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爺拓荒記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

 

唐·王之渙·《登鸛雀樓》

 

今天用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詩開場。結尾的時候講一下為什麽用這首詩。

 

老規矩，先來一段“開篇”。

 

宅著比較悶，就挑喜劇看，逗自己樂。有一種喜劇，編劇導演都沒把戲當喜劇拍，卻給吃瓜群眾當喜劇看待。因為這種作者和讀者之間巨大的差別，也被稱為“神劇”。抗日戰爭主題的影視作品裏，由於某些編導缺乏經驗，硬生生把好戲拍成神劇。網上可以搜到的神劇台詞很多，這裏隻引一句：同誌們，抗日戰爭已經抗了七年了，咱們再堅持一年就勝利了。

 

現實生活中，這樣的領導太需要了，現在哪位領導告訴我宅家令啥時候取消、疫情啥時候結束、全球啥時候恢複“正常”、奧運會是否能夠如期舉辦，我們就太感謝了。

 

事實上，我們遇到更多的領導都像投資理財顧問一樣，說，我手裏沒有水晶球，過往業績不一定重現，你的十塊錢要分配在各種籃子裏，以免一個籃子翻了，蛋都砸了。這種人話我沒有投資理財經驗的人也會說，我心裏是多麽期待神劇裏的領導現在下凡啊！

 

回到正題，講施爺是如何一尊大神、又是如何開荒的。

 

大凡見老外有個漢語音譯的姓，以“施”開頭的，十有八九是德裔，就是德語Sch開頭的那批人。大凡見老中姓“施”的，說您祖上姓“方”，方孝孺被滅九族，逃脫的改姓“方人也”，就是“施”，十有一二會誇你明史通。

 

今天講的是老外，跟方孝孺唯一相似的是祖上也風光過，算個沒落貴族，在現在德國西南角落有個Schrammberg，施拉姆堡，古德語的意思是“受傷的山”，那裏的人就姓“施拉姆”。Sch的組合隻發“施”音，不發“施克”音（比如在英語單詞School裏），在英語裏幾乎沒有，所以移民美國後，人民群眾一聽，就知道“施”家祖上是德國人。

 

這裏要講的“施爺”全名叫Wilbur Lang Schramm (August 5, 1907 – December 27, 1987)，中國教科書裏稱呼他“施拉姆”，我喜歡叫他“施爺”，一方麵避免了複雜的德語發音，一方麵，他配得用“爺”來稱呼，這裏“爺”的語音語調必須用老北京的，有一股氣勢在，有一種氣場在，比如在電影《老炮兒》裏就有發這“爺”的聲音表示有氣場。所以咱一路往下，不管他是1歲還是80歲，都稱“施爺”。

 

施爺出生在俄亥俄州，他爸爸老施因為自己這德國姓，在俄亥俄這樣的地方特別不受待見，開的律師事務所生意因此不咋滴，所以躲家裏拉拉小提琴，妻子彈彈鋼琴，和現在宅家的一些同誌們一樣，自娛自樂。施爺期期艾艾天生口吃、而且一輩子沒有改掉結巴的毛病（千萬不要問我他是如何成為一個教別人口才的老師），所以就挑了笛子和爸爸媽媽一起宅。

 

施爺讀書特別好，高中畢業就是優秀畢業生，得上主席台演講的那款。施爺就上了主席台，掏出笛子，把他的心意用笛聲吹了出來，技驚四座，不是笛子吹得好，而是避羞有術。當然，正應了中國俗話：吹的比說的好聽。

 

這樣的優秀畢業生，哈佛是不會忽略的，施爺輕鬆拿下哈佛碩士學位，順便在波士頓找了份給報紙撰稿的工作。

 

1930年，施爺離開波士頓，去愛荷華，主要是愛荷華市有最好的口吃診所。施爺已經27歲了，哈佛畢業的，《非誠勿擾》上應該爆燈的，但是口吃影響找對象。口吃沒有看好（施爺一生結巴），一不小心在愛荷華大學又拿了個博士學位。

 

說到施爺的博士學位，要扯出去一段。

 

