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麵或法律上看，關稅由進口商承擔——即進口商需依法向本國政府繳納稅款。然而，關稅的最終經濟歸宿並非如此簡單，因為它涉及出口商、進口商、征收國的政府及消費者。本文將通過經濟學原理，解析關稅的實際影響。
稅負的最終歸宿 (incidence of a tax)
在微觀經濟學中，稅負歸宿指的是稅負的實際承擔者，而非名義上的繳納者。核心結論是：無論稅負在法律上由買方還是賣方承擔，最終結果相同——雙方將共同分擔稅負。
以電動車為例，假定征稅前電動車的市場價格為10,000美元。美國政府決定對電動車征稅20%（即2000美元）的產品銷售稅，而且特別指定這筆稅由消費者繳納。
通常的結果是，電動車製作商的銷售價格下降, 比如9,000美元；而消費者的購買成本（銷售價格加銷售稅）則上升，如11,000美元。兩者的差額恰好為2000美元，等於政府征稅的銷售稅。也就是說，銷售稅對電動車製造商和消費者都造成不利影響。而且，電動車市場會縮小。
如果政府指定這筆稅由電動車製造商繳納，結果又會怎樣呢？結果跟前麵一模一樣。電動車製作商的銷售價格下降至9,000美元，消費者的購買成本（銷售價格加銷售稅）上升到 11,000美元。銷售稅對電動車製造商和消費者都造成不利影響。電動車市場會縮小，而且縮小的幅度也與前麵一樣。
這裏，我們假定電動車製造商和消費者雙方各承擔50%的銷售稅。但在實踐中，雙方均分、各自承擔50%稅負是個特例，不是普遍結果。最終哪一方承擔更大的稅負取決很多因素，如需求彈性、供給彈性、市場支配力、供應鏈複雜性，談判能力等等。
一般來講，彈性較低的那一方承擔較大的稅負。假若當前消費者特別依賴電動車，又沒什麽其他的替代品，那麽電動車的需求彈性就比較低，大部分的銷售稅負將由消費者承擔。回到上麵的例子，政府征收2,000美元的銷售稅後，消費者的總成本可能會升到11,500美元，其中9,500美元支付給製造商，2,000美元向政府交關稅；而製造商的銷售收入則為9,500美元。
我們可以這樣說，政府征收的2,000美元的銷售稅，四方之一轉嫁給製造商，四分之三轉嫁給消費者。這就是稅負的最終歸宿。
對產品征稅帶來的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
對產品征稅會導致市場效率下降，產生淨福利損失：
• 製造商利潤減少，消費者支出增加，政府稅收增加；
• 但政府增收的稅款通常無法彌補製造商和消費者的損失；
• 結果導致整體社會福利下降——這一損失稱為無謂損失。
關稅的最終歸宿：來自特朗普1.0 的實證結果
前麵是經濟學101，現在我們回到關稅。假定電動車製造商來自中國，美國為進口國。零關稅前價格仍然為10,000美元。美國政府突然決定對來自中國的電動車征稅2,000美元的關稅。
這筆關稅法律上將由進口商繳納。但剛剛學到的經濟學101表明，關稅表麵上由誰來繳納無所謂，因為結果是一樣的：這筆稅負將由進口商和出口商共同負擔。美國進口商會向中國電動車製造商施壓，要求他們降低賣價，分擔一部分稅負。
問題是，美國進口商有多大的壓價能力，是一下子就能壓到 8,000，還是 9,000，9,500，抑或隻能壓到 9,900，甚至根本就壓不動?
此外，還有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即進口商能否把自己承受的那部分關稅負擔“甩鍋”轉嫁給消費者？
這些問題涉及的因素太多，我們不妨看看實證結果。據一項發表在經濟學權威期刊的研究結果，2018年特朗普總統上台後針對中國增加的關稅，絕大部分由進口商承擔。對中國產品征稅20%的關稅導致以下的價格變化：關稅前出口價格僅僅下降1.1%（即中國出口商承擔的部分成本），而美國進口商支付的總價格上漲18.9%。這意味著95%的關稅最終由進口商承擔。其它的學術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特朗普1.0針對中國的關稅絕大部分由美方進口商承擔。中國出口商受到的負麵影響微乎其微。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美國進口商為某些中國商品支付的總成本大幅上漲，但20%的關稅僅導致受影響商品的零售價格上漲0.7%。這表明進口商/零售商通過降低利潤率，獨自承擔了進口成本增長的絕大部分壓力。
針對美國的新增關稅，中國等國隨即采取報複性關稅。上述研究也收集了美國的出口價格數據，用以評估麵對影響其海外銷售的報複性關稅時，美國出口商是否維持了產品定價。這些關稅由多國政府實施，其執行時間、覆蓋範圍和稅率幅度相比美國進口關稅呈現出更大的差異性。然而，通過對受影響與未受影響產品的出口價格指數進行簡單對比發現，麵對平均約15%的報複性關稅，受影響出口商已將（稅前）價格下調約7%。這個結果表明，外國政府針對美國某些產品征稅的關稅，美國出口商幾乎承擔了一半的稅負。這與美國關稅造成的結果大相徑庭。
為何美國出口商在遭遇報複性關稅時的降價幅度，遠高於中國出口商麵對美國進口關稅時的反應？原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受關稅影響商品中，差異化產品（differentiated）占據了更大比重。這類產品往往具有兩個顯著特征：其一，難以在其他地區實現大規模替代采購；其二，其生產過程通常依賴進口投入品，並嵌入更為複雜的全球供應鏈體係。所以，美國進口商很難壓價，隻好獨自承擔關稅。
相反，中國報複性關稅的對象主要是美國的農產品。受報複產品的相對出口價格下跌幾乎完全源於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同質化產品和農產品。也就是說，這些產品哪裏都可以買，比如去巴西。所以，中國進口商就有較大的定價權。
這些實證結果是否適用特朗普2.0最新一輪、更大規模、涵蓋所有國家和產品的全球性貿易戰，還是個未知數。
關稅對國民利益的影響
從整體國民利益（包括政府的關稅收入）角度看，關稅值不值得？這要取決於進口商能否壓低關稅前進口價格。如果不能，那麽答案是否定的：征收關稅將帶來無謂損失，降低國民利益，而且關稅越高，國民利益受損越大。如果能大幅壓低關稅前進口價格，國民福利或許會能提高。
當然，即使國民整體利益受損，也會有贏家–贏家就是那些受到關稅保護的產業從業人員。
在自由貿易下，結果則恰恰相反，即國民整體（尤其是消費者）利益增加，但少部分競爭能力較差的產業會成為輸家。
關稅政策到底應該為誰製定？這就變成一個極為複雜的政治學問題，而不是簡單的經濟學問題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