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魔術13---丁凱文子承父業

丁氏魔術13---丁凱文子承父業

丁凱文的魔術出神入化，《不平係列》中已經進行了係統的介紹和分析。丁凱文自稱是“學者”，他的專業是“研究林彪”，直白地說，就是“漂白林彪”，他的特長是變魔術。丁凱文便是用他的特長來為他的專業服務，而且能量極大，是哈林風的領軍人物。

分析了丁凱文的一係列魔術之後，理應討論丁氏魔術的起源。本期的《不平係列》是討論丁氏魔術的終結篇，對丁氏魔術的剖析至此析暫時告一個段落。

在《林彪的四大經典馬屁評析》中我們剖析了林彪的四大經典馬屁，同時也指出了，為什麽林彪能夠在拍馬功的修煉上麵能夠達到如此爐火純青的地步？原因就在於林彪要“得天下”。自然也應該問一聲：為什麽丁凱文的魔術能夠玩到如癡如醉的地步？這原因卻是極其簡單：家傳。

“得天下”和家傳，乃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中國的曆史中幾百年來，你方唱罷我登場，“彼可取而代之也”，成了曆史發展的動力和主要內容。文化革命中的老二，在其著名的“5.18”講話中，就說得極為透徹。並且還點明了：千年如此，今更如此，這是中國人的宿命。千萬上億的百姓，就圍著“接班人”誰當，皇位誰坐而紛爭、殺戮，血流成河，屍堆遍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家傳，是中國文化的又一特色。中國人，做一塊臭豆腐，熬二兩老白幹，用的都是祖宗的老法子。隻要某人找到了方子，從此便可以代代相傳，子孫無憂了。

《新世紀》上曾經發表過丁凱文的文章《不徹底清算文革的後果》，其中有一節是“文革造成的災難”，說道：

文革堪稱是人類歷史上的浩劫。據有關資料披露,在文革期間武鬥死亡12萬3700人;被批鬥的幹部250萬人;被關押的幹部30萬2700人;在關押批鬥中死亡的幹部11萬5500人;全國各類反革命分子481萬;城市死於文革人數68萬3000人;農村死於文革人數250萬,其中地主富農分子120萬;文革中受到各種打擊迫害人數1130萬人;失蹤人口55萬7000人。

另據不完全統計,230萬黨政官員被立案審查,約占文革前全國官員總數1200萬人的17.2%。近3萬人國家機關各部委官員被審查,占部委官員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官員被審查或遭打壓迫害的高達75%;軍隊8萬多人遭誣陷迫害。經濟上,十年動亂使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元,相當於1949年後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文革期間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不僅迫害死了無數無辜的知識分子和中國民眾，而且各級官員也難逃其厄，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副統帥和黨章明文規定的接班人林彪，還有很多普通官員也慘遭迫害致死。據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萬人，1億人被迫害，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元。此外，文革還使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優秀傳統文化遭到了嚴重破壞，其負麵影響，恐怕幾代人也難以消除。

文革最為嚴重的是，摧毀了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幾乎把數千年文明破壞殆盡。毛澤東提倡的“造反有理”導致紅衛兵瘋狂從事所謂“破四舊”活動，全國大量文物被損毀，古跡被破壞，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毀滅性損害。

著名作家秦牧曾感慨：“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可以說，文革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曆史時期，它的瘋狂、野蠻、落後、以及愚昧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千年易逝，文革的罪孽難消！

看看丁凱文的文章，正是冠冕堂皇，大義凜然，堅決要“清算文革”。剝開他的畫皮，卻是一顆醜惡的用心：為林彪塗脂抹粉。在丁凱文的文字中，你看到林彪在文化革命起了什麽作用？一篇五千字的文章，“林彪”出現了五次：

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副統帥和黨章明文規定的接班人林彪，還有很多普通官員也慘遭迫害致死

鄧小平有意識地著重強調毛發動文革隻是犯了錯誤，將文革的罪責推到林彪和江青身上。鄧說：“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另一方麵，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

許多文革重要人物的回憶錄紛紛在海外發表，如《王力反思錄》、《吳法憲回憶錄》、《邱會作回憶錄》、《李作鵬回憶錄》；相關的研究著述如雨後春筍，諸如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人的深入研究；

可見，在丁凱文的筆下，林彪和“文革的罪孽難消”沒有半毛錢的關係，林彪是一個“慘遭迫害致死”者，是一個被甩鍋者。在丁凱文看來，林彪真是雙重的“受害者”：既“慘遭迫害致死”，又被甩鍋，承擔責任。那末，是丁凱文不知道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嗎？丁凱文完全知道，在丁凱文，司馬清揚合著的《找尋真實的林彪》中說：

林彪過分強調“突出政治”、“學毛著”造成了個人崇拜的泛濫。林彪所說的“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等,實乃極左思潮在中共黨內的泛濫。林彪大力提倡的“突出政治”運動,諸如在軍隊創造出“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四個第一”以及“學毛著”,“學老三篇”等,更是走向了極端。由於林彪的參與及支持,中共全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深入到各行各業,滲透進千家萬戶,其影響之廣、範圍之大、效果之強使得中國大地的精神麵貌為之改變,使毛澤東成為淩駕於全黨全國的最高“神祇”,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的重要籌碼和依據。林彪對此不能辭其咎。

我們再來看看丁凱文的另一些文字，在《淺談林彪事件的幾個問題》（《記憶》167期）中說：

與此同時，林彪一貫高舉毛的旗幟，對製造毛個人崇拜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文革是一場什麽性質的政治運動？》中說：

由於林彪在黨內軍內積極製造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連帶著林彪自己也水漲船高，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並被譽為中共的副統帥、毛澤東的接班人。不僅如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更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被寫入中共黨章，步上了其個人生涯的頂峰。

在《請跳出黑白兩極的是非分野》（楓華園第四二四期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華夏文摘增刊第三六三期(zk0312b)）中說：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諱言林彪曾在文革中助毛為虐，當了毛發動文革的幫凶。

在《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2013年，26頁）中說：

解放軍樹立起的這些英雄人物和學毛選的群眾運動把毛澤東送上個人崇拜的最高峰,通過學毛著,毛澤東更加被神化,毛澤東思想成為無所不能的精神武器,甚至於被稱為“精神原子彈”,不僅指導全軍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成為指導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武器。軍隊走在神化毛澤東的最前列。它不但造就了千千萬萬狂熱崇拜毛澤東的青少年,而且使解放軍這支黨軍徹底變成了毛軍。

突出政治的結果更加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把學毛著、堅持四個第一,以及狠抓“四好連隊”、“五好好戰士”等工作推到了極端的程度,如此一來也使軍隊滑向“極左”的方向,更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個強有力的工具。

綜上所述,解放軍英雄人物的樹立,進一步加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個人崇拜,林彪在軍隊思想政治工作中宣揚的“突出政治”賦予“個人崇拜”更多的內容,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了個人崇拜的加持,毛澤東不僅在與蘇共赫魯曉夫的鬥爭中膽氣日壯,氣勢如虹,而且在國內掩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並維護他樹立起來的“三麵紅旗”和有些消弱的個人權威,並為其下一步發動文革運動作了最好的鋪墊。

可見，丁凱文完全知道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及其和文化革命的關係。要“清算文革”，就要清算林彪在文革中犯下的一係列罪行。可是，眼睛一眨，丁凱文的魔術變出來了，林彪和文革沒關係了，林彪成為“受害者”了。

為什麽丁凱文會孜孜不倦的漂白林彪？至少已經付出了半生的精力，而且看起來並沒有偃旗息鼓的跡象。估計是生命不止，漂林不息了。

據丁凱文自我介紹：

我是北京人，一直在北京生活。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在大學時主修了中國通史，世界通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近現代史，還有一些主要國家的國別史，如美國史，蘇聯史等。記得我大學畢業時的畢業論文，就是利用美國官方解密的國務院檔案，探討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國與日本的秘密談判及其對中國抗戰的影響。大學幾年，對於我日後如何進行史學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我考進了北大國際政治係讀研究生，專攻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特別是從中共的成立到共產國際的解散這一期間，共產國際是如何指導中共，以及它們之間錯綜複雜的淵源與聯係，這對我日後深入研究中共黨史與“文革”史極有助益。我研究生寫的論文，是關於北伐戰爭“大革命”時期在土地革命問題上共產國際是如何指導中共的，以及大革命的失敗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研究生畢業後我直接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中國現代史方麵的研究，直到出國為止。

筆者有點奇怪，北京大學有曆史係，那是眾所周知的，但就我所知，北京大學的曆史係是不教魔術的。那麽丁的出神入化的魔術功夫是哪裏來的？“史學研究”的“深厚的基礎”也變不出魔術來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才知道，這是家學。經本人考證以後才知道，原來丁凱文的父親乃是北大鼎鼎有名的教授丁則勤，無怪乎丁凱文有如此國學功底，與其父的提攜、培養是分不開的。進一步的考證，葉群乃是丁凱文的表姐。至此，一切疑問也就迎刃而解了。

南慎修的文章《丁凱文隱名為哪般？》說：“葉群是背叛家庭投奔延安的，直到５０年代初才‘回’丁家作了一次客，後來也再無往來。”估計並不確切，段一平的文章《丁氏兄弟的故事》便指出了葉群“深夜去訪東北師大的丁則民教授家”，葉群既然同東北師大的丁則民有來往，怎麽會同北大的丁則勤沒有來往呢？丁則勤是一個趨炎附勢之輩，葉群又是一個“好學不倦”之人，又有這一層“表”的關係，沒有來往，不可思議。如果有來往的話，很可能當年丁則勤帶著聰明伶俐的丁克迅去拜訪二當家。從年齡上看，葉群生於1917年，文革應是五十左右，而丁克迅則正是一個乖巧的幼童，故而拉過來，抱一抱是完全有可能的。這樣的話，葉群對丁凱文可以說是有一抱之恩。丁凱文為了報答這一抱之恩，使出了渾身解數也就不奇怪了。

《流水何曾洗是非》一書中對當年的丁氏魔術有以下描述：

中共於一九六二年年底開始在農村推動「四清運動」（起初稱「清分工、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改稱「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一九六四年大規模進行，郝斌奉命下鄉參加。「四清」運動被認為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郝斌的大學弟接替他講授〈中國通史〉現代部分。這個大學弟說他第一次講這門課，恐怕準備不及，希望郝斌把講稿留給他用。三年多以後，這位大學弟在批判會上竟然指控說：「黑幫分子郝斌反對毛主席不是偶然的，我手裡有他的新罪證！」隻見他手上一抖，說道：「這是郝斌上課的講稿！全是他的白紙黑字！我念一段給大家聽。」原來是郝斌在二十幾萬字的講稿中，有關引述《毛澤東選集》的話，用「毛說」，而不是寫「毛澤東同誌指示」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大學弟向在場聽眾說：「革命群眾聽聽，他居然把偉大領袖像美帝、蘇修一樣，稱作「毛」！他是多麽的反動！」