他的博士論文是談朗費羅的史詩《海華沙之歌》。這朗費羅是美國的杜甫、白居易加蘇東坡。英文名字拚法是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有些漢語翻譯，把人家姓名的“神韻”都翻沒了，朗費羅其實就是“高個子”，或者用蘇州話“長（?á?）子”的意思，但是說到美國大詩人，朗費羅這名號太響了，現在如果俺主張稱呼他“高亨利”，別人都不知道我在說啥。好比“翡冷翠”是比“佛羅倫薩”好一百倍的音譯，但是現在大家都管這地方叫“佛羅倫薩”了。徐誌摩翻的“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有幸被采納，是個音意俱佳的翻譯。這“高個子”姓氏是五月花號最早移民到新英格蘭的家族之一。所以到朗費羅這代，很有些曆史了。但是朗費羅要創造美國曆史。他的貢獻是獨創了美國的詩歌風格、體裁和題材：帶揚抑格的浪漫史詩。帶揚抑格，所以他是美國杜甫。浪漫，所以他是美國蘇東坡。史詩，所以他是美國白居易。

 

根據宇文所安表揚杜甫的說法，杜先生是漢語詩人中第一個把七言律詩徹底發展成為成熟而獨立的詩歌體裁的。宇文老師說：杜先生之前，七言是“三言+兮+三言”的節拍，律詩是囉囉嗦嗦拚湊出來的散文，多半用來應酬。杜先生一個人把“荒蕪的七言院落打理成美麗的花園”，並且讓七言律詩真正成為四言古風、五言絕句、長短歌行體和漢賦都無法替代的獨立的詩歌體裁，也就是說七言開始有自己的特點、自己擅長表達的事物與心情，再也不是五言加兩個字了。所以宇文老師表揚杜先生獨立開發、開創的功不可沒，比承襲原有體裁、在詩歌發展上沒有創新的李白先生要高一頭。愛李白的粉絲當然把磚頭都砸向宇文老師在哈佛的辦公室了。

 

同樣在哈佛的高亨利（朗費羅）先生為了把才獨立不久的美國在詩歌上也獨立於歐洲，偏偏去找了不屬於印歐語係的芬蘭語當老師。芬蘭語所有重音都在第一音節，所以他們的史詩《卡勒瓦拉》（Kalevala）一路到底都是“重輕重輕”四步節奏，與英語詩歌裏習慣的“輕重輕重”抑揚格正好相反。其實英語第一音節弱讀、第二音節強讀的單詞比例比較高，比較合適抑揚格。朗費羅為了探索揚抑格，隻能多用單音節英語詞，用語調的揚抑來表達。這就是趙元任先生說的“聲、音、腔、調”四元素的道理，現在教西人漢語的，大部分隻教“（四）聲”，但是西人“腔、調”不對，說出來的還是“洋腔洋調”。印度人的英語，就算發音正確，腔調如果不對，聽著就是那個累啊！同樣，拿漢語四聲加在英語上，讀出來的英語也是“漢腔漢調”，有的航空公司播音小姐的英語就是這個味兒，把說英語的乘客聽得一愣一愣的。

 

因為扭成揚抑格，多用單音節英語詞匯了，朗費羅找靈感一路找到明尼蘇達州的原住民那裏。李方桂先生主張北美原住民的語言和漢語有親緣關係，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單音節、帶聲調、重音在前的揚抑格。所以，朗費羅終於找到了合適的節奏！再一聽他們的民間傳說，他就打定主意寫史詩了。陳寅恪先生最愛寫史詩的詩人，比如白居易，因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其實要看，白居易先生創作的大部分是現實主義的詩，連琵琶女是京城那個教坊裏流落出來的伎女陳寅恪先生都可以從白居易的詩裏考出來。朗費羅先生的創作多半是浪漫主義的詩，浪漫主義的詩可不能當史料來看。比如《伊伐吉琳》（Evangeline），就是朗費羅先生道聽途說根據老阿人民苦難深重的悲催曆史浪漫創作出來的史詩，伊伐吉琳（Evangeline）在曆史上根本不存在（見拙作《桃花源側記之五》）。但是朗費羅先生還是可以稱為美國白居易，因為他們倆創作得實在太多了，朗費羅為了專心寫詩，把哈佛大學的工作都辭了。當然，他盛名在外，辭職不影響他在牛津、劍橋獲得榮譽博士學位，也不影響他成為第一個美國詩人進入新西敏大教堂，有半身塑像和牛頓他們共享尊榮。

