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日記的作者是1962年至1965年間我在南京讀高中時的同班同學。他在1968年8月1日至5日寫成了這篇1968年7月31日的日記。他最近慷慨地與我分享了這篇日記。我讀後覺得這篇日記寫得非常好，非常準確如實地記錄了南京體院文革中的一個晚會，並涉及到很多當時的人和事，堪稱是一段很有價值的微觀曆史。取得了他的同意後，這裏發表的日記中隻做了兩項改動。第一，更改了所有涉及到的同班同學（包括日記作者本人）的姓名；第二，更改隱去了日記作者的真實背景。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和希望了解那個時代的人大概會和我一樣喜愛這篇日記。
這篇日記使我聯想到了黃仁宇（Ray Huang）的《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和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
施冀北日記
1968年7月31日
多雲37度
……
走進體院的室外會場，大會早已開始了。一名部隊幹部在台上發言，台下坐滿了人。我突然聽見“施冀北”的喊聲。啊呀，是秦宜君向我招手，業水輝也來了。
“坐，坐！”他們照應。
“梁馳千叫我們來的，中午就到這兒了。”業水輝還和過去一樣，白白的臉上帶著一副深色鏡框的眼鏡。“前幾天我們在街上碰到梁馳千，他說體院7月31日晚上有表演叫我們來玩。今天中午秦宜君騎車子到我家來。我等我弟弟騎車回來，等了半天等不到，秦宜君就把我帶來了。”
“你家在哪兒？還在中山門嗎？”
“還在那兒。”
“你們怎麽知道這兒有表演？”秦宜君問。
“我們離他們這麽近，一有消息，馬上就傳到了。”我的語言係統直接指揮，在聽到秦宜君講南京話就自然和他講南京話。
“坐吧，坐吧！”秦宜君讓出半張椅子拉我坐下了。
一會兒梁馳千來了，他問：“你們不上課啦？”
“六月底就不上了。”
“還有多少人？”
“走得差不多了，我們班走掉三分之二。”
“那你們幹什麽？”
“願意幹什麽就幹什麽。有人還寫大字報，我什麽都不問。”
“聽不見你們革反團的聲音了嘛！”秦宜君用一種揶揄的語調問。
我笑了，說：“他們南體11.4的聲音不也聽不見了？”
“那有什麽辦法！”梁馳千笑道，“都是這樣嘛！”
“想當年，南農革反團，南體11.4多神氣！好派的支柱，最鋼杆的！南京有名的打手，乖乖！不得了哎！……”秦宜君指手畫腳大叫大嚷，引得許多人看著我們。
談了一會，秦問我：“你是學什麽的？”
“學土肥。”
“別的係呢？”
“一係是遺傳選種，二係是植保，四係是畜牧獸醫；我們三係是土肥。”
“你們畢業往哪兒分配？”
“各種工作單位都有。”
“研究所呢？”
“過去不少，現在當然減少了。現在到工廠的也不少。”
“我們學的內容差不多，”業水輝推測，“隻是到中間體才分開。你們到土肥，我們到染料。出門學了什麽課程？”
“很難說學了什麽，反正是走過場。我們沒有全麵複課，製圖早就完了，數學、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也完了，物理化學上了一半。”
“材力、理力沒上嗎？”
“我們好像不準備上了。”
“到工廠不學點兒不像話。不過我們上的也不多，兩門加起來才70~80堂課。”
“什麽課比較重要？”
“有機、化工。化工是基礎的基礎，別的不學沒關係，化工非學不可。可我們還有染料化學。”