周先生是個很博學的人,魏晉南北朝史是他做出成就的領域之一。《乞活考》是他一九四八年發表在《燕京學報》上的一篇論文,純屬考據之作,講的是西晉東晉之間,大量北方居民為避戰亂,南渡長江,一時形成流民潮。其中一支帶有武裝的山西流民,約兩萬多戶,走到黃河流域停了下來。他們自成一體,遙奉晉室正朔,抗拒胡族人侵,從公元三○六年,一直活動到四一九年,長達一一三年之久,稱為「乞活軍」。關於「乞活軍」,史料中本來隻有零星記載,語焉不詳。周一良先生依據零星史料,拚綴出「乞活軍」的大致麵貌,填補了兩晉流民史的空白。周先生在文章中還對「乞活軍」作出一個評價,說他們是在「流民中團結最堅、活動地區最廣、曆史最久者」。一篇考據之作,不是專攻魏晉南北朝史的人,很難注意得到。我的一位大學弟,本以現代史為專業,平日雅愛博覽,周先生的這篇文章,他不僅看了,還認真鑽研了。隻因此文發表在一九四八年,正是國民黨軍潰散之際,南撤的腳步正停不下來的時候,「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此時此刻,周某人竟有這樣的文章發表,在我的大學弟看來,其中隱含著一種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意圖」,為國民黨「出謀劃策」—讓南撤的國民黨軍找個地方「自成集團」、「憑堅乘險,保衛塢聚」,等待蜂迴路轉的那一天。不然,怎麽說得上是為國民黨出謀劃策呢!一九六六年八月之初,三院的虎皮牆上,貼出一份大字報,足有幾十張。那個時候還沒有「戰鬥隊」,大學弟直接署名「丁XX」。大字報題目就是:「乞活考是一株大毒草—--周一良為國民黨出謀劃策」。曆史係的教師中,受過考據訓練的原不在少,大家看了丁XX的大字報,覺得真是微言大義,敢於苟同的實在不多—--這就是《乞活考》的一段公桉。

前文說過，周一良先生起初發表在《讀書》雜誌，後來收入《郊叟曝言》的文章《還想說的話》，其中提到高海林的「軍師」、「一名歴史係的教師」。此人就是我的這位大學弟。大學弟一九六六年七月貼出大字報,說周先生的考據文章《乞活考》是為國民黨出謀劃策,一九六八年還拉著高海林到「牛棚」去逼周先生承認這個「反革命意圖」,周先生始終否認。這件事,直到出了「牛棚」,乃至晚年，周先生也未能釋懷。

這樣，讀者對丁氏魔術的曆史應該能有所了解了吧。順便介紹一下，《流水何曾洗是非》由原北大教授郝斌所著。“郝斌是中國文革時期名噪一時的政治性人物。1966年7月26日，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江青，在北京大學東操場群眾大會上突然首次公開點出郝斌的姓名，並情緒激動、聲淚俱下地‘控訴’郝斌‘迫害’毛主席的女兒李訥，致使他在一夜之間從北大曆史係講授中國現代史的一位普通助教，一躍而成為全國赫赫有名的‘反革命分子’。”“1978年始獲平反。後來曾任北大副校長。”“朋友，你想知道何謂中國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果嗎？你想了解中國文革的縮影——北大曆史係在文革期間的是非曲折曆程嗎？那就請你閱讀郝斌關於北大文革的回憶錄吧！”（周南京）

在《抽掉林彪罪狀第一塊基石：丁凱文答問之三》中有如下文字：

雖然我們是小學生，學校裏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所有小學生都要寫心得體會，借以提高自己的認識覺悟。那時階級鬥爭宣傳之廣泛，令人走火入魔。舉個例子：同班一位女生發現一本少年讀物裏有一篇《大紅馬的故事》，講的是紅軍的戰鬥經曆，她竟然可以聯想到此文就是“為彭德懷翻案”，而向校方匯報，得到校方好一通表揚。雖說那個年歲的我對“批林批孔”還是糊裏糊塗，搞不懂林彪到底為何竟與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有了瓜葛，但林彪是個“壞人”這一印象卻深深地紮根於我的腦海之中。可以說，官方的宣傳還是很成功的，這種無時無刻、無孔不入的宣傳，使得那個時代如我一樣年齡的人，對當局的說法深信不疑。

丁凱文的觀點就是：林彪不是壞人，“林彪是壞人”這一觀點是“這種無時無刻、無孔不入的宣傳”的結果，說明“官方的宣傳還是很成功的”。

“林彪曾在文革中助毛為虐，當了毛發動文革的幫凶”，這是丁凱文自己說的。“助毛為虐，當了毛發動文革的幫凶”，這不是“壞人”是什麽？可見丁凱文又放屁了。丁凱文所會做的，就是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用臭屁來汙染環境，把世人統統熏到。讀者知道，丁凱文有一本很出名的著作《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我們就說一說這本書中提到的三個人：陳卓然、毛應星和朱守忠。文字如下：

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組織“馬列小組”質疑時政的學生查金華。知青陳卓然憤然不平,用剪刀剪下報紙上的字,拚合成60多條標語,貼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標語的主要內容有:“查金華烈士永垂不朽!”“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由於有人告密,陳卓然被捕,4月28日公判大會後被處決。

當時各省、自治區的政權掌握在各地支左部隊首長和軍管會負責人手上,這些軍人多為“大老粗”,大多沒有現代化的知識,一味奉承上意,服從命令是他們的天職,因此常常草菅人命,製造了許多冤案。原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康建民時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公開發話:“不服管教的,你們報上來,整掉十個八個。”“不服管教”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位原上海師範學校的副校長朱守中,因有一些“反動言論”被報到康健民處,朱守中於1970年2月21日被以反革命罪處死。

類似張坤豪的例子還有很多,諸如:1970年4月14日,“文革思想者”毛應星等,在甘肅被處決;5月8日,24歲的“文革思想者”女知青丁祖曉被處決;5月30日,“文革思想者”忻元華等,在新疆被處決。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不勝枚舉。

以上文字中，陳卓然的罪行如同丁凱文指出的，標語的中有 “打倒林彪!”等。朱守中,因有一些“反動言論”。是些什麽“反動言論”呢？丁凱文不會不知道，但是他打過門了。朱守忠的“反動言論”中有“林彪想偷天之功,據為己有,決無好下場!”“葉群若不是林彪的老婆怎麽也擠不進中央。”判決書中有：“。。。書寫反革命文章。。。惡攻擊‘九大’......惡毒攻擊林副主席。。。公開為劉少奇翻案叫屈。。。死心塌地。。。判處無期徒刑。”“文革思想者”毛應星說的是“林彪是蔣介石式的賣國賊，康生、陳伯達等是資產階級政客。”

有的人，雖然根據披露的材料，根據也就數百字的材料，並沒有直接指向林彪，但是其實都指向了個人崇拜。張坤豪說的是：“我認為我們的國家被個人迷信充塞著。”丁祖曉說的是：“喊‘萬壽無疆’是假，要‘永遠健康’是真。”“打倒個人崇拜！打倒奴隸主義-------‘忠’字！”他們的矛頭不是指向林彪麽？

丁凱文有一句話說的不錯：“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不勝枚舉。”這樣的例子包括山東的付春祿，把親筆書寫的題為“《炮打江青小賤妃，火燒林彪狗奸寧（佞）》”大字報放在天安門東觀禮台下地麵上，被當場抓住，押回山東審理。臨沂地區公安軍管會於1968年5月9日以現行反革命判處付春祿死刑，立即執行；青海的安文忠，於1969年3月9日，在青海西寧市街頭張貼標語900多張，其中有“打倒林彪、江青。”“林彪是鎮壓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於1969年9月23日被判處死刑。

請教丁凱文，他們都是“這種無時無刻、無孔不入的宣傳”的結果麽？你自己在你父親的培育下，進了北大，享受到“這種無時無刻、無孔不入的宣傳”，如今，開花結果，玩起了世界級的魔術。可是，陳卓然、朱守忠、毛應星、付春祿、安文忠，“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不勝枚舉”，他們並沒有接受“這種無時無刻、無孔不入的宣傳”，他們和林彪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丁凱文說他們接受了“這種無時無刻、無孔不入的宣傳”，那是對他們的惡毒的汙蔑。

筆者以為，丁凱文至少在以下三點表現出嚴重的腦部疾病。

其一，丁凱文說：“舉個例子：同班一位女生發現一本少年讀物裏有一篇《大紅馬的故事》，講的是紅軍的戰鬥經曆，她竟然可以聯想到此文就是“為彭德懷翻案”，而向校方匯報，得到校方好一通表揚。”你知道不知道：就在北大，就在北大的曆史係，你的老爹從《乞活考》聯想到“為國民黨出謀劃策”，成為該係教授周一良的一個罪名。丁凱文先生對於如此的惡劣行徑不置一詞，卻對一個小學生的從《大紅馬的故事》聯想到“為彭德懷翻案”喋喋不休。你這不是得了偏腦癱？

其二，林彪說：“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丁凱文絕對是視而不見，見而不議。《不平係列》中說了，賀龍明明說了：“誰擁護黨中央，誰擁護毛主席，我就支持誰!”丁凱文愣是把它抹去，然後就說賀龍是“王顧左右而言他”，那是在變魔術。而丁凱文對“得一人而得天下”不置一詞，這才是“王顧左右而言他”。隻是丁凱文變魔術成性，讀者也就可以見怪不怪了。

其三，《丁凱文其人其父》，丁凱文當然是見過的，不過，丁凱文把頭埋在沙裏，裝聾作啞，未見有一詞。丁凱文平日掄槍舞棒，憑著北大學來的一身本事，眼睛裏揉不進沙子，一見有對林彪不敬的，立刻揚馬揮鞭，衝上前去，不獲全勝絕不收兵。而對於《丁凱文其人其父》這樣的直接點到了其父之作，卻能沉住氣，不吭聲，不容易。俗語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不能為父辯”，雖不為“大”，畢竟也是不孝之一，丁凱文忘記了自己如何來到這世上，忘記了是誰把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忘記了是誰把你送進北大，是誰讓你拿到了碩士學位，忘記了是誰把這稀世魔術傳給了自己，讓你可以在當今世上丟人現眼。悶聲大發財。丁凱文，你不能為父辯，是為不孝。雖然，說丁先生不忠不孝是不對的。丁凱文對林彪之忠，那是有目共睹，世上無雙。看樣子丁先生也是忠孝不能兩全，有難言之隱啊。

