
從此，我開啟了第二階段由傑夫來保養我的牙齒和牙齦的健康。與他緊密合作做根管治療的牙髓病專科醫生專科醫生（Endodontist）是邁克爾·帕斯卡爾（Michael Pascal）大夫。80年代中期150美元的根管治療，已經漲到了800美元，第二次漲到了1200美元，第三次再漲到了2000美元。他的價位之高令我驚訝之外，他漲價的速度，更讓我驚掉下巴。最後的那一次，他因他母親去世，心情不是非常穩定，神經沒有抽幹淨。他表示道歉並願意為我免費再做一次。那時我已決定要退休了，展望未來，我的收入，絕無可能支付他和傑夫的費用。於此同時，十多年來老婆和女兒由李泰勇和李金南夫婦維護牙齒牙齦健康，非常滿意。2016年我退休前第二次告別了傑夫，換到由李泰勇和李金南大夫照看我的牙齒牙齦至今。
李泰勇和李金南大夫的診所以及與他們合作的診所嚴格按照牙科保險公司的要求收費和進行各種必要的操作。所以牙科保險公司支付之後，由我們自己支付的就容易接受多了，裝一個牙冠的總開銷大致在1000美元之內，植一顆牙的總開銷大概不超過2000美元的樣子。他們的技術雖然可能比起傑夫等要略微遜色一點，但也足夠讓我們滿意了。回想起來，古滕伯格大夫的診所是根本就不與任何牙科保險公司打交道。傑夫的診所也不按牙科保險公司的要求開價和行事，但他願意把賬單寄給我的牙科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收到賬單後，酌情給我一點點微不足道的補貼。所以每次從傑夫的診所走出來，如果隻花了500美元左右，就心裏暗暗高興：“今天算是賺了！”一般都要花掉2000美元的樣子。我一介教書匠，額外掙些谘詢研究的收入，實在當不起傑夫、古滕伯格大夫和帕斯卡爾大夫的顧客。
我們認為李泰勇和李金南大夫的牙醫診所不但適合我們的收入，而且他們的年齡也很合適。傑夫、古滕伯格大夫和帕斯卡爾大夫都先後退休了，離開他們隻是早了幾年而已，我們遲早是要更換牙醫的。我們希望李泰勇和李金南大夫能一直照料我們的牙齒和牙齦，在我們的有生之年裏，不再需要尋求新的牙醫了。
我的牙齒和牙齦之外，女兒的牙齒也是我極為關心的事，她生在美國長在美國，理所當然地應該和所有美國長大的孩子一樣，有一口好牙伴她一生。待她換了一口恒牙後，我帶她去了傑夫的診所，傑夫推薦我們去見牙齒矯正醫生或稱正畸醫生（orthodontist）奧欽（Orchin）大夫。傑夫說：“我的幾個孩子都是請他做的矯形。”沒有比這句牙醫說的話更有說服力的了。
奧欽矯形診所地處華府北麵馬裏蘭州的貝塞斯達（Bethesda），父親傑羅米·奧欽（Jeromy Orchid）帶著剛出道的兒子安德魯·奧欽（Andrew Orchin）一起在診所為顧客矯形。我對小奧欽大夫說：“女兒遺傳了我，口腔空間太小牙盤太小而牙太大。”小奧欽轉而向老奧欽匯報說：“當父親已經承認是他的罪過啦！”經過幾年的矯正，女兒今生再也不會經曆我這輩子走過的漫漫牙醫之路了。
老婆生就一口好牙，她唯一的問題是自己不夠愛惜。
結語
回顧我在美國看牙醫的經曆，我大概接觸了如下幾類診所。第一類是完全不與牙醫保險公司有任何關係的診所。第二類是價格和操作完全不受牙醫保險約束的、但賬單可送往牙醫保險公司以期得到少許報銷的診所。第三類是完全遵從牙醫保險的定價和各項具體操作要求的診所，因而得到牙醫保險公司的最大的補貼。第四類是牙醫保險或其它包含牙醫的醫療保險公司直接開設的診所，當然也就是最便宜也是最差的了。
傑夫是我學會保護牙齒牙齦的啟蒙恩人。首先，他讓我認識到了牙齒口腔衛生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從醫學、健康學和美學上，而且也是從經濟學上，他教我把保持一口好牙放在了一生中的一個重要位置上。更何況，我是個饕餮之徒，怎麽能沒有一口好牙呢！第二，我學會了一整套保養牙齒和牙齦健康的手段。我養成了拉牙線的習慣，任何時候都不讓嘴裏有殘留的食物，每頓飯後都要把牙吃清理幹淨。清理的手頓包括拉牙線、用水牙線衝洗、用電動牙刷刷牙、以及用漱口水漱口。一切使用的清潔牙齒和口腔的東西必須買最貴最好的。因為無論這些東西有多貴，和去牙醫診所的花費相比，都幾乎是零，可以忽略不計。第三是改掉壞多年養成的壞毛病，諸如啃骨頭嚼冰塊等。這些說起來容易，真正要改掉卻很困難。最後，牙齒出現任何問題，應及時處理，不宜拖延。
我對李金南大夫說，我的牙生來不好，又被忽視了三十多年，我現在的保養方針是“極限保養”，一切該做的我都毫不猶豫地去做。李金南大夫一邊檢查我的牙齒和牙齦，一邊對我說：“看得出來，我看得出來！”每每聽到她這麽說，我就像聽到了音樂，心裏舒服極了，心想，我每天每日的努力總算得到了牙醫的認可。
想當年小時候母親警告我：“你不把牙弄整齊，將來找不到女朋友！”她真是言輕了。牙齒不好，比找不到女朋友要嚴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