 

朗費羅先生愛情真摯，但是克妻，兩任賢妻都早他而去。悼亡詩就是他和蘇東坡先生的交集了。先看蘇東坡悼念亡妻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麵，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鬆岡。

 

再看朗費羅的 The Cross of Snow 《雪十字》，教漁書屋試譯

 

In the long, sleepless watches of the night,

A gentle face--the face of one long dead 長夜無眠，音容宛在，

Looks at me from the wall, where round its head

The night-lamp casts a halo of pale light. 青燈兀垣忽還鄉

Here in this room she died, and soul more white

Never through martyrdom of fire was led 傷心地，斷魂處，似有聖光亮

To its repose; nor can in books be read

The legend of a life more benedight. 縱千言萬卷，難敘娟品麗質。

There is a mountain in the distant West

That, sun-defying, in its deep ravines

Displays a cross of snow upon its side.

Such is the cross I wear upon my breast 西峰幽穀，殘雪映朝陽，熠熠現十架，相顧吾胸膛

These eighteen years, through all the changing scenes

And seasons, changeless since the day she died. 二九生死兩茫茫，滄海桑田，春去秋來，十架永恒淚千行。

 

為什麽說這麽多朗費羅呢？因為施爺一生受他的影響，特別是朗費羅在美國詩歌文化荒原上開了荒，施爺在美國社會科學荒原上也開了荒。

 

扯回正題。1935年，28歲的施爺得了博士學位，就繼續留在愛荷華大學當助理教授，1939年升副教授，1941年升正教授，速度相當地快。施爺教英語，主要是寫作，重點是創作，就相當於中國大學裏的中文係、文學方向、創作班。施爺創立了愛荷華州第一個“作家協會”，自己的短篇小說也得了歐·亨利獎。要是日本鬼子不空襲珍珠港，施爺恐怕要在作協混一輩子了。

 

1941年聖誕節前夕，美日宣戰，施爺筆頭快啊，被招到華盛頓特區美國戰時情報局（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當宣傳幹事去了，他的主要工作是替羅斯福總統寫發言稿，用古代漢語說是“捉刀”，現代漢語說是：筆杆子。給總統寫稿子，就不是寫小說了，寫了15個月，施爺事業生涯從此劇變。

 

1943年，施爺回到大學裏，但是再也不想教作家班了，就去了愛荷華大學的新聞係當主任。但是新聞係也不是他的心頭好，係主任的官帽也不能滿足施爺的理想。1947年，施爺的哥們George Stoddard剛剛當伊利諾伊大學校長沒幾個月，立馬招施爺去伊大加盟，想幹啥，施爺說了算。施爺立馬成立了“傳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以及“大眾傳播”(mass media)碩士課程，都是當時匪夷所思的名稱。

 

這喬治校長，也是有來頭的，首先是施爺愛荷華大學的師兄，大施爺十歲的喬治一直罩著他。其次，喬治是兒童心理學家，愛搞智商測試和教育改革的。美國占領東京後，喬治被叫去給皇太子找老師、安排課程。喬治從日本回美國，就被安排到伊大當校長。伊大麵臨的是退伍軍人潮和伊州經濟大開發，所以喬治有錢有權，想幹嘛就幹嘛。這不，把師弟找來一起幹大事了。

 

現在中國孩子考取伊大，覺得特別幸運，其實1947年的伊大，就是個實驗，做好了，繼續，做不好，關門。喬治校長的實驗就是辦新學科、搞跨學科教育，後來搞到自己被校董事會解雇為止（聽著耳熟？記住陳寅恪先生的話：讀史早知今日事）。

 

1947年的美國，百廢待興。學術界有新聞係和語言係，但是沒有傳播係。施爺開創傳播專業，要是沒有喬治校長的撐腰，是不可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創立的。曾經是總統筆杆子的施爺是天才寫手，一方麵寫了不少關於係科和學科建設的報告，爭取到了不少來自大學和政府的資助，另一方麵，招了不少學者來出學術論文集，論證“傳播”是個學問，“傳播學”是個學科，而且是高於新聞或語言的“現代”學問。施爺一夜間集結人馬，出了不少論文集，很多1948年的出版物，成為今天傳播學的奠基作品、經典作品。施爺說服人的本事本身就是傳播學的經典例子，他可以說服比他年紀、學曆、地位都要高的學者，從哥倫比亞大學等比伊大要高的大學來幫他搭台唱戲。施爺看問題的眼光要比普通人高，他早就認識到傳播學是綜合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人類學、語言學等等學科的“跨學科”或者“綜合性”的學科。所以他請到“傳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專家各式各樣。