丁凱文有一篇文章《實事求是還是曲學阿世？－－評葉暉南《林彪反革命集團問題研究述評》》，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所”網站（http://iccs.cass.cn/detail_info.aspx?sid=1357現似乎已刪除）《記憶》總第二十九期（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其中說到：

葉暉南既然是寫作有關林彪事件研究方麵的述評，就應該對這一研究領域有相當深入、細致的研究，不僅應當掌握當前學術研究方麵的動態，分析各家研究之長短，指出其中之特點和不足，更應知曉這一研究領域的熱點、疑點，加以分析、對比，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

三、對海內外的林彪事件研究一知半解或予以回避

近幾年來海外對文革史的研究有著長足的進展，所發表的文章、書籍很多，林彪事件的研究亦有重大的推進，實際上成為林彪事件研究的重要陣地。但是通觀葉暉南文，海外的有關研究隻不過是寥寥幾篇無關痛癢的短文，和幾本濫竽充數的稗官野史。對於那些有著重要學術價值的文章、書籍，不是有意回避，就是一知半解。

2014年，台灣大塊文化出版了北大（也就是丁凱文的母校）前副校長郝斌所著《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丁凱文先生，身為文革專家，文章成堆，粉絲成群。隻是不知道為什麽對《流水何曾洗是非》這樣“有著重要學術價值的文章、書籍”視而不見，有意回避？眼中隻看到化妝師，剪輯師以及一些哈林粉絲的哈林文。為了有助於先生的學術發展，更為了先生能避免“不孝”之名，有必要將《流水何曾洗是非》的文字披露於世。

南慎修的文章指出，丁則勤“是那時北大曆史係教師中唯一一個對同事大打出手的人，而文革中全國教師動手打人的例子是很少的。” 南慎修的文章還指出：“被他打過的其他人還包括：他自己的老師榮天琳，他同教研室的郝斌（當時已因被江青點名而成了‘反革命’），研究日本史的夏應元，已被北大造反派首腦聶元梓打成‘中統特務’、關入‘牛棚’並打得半死的呂遵諤，研究中國史的高望之，已靠邊站的係幹部許師謙等。”

丁凱文有文章《不徹底清算文革的後果》，希望清算文革，這個願望值得鼓勵。可以看到，丁則勤這樣的例子是文革中一個典型的例子。緊跟著偉大領袖鬧革命，奉行著階級鬥爭為綱的原則，文字獄的主角，鍛人入罪，比小爬蟲、“四人幫”更是棋高一著，更兼文鬥、武鬥，一手包辦。丁凱文，你說說看，這樣的惡棍該不該清算？

另外，網上有文《丁凱文其人其父》（360doc.com），也介紹了丁氏魔術，可以參考。有趣的是，文章的最後說到“華夏文摘抄CND消息樹”。查“華夏文摘CND”，並無《丁凱文其人其父》一文。到底這是《丁凱文其人其父》的作者的一個障眼法，還是《華夏文摘》也學了共產黨的招數，善於“和諧”？就不知道了。本人的建議，如果是“和諧”了，不妨找一找。共產黨文革中這麽多冤案都平反了，《華夏文摘》難道就不能反思一下？如果原來就沒有在出現在《華夏文摘》，不如轉載一下。看看文章就知道，這對於研究北大文革，研究整個文革都是極有好處的。

丁凱文如果《流水何曾洗是非》沒有看過，【華夏文摘增刊】第九四一期（2014年05月05日）總應該看過吧，上麵有郝斌的《寬宥和抹除》，便是從《流水何曾洗是非》摘錄下來的，不妨往顧一下。這不過是舉眼之勞，丁先生何必吝嗇？你看看文章裏麵的丁則勤該不該譴責？該不該罵？

俗語說：要知文革，須看北大，到了北大，要看丁大。隻要把丁大研究透了，文化革命怎麽回事也就知道了。如此典型的文革案例，丁凱文不置一詞，還稱什麽文革專家？一天到晚辨析來辨析去，連這麽簡單的一件事，一個人都不敢辨析，身為北大碩士，不知道在學些什麽東西。把母校的台都坍光了，臉都丟光了。

丁凱文寫過文章《林彪的功過與林曉霖的淺薄》。筆者看到了丁則勤“在一次全係大會上突然發言，說‘我有罪，我要交代’”後，建議丁凱文去寫一篇《林彪的親戚和丁則勤的淺薄》。‘我有罪，我要交代’，這淺薄不淺薄？算不算“應聲蟲”？

筆者還建議丁凱文去寫一篇《林彪的功過與丁凱文的忠孝》。在《林彪的功過與林曉霖的淺薄》一文中，林曉霖成了“應聲蟲”，那麽丁凱文是什麽“蟲”呢？筆者一直想象不出，直到看了《流水何曾洗是非》才知道，原來丁凱文是“無聲蟲”。林曉霖為她的父親謝罪，遭到了丁凱文的惡毒詈罵，林豆豆作了“口述”，得到了丁凱文的百般嗬護。不管怎樣，她們兩個都發聲了，都為他們的父親發聲了。可丁凱文有點奇怪，你就是把“丁則勤”貼在他腦門上，他也不吭一聲。仿佛丁則勤和丁凱文是完全無關的兩個人。丁凱文既不會為丁則勤道歉：他丁則勤是丁則勤，我丁凱文是丁凱文，我為什麽要代他道歉？丁凱文也不會為丁則勤辯護：他丁則勤是丁則勤，我丁凱文是丁凱文，我為什麽要為他辯護？我就奇怪，丁凱文是什麽地方出來的？是石頭裏蹦出來的麽？

當然，也有可能丁凱文確實眼睛有疾，沒有看到郝先生的大作。如果這一假設成立，那麽丁凱文的不孝，郝斌先生也有責任。丁凱文的《廬山會議的鬥爭與毛澤東處理林案之我見——兼談所謂“林彪集團”》中開首便說：

友人近日寄來史雲、李丹慧合著的《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以下簡稱《難》），拜讀之餘，雖感此書比國內版的官修黨史教材有了某些長足進步，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依然顯露出官史的痕跡。筆者不才，一些看法寫出來就教於各位方家。

我相信，如果當時郝先生能夠贈送一本《流水何曾洗是非》給丁凱文，一定可以激起丁凱文的無盡的靈感，丁凱文一定會文思泉湧，丁凱文一定又會有妙文佳作，丁凱文絕不會置之不理，而丁氏魔術一定會得到發揚光大。《流水何曾洗是非》不是也“依然顯露出官史的痕跡”麽？丁凱文一定會有“筆者不才，一些看法寫出來就教於各位方家”，也可免了不孝之罪。

本人並且倡議成立“丁學”。丁氏魔術，在魔術界特樹一幟，雖不及二當家“馬屁學”對人類貢獻大，但對於娛樂人類，也是必不可少。丁氏魔術乃是家傳，且是傳男不傳女，至今已是岌岌可危。從“乞活考”到“丁凱文腰斬葉群”，亦是有跡可循。故有挖掘開發，拯救之必要。

話就說到這裏。期望能看到丁凱文“不是有意回避，就是一知半解”的煌煌大作。

對於南慎修的文字，我是不大相信的。丁則勤，看看就是一副老實人模樣，又是這麽大個兒，會打人麽？不可信。不過我說不可信不管用，最好還是丁凱文自己出來說一聲。

所以我勸丁凱文：你呢，應該把精力分開一點，雖然說忠孝不能兩全，你也不能隻忠不孝吧。你畢竟是你老爹給了你生命。沒有你老爹，你能在這世界上耀武揚威麽？你老爹不僅給了你生命，而且在你學術的道路上，在你成長的道路上，都是一步步地教你，一步步地帶你。終於帶出了你這個個世界級的魔術師。

其實，丁凱文還是比較謙虛。家學，一般的人，如果有個當教授的爹，尤其是北大的教授，早就亮出來了。不過丁凱文從來沒有拿他北大的爹拿出來炫耀過。和當年的老二的“謙虛”可有一比。丁凱文的文字功底甚為了得，估計一半得自於北大，一半來自於其父。當然，考慮到丁凱文的天才和勤奮，或許各占三分之一比較妥當。查看丁凱文在“官方”的陣地上發表的論文，查到的有四篇。

丁凱文，你可不能有了成就忘了爹啊。官方一直教你，北大一直教你，飲水莫忘掘井人，你不能因為這是“官方”就反其道而行之。

你為老二的辯護，文字已經是天文級了，為你老爹的辯護，無聲無息，任憑著文字流傳。這不太好，憑著你手中的這支筆，憑著你北大的碩士學曆，隻要你一出手，南慎修之流早就給你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了。莫非是因為南慎修不是“官方”，故而你手下留情，放他一馬，寧可負了老爹，不對非官方下手？

咳，丁凱文，你也是有兒有女的人，如果你希望把丁氏魔術繼續傳下去，那末我勸你把《不平係列》好好保存，這裏麵有著丁氏魔術的全套解析，對他們來說是絕妙的教科書。有了這套教科書，他們將能很快地、熟練地掌握丁氏魔術。這對於他們成為你的傳人，繼承你的遺誌，把漂林大業進行到底，將會大有好處。

可是，你想想，丁則勤的魔術已經徹底完蛋了，連他的親生兒子都不願意出來替他作一聲辯護，你以為這丁氏魔術還能在世界上混？你難道真想把你的魔術傳下去麽？你難道不怕你的後代看到《流水何曾洗是非》？不怕他們看到《丁碩士語錄》？不怕他們看到《不平係列》？

你今天不肯為你的父親哪怕說一個字，明日當你被眾人當落水狗打的時候，你能指望你的兒女為你辯護麽？

咳，丁凱文，我隻是沒法預料，當你的孩子知道了你的魔術的奧秘以後，他們會怎麽想？他們會欣賞你的才智，佩服你的功夫？他們會願意繼承你的事業？我隻是沒法預料，當他們知道了你的這一套魔術以後，他們會鄙視你還是崇拜你？

我勸你一句：放下魔術，立地成佛。改行吧，魔術該結束了，鬧劇該收場了。筆者有《文革英烈》三冊，你要好好研讀，那末你的“嗜魔成癖”症自然能夠痊愈。否則的話，隻能看你的造化了。真是：

流水何曾洗是非，

魔術依然顛黑白。

橫批：丁氏家傳

斥“毛說”，毆同儕，丁則勤均諳其道

變魔術，漂“助毛”，丁凱文皆握絕技

橫批：子承父業

半輩子“得天下”    馬屁獨步天下

遍海外護表姐        魔術冠蓋全球

橫批：林跡丁循

 