秦宜君看我們倆一直在說話沒有顧到他就插話了：“你們怎麽光談專業，什麽有機啊、分析啊、化工啊，德語啊法語啊，一點也不突出政治！”
“誰說德語、法語了？你問問他有沒有說？”業水輝急了，指著我。
其實秦宜君聽錯了，剛才業水輝問到軍事外語學院時，我告訴他那裏學的是日語、印地語、越南語、菲律賓語等，而英語、俄語、德語、法語都不學，因為一般院校都學了。他們培養的是戰地翻譯人才。
台上的發言人還在講，下麵的人都不耐煩了，亂哄哄地說著自己的。台上維持了好幾次會場秩序也不見效。
“他怎麽不知趣？台下不想聽，趁早結束算了。”業水輝說。
“還早呢!”梁馳千搖搖頭，“他要從南昌起義一直講到文化大革命！”
“今天上午開會他就講了兩個鍾點兒。”坐在業水輝右麵的人操著一口北京話。
我們這排座位，從左到右是梁馳千、秦宜君、我、業水輝、北京人。
業問我：“你們學院有多少人？”
“我們人很少。”
“他們學院學員和教員一樣多。”秦宜君又說開了，“去年他們南農出來都是滿臉胡子的，什麽人都出來幹。”
“現在畢業班一走，學員更少了。”我說，“我們65級招了400人，我們係140人。你們院多少人？”
“九千多人，分七個係。我們係2500多人占全院1/4。”
“你們院的李仲麟怎麽樣了？”秦問我。
“還在警備區，一直沒回來過。”
“在警備區，那快活！每天兩毛五夥食，喝八兩稀飯。”秦笑道。
“你又知道了！”梁馳千不信。
“我當然曉得囉！我們那裏有個化纖紅總的，跟化纖公社的搶汽油，在警備區關了一個月，現在回來了，他跟我講的嘛！一天兩毛五夥食費，八兩稀飯，小菜都黴了，根本吃不下，他們就偷解放軍的辣椒吃。放出來以後，他們那一派的人請他到館子大吃一頓。”
“那李仲麟他們是高級幹部，不會隻有兩毛五吧！”我和業都認為。
“你們李仲麟有什麽問題？”
“主要是反許（世友），其他沒什麽，又不是特務、叛徒、自首變節分子。在蘇聯留過幾年學。”
“怪不得說是蘇修的奴才！那有什麽辦法，那時是政府派去的嘛！你能不去嗎？現在倒黴了，站在好派的幹部都倒黴了。”秦有些氣憤。
“你是哪派的？”我不禁問他。
“他紅二司的！哪個派的啊？”梁馳千斜著眼睛瞪著他。
秦還在那裏說，說了一句有趣的話，把旁邊的人都逗笑了。
業水輝碰碰我：“你看解放軍也喊打倒王範、沈占堤。”
“當然喊打倒囉。”我很肯定。
“他們（部隊）一來時沒喊，調查了好久現在才表態。”梁解釋。
“王範、沈占堤現在怎麽樣了？”
“早就死了，都自殺了。”我說。
“怪不得要打倒的。怎麽死的？”
梁馳千說：“王範，那天我們把他從家裏抓來，就關在那間房間裏。第二天上午準備鬥他，會場都準備好了，他那裏掏出手槍對頭上就是噹的一槍。”
“他還有槍？”
“老幹部一般都是部隊下來的，都有槍在家裏。運動開始一段時間之後上交了。”
“對，這是老早的事了，一年半多了。”梁點點頭，“沈戰堤是吊死的，那個晚上下蒙蒙雨，他一個人跑到籃球館，用一張桌子墊腳，就吊在籃球架上了。他還怕難看，用一塊布套著頭。第二天還是排球班一個女的發現的。她真膽大，以為有人開玩笑，上去把他頭上的布揭下來，才曉得是沈戰堤自殺了。”
沉默了一會，慢慢談到同學們。
“有哪些人回來了？”我問。
“不太清楚，我是六月底回來的。我們和老師商量，大家都同意九月份複課，我就回來了。回來後就是在大行宮遇見王蘭君，她五月份就回南京了。”王蘭君在清華。
“任則萍怎麽樣？”任則萍也是在清華。
“王蘭君說關在空軍司令部，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據說態度不錯，給王蘭君一封信，說她在裏麵很好。”
“哎，戴寧生怎麽樣？主要有什麽問題？”
