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西庇阿（史稱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 the Elder）的故事，我馬上聯想到的是嶽飛。雖然一個在古羅馬，一個在中國的南宋，兩人都是被後人稱頌的傑出愛國者，危難時刻保衛國家建立奇功的名將，最後又都因莫須有的罪名蒙受了不白之冤。
著名英國軍事史作家李岱爾·哈特爵士（Sir B. H. Liddell Hart, 1895-1970）對西庇阿的評價甚高。在1926年出版的《西庇阿傳》的封麵上，他所用的標題為“比拿破侖更偉大的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細讀西庇阿的軍事成就後，我覺得這樣的評價絲毫不誇張。
“The Continence of Scipio,” by Pompeo Batoni, c.1771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
The Continence of Scipio, is an episode recounted by Livy of the Roman general Scipio Africanus during his campaign in Spain during the Second Punic War. He refused a generous ransom for a young female prisoner, returning her to her fiance Allucius, who in return became a supporter of Rome.
古羅馬史上的第二次布匿戰爭（2nd Punic War）是羅馬共和國時代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刻。 能征善戰的迦太基（Carthage）名將漢尼拔 （Hannibal Barca），為報第一次布匿戰爭迦太基失敗的一箭之仇，在西班牙厲兵秣馬多年，準備停當之後率領部隊從西班牙出發，越過比利牛斯山，羅納河和阿爾卑斯山，長途奔襲意大利半島。在意大利境內的提契諾戰役，特雷比亞戰役，特拉西梅諾戰役和坎尼會戰中，連續重創羅馬軍。尤其是在坎尼會戰中，八個羅馬軍團全軍覆沒，八萬七千人中僅有十分之一生還，羅馬軍最高統帥執政官保盧斯及大多軍團長陣亡，那一天被史學家稱之為羅馬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之後漢尼拔轉戰意大利半島南部，繼續攻城掠地。連續的軍事失敗，讓羅馬遭受了重大傷亡，幾次戰役共損失了百分之二十的十七歲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在人類文明史上遭受如此重創卻沒有亡國，大概謹此一例。沒有亡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有西庇阿這樣的力挽狂瀾者的出現。
“The Death of Paulus Aemilius at the Battle of Cannae,” by John Trumbull, 1773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此時的羅馬共和國，敵軍兵臨城下，已是命懸一線。26歲的西庇阿，父親和叔叔雙雙陣亡。他臨危請命，為雪國仇家恨，率軍進擊西班牙。前209年，西庇阿在他征服西班牙的第一次大會戰中，成功地把漢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魯巴·巴卡從他位於瓜達爾基維爾河上遊的過冬營地拜倫趕走。三年後在伊利帕戰役（發生於今塞維利亞附近）中西庇阿徹底打敗了迦太基人，迫使迦太基人放棄他們經營了多年的西班牙。平定西班牙之後，西庇阿返回羅馬，31歲破格被當選為執政官，此時西庇阿尚未達到出任執政官者所需的40歲法定年齡。為了迫使盤踞在意大利半島的漢尼拔撤軍，西庇阿擬定了一個“圍魏救趙”的戰略。前204年西庇阿率軍從西西裏渡海征戰非洲迦太基本土，次年率軍偷襲並火攻迦太基與努米底亞聯軍的營地，重創迦太基和努米底亞聯軍。本土告急，漢尼拔和他的大軍被迫從意大利南部撤回非洲。之後，漢尼拔所率領的迦太基軍於現突尼斯境內的紮馬與西庇阿所率羅馬軍隊展開決戰（紮馬會戰Battle of Zama ），西庇阿以更高一籌的指揮和戰術完勝漢尼拔，曆時十七年的第二次布匿戰爭最終以羅馬的勝利而結束。西庇阿也因此得到他那著名的綽號“征服非洲者”（Africanus）。十多年後，羅馬與東方最強大的希臘化國家塞琉古帝國爆發戰爭。西庇阿作為實際指揮者再次出征，指揮羅馬軍隊在馬格尼西亞戰役（位於小亞細亞）徹底打敗了安條克三世，為羅馬平定了東部的威脅。
“The Battle of Zama 202 BC, Scipio Africanus triumphs over the Carthaginian General Hannibal Barca,” by Cornelis Cort，Netherlandish, c. 1567–1578.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從不到二十歲就在父親指揮下的羅馬軍中服役，幾十年如一日金戈鐵馬，運籌帷幄，西庇阿是我眼中真正的英雄愛國者，那種實幹的愛國者，那種關鍵時刻願意貢獻出錢財甚至生命的愛國者。西庇阿的父親曾任羅馬的最高執政官，用今天的話講西庇阿是根紅苗正的趙家人。而當年古羅馬的趙家人大多都是和西庇阿相似的這種不惜赴湯蹈火的愛國者。在十七年之久的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羅馬最高執政官前後25人率軍戰鬥在前線，其中8人戰死。這些趙家人不僅僅在戰場上衝鋒陷陣，還為國家的征戰慷慨解囊。他們身體力行地詮釋了什麽叫做“有國才有家”。也正是因為有這些趙家人愛國者們身先士卒，也才有他們身後無數羅馬士兵的前仆後繼。也正是因為這些愛國者們的上下一心，羅馬才能從幾乎被漢尼拔摧毀的危情下，經過多年艱苦卓絕的不屈奮戰而轉危為安。也正是因為這種羅馬愛國者的精神傳承，也才有了長達千年的古羅馬的強大，其持續時間超過世界曆史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朝代。