附一：郭羅基：還是沒有看明白——關於嚴慰冰的爭議之三

《周末文刊》2012年第14期發表我的《從傳統思維中走出來吧！》的同時，對此文的反駁也在屁股後麵跟著來了。

我料定馬悲鳴無法回答的問題，他請丁凱文來回答，說：“隻好勉為其難，簡單通俗地略答兩個外圍問題，主要問題還是轉請丁凱文先生來回答。請郭先生和讀者諒解。”“兩個外圍問題”以及其他“外圍問題”，就不要糾纏了，直奔“主要問題”。

丁凱文先生並沒有替馬悲鳴回答問題，而是反駁我的已經發表的和尚未發表的兩篇文章。反駁也不要緊，就是不能忽略“主要問題”。

什麽是“主要問題”？

我以為已經說得很明白，無奈有人看不明白，不得已，隻好拎出來再說說。

我的第一篇文章《關於嚴慰冰的爭議》提出的“主要問題”是：不是嚴慰冰違法，而是共產黨違法；所謂嚴慰冰“反革命”案，實際是共產黨違法案。有一位杜鈞福先生，寫了一篇《嚴慰冰匿名信案是何時偵破的》，說是“駁斥”了我的“謬論”。他的文章和我的“謬論”根本不沾邊，更談不上“駁斥”。還有一篇《讀者來信》說我“為嚴慰冰的所作所為強作辯護”。這些，都是對我的文章還沒有看明白就急於發表意見。要說“強作辯護”，我不是為嚴慰冰的所作所為“強作辯護”，而是為法和法的精神“強作辯護”。為了讓人看明白，我又進一步展開。

共產黨違法，製造嚴慰冰“反革命”案的根源在於：

第一，混淆倫理和司法，混淆善惡和罪與非罪，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

第二，黨權吞食司法權，罪和罰都是執行黨的決定，實體法和程序法統統不起用。

這兩個問題，不僅是產生嚴慰冰“反革命”案的根源，也是產生一切冤假錯案的根源。我從理論上進行抽象，就是希望消除這種根源，避免一切冤假錯案。

這兩個問題，還是共產黨繼承了中國曆史上的不良傳統。許多人的思維也為傳統所束縛。這是共產黨在幾十年中製造冤假錯案的社會條件。所以，我大喊一聲：“從傳統思維中走出來吧！”

一個“主要問題”演化為兩個“主要問題”。

丁凱文如果要對我進行反駁，就應該針對這些“主要問題”。

首先要證明，不是共產黨違法，而是嚴慰冰的“反革命”罪罪有應得。

所以說不是共產黨違法，還需要證明：

第一，不是混淆倫理和司法，而是……；

第二，不是黨權吞食司法權，而是……。

丁凱文的反駁遊離在“主要問題”之外，枝枝節節，雞零狗碎，自己說過的話不斷重複，沒有新意，毫無長進，別人說過的話大量引用，沒有分析，不辨真偽，十足擺了一個陳陳相因的雜貨攤。

堅持混淆擴大混淆

丁凱文非但沒有反駁的能力，而且理解的能力也很成問題。我說：“丁凱文的《不容青史盡成灰》，是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的典型。”“‘心態齷齪肮髒，手段低級下流’是道德領域的問題，‘刑事犯罪’是法律領域的問題，兩者不可混淆。”他為自己辯護道：“嚴慰冰匿名信事件的基本事實是清楚的，筆者評論嚴慰冰‘心態齷齪肮髒，手段低級下流’並未說錯。”這就是對我的文章沒有看明白了。問題不在於這句話有沒有說錯，而是以此作為“刑事犯罪”的根據是荒唐的。我一再說道德領域的問題和法律領域的問題兩者不可混淆。他卻再三強調“嚴慰冰匿名信的醜陋、下流”、“不堪入目”等等，就是犯罪，堅持混淆。

丁凱文非但堅持混淆，而且還要擴大混淆。他說：“對嚴慰冰匿名信事件應該有一個基本的是非認識。”又說：“嚴慰冰無端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一事本身的是非與對錯是很清楚的。”除了用善惡來混淆罪與非罪，他又用是非來混淆罪與非罪。是非對錯是認識論範疇，罪與非罪是法律範疇；認識論領域的“非”和“錯”並不是法律領域的“罪”，法律領域的“非罪”也不一定是認識論領域的“是”和“對”。這個道理，具有初級的邏輯思維的人都能明白。

丁凱文不知還會生出什麽別樣的混淆來，且拭目以待。

丁凱文堅持混淆、擴大混淆，如果主張混淆有理，應該講出一點道理來。

刑事犯和政治犯

丁凱文在《不容青史盡成灰》中說：“嚴慰冰案屬於以造謠誣蔑為手段破壞他人家庭幸福，是惡意人身攻擊和誹謗，屬於刑事犯罪，並非政治犯。”他的意思是說，嚴慰冰犯了“誹謗”罪，並非“反革命”罪；她是屬於犯了“誹謗”罪的刑事犯，並非犯了“反革命”罪的政治犯。他自以為糾正了曆史案件。殊不知恰恰暴露了本人缺乏常識。中國政府是不承認中國有政治犯的，“反革命”罪正是列入刑法的刑事犯罪。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經指出，判定嚴慰冰的“反革命”罪和“誹謗”罪，均不合實體法和程序法。在這一點上，丁凱文還不是沒看明白，而是閉眼不看，又重彈老調：“嚴慰冰一案僅僅是簡單的刑事案，而非政治案。”說得很輕鬆，“簡單的刑事案”，法律根據何在？

法律根據沒有。不懂法律的丁凱文，抬出同樣不懂法律的“土八路”邱會作作為根據。丁凱文寫道：“邱會作回憶說：‘嚴慰冰的做法，當時是觸及刑律的犯罪行為，現在看仍然是觸及刑律的犯罪行為。’”邱會作已經永遠閉上嘴了，那麽，請丁凱文回答：當時觸及的是哪條刑律？“現在”觸及的又是哪條刑律？按照馬悲鳴的說法倒是省事，不必回答嚴慰冰觸及哪條刑律、犯了什麽罪，是周恩來為了保護老戰友嚴樸的後代，把嚴氏姐妹放到監獄裏的，那裏“才是保全性命的最好去處”，否則她們就難免殺身之禍。馬悲鳴的作品每有奇思，但正如一位網友的評論所說，隻能當作“消遣”。認真不得的，若與之爭辯，自己也淪為“消遣”的水平了。

丁凱文推而廣之，說：“這種行為在任何正常的法製國家都屬於刑事犯罪。”中國是不是屬於“正常的法製國家”？國際輿論不認為缺乏司法獨立的中國是“正常的法製國家”。丁凱文判定嚴慰冰為“刑事犯罪”，這樣就輕而易舉地把中國也列入“任何正常的法製國家”了。從馬悲鳴到《讀者來信》再到丁凱文，都拿“西方法治社會”、“任何遵守法製的國家”、“任何正常的法製國家”來說事。世界上的法治國家有幾十個，實行法治有幾百年，舉出一個案例來說說如何根據匿名信判處“反革命”罪（法治國家沒有“反革命”罪，但有暴亂罪、叛國罪）和“誹謗”罪，還不容易嗎？我提了幾次，你們就是舉不出一個來！

我舉出美國的案例來說明在“誹謗”問題上的法和法的精神。丁凱文說：“郭羅基先生洋洋灑灑用了大量的篇幅論述美國司法體係如何保護批評者雲雲，完全是文不對題”。他不懂法律，所以就不知道案例的意義，美國法治的進步就是靠許許多多案例的推演來實現的。我是故意“洋洋灑灑”，希望對不懂法律的人作一點啟蒙。除了丁凱文這樣的拒絕啟蒙外，有人還要我多講、多寫。你們舉不出一個案例，隻是憑假設、推論來武斷“任何正常的法製國家”的“文”，倒是“對題”了嗎？

頑固維護黨權吞食司法權

丁凱文對我的批判還進行一番定性，說：“郭基本上還是站在共產黨‘政治正確’的立場上評判這麽簡單的一樁刑事案。”我在兩篇文章中譴責“共產黨違法”，指出中國“隻有黨治，沒有法治”。如果共產黨承認違法，承認黨治違反法治，那共產黨的立場與我一致了，也可以說我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了。很遺憾，共產黨的立場是“黨大於法”。我是反共產黨的立場。丁凱文先生！還是對我的文章沒有看明白，連正和反都搞不清楚。結果，正像澳大利亞土著的飛鏢，飛出去的帽子又回到自己的頭上。丁凱文說：“中共當時對嚴慰冰匿名信案的處理是非常嚴肅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決定處理的。”“中共中央在處理嚴慰冰案一事上頗動了一番腦筋。”這才是共產黨的立場，這才是維護共產黨的“政治正確”。我已經指出，對嚴慰冰的定罪、抓捕、收監，不經司法程序，沒有法律根據，一切都是黨的決定，這叫做黨權吞食司法權。丁凱文卻認為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決定處理”理所應當，“是非常嚴肅的”，“頗動了一番腦筋”的，可見，在他的頭腦中，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維護黨權吞食司法權的觀念，何等頑固！

丁凱文所稱讚的當時的“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討論決定處理”嚴慰冰案以及“彭、陸、羅、楊反黨集團”案時，完全是站在維護作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的林彪的立場上。現在的“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倒並不站在維護林彪的立場上了，嚴慰冰的“反革命”罪也平反了。而丁凱文美言“中共當時對嚴慰冰匿名信案的處理是非常嚴肅的”，是“頗動了一番腦筋”的，在嚴慰冰的“反革命”罪平反之後，還要追究她的“誹謗”罪，就是繼續站在維護作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的林彪的立場上。

原來林彪是他的表姐夫

我在《周末文刊》上看到丁凱文的文章之前，未聞“丁凱文”其名（恕我孤陋寡聞）。丁凱文好像對我很了解，說“郭羅基先生曾在北京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任教”，“郭羅基先生在北大馬列主義教研室工作多年”，“號稱馬列主義哲學家”。錯了，我從未在“馬列主義教研室”工作過，我在北大的工作單位是哲學係。哲學係沒有一門課叫做“馬列主義哲學”，也沒有一個人“號稱馬列主義哲學家”。“馬列主義哲學”、“馬列主義哲學家”這些概念是不準確的，隻有半瓶子醋的人才會使用。

丁凱文說，郭羅基是“可笑”的。好大的口氣呀！

丁凱文究係何許人？於是，我上網搜索，方知丁凱文原名丁克迅，父名丁則勤。果真如此？丁則勤是我在北大曆史係的同學。因文革中打人，他在北大不好處了，於是去了清華。他的太太、丁克迅的母親王毓鍾是我的無錫老鄉。我還認識丁則勤的兄長、丁克迅的伯父丁則良。我曾看到丁則勤抱著兒子在校園裏走動，孩提時代的丁克迅我應該見過，但現在沒有印象了。不管怎樣，頓時有親切之感。又想起往事一樁。“九一三”事件之後，曆史係傳達討論中央文件時，丁則勤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表現沉痛。眾人莫名其妙，勸他鎮定情緒，慢慢道來。他說出，葉群和他們丁家是親戚，論輩分丁則勤還是葉群的表舅。那麽，葉群是丁克迅的表姐，林彪就是丁克迅的表姐夫。原來如此，大有來頭。其餘，讀者不要過分猜測。