“算是反動學生。我看西交大出的小報了，他們那個係揪出40個。說戴寧生喜歡十八世紀西方小說，愛好西方音樂，生活糜爛，常出去大吃大喝；喇叭裏放語錄歌，他嫌太簡單了不好聽，發牢騷說：’這是什麽年頭，放這些烏七八糟的歌！’還有寫反動標語。”
“是不是小團體性質的？”
“可能是。戴寧生串聯時跑到西雙版納，又跑到越南邊界，被押回來了。這次他們就說他要偷越國境。”
“他以後不知會怎麽處理？”秦說。
“你沒碰到什麽同學嗎？”業水輝問我。
“沒有，外地的一個都沒碰到。最近幾個月連南京的都沒碰到。我們班留在南京的好像沒幾個。”
“不少呢！有九個：你、萬平、徐朝、梁馳千、許海洋，還有裴秀……”
“裴秀在哪兒？我連他們在哪個學校都不知道。”
“裴秀在南京化工學院。我們班現在就我們三人學化學，她學氮肥。謝心樂在南師，齊芳內在南大，王雲恩在南工。”
“外地的……”
“外地的，西安五個，龔山東回包頭去了，他家搬到包頭。北京三個，天津兩個，上海三個，長春一個，哈爾濱兩個……”
“廈門一個。黎繼生他們有沒有回來？”
“不知道，大概沒有回來。胡平準備九月份回來。”
“今年春節，我看到了黎繼生和陳一名。陳一名在那個學校？”
“青島海軍指揮學校。”
我問秦：“你們什麽時候畢業？”
“我們三年畢業，馬上就要分配了。”
“你學什麽？”
“我們都學英語。其實什麽都沒有學，連中學的東西都忘光了。真不曉得以後怎麽教人家！”
“你們分配到哪兒？”
“南京市和郊區的中學唄！”
“在南京啊！！”我故作驚訝地逗他。
“南京怎麽樣！現在有人對南京不得了！留在南京比什麽都好，哪兒都不願去，就想留在南京。看樣子南京是不錯了。”
“倒不是南京是怎麽好，主要是離家近。還有就是生活習慣問題，到北方淨是玉米、高粱、小米……，不要說高粱什麽了，就是連麵（小麥麵粉）我都吃不慣。我們將來大部分分到西北、東北。”
“南大、南工今年分配得很好，很多留南京。”
“他們這屆成份最差，62年招的。”業說。
“你們怎麽分配？”我問梁馳千。
“今年都到農村。南京、無錫、蘇州、徐州、常州、揚州、連雲港、南通都不要想去。鹽城之類的還差不多，不過都在省內。”秦替梁答。
“不見得都在本省吧！我在天津遇到一個南體剛畢業的，就在牡丹江的一個中學當體育老師。”業水輝舉例反駁。
台上開始表演文藝節目。
排球班表演組歌，一個大個子口齒很不清楚。
“他們真能找人！怎麽叫個徐州人來朗誦！”梁馳千一麵嘲笑一麵向我們解釋。其實這人是膠東口音，典型的青島話。
“怎麽不找個普通話好一點的？”業水輝不理解。
“他們廣播台有兩個廣播員相當棒。”我稱讚道。
“江蘇台要他們去。”梁馳千說。
“那不錯，比在體院好。到那邊又能把體育帶起來。這也會、那也會，是不錯！”秦對他們很是稱讚。
“幾點啦？”業水輝問。
“十點。我看要表演一個小時。”操北京話的人插話，他穿著藍背心，好像是體院的，那風度又不太像。
“你們記得吧？”我突然想起戴坤，“高三那次在體育館進行歌詠比賽，戴坤帶著白手套捧著講義夾朗誦？”
大家都笑了，秦宜君還學戴坤的瀟灑姿勢。
“剛才到戴坤房間去玩，”秦宜君告訴我，“香煙都抽起來了。我說他，他說：’吸煙有什麽關係？不是很平常嗎？你要吸，你就吸吧！’他床頭上放著兩包紅金，還叫我吸。床底下是尖頭皮鞋，尖的一塌糊塗。他說：’穿尖頭皮鞋有什麽不好！經濟實惠，八塊五一雙！’真不得了。人變起來真快！”
台上表演的是擊劍隊。他們還是唱幾個語錄歌。
“怎麽唱來唱去還是那幾個歌?”業水輝不滿意了。
“你別看他們唱得不好，他們的競技水平是國家隊水平。”我告訴業。
“是嗎？”業很懷疑，目光轉向梁馳千。