“Scipio Africanus the Younger Contemplating the Tomb of Scipio Africanus the Elder,” by Jan Frans van Bloemen, between 1682 and 1749 (National Trust, Hinton Ampner, Hampshire)
西庇阿和他的同袍們所愛的“國”，不是懸在他們頭上的虛設，也不是一個貴族們用來奴役百姓的軀殼，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貴族與平民共存共亡的並賴以生存的實體。在西庇阿那個年代，羅馬的貴族既是一個統治階層，又是一個責任階層。羅馬貴族階層素有以私財為平民建造公共設施的風氣，包括“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很多公路的修建，都因為有這些貴族的慷慨解囊才得以完工。後來的凱撒，曾不惜個人舉債為羅馬建造公共設施。還有眾多其他羅馬貴族，在戰時用私錢充公作軍費，也是屢見不鮮。同時代的迦太基就沒有這樣的文化，這也是迦太基最終敗於羅馬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代西方富豪經常為慈善事業慷慨解囊，如果從文化上追溯的話，至少在古羅馬年代就已開始。另外一個貴族的責任就是參戰，在戰爭中貴族的傷亡率並不低於平民。近代的英國也有貴族，近代戰爭中為國捐軀的英國貴族也是大有人在。也許這種“貴族精神”也來自古羅馬時代的傳承？貴族能無私地“盡責”，這樣的“國”自然就有凝聚力。
但即使是西庇阿這樣的為國家嘔心瀝血且功高蓋世的愛國者，卻在和平年代被押上國家法庭的被告席，一開始的起因是調查塞琉古戰爭的財務，到後來演變成一係列莫須有的罪名。一位成績驕人且身居高位的人，引起其他人嫉妒在所難免。但究其更深層的原因，卻是因為以老加圖（Marcus Porcius Cato，Cato the Elder）為首的一群羅馬政治家深信，以西庇阿為代表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會威脅羅馬的共和政體。羅馬是在廢除了王政之後才建立了元老院的集體領導， 而個人英雄主義的抬頭在加圖看來會導致王政的抬頭。在他們的眼中，元老院才應該是共和國的“主”，而西庇阿就是功高蓋“主”。雖然西庇阿無意稱王，但他在元老院的極高的威望破壞了這種集體領導的平衡，所以加圖認定需要不擇手段地破壞西庇阿的名譽，即使編製羅列莫須有的罪名也在所不惜。老加圖並非《說嶽全傳》中的秦檜那種小人，其動機甚至也同樣出自一種極端的愛國主義，隻是由於政治信仰的不同。西庇阿的蒙冤，最終是殘酷的政治鬥爭的產物。
“The Fight Between Scipio Africanus And Hannibal,” by Bernardino Cesari (1571-1622)
好在這些莫須有的罪名最後被徹底澄清，西庇阿的蒙冤得到平反，但這已經是西庇阿死後兩年以後的事了。當年在被告席上的48歲的西庇阿聽到那些指控和彈劾，已是悲痛欲絕，心如死灰。他沒有選擇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隻是對指控他的兩位護民官以及所有其他眾人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兩位護民官及羅馬各位市民，今天是我在非洲紮馬與漢尼拔和迦太基軍隊作戰，有幸取得勝利的第十五個紀念日。在這樣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裏，我建議讓我們忘掉一切爭執，大家團結一心，向諸神奉上我們的感恩之心。現在，我就要出發前往卡匹托爾山，向供奉在那裏的，以最高神朱庇特和朱諾女神及密涅瓦女神為代表的諸神表示感謝，感謝他們給了我和參加那次戰役的所有羅馬市民為祖國羅馬的自由和安全竭盡全力的機會…”
這是西庇阿在羅馬留下的最後的話，他是一位徹頭徹尾的愛國者。即使被誣陷，他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國家的團結，是對神的感恩。也許是神被他的誠心感動，就在老加圖和其他陰謀者準備對他缺席審判的時刻，終於有人站出來為他說話，並說服了元老院讓這次審判不了了之。但西庇阿卻義無反顧地永遠地離開了羅馬，在去羅馬通往那不勒斯路上的海濱別墅中隱居終老直到52歲離世。
精忠報國的嶽飛，根本不明白趙構其實隻想保全自己的皇位而偏安一隅，並不需要他這樣的將軍去戰勝金兵迎回徽欽二帝。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那是一種悲天蹌地的悲鳴。戎馬一生的西庇阿，雖然在軍事上造詣高深，卻未必在政治上精於權術，更無法理解自己已經功高蓋“主”，最終不幸淪為元老院政治的犧牲品。一生為羅馬鞠躬盡瘁的愛國者在人生的最後時刻對羅馬完全絕望，甚至拒絕死後被葬於羅馬境內，隻留下令後人落淚的遺言：“不知感恩的祖國，你們有何資格擁有我的遺骨？”
【古羅馬感懷係列02】by 雪山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