丁克迅本人，1983年進入北大國際政治係讀碩士研究生。1982年，我被鄧小平趕出北大，發配南京。從那以後，北大培養出什麽樣的人與我無關。但雖無直接責任，還有間接責任。國際政治係的教師中有一些人是我的學生。我沒有把我的學生教好，我的學生們又沒有把他們的學生教好，以至出了丁克迅這樣的不碩的“碩士”，都是屬於“教不嚴，師之惰”。

如果一一指出丁凱文的文章中的差錯，那就太繁瑣了。

克迅賢侄，聽我一言相勸：你的文章顯示，做學問的基本功甚差。據說你還出過一兩本書，有空我將找來翻翻。在校時沒學好，現在宜加緊自學，特別要在邏輯思維的訓練和法律常識的學習方麵多下功夫。

2012年5月1日

《周末文刊》2012年第27期，最後一節《原來林彪是他的表姐夫》被編者砍掉

 

附二：寬宥和抹除——周一良晚年心境一窺（文革博物館通訊（七七三））

作者：郝斌（原北京大學校長）

 

1966夏至1969年夏，時值周一良先生53－56歲，這幾年的他，多半在“牛棚”裏度過。三十多年過去之後，他快90歲了，“牛棚”的陰影，依舊縈繞心頭，揮之難去，以致成為他晚年三大不快的心結之一。周先生留下的文字、遺物之中，對此都有明白的表征。

“文革”之中，北大曆史係有過一個龐大的“牛鬼蛇神”隊伍（1），是以周先生在“牛棚”裏的境遇，目睹見證者不少。時光荏苒，屈指一數，這些人大部分凋零作古了；我當年30歲出頭，如今也至耄耋之年。逝者如斯，說起來都是些前塵往事，一切全在可以寬宥之列。不過，寬宥不等於忘記，更不等於可以抹除。這個話應該這樣兩麵說到、做到，才不至於偏廢，偏廢會招致負麵的效果。今日回頭反思“文革”，理性與不回避、不抹除，應該是親曆者用心把握的兩點；或缺其中之一，恐怕難以完成曆史留給我們的這份作業。交卷的時間已經耽延至今，答案及格才好。去年已是周先生百年冥誕，我把一些陳年往事，點點滴滴回憶出來，一作對先生的懷念，二讓年輕的朋友當個故事聽聽，庶使這段曆史不致完全成為灰燼。

周先生晚年的心結，究其所在，我以為，就是今天反思“文革”之時我們劈頭遇到的問題：寬宥碰上了抹除，你該怎麽辦？

 

顯現本尊

1966年，政治風雲詭譎多變。4、5月間，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連結在一起，打成一個“反黨集團”，霎時之間倒台了。這時節，鬥爭還隻限於上層，廣大工農並不知情，依舊過著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日子。北大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對校長陸平不滿，已非一日。這時的她，以高度靈敏的政治神經，覺察到上層的動向，再經與康生的一番上下互動（2），於5月25日，在校園給陸平貼出大字報。如今隻看這份大字報的標題，就知道她真的費了不少心思：《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前有宋碩，後有彭珮雲，把陸平的名字嵌在中間，音在弦外，是說陸平與剛剛倒台的彭真該有什麽瓜葛－－因為宋、彭兩位既是彭真手下的得力幹部，又是陸平與上級機構中交往密切的人士（3）。拔了蘿卜帶出泥，政治鬥爭的學問，全在妙手一用。

 

上圖：北大校長陸平

下屬對上級有意見，公然以大字報方式表達，有點異乎尋常，當年也不被容許。僅僅一天功夫，聶元梓的大字報就被反對的大字報糊蓋得嚴嚴實實，事情好像就此煙消雲散，其實風暴剛剛到來。一周之後，即6月1日的晚間，北大校園裏被覆蓋的那張大字報一步青雲，竟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中全文播出，語調鏗鏘，而且反複重播，直至次日。此時的陸平跌坐家中沙發之上，默無一語（4）。次日，大字報在《人民日報》上以頭版頭條全文刊登，同時，另加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篇千字短文，說到“陸平及其一夥”的時候，用語不凡，呼之為“黑幫”、“黑組織”和“黑紀律”。這類冠以“黑”字的語詞連續使用了6次。陸平隨即被撤銷一切職務，北京市委也被明令“改組”。到此一刻，人們方才悟到眼前的事態不小。這時候的北大校園，就像一口燒開的熱鍋，到處冒泡了。未名湖畔的銅鍾，幾十年來上課、下課都會準時撞響，在此之後，即長歇長棄。打鍾的老人姓趙，燕大時期，人們稱呼他“DearZhao”，他一分不差地打鍾，幾十年如同一日；“文革”事起，紛亂吵嚷的燕園，便再不需要他的準確性和責任感了。

這時候，包括我在內的曆史係師生，大部散在農村參加“四清”；一、二年級的學生和少數教師，則在京郊昌平縣太平莊搞“半工半讀”。不論大家身在何處，大字報的全文都是聽了又聽，生怕漏掉一個字。北大雖然癱瘓，後勤事務好像還有人做主，星散的師生，都被校車陸續接回北大。6月5日返校那天，我剛放下行李，就聽見有人在走廊上呼喚曆史係師生到第一體育館集合。那已是晚上，說是開會，卻沒有人主持。籃球場上的人們圍了個圈子，空冷了好一陣，氣氛凝重。這時候，人群裏忽然有人高聲喊話。

那是從太平莊回來的學生，當時他們疑竇滿懷。因為三、四個月以前，太平莊的“半工半讀”活動有過一個開學典禮，曾來出席講話的，就有北京市委書記鄧拓，他算是到會祝賀的最高級別人物。沒有幾天，他的《燕山夜話》就被拿出來批判，裏麵的所謂反黨“黑話”，報紙上揭出一條又一條。如今，聶元梓大字報標題上赫然在列的彭珮雲，又在太平莊蹲點，一住十天半月乃是常事，學生們總在食堂裏遇見她。太平莊是一家“黑店”，這個想法雖沒人說出口，但在學生心裏已是油然而生。有個撚兒就是炮仗，當時校內的形勢已經如此。

話說那天晚上在第一體育館，先有學生當麵質問幾位班主任，不得要領，接著有人指呼係總支書記徐華民出來答話。徐有問即答，隻是滿臉的苦相和委屈；他答“不知道”、“不清楚”，語調無奈而真誠。接著，又有學生指呼周一良先生答話。周先生好像也剛從農村回來，但已經換穿了一件幹淨、褪色的中山服。他走入人圈，站定之後，先用兩手抻了抻上衣的下擺，又抬起胳膊提了提領子，整衣昂首，麵色肅穆。他的回答跟徐華民一模一樣，但字字皆有音節。他們兩位是曆史係主要的黨政負責人，對答如此，學生不滿，但也提不出更多的質問。僵持了好一陣，大家泱泱而散。

後來的三年間，周先生被批被鬥多次，算將起來，能夠保持師長尊嚴的，大概這是唯一的一次。至於其他“牛鬼蛇神”如我等輩，人格辱盡，遑論尊嚴。那天晚上北大第一體育館裏的周先生，我以為，顯現出來的正是他的本尊。

《乞活考》公案

隨後，由海軍和煤炭工業部抽調來的幹部組合為一個“工作組”，來到曆史係維持局麵。師生人等俱被安頓在室內，頂著6月的酷暑，整天學習社論。周先生隨同大家一起學習。

曆史係所在的三院，牆內牆外，貼滿了大字報，內容多半是從報刊上批判翦伯讚的文章裏抄下來的語句，隻是在他的名字上多打了一個紅叉，人們往來走過並不駐足。一天，忽然有長篇大字報貼出，占滿了大門兩側的牆麵，平衡對稱，讓人耳目一新。原來的虎皮牆上，因雨水常年衝刷石塊鬆動的地方，全被遮蓋起來。這篇大字報不但長，而且內容也聳人聽聞，它指周先生的一篇文章內藏玄機，“為國民黨出謀劃策，是一株反動透頂的大毒草”。

“大毒草”指的是周先生早年寫的一篇考據文章《乞活考》。這篇文章講的是，西晉東晉之間，胡族自北而下，北方人民為避戰亂紛紛逃亡江南，流民一批又一批，形成一次人口遷徙大潮。其中從山西出來、被稱為“乞活”的一股，約兩萬多戶，行至黃河流域屯留下來。與眾不同的是，他們擁有武裝，自成聚落，遙奉晉室正朔，抗拒胡族，這種自存自保的狀態，竟從公元306年一直延續到419年，長達113年之久。在這百年之間，他們有力地配合了司馬氏政權的北伐活動。史書上有關“乞活”的資料，本來點滴片段，散在各處，人們但知“乞活”其名，不能窺其全豹。周先生經過窮搜苦檢，居然連綴成篇，把“乞活”的麵貌勾畫出來，填補了兩晉流民史的空白。這樣的文章，沒有點功力、讀書不多的，是絕對作不出來的；周先生作出之後，能識貨、能欣賞的人，也隻限於狹窄的小圈子，三、五同行而已：專攻世界史的不用說，就是研究中國史的同仁，上搞秦漢、下搞明清的，也隻是翻翻罷了。然而，這篇大字報的作者丁則勤，卻是曆史係專攻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青年教師。他平日興趣廣泛，雅愛涉獵，不知什麽時候鑽到圖書館舊期刊閱覽室裏，研究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1948年，那正是國民黨大軍倉皇南逃、潰不成軍之際，“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值此時刻，居然有周一良這樣一篇文章刊出，大字報就說，《乞活考》作者的用心是要潰逃的國軍，效法“乞活”當年的做法，相機止步，憑堅乘險，擁兵自保，以待來日－－果真如此，不是“為國民黨出謀劃策”，又能是什麽呢？！讀者朋友，周先生的這篇文章發表在隻印幾百份、向來沒有多少人看的《燕京學報》上。國民黨上層，漫說此刻已是惶惶不可終日，就是好整以暇之際，又有誰有閑心去看這種枯燥的文字呢？再說，真的看了，就能複製出一個現代版的“乞活”嗎？您看，這樣的事，今天聽來匪夷所思，可在四、五十年前，不特有如此奇異的思維，它居然還能找到市場、被人接受－－跟大字報作者一起署名的，就有曆史係二年級的幾名學生，隻不過他們使用了一個小組的名義。

 