“是的，南京擊劍隊基本上就是國家擊劍隊。”
“隻有男子重劍上海強一些。”我補充。
秦宜君看看台上說：“我們班在中學是不錯啊，老是得第一名！”
“這全是梁馳千的功勞！”我笑著誇獎他。
“梁馳千輕輕一喊口令，我們’刷’一下都站起來，整整齊齊走上台，他手一動，我們就唱！那些初中的小家夥也捧我們，拚命為我們鼓掌。”秦好像還沉浸在當年的興奮之中。
“不過我們唱得也好，《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這歌多棒！”我說。
大家回想往事都笑了。梁馳千說：“那個歌唱得確實是好，業水輝那時在吧？”
業水輝是高二下學期從長春轉學過來。
“我怎麽不在？那個歌本還是我的呢！”
我們四個，正好業水輝是倡議者，我是支持者，還幫助秦宜君（抄寫者）花了一個下午把歌的詞譜抄到教室右邊的黑板上，梁馳千是組織者。
我們毫無拘束地暢談，我感到心裏有一股很暢快的感覺，可能是我們在班裏處於同一個階層。
“大炮——吳繼偉在哪兒？”業水輝問起。
“在一個小學當圖畫老師，就在五女中對麵。薛人建快活了，在汽車廠。”
“何裁中在772廠。”我說。
“欸，在華東電子管廠。”
“怎麽進去的？”
“他媽媽是居民委員會主任，還進不去？他們是好，工人階級。我們算什麽？知識分子！他們以後可能還上大學。”秦宜君就住在何中心附近，所以知道。
“莊玉褸她們在哪兒？”業水輝問。
“回無錫修養啦。她本來申請下農村，下放馬壩，嗯，就是盱眙的馬壩。她那樣的病鬼哪能勞動！宋婭聽說快結婚了。這是她們留在南京的唯一出路。”
我們一直在等體操表演，台上的節目還沒完，舉重隊又上去了。
“你看他們除了中間那個，還有後麵那個，也不太棒嘛！”秦評論。
“不棒？不過沒那兩個人肥罷了。”我不以為然。
“現在很多人膀子都很粗。”業說。
“你到街上看看，”秦宜君插話，“那些人膀子真粗！文化大革命，反正沒事幹，成天練，舉重囉、玩石鎖囉、啞鈴囉，學校的東西都被他們偷光了！”
“現在就興膀子粗，天津也是這樣，成天比誰的粗。”業水輝說。他也說“膀子”，有點奇怪，這是南京方言。
舉重隊還是那幾個節目。業水輝不耐煩了：“這幾個歌唱來唱去有什麽意思？”
“什麽意思？！”秦宜君立刻抓住他的話，“毛主席語錄歌沒意思？你跟戴寧生一樣了，說唱語錄歌沒意思！”秦大聲嚷起來。
“誰說唱語錄歌沒意思？誰說沒意思？”業水輝急了，“我是說，我是說他們舉重隊唱得不好。是嘛，是唱得不好！誰說語錄歌沒意思？我敢說嗎？”
我們都笑了。
業水輝說：“不過有的語錄歌藝術性是要提高。有的是很好聽，像《下定決心》、《讀毛主席的書》新疆調子的，哎，對；《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有民族風味，是比較好聽。”
我想起戴寧生曾經告訴我，業水輝當了天津大學管弦樂隊副隊長了，就問他：“你參加你們學校的管弦樂隊了嗎？”
“嗯，我們學校管弦樂隊還比較有名，經常在外麵演出，還賺了不少錢。練習起來和正規樂隊一樣，誰吃得消？我不去練。”
秦宜君問我：“你們學校有沒有成立革委會？”
“沒有！吵了好久成立不起來。本來準備結合李仲麟的，後來一看李參加了社會問題，趕緊把意見收回去了。在南京吵，不行，到北京教委還是解決不了，又回南京吵。我們反正沒事，成天玩。”
“你們用不用功？”業水輝問。
“不用功，不過用功的人總有幾個。”
“啊呀，我們學校不得了，好多人死啃。”
“你用不用功？在中學時，你在班裏男生中最會啃的。記得吧，戴寧生還給你寫了一篇文章，什麽正十七邊形……”
“他淨胡說，其實我們幾個考上的，裴方吾、萬平，我們都不太用功。”
