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廣義文化與政治文化的思索之一

王小波《小說的藝術》：『現在有種論點，認為當代文學的主要成就是雜文，這或者是事實，但我對此感到悲哀。我自己讀雜文，有時還寫點雜文。照我看，雜文無非是講理，你看到理在哪裏，徑直一講就可。當然，把道理講得透徹，講得漂亮，讀起來也有種暢快淋漓的快感，但畢竟和讀小說是兩道勁兒。寫小說則需要深得虛構之美，也需要些無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這件事做好。所以，我雖能把理講好，但不覺得這是長處，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誠然，作為一個人，要負道義的責任，憋不住就得說，這就是我寫雜文的動機。所以也隻能適當克服，還不能完全克服。』

如此而言，辯理而欲取勝，也宜時時檢點克製，提醒自己，要做的事是把理舉起（發揚人的理性），不是借理之力讓自己飄起（抑止人的劣根性）。

仍按王小波說法，辯理中本當隻有直路，沒有曲徑，所謂“你看到理在哪裏，徑直一講就可。” 然而世事常有看似可怪者，有時某種“直路”竟爾是泥途絕境，初看如簡單無誤大可試行，走進去會發覺：這樣一走，原來的目標沒了!

這種“直路”名叫“取消問題”，屬於邏輯分析中所說的“偷換概念”或“偷換論題”之誤。稱其為失誤，而不說是花樣或手腕，是因為很多時候這種“直路”的主張者不察，出乎至誠而蠻以為自己找到了得魚之筌。要知道邏輯錯誤原本無關乎道義。

這方麵的具體實例有如對“中國人如何走向現代發展”的問題答曰“改變人種”。眾所周知，已故劉曉波博士在“六四”後不久這樣說過，要解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問題，辦法是“三百年殖民地”，因為“有時候真覺得是人種問題”雲。筆者以為，揆諸劉曉波一生涉及中國政治的行跡，斯時斯言應屬一時憤激。作為中國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所有各方麵資格條件衡量，隻要世界上還有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受之便無愧。

包括劉曉波本人在內，誰人都能明白，使中國人不再是中國人，抽象設想，或許能使現在中國這片領土“融入”世界，但這不會是中國立於現代世界民族之林的光明之道。重複言之，那種“三百年”的“改變”是取消眼前的問題而不是解決它。與“改變人種”之議屬類相近，徹底改掉中國人所以異於非中國人的文字文化的主張——每每在華人文章中似頗張幟奪目——追根究底，也無非轉著圈要取消“中國如何進步到現代政治文化”的問題。

筆者服膺學者秦暉的提法，謂“文化無優劣，製度有高下”（按：前者即廣義文化，後者即政治文化）。我並且認為，對此提法的理解可歸義於前輩陳樂民先生的主張。陳先生於歐西文化涉獵廣闊，後半生完全致力於對中外文化的比較研究，凡著作演說交流討論，所思所見皆非泛泛。而他在業餘頗以中國書畫自娛，浸潤愛好亦有心得。他不遺餘力，一直對當局和社會疾呼，中國之落後在自己的政治文化——即秦暉所說之製度；中國如要“自然生長”進入（而不甘願被打進或者扯進）現代，終須自覺地改變自己的政治文化。

其實，對這個“不拋棄一切舊有文化能否改掉政治文化的問題”，肯定的答複並不純從推論而來，世界上早已有鮮活實例證明。無論是否喜歡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您是不是能看見：日本在政治製度全盤西化的同時，何曾有一日拋棄自己所以異於其他民族的文化? 誰又能說日本人已經西化到不成其為日本人了呢? 固然，您可以說日本人有徹底戰敗全國被美國軍管的七年，比之“三百年殖民地”更加可遇而不可求呀。好吧，那麽台灣呢? ……這其中顯然有一個對更合乎普遍人性的先進政治文化“肯不肯學”的問題在，用“能不能學”來推托搪塞隻是自欺罷了。

對改變（改革，改造）自己的政治文化這件事，要是偏偏不能主動地拿來采納，就得要人牽要人管，或者說那得等到文和種都改換了，那就等著吧。畢竟，依純理論，誰也證明不了太陽今後不會打西邊出來。

（2017年12月之思）

[趙登禹路]

回複 '飛來寺' 的評論 :

日本人向外學習改變自己的是政治文化。至於一般文化，他們保留的本民族舊物比哪個民族都不少。

[趙登禹路]

回複 '井觀天' 的評論 :

貴評論中的“文化”，聚焦到政治文化便中肯。若將一個民族的一般文化作改變的目標，怕是累死也無功。

[飛來寺]

那麽，看來日本就是廣義文化改造了政治文化，中國現正在走相反的路。

[井觀天]

製度不是萬能的，文化不行是絕對不行的。
美國的製度好，為什麽有的族裔學習差，犯罪率高？
製度不好但文化能補，文化有缺陷，最好的製度也沒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