上圖：周一良1948年發表在《燕京學報》上的文章《乞活考》

這個時候，周先生還沒有被“揪出來”，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還“側身革命群眾之中”。稍有政治運動經驗的人本該知道，話語權，對這個時候的周先生早已無緣無份，緘口不言，或許可以少惹麻煩。可先生偏偏勇氣十足，“我也用大字報形式作了答複”（5），表明自己絕對沒有為國民黨出謀劃策。其實，曆史係教師當中能作考據的本不在少，熟悉考據的就更多了。大家看了大字報，都心知肚明，誰會相信對“大毒草”的揭發屬真？隻是寫大字報的這位拉來學生作大旗，形格勢禁，誰也不好說他什麽罷了！此時周先生自己站出來辯誣，句句全在理上，本來不說也明白的事，經此一說，大家都以為，“乞活”一場鬧劇，就算挨過去了吧？

豈料，此後的事態正好相反。

周先生在他後來寫的《畢竟是書生》裏回憶，那幾年裏，隻要是小會批鬥，《乞活考》和另一首寄內詩，即他寫給夫人鄧懿信中的一首詩，總是沒完沒了的逼訊題目，“關於《乞活考》的審問就不止一次”（6）。筆者淪為“牛鬼蛇神”、與周先生同棚作囚的時候，曾見大字報作者丁則勤和一個叫高海林的曆史係學生來到我們中間，單獨喊出周先生，進入一個房間呆了很久，好像就是這類“審問”。

1989年6月，“文革”結束十幾年之後，周先生到美國探親。大概一是閑不住，二是身在異域、脫離塵囂可以靜心沉思之故，他開始回憶“我的前半生”。寫這種回憶文章，無需查看太多文獻，有點空缺，回家補上，也算方便。這就是他寫《畢竟是書生》的空間環境。在這本回憶錄裏，周先生單立了“《乞活考》招來災難”一題，其中寫道：

曆史係的一位教師和一個紅衛兵，抓住《乞活考》大做文章，硬說此文乃為蔣政權出謀劃策的“大毒草”，對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肆批鬥。……穿鑿附會、歪曲解釋的細節還有不少，手邊無書，不複省記。（7）

又過九年，到了1998年，大概是在年初吧，北大百年校慶將至，曆史係散在各地的64級學生，已經工作整三十年了，每人各就自己的專業寫了一篇文章，結集成書，委托代表商請周先生作序。周先生一看書中有高海林的名字，脫口便對來人說：

這個紅衛兵在運動當中對我的迫害，其態度之凶惡、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難忘。尤其奇怪的是，直到1968年的下半年，炮兵營營長還帶著他的軍師－－一名曆史係的教師，來到勞改大院，一再強迫我承認《乞活考》的反革命意圖，說我是為國民黨出謀劃策，我當然堅決予以否認。請你們告訴他，我至今不能諒解。但是不能因為一顆老鼠屎就攪壞了一鍋湯，我仍舊要給你們寫序，以示鼓勵。（8）

周先生所說的“炮兵營長”，就是高海林。時隔三十年了，周先生一見高海林的名字，就如此火冒三丈，可見他受傷害之深。這個高海林，何止是對周先生，他對向達先生（9）、對楊人楩先生（10）也都如此。那時候他一出現，我們“牛鬼蛇神”一眾，人見人怕，個個對他印象深刻。

到1967年，北大校園裏的學生、教師，不論身屬哪派，都三五成群，紛紛成立“戰鬥隊”。所謂“戰鬥隊”，就是觀點相同、彼此說得來的人，或三五、或七八，組合在一起，共同參與“文革”活動，對校內、校外大事共同表態的一種組織單元。比起1966年夏天出現的“紅衛兵”，它顯得更為寬泛和普及，幾乎人人可以有份，即使是出身不好的學生和“黑幫”子女，也可以遊離在其邊緣，幹點抄抄大字報一類打雜的事，隻是“牛鬼蛇神”沒份兒罷了。至於“戰鬥隊”雲雲，那是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戰的一種表示；廢除班級而代以“戰鬥隊”，更是革命化的標榜和張揚。可是，個個都叫“戰鬥隊”，彼此又如何區別呢？那是一個富於創造性的年代，不知誰在“戰鬥隊”前麵加了一個“姓氏”，而“姓氏”乃從《毛主席詩詞》裏麵取來，不僅上口好聽，而且極富情趣。姓和名連在一起，那就別成一種味道－－“漫天雪戰鬥隊”、“不爭春戰鬥隊”、“從中笑戰鬥隊”等等，一時滿園效法，貼出大字報的時候，就這樣落款。同一個年級之內，看到某一“戰鬥隊”的大字報，大略可以知道其中各是誰人等等；至於外係同學，最多隻能識別其為何係而已。因此可以說，“戰鬥隊”隻是一個半透明的組織；它貼出的大字報裏，也是半不負責的言論；若論同聲同氣，群膽群威，那就是富富有餘了。像這樣的“戰鬥隊”，北大還有“看今朝”、“慨而慷”、“從頭越”、“橘子洲”、“同心幹”、“衝霄漢”、“虎踞龍盤”、“浪遏飛舟”、“長纓在手”等等，不一而足。取名的時候，各有寓意，但都不乏浪漫。唯獨這個高海林，不知道是旁人不願同他搭伴，還是他不肯與人為伍，寡人孤家，一個人成立了一個“戰鬥隊”，名字很直白，就叫“炮兵營”；此前此後，“炮兵營”也確實幹了不少隔山打橫炮的事，在曆史係內有了名氣。周先生在“牛棚”與高海林結“緣”不淺，所以才有了上麵這段直呼“炮兵營長”的憤憤氣話。

序言寫過之後，周先生心情卻不能平靜。隔了半年，雖然年屆85歲、已經臥病不能執筆，他還是煩人代勞，寫了一篇《還想說的話》（11）。他先把上麵引用過的那段發泄火氣的話形諸文字，而後，他對高海林的態度，卻出現了180度的大轉彎。他在同一篇文章之內寫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寬容應該是每個人具備的美德”，接著又說：

文革這場災難開始以後，幾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當受騙；年輕的孩子們也同樣信“神”，上當受騙。……我與紅衛兵的情況隻是上當受騙的程度不同，又有什麽理由堅持不肯諒解呢？因此，我在這裏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營戰鬥隊的高海林營長喊話：讓我們學習魯迅所說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12）

看來周先生心回意轉，要把這件事情放下來了。不想這個時候，又平添出一段插曲。北大另一位教授、與周先生相熟的吳小如，看了周先生的“喊話”，不表讚同，也寫了一篇文章《有感於“一笑泯恩仇”》。吳先生說：“這樣的事如果被我攤上，我盡管不與那個整人的紅衛兵計較，但序言我是絕對不寫的。應該坦率承認，我沒有一良先生那樣寬容大度。”（13）從行文來看，吳先生的這段文字，大概寫在1998年的秋天（14）。

 

上圖：《郊叟曝言》封麵

三年之後，即2001年8月，周先生出版他的《郊叟曝言》時，又在《前言》裏說：“我對紅衛兵的喊話，吳小如先生有不同看法，見《莎齋筆記》260條《有感於‘一笑泯恩仇’》。現征得吳先生同意，收錄此文以供參考。”（15）

事情真是曲曲折折。筆者以時間為序，把《乞活考》這段公案三十年間演繹的前前後後，一一羅列如上。但寫到這裏，筆者心中早已產生幾點疑問：

1對高海林，周先生真的寬容了嗎？

2周先生對曆史係64級前來索序者說：“請你們告訴他（指高海林－－引者），我至今不能諒解。”這段話，周先生說出的時候，自己何嚐不知道，聞者近為高海林的同窗，也未必真會轉達無誤。既然如此，周先生煩人代筆寫《還想說的話》時，為什麽又把自己早先做的棒槌再當針紉（當真認），以它充做由頭，衍接下來，才做一番寬容的文章呢？

3吳小如先生有不同看法，乃是仁智各見，不屬學術之爭。既然諒解了，那就一切全該了結，何必又回過頭來把吳先生的意見收為“附錄”，作這種拖泥帶水的事？再說，周先生寫出“一笑泯恩仇”的時候，載有吳先生那篇文章的《莎齋筆記》還是手稿，離正式出版還有十年呢（16）！正因為如此，周先生才不得不有一番饒舌，說他附錄這段文字乃是“征得吳先生同意”的，不然，引用已經出版的文字，何需去征求作者的意願？君不見，周先生的這段引文隻是“引自《莎齋筆記》260條”，而沒有按照常規標出它的頁碼嗎？

以上幾點存疑，放在心裏一久，筆者慢慢生出一些覺悟，感到這些覺悟尚可自圓其說，趁此共同懷念先生之際，寫在這裏，請了解先生品格、習性的家人、同事，給予評論和指正。

1對高海林，周先生念他是個“年輕的孩子”，確有寬宥之心，因此才會表示諒解。周先生以受害者之身、長者之尊，主動表示諒解，確是有容乃大。再說，《乞活考》的始作俑者，並不是高海林。他大學二年級剛剛念完，《乞活考》一文怕是讀都未必讀過，不過是受人蠱惑，跟屁蟲而已，後來跟得久了，改當了炮手。若說“深文周納，羅織罪名”（17），就連周先生自己赴美探親之際，都曾因“手邊無書，不複省記”（18），那麽這種本事，能是念大二的高海林所能具備的嗎？

2周先生改變態度，確定諒解高海林之後，用什麽方式轉達這個新信息為好呢？最簡便的辦法，就是再把索序的學生找來，說明原委，把前番的氣話一筆勾銷，該知道的、該澄清的，一次說明，一舉兩得，才是常情！而周先生呢？他卻大費周章，“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營的高海林營長喊話”。這個隔空喊話的做法有點誇張，與周先生平日為人做事的風格不甚相符。喊話當然也無不可，不過筆者以為，他這個喊話另有文章，他是喊給另一個人聽的——那就是周先生每次說起高海林時，都要提到的“曆史係的一位教師”（19）、“他的軍師－－一名曆史係教師”（20），一句話，始作俑者－－帶頭張貼大字報的丁則勤。作俑者裝藥，高海林放炮；作俑者是教師，高是學生；作俑者是成人，高是“年輕的孩子”（21）。唯此之故，周先生稍一平靜，就不再同高海林做計較了。而作俑者呢？

事情說來湊巧。周先生在北大燕東園24號（北）住了四十三年，居室終日不見陽光，直到晚歲喬遷，才得從陰山背後搬出，這本是讓他高興的一件事。沒想到，遷入朗潤園，卻與作俑者相毗為鄰，樓前樓後，相距不過幾十米，正所謂低頭不見抬頭見。您想想看，窄路相逢之際，那個場麵該是何其尷尬！“喊話”當中有如下一段，初讀起來，覺得語出突兀，不免生硬；再讀之後，筆者以為另有深意：