 

施爺一通忙活，靠喬治校長撐腰，基本上把美國第一個像模像樣的傳播專業（注意不是係）辦了起來。但是，他自己，除了給論文集、教材寫前言、後記，沒有像模像樣的文章，沒有腳踏實地的田野調查。這是做學問的大忌。1951年，他深入朝鮮戰場，調查戰俘和難民，看怎樣的“戰爭宣傳”才能打動他們，年底出了書，雖然還是合著，但是開始了他自己的學術建設。這和他被招到華盛頓特區美國戰時情報局（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當宣傳幹事的經曆有承前啟後的連帶關係。現在回顧傳播學發展曆程，很清晰的看見傳播學最早就是“戰爭”催生的“戰爭傳播”，後來發展到“冷戰”時激發的“意識形態論戰傳播”，再後來才發展到“國際教育”、“國際商務”、“國際發展”三大塊傳播研究領域。施爺的一生就是這樣的軌跡，也是這樣引導傳播學學科建設的。施爺在中國傳播學頗有盛名，但是他去朝鮮戰場的事很少提及，畢竟他那個時候在陣地的另一麵。

 

1953年，喬治校長被解聘，施爺立馬考慮跳槽，1954年休了一年“科研假”，到處找地方，1955年去了斯坦福大學，並且一呆就是18年，直到1973年他被迫退休（美國那時候規定到65歲必須退休）。退休後，施爺廉頗未老、壯誌未盡，坐飛機去夏威夷，旁邊正好是夏威夷大學東西方研究中心主任，心裏正愁著要找接班人。施爺說服人的本事，是總統都要請的筆杆子，飛機還沒有降落，東西方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就傳給了他。但是施爺沒有太適應他職業生涯的最後一個職位，任期未滿，就從主任位置上退了下來，後來又提早“退休”。1987年，施爺80歲，病故於珍珠港，就是那個把他從作家變成傳播學大拿的珍珠港。也算宿命。施爺一生口吃，除了學術上舞文弄墨、呼朋喚友，私人生活超級保密，至今大家對他的婚姻和家庭不甚了了。1987年，同樣在夏威夷，李方桂先生也病故了。

 

施爺在斯坦福的18年，一共寫了500萬字的文章，是他學術生涯的頂峰，是江湖共奉他為“爺”的黃金時代。如果說伊大歲月，大夥兒還嫌他靠喬治校長的蔭蔽，斯坦福的歲月，施爺就是個獨立的爺。他在斯坦福培養的博士，成為美國各大高校傳播學係的元老，現在好些都退休了。如果把施爺硬是把傳播學“無中生有”變成一個“顯學”的過程描述成“開荒”，那麽愛荷華是打造農具的地方，華府美國戰時情報局是獲得“荒地”位置的地方，伊大是規劃開荒的沙盤，斯坦福則帶來荒地變良田收獲的喜悅，夏威夷是麵對荒地變成“熟地”而不知道下一片荒地所在的落寞和餘暉了。

 

1955年的斯坦福大學，正在從一個地方小大學邁向世界一流大學，校長是加拿大人Wallace Sterling，多倫多大學本科、阿爾伯塔大學碩士、斯坦福大學博士，留校後當了20年校長（1949-1968），終於把斯坦福變成財務上不虧損、名氣上國際一流的大學。所以就讀多大和阿大的，別覺得加拿大的大學就矮人一頭，更別覺得斯坦福、伊大仿佛生出來就是國際一流的。

 

施爺到斯坦福，不再擔任行政職務了，一心搞研究，每天碼字，終於在1973年退休的時候出版了他的大作：《人、信息和媒體》。英語正好是3個M：Men, Messages, and Media。後來女權主義把題目變成Men and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多了一個W。幸好中文書名依然可以是“人”，不必翻譯成“男人、女人”。但是中文裏不能體現3個M。