“你還不用功！？”秦宜君不同意。
“我算用功，你算不算用功？”業反問，“他上次串聯到我們那兒去，對我的同學吹，說我用功。”
其實他們倆都用功，在班裏是一流用功的。
“你們說我用功，不過是我和你們在一起玩的時間比較少，還有上課比較老實一點兒，不過後來就不老實了。”
“噢！你還是承認你比較老實啊！”秦宜君不放過他。
體院的家屬——小孩表演得不錯，他們唱的都是少數民族的調子。
我對業水輝說：“我們舞台上的歌舞，都被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的節目統治了。”
台上是女聲獨唱，梁馳千介紹 ：“這是鎮江人。”
“唱唱揚州的小菜……”
“鎮江人唱醋嘛！”業說，“她唱起來酸不酸？你看，她把手放在前麵。”
“唱歌就應該把手放在前麵。”
“那也應該放在胸口。”業做了示範姿勢，“要不就放在背後。”
那個女的唱得也不好，唱了一半就笑得唱不下去了。
然後表演的是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音色太高，音量也太小，沒有一點洪亮的感覺，和弦也聽不出來；唱得還可以，那人很滑稽，一唱頭就搖動，惹得台下哈哈大笑，他可能唱慣了古戲，總是搖頭晃腦的，很有一點兒諸葛亮的架勢。
我對業說：“交響樂《沙家浜》比較受歡迎，現在鋼琴伴唱《紅燈記》也受人關注了。最近又搞了一個交響樂《智取威虎山》。”
“我說，交響樂老是搞京劇，這是不是方向？”業投來探討的目光。
我笑笑，想了一會兒說：“今後，別的戲目也會搞的吧！”
“《奇襲白虎團》大家不太注意。”
“是啊，這主要是武打的戲，唱得很少。”
“所以江青指示要把誌願軍的英雄氣概用唱表示出來，適當減少武打增加唱詞。比較難的。《海港》還是很好聽的，大部分都是昆曲調子。”
“我們這兒很少放《海港》。”
“《紅色娘子軍》的音樂舞蹈要比《白毛女》好多了，音樂很有特色。”
我一直認為《紅色娘子軍》的音樂不如《白毛女》，這幾天才覺得《紅色娘子軍》不錯起來。還沒認為比《白毛女》好。我想起張春橋說過的《白毛女》“聲樂還不錯，舞蹈音樂沒過關”的話，就說：“《白毛女》聲樂不錯，唱得還可以。”
“都是些河北民歌，有的也不太好聽，像’我要活 ——！’音樂也是民歌調子，不太連貫、緊湊。”
“像黃世仁出場的那段： 5 1 2 5 1！”坐一旁操北京話的人把 邦 邦 邦 邦 邦唱了出來。
我們都被“邦邦”搞笑了。不過這個場合這樣說不適宜。
文藝節目結束，喇叭裏放出銅管樂《解放軍同誌請你停一停》。高二時洪鋼路就向我推薦過這個曲子。樂曲一會兒合奏，一會兒小號獨奏一段，一會兒圓號獨奏一段，樂器中好像還有長笛和薩克管的聲音，也很和諧悅耳。我和業水輝都認為樂曲相當好聽。
業水輝說：“不能把過去的管弦樂說得一文不值。”
“那當然，過去的難道都是壞的？”我說，“廣播電台天天放的《國際歌》《東方紅》不是管弦樂嗎？我看到報紙上一個人寫文章說：’鋼琴也開始為我們工農兵服務了’，那廣播裏以前放的許多鋼琴伴奏毛主席詩詞歌曲還有《國際歌》，不知是為誰服務了。講話要全麵一些！”
體操表演要開始了，前麵大都站起來，我們想站起來，後麵的人又看不見。我和業商量一下，讓後麵的人到前麵來，我們到後麵站在椅子上看。
我碰碰業水輝：“聽戴寧生說你有一套外國唱片，是《茶花女》嗎？”
“是《天鵝湖》，三大張，每張有這麽大。”他比劃了一下，足有一尺直徑。
“那怎麽能放上唱機？”
“要把兩邊的螺絲下了才能放，45轉密紋的，一共有三小時。”
“那麽長！什麽時候買的？”