“文革”災難開始後，他（指陳寅恪－－引者）的一位得意弟子奉命在報上公開發表批判陳先生的文章。後來，這位弟子在陳先生麵前跪哭請求原諒，陳先生隻是說：“你走吧！”

舉出這個事例之後，周先生緊跟著明白表示，他自己不能與陳先生相比，因此絕不會像陳先生那樣做。這段話是說給高海林聽的嗎？說實在的，高海林與周先生沒有這份交情，周先生的文字也犯不著這樣憑白浪費。他這段拐彎抹角的話，實在是包含著另外一番苦心。自打遷居，他與當年始作俑者的尷尬窘遇不是一天了。冬天的北京，老人家總要出來曬曬太陽，初一碰不上，十五總會碰上，回到家來難免心生膈應。自己膈應，對方呢？宅心仁厚的周先生，冥思苦想，遂想出了這個法子，隔空喊話喊給這位近鄰，而且，先給他打了保票：隻要你肯來，我必定“相逢一笑”，絕不會給你半點難堪。

周先生的喊話，遠在河南的高海林聽見了。1999年4月，周先生就早年留學美國一事接受采訪，當訪問者順帶提及此事時，周先生回答說：“那個學生（指高海林－－引者）後來給我來了長途電話，他說很感謝，也很後悔當年那樣說話。要到北京來找我。”（22）仔細一查，從喊話到受訪，前後相隔7個月，由這個時間我們可以推斷，應當是高海林聽到喊話不久，就作出了回應。可近在咫尺的高鄰呢？高鄰卻沒聽見。這位高鄰真稱得上是位豁達慷慨之士，他大概把周先生看做敬亭山，每次相遇總是“相看兩不厭”吧！老人家等了他足足三年，一份好心，全被當成了驢肝肺。您想想看，周先生心裏該是什麽樣的感受呢？真是吃個蒼蠅也不過如此。

3在這種情況之下，有摯友吳小如先生的文章拿來，周先生的心結又一次被觸動－－喊話一通，不甚在意的那個，來了，真正在意的這個，卻沒來；盡管日日相逢，恩仇卻未能泯除。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也就怪不得本想寬大為懷的周先生改變初衷，把吳先生的文章收作附錄了。他這樣做，多少可以消除一點心中的塊壘吧！

不過，話說回來，道歉原來並非易事。聽說，高海林在一所大學教書，口碑不錯。我在出差途中，偶遇一個年輕人，他剛好在這個學校，說起高老師，十分佩服。他的話證實了我的耳聞。還聽說高對當年的自己，也有悔恨，但他隻是自悔自恨，遲遲多年沒有登門麵對的勇氣，直到周先生喊話。“文革”中的整人，是個社會問題，整人和被整，涉及了一幹人眾。當年有濃重的整人氣氛，把人推上那個暴力平台。如今，也該有個道歉的氛圍，把整人者和被整者，推上一個道歉和接受道歉的平台，才是正理。多少年了，我們見過有誰來搭建這個平台嗎？本來還有的三、五個台階，後來也無聲無息地全給拆除了。頑石點頭，原來也有難處。

上圖：顧廷龍為周一良題字“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

1989年，周先生曾與顧廷龍一起赴美出席《國際中國善本總目錄》顧問委員會會議。顧是一位書法家。周先生晚年遷入新居，客廳裏掛出他請顧廷龍寫的宋人方嶽的一副聯語，上聯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下聯是“可與語人無二三”。下聯“可與語人無二三”後來在明清小說裏又衍生為“可與人言無二三”，另成一種意思。周先生向顧先生索字，索的不論是原生、衍生，恐怕都是晚年心境的一種反映吧！周先生把《乞活考》當作“我在文化革命中的三件公案”之一（23），心裏始終有道不盡的傷痛。顧廷龍的小篆寫得極好，周先生就讓這副聯語陪伴自己度過了人生最後的幾年。

 

眾跪與獨跪

還需要向讀者交代的一筆是，“文革“期間，周先生在“牛棚”裏的遭遇，頗有一些曲折。

從“文革”初起，到1966年的8月1日，短短兩個月間，除被欽點的係主任翦伯讚之外，北大曆史係還揪出28人。這29人中，除長年重病臥床者3人、自殺者1人、求死未成傷殘就醫者1人之外，其餘24人，包括周先生，都被編入勞改隊伍，每天有學生押到校園的空曠地方拔草，實際上是去示眾。整個8月份，校外來人平均每天近10萬人次，與北京西客站的日均客流量相差不多。那時我們被圍起來，甚至說不上是挨批挨鬥，隻是被人推來搡去、隨意折磨和辱罵罷了。有一天，在曆史係所在的三院二樓陽台欄杆外麵的排水槽上，我們被喝令成排跪倒，齊刷刷一片，陣容可觀。我們逐個向校外圍觀人眾口報自己的姓名、出身和“罪名”等等，回答革命群眾的質問。水槽隻有75公分寬，跪下去，膝蓋已到水槽邊緣。這時候，坐跪不許，長跪又會重心前傾。雖說二層不算很高，若真的栽下去，也難免有骨折之虞。這時的我們，在區區75公分的距離內，既要保持長跪，又得努力後傾重心，您看看，這姿勢該有多麽難拿。那天前後折騰了近一小時，才曲終人散。當看押我們的學生喝令我們出去拔草時，向達和楊人楩兩位先生還是跪著不動，原來他們竟站不起來了。這一年，向先生66歲，楊先生63歲。其他人如鄧廣銘、商鴻逵、周一良等幾位長者，都還勉強支撐下來。這是我們被鬥以來的第一跪。不怕讀者見笑，事後我們竟然悟到，這群體一跪，原來還有預熱功能。語曰：獨跪愧？與眾跪愧？曰：當時都愧，愧得抬不起頭來！後來一想都不愧！該愧的應有人在，我們何愧之有！在“牛棚”之中，向達、楊人楩、周一良等我們多人，都獲有二跪、三跪的“殊榮”，即便是獨跪，也能含羞忍辱，度過難關。西語係的俞大絪教授首次就是當眾獨跪，她忍受不了這份屈辱，不就隨即告別了這個世界嗎！

周先生的左手無名指上曾有一枚戒指，我1953年一入學，上課時就看見過。他在課堂上抬起手來，總有一個亮點。那是他與夫人鄧懿的婚戒，佩帶多年了。到了1966年拔草時節，陽光之下，那枚戒指常常閃出亮光。當時正在破“四舊”，旗袍、長發、墨鏡，蓄須、祭祖、拜佛，都在破除之列，戒指能幸免嗎？好幾天了，周先生怎麽還不摘下來呢？果然有個學生前來責問，周先生答：“二十多年了，骨節變粗，褪不下來了。這是‘四舊’，我一定想辦法！一定！”還好，那個紅衛兵沒有多說什麽。第二天集合，周先生的手上果然不見了那枚戒指。當晚，匯報改造體會的時候，周先生說，昨晚我到海澱一家鐵匠鋪，請師傅幫助，用鋸子鋸斷戒指，破了這件“四舊”，我感謝這位工人師傅。言下不勝釋然。其實，這段往事周先生一直耿耿於心。二十四年之後，他在《郊叟曝言》中，才把當年的惋惜和無奈，像“吐苦水”一樣倒了出來（24），可是那枚婚戒已經不能重圓了。

1966年的9月26日，周先生隨同曆史係一幹“黑幫”，被解送到京郊昌平縣太平莊關押勞動。這是一個封閉式的“勞改營”，雖然距我們最近的村莊隻隔二裏，雖然那裏農民的身影我們可以看到，但人家與我們保持了絕對距離。不久，向達先生患上重病，因不得醫治，送回學校時，醫生已經束手，他遂成為繼汪篯之後死於“文革”的曆史係第二位教工。轉過年來，約在1967年的1月間，包括周先生在內的幾位年長先生，被準許回校勞動，我們幾個年紀輕的則繼續被扣在太平莊。

依我推測，那個時候的曆史係“文革”委員會，還不像後來，他們或因向先生之死，受到一點震動，遂發此慈悲。到了1968年，那就進入一個人性完全泯滅的時代，病隻恐你不死，打隻怕你不傷了。以向先生一死作代價，才換回周先生等人的返校，果真如此，這該感謝向先生嗎？這個“感謝”抑或“多虧”，從那個時候直到如今，時時在我心裏滾動，可我怎麽說得出口呢？！

進入1967年的6月，北大的“紅色權力機構”勢力漸衰，監管我們的學生自行散去，一時間，再沒人來看管、派活，可也沒有誰宣布免除對我們的勞動管製。曆史係的“勞改隊”暫時算是悄沒聲地“聾子放炮－－散了”，用鄧廣銘先生的話說，叫“鬆綁”。與此同時，“解放幹部”的聲浪漸起，《紅旗》雜誌的評論員文章說，全國幹部可以分為四類：好的、較好的、犯了錯誤和嚴重錯誤的，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叛、特、反，其中隻有第四類該打倒，他們是少數。不少大字報說周一良先生是“二類”，即“較好的幹部”。當時眼看他快“解放”了，我們都個個由衷期盼，因為隻有他得以“先行”，我們才出頭有望。這時候，校園裏反對聶元梓的聲浪滾滾，一波高過一波。一天晚上，“五四操場”有個批聶大會，教職員工和學生個個爭相登台，周先生也上去講了話。誰知道，這次講話又改變了周先生的命運，在此後足足兩年的時間裏，讓他和他的全家受盡了磨難。

一摑一掌血

聶元梓的勢衰與全國大局緊密相關。1967年春，隱忍多時的一批黨軍元老，一齊發聲，指責江青等人以一場“文革”亂了黨、亂了軍、亂了社會。江青等人隻有招架之功，退縮到角落裏。由春而夏，由夏而秋，毛主席出麵發話，站在江青一邊，老帥、重臣受挫，形勢急轉直下。江青隨即改守為攻，反譏對手為老保想翻天，聶元梓於是也鹹魚翻身，實行秋後算賬，在校內大抓“老保翻天”。

“鬆綁”大概6個月之後，“曆史係文革”一聲令下，我們被二次打入“牛棚”。這次重新押回太平莊，一關二十個月，其中約有半年，可稱得上是暗無天日。監管學生人數大增，手裏還添了用自來水管加工改製的短棍、長矛。一天之內要七次列隊集合，七次背誦“語錄”。其中的晚點名一場，總要喊出一、兩個人，輕則張口斥罵，重則動手毆打。