 

為什麽要3M聯係起來研究呢？施爺說：

 

When we study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we study people – relating to one another and to their group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influencing one another; being influenced; informing and being informed; teaching and being taught; entertaining and being entertained. To understand human communication we must understand how people related to one another. (1973, p.2)

 

試譯如下：當我們研究傳播的時候，我們就是研究人：人和人、人群和人群、組織間、社會間是怎樣相互聯係的，怎樣互相影響的，怎樣互相知會的，怎樣互相學習的，怎樣互相取悅的。要明白傳播，就一定要明白人們是如何互相連結的。

 

施爺綜合他在二戰和韓戰觀察、體驗的實際經驗，認為“人”既是個體的人，也是社會乃至全球的人（比如避疫的你，既是宅著的個體，又是可以發生蝴蝶效應的全球公民）；“信息”有兩個使命：知會和說服，每條信息含的成分不同，有的重知會，比如天氣預報，有的重說服，比如請你去打疫苗。“媒體”有偏被動的和主動的，在施爺的歲月裏，書偏被動，您不拿起來看，就基本沉默；報紙、廣播、電視都是施爺眼裏主動的媒體，他也昵稱它們為“大眾媒體”，這些都是主動衝到你的耳朵、眼睛裏來的，鋪天蓋地，而且你不讀報紙，辦公室裏都沒人緣。施爺經常被誤認為是大眾媒體學者，其實他關門弟子Emile G. McAnany說，施爺視野之廣，涉獵之多，非“大眾媒體”可以覆蓋，比如他和工程係一起搞遠程電化教學（網課雛形）研究、和教育係一起研究兒童多看電視的情況、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研究發展中國家媒體發展與人民生活的關係，等等。McAnany強調，施爺這3M，是以人為本，考察信息的功能和媒體的角色。這也是施爺創立的傳播學綱領。

 

施爺這3M和對每一M的細分，是他獨步天下的絕活，也是八十年（1940-2020）來傳播學的精髓，同時也是他在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落寞的原因。這樣的模型，太美國了，太冷戰了，太“經典”了。在很多別的文化裏，3M沒有驚豔之處，四大文明早就玩透了，所以不覺得有新意。在冷戰過後，“大眾媒體”漸漸變成“被動媒體”，今天互聯網的互動和自媒體是施爺做夢都沒想出來的。施爺當初打破新聞係、語言係的壁壘，導致現在世界上好多大學先前教新聞的、教語言的，都改名兒叫“傳媒係“或”傳媒學院”了，但是施爺3M模型一出來，變成“經典”，開始固步自封，傳播學的發展陷入過於成熟，炒來炒去就是這幾個菜，荒地有荒地的野蠻勁兒，熟地有熟地的惰性。今天的傳播學研究，開始離人們自身經驗太遠，開始解釋不了今天的生活，開始變成書齋裏的閉門造車。

 

話說回來，施爺完美地完成了他開荒的使命，他不必對今天的僵局負責，今天的僵局要打破，如同當初打破新聞係、語言係熟地一樣，需要今天的學者去打破、去開拓、去耕耘、同時告誡自己若幹年後會陷入過於成熟。

 

回到開頭，我們沒有神劇的本事，預知抗戰是八年，避疫是幾個月或者幾年，哪個學科從哪裏開始到哪裏過於成熟，但是我們要有杜甫、朗費羅、施爺的開拓精神，三位都是“更上一層樓”，都是看得很遠，同時都是執著、勤勞地把自己想耕耘的“荒園”“荒地”好好收拾清楚了，成為一代宗師。用杜甫自己的話說就是“淩了絕頂”後，“一覽眾山小”。

 

為什麽現在紀念施爺呢？直接的原因是看見現在回應疫情做的很多研究，包括傳播學，鋪天蓋地，很多都是短平快的快餐，而不是學科建設的深耕，都是在樓下，而不是可以有千裏目的樓上。如此浮躁短視，也是學術商業化、政治化、功利化的悲劇。

 

其實避疫宅家，從平常舟車勞頓上下班裏省了很多時間，是很合適安靜讀書寫作的。傳播學還有很多可以結合別的學科開拓的新領域，不必誰都跟個病毒走，否則等病毒沒了，自己都不知道該幹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