“還是在長春買的。我家還有一套中央樂團 —— 就是魏啟賢、劉淑芳他們那一夥訪問拉丁美洲的唱片。你聽過沒有？其中有一個劉淑芳唱的《小小的禮品》……”
“噢，就是’今天是你的生日，親愛的媽媽……’”
“對，對。還有一個什麽《小女婿》，一點也不好聽，破四舊的時候給砸了。”
有一套《天鵝湖》確實是很稀罕的，值得許多人羨慕。我們院子裏的小孩（大部分是中學生）搞來一部手搖唱機，成天幻想能借來一套《天鵝湖》。
我告訴他，“現在外國唱片特別值錢，街上賣舊書的小攤上有一張蘇聯唱片，賣五塊錢，第二天就沒了。”
女體操運動員們的衣著和過去不同的是在體操服外麵又加上一條田徑褲。她們（他們）一邊表演喇叭裏一邊解說，說從前是封資修的一套，現在都是革命題材。可是大家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麽大區別，隻是題目和音樂改了一下。簡直就是“招牌換記”。表演女子自由體操時，業水輝說：“啊呀！全是西方的舞蹈動作。”
“她們的體操服和英國十八世紀的貴婦人的衣著多像！”我說。
體操有女子高低杠，男子單杠、雙杠、吊環，技巧有男子雙人、三人、四人的，男女雙人大概被取消了。武術有槍、空手奪槍、刀對槍、長拳、猴拳等，猴拳最受歡迎。
我對業說：“過去還有醉拳、醉劍，大概是太浪漫、瀟灑，取消了。跌跌撞撞的，倒很滑稽，不少人都很欣賞。就是沒有什麽政治意義。”
“我看過鴨拳，搖搖擺擺的，也很有趣。”
體操表演，幾位名手像丁小平、阮國良都沒有出場。
業水輝指著女體操隊員說：“她們穿著一樣的衣服，臉好像也長得一樣，分不出來。”
“怎麽會一樣呢！”
《紅色娘子軍》開演了，業水輝指著說：“就是後排中間的那個，剛才招待我們的。”
她們正好背對著我們，我又不明白他的意思，就隨便地答了一句：“哦，是她呀。”
全部表演完了已經半夜十二點了，我們把椅子送回原處，我那把是半沙發式的。秦宜君上樓拿回衣服。梁馳千把我們送到大門口。
一離開體院大門，業水輝和秦宜君嘀嘀咕咕地談開了，我趕緊湊上聽。
“梁馳千表哥不是指給我們看的嗎，就是這個！說每星期都到梁馳千家去玩。”
“我說怎麽搞的，我們吃飯，她給我們張羅碗筷，梁馳千走了，她在那兒陪我們，看我們吃飯。看得我都不舒服起來了。”業水輝說。
“梁馳千是宣傳隊的，她也是的，他們倆當然好上了。”秦宜君說。
“我知道梁馳千要卷土重來的。過去和任則萍，那也太不配了。任立金一揪出來就更沒法說了。現在這個還差不多，都是搞體育的。”
“當然要卷土重來，他怎麽能甘心。胡平說，這是人的規律嘛！”秦宜君說。
“胡平怎麽樣？”我問。
“胡平不行，他們班沒幾個女的，他出國也出不成了。幹脆就學外語吧。”
街上靜悄悄的，我叫他們騎車走，他們要送我到學校。
我問業水輝：“你的地址怎麽寫？”
“天津大學，657信箱。你呢？”
“南京衛崗200號033，就是三係三班。”
“可以寫農學院嘛！”秦宜君建議。
“那要在前麵加上南京兩字。”我說。
到學校門口他們才告別。
“再見！”
“再見！”
我剛才沒好意思再問業水輝家的詳細地址，應該問的，可以到他那兒去玩玩。
回到寢室已經0:35了，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老是睡不著。回想著今天的事情，打算給戴寧生寫封信，希望他改一改。
回來我才明白業水輝向我指示那個女體操運動員的意思。
這篇日記是我最長的一篇。雖然把當時的談話省略了不少。一天寫一點，寫到8月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