周一良先生此前已有兩頂政治“帽子”：“走資派”和“反動權威”。這回二次進宮，我們照例在毛主席像前低頭請罪，聽他自報姓名和“罪名”的時候，發現“帽子”又加了另外三頂：“反共老手”、“美帝特務”和“老保翻天急先鋒”。五頂“帽子”一一報齊，他占用的時間最多。其實，最後一頂才是送他二進宮的真正緣由，其他幾頂不過是幾味添加劑罷了。不然的話，一個昨天公認的“二類幹部”，怎麽一轉眼，就成了“四類”呢？如今他不但是“反共”分子，而且還是“特務”，因此凡要革命的，對他隻有敵愾同仇，如何能有異聲！這些堵人嘴巴的小把戲，對當時的周先生來說，卻有千鈞之重。

上圖：北大“校文革”的機關刊物《新北大》1967年11月2日刊登整版文章《撕破反共老手周一良的畫皮》。“反共老手”是周一良再入“牛棚”時被加封的“帽子”之一。

任何一個監管學生可以隨意打罵、處置任何一個“牛鬼蛇神”，這是“牛棚”的倫理和常規。可實際狀況常常是，某個監管學生往往特別眷顧某個“牛鬼蛇神”，他要是跟你結了對子，與你做了冤家，那你就一天到晚都有毛病可挑了。誰攤到這份冤家的“眷顧”，誰就該著倒大黴受大罪。不幸的周先生，竟一下攤上好幾個！其中一個叫聶玉海，也是曆史係的學生。

一天晚點名，聶玉海拉著長聲喊：“周——一——良！”周先生趕忙答應：“到！”聶又喊：“出列！向前三步——走！”周先生應聲跨出隊列。聶接著問：“今天是什麽日子？”－－事後我們“牛鬼蛇神”私下互道感受，那天是1968年的6月還勉強知道，至於幾號，就大半說不上來了。“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那個時候，我們隻問星期幾，隔周盼來個星期天，才有半天休整，得以洗衣、理發；幾月幾號，幾乎與我們不相幹了。不想，周先生還真回答出來是6月×日。聶玉海說：“去年今天，是你在‘五四’操場辱罵紅衛兵小將的日子！”一個嘴巴隨著話音抽過去，周先生的嘴角立即流出血來，跟著是左右開弓，周先生滿臉是血。您看！那個時候的北大是誰家之天下？說了“小將”的不是，就成了罪名嗎？“小將”就可以這樣還手？何況周先生那天在“五四”操場批判的並不是小將，乃是一員大將！

這次挨打前後，周先生還被拉回北大，“單兵教練”了一回。

“單兵教練”，這是太平莊“牛棚”監管學生當時的用語，意思是從眾多“黑幫”之中拉一個出來，送回北大，單獨批鬥。單獨的批鬥，不同於以往。以前還真是以批判為主，最後才上拳腳。“單兵教練”則是三言兩語一帶而過，隨即開打，而且用上種種自製的刑具。關押在太平莊的曆史係師生呂遵諤、楊紹明、羅榮渠、周一良都被這樣“教練”過，我是最後一個。高望之是否被“教練”過，我記不清了。被“教練”過的人，送回太平莊來，行動都有不便，想是有傷在身；除此之外，精神更要低沉多日。一人消沉下來，物傷其類，我們整個房間，也都籠罩在一種“不知明日”的氣氛之中。周一良先生被“教練”，還有一段插曲。從太平莊回北大，先要走過一段河灘地，那天押解周先生的，又是聶玉海。他喝令周先生邊走邊彎下腰，把同等大小的鵝卵石撿拾起來，裝滿挎包，一路背到北大。從太平莊出發，徒步、乘車、再徒步，將近40公裏，周先生背著石頭，不堪其苦。當時校內武鬥正酣，這些鵝卵石，用到自行車內胎做成的強力彈弓上，恰是最好的子彈。在周先生晚年寫的回憶文字裏，這件事曾有提及，但隻三言兩語帶過，語焉不詳。

正是：噤聲人無語，

青史恐成灰！

注：

（1）“文革”初期，曆史係先後揪出三批“牛鬼蛇神”，共34人，占全係教職人員總數的三分之一。

（2）見《百年潮》2001年9月，王效挺：《康生曹軼歐與“第一張大字報”》

（3）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彭珮雲是該部辦公室主任兼北大黨委副書記。

（4）《陸潔回憶陸平：父親是知識分子》，見《中華讀書報》2012年10月21日。

（5）《畢竟是書生》，第60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6）同上，65頁。

（7）同上，125頁。

（8）周一良著：《郊叟曝言》，第92頁。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

（9）見《向達學記》，第244頁。三聯書店，2010年6月。

（10）見《萬象》，2012年11月號，郝斌：《斷崖夜鬥楊人楩》。

（11）見《讀書》，1998年8月號；又見《郊叟曝言》，第92頁，周一良著，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

（12）同8，見第92~93頁。

（13）見吳小如：《莎齋筆記》，260條。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14）吳先生的文章開頭說：“周一良先生在最近一期的《讀書》上更口授一短文……”周先生的短文發在《讀書》1998年8月號，由此推斷。

（15）見《郊叟曝言》，第7頁。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版。

（16）見11。

（17）同5。

（18）同7。

（19）見《畢竟是書生》，第125頁。

（20）見《郊叟曝言》，第92頁。

（21）同上，第93頁。

（22）見袁明、董正華、劉一皋主持編寫《中國留美學人口述史·周一良先生訪談錄》（未刊稿），第19頁。1999年4月13日。采訪人：田傑亮、傅傳侃。

（23）見《郊叟曝言》，第99頁。

（24）見《周一良集》第五卷，第379頁。遼寧出版社，1998年。

原載《北京大學校友通訊》57期，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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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遺

我的朋友中，有幾位周先生的學生和熟人，他們看過這篇文稿之後，提出一個問題：你既然專說此事，該說的幾乎都說到了，卻何以漏掉了丁則良先生？

是的，沒有一個字提到丁先生。完稿好久，我也覺得骨鯁在喉，不能去懷。

丁則良是周一良的摯友，也是丁則勤的二哥。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丁先生先後就讀於清華和西南聯大曆史係，後來留學英國，1950年回到母校清華史學係，與先他兩年到來的周一良同台執教。他們年紀相近，經曆也相仿佛，隻是，周先生的研究偏重在魏晉，丁先生的研究偏重在宋史罷了。1952年，中國的高校有過一次結構性的大調整，引發出眾多的人員流動。周先生從清華改任北大，丁先生則遠調關外，到了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這時期他們暌違兩地，間有書信相通。不過，兩年之後，又一次機緣，使二人重新走到一起，而且成為同行同業，過從更為密切。當時，高教部鼓勵各高校盡力開辟亞洲史的研究和教學新園地。周、丁二人都因底子深厚、路數寬廣，較之他人更易改換研究方向，而被優先選中。當然，在其背後，首先是上麵看中了他們兩位樂於服從需要，割舍原來的喜愛，另起爐灶，從頭搞起。旋由高教部組織人力，編寫亞洲各國史大綱（擱在如今，就叫做****工程），周一良先生受命主持其事、並負責古代部分的編寫；近代部分的編寫則落在丁先生頭上。這個工程搞了幾年，從丁先生手裏出來的文稿，大受周先生的讚佩。反過來，丁先生又介紹周先生加入了民盟，並對他要求參加共產黨的意願從旁給予鼓勵。兩個人不但有共同的學術語言，也有共同的政治語言，友誼更深了一層。

1957年5月丁先生離開長春，公幹來京，跟著又奉派出國，赴蘇聯塔什幹出席東方國際學術會議。8月回國，剛到北京，就聽到學校傳來的消息，他被劃入“三人右派反黨集團”，並被要求回校接受批判。其實，整個“鳴放”期間，即他有機會說話的時段，他並不在學校，何來“反黨言論”？丁先生聞訊，白天與周先生等一幹熟人往來如舊，夜裏就自沉於北大未名湖中。他留遺書說：“我出此下策，是因為實在記不起自己所說過的話……”。那個時候，還不時興火葬。送葬的時候，周先生有會，不能離身，他遂到停靈處繞棺一周，作為告別。跟著北大民盟支部開會批判“右派分子”丁則良，周先生身為支部負責人，得坐在席上主持會議。可他開口囁嚅，隻是說丁“辜負黨的信任與重用”，這個話的分量顯然不夠。類此之事，還有一兩件，周先生在整個“反右”運動中，也因此落了“溫情”、“立場不堅定”兩項“罪名”而獲批。這個時候，周先生還是中共預備黨員，預備期滿，一開支部會，他的預備期延長一年。

此後若幹年，丁則良的家屬備受株連，度日艱難。丁先生受冤時節，丁則勤剛念大三，他們兄弟的年紀相差幾近二十歲。1959年，丁則勤畢業掙錢，開始按時接濟孤嫂幼侄。那時，他的工資50多元，二十年分文不長，他每月從牙縫裏摳出幾塊錢來，也不容易。

“文革”結束之後，觸發周先生懷念老友的事情時時來襲。最先是為丁則良追悼大會的舉行，繼則是丁先生在台灣的友人要為他出一本書，周先生應約作序；還有丁夫人李淑蓉多次向他談起乃夫的生前身後，以及撫孤的艱辛，中間大概也說到丁則勤的接濟等等[1]。繁言簡敘，一句話，這些事，加上高海林的同學找周先生為他們的文集作序，都與周先生與丁則勤為鄰期間的那些尷尬事相間發生。一麵是要懷念的老友，一麵是可惡的乃弟。周先生想出“喊話”的法子，悠悠此心，正是顧念到這層關係的緣故吧！我們做出這樣的推斷，應在情理之中。不然，周先生舉出陳寅恪的弟子跪哭乞求原諒的例子，這本同高海林全不搭嘎，又是為什麽呢？周先生是從舊式家庭出來的人，忠恕之道是他的遵循。我猜想，他老人家是用自己的倫理、觀念忖度他人，生怕丁則勤產生賠情行禮的顧慮，先給他打個預防針。他老人家事前想到此事，早早付出了一份情感，後來卻渺無回音，您說說，這該是個什麽心情呢！

我在初稿中，所以沒有提及此事，隻是因為沒有周先生自己的片言隻語可以佐證。現應朋友之問，全寫出來，供大家參酌。

至於丁則勤在“文革”中對待周先生何以如此那般，今天想來，匪夷所思。但過來人都知道，在那個年代、那個環境之中，這也是一種“常態”：正因為周先生與他二哥當年有一層扯不清的關係，現今周先生淪為“黑幫”，鐵板釘釘了，而運動的火勢正猛，燒到哪裏尚不可料，丁則勤生怕沾包，急忙跟周先生劃清界限，作為自保之道。有了這一念之誤，才有了他後來的種種行為。隻是他做得太過火，超越了底線，以致弄得自己日後難以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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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周啟博《關於父親周一良及其他》一文，其中有“丁伯伯的弟弟……在以後數十年中每月能從微薄的工資中擠出十元接濟孤兒寡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