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的“我”

初知鄭也夫這個名字，是從王小波一篇題為《〈代價論〉、烏托邦與聖賢》的雜談（見《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雜文隨筆全編》）。其後二十多年間或遇到這位北大社會學教授的文字和言論。印象中，鄭先生以及清華社會學係的兩位教授郭於華和孫立平都是積極思考研究並敢於發表言論的人。其言有據，雖然常不力求驚人，但自有其份量。同作為上世紀五零後，常想到我們應當是青春有悔，緣由之一就是這一代人沒有為推進社會發展做出“應有的”（此非濫調）貢獻。但這幾位，顯然，屬於例外。

不知是否巧合，這三位都是社會學者，而他們最為人矚目的言論卻常離不開現實政治。說句非笑話，也許這就是中共建國後將社會學係從各高校取消的“道理”所在?　已故劉賓雁先生當年為眾所周知，曆史印象是這樣的：作為記者，他寫的東西並非總是無可挑剔，但其文章可貴，因為終於說出人心中藏著的實話。鄭也夫等人作為中國公知也是這樣，即使其文章觀點——用前賢陳寅恪紀念王國維的話說——“有時而可商”，但其言論基礎即獨立自由的思考權利，是必當永遠高看發揚，不容貶低摧滅的。

二零一九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周年。新年剛過，鄭也夫先生發表《政改難產之因》。作者自言經過長時間反複思考。讀者亦必看得出，這篇文章也是反複改寫過的，經得起咀嚼回味，能引發更多思考。

遠在台灣政改之前，王鼎鈞先生出於失望而遠走美國。離台前到底忍不住，對監視他的特務講出一段自由觀點：

『民主似乎是一個可怕的名詞，國民黨將因此失去政權。執政黨要盡力延長執政的時間，那是理所當然，但是我說，你可以先用民主製度維持政權，一旦行到水窮處，你就在民主製度中坐看雲起時，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權。我說專製並不能使你永遠握有政權，想想中國曆代王朝“失國”，都與民主無關，結局如何悲慘!　得國不易，失國更難，我特別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民主製度最大的用處，就是解決如何“失國”。』（見《文學江湖》２８１頁）

讀《政改難產之因》，作者提倡良性互動，目的是各利益階層共贏，即文中講的“雙贏”乃至“三贏”，與鼎公的先見正是同一道理。台灣在民眾的不懈爭取奮鬥和執政者—— 明確說出“沒有永遠不下台的執政黨”的蔣經國先生——取道正確的努力之下，實現了上述先見之明，證明其在中國人當中可行，不是妄想。

通觀鄭文，如果我理解正確，其中有對“肉食者”的勸，敦促其除鄙意而揚公心，也有對草民的誡，讓大家清醒認識：要讓中國走出專製是上下共同的任務，為實現目的，要采行進步的政治文明（在傳統文化中認出並剝離那個惡劣部分即傳統政治文化），要走前人——曆代反抗奪權者特別是中共——沒走過的路，否則仍是重蹈覆轍，在中國特色裏打轉轉。

也夫先生最後提到自己冒死發言也是出於一點私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寫作本文的目的之一。還有一個卑微的動因，就是讓我還能看得起自己。” 這一言也足令我五零後為之驕傲振作。讓我們大家都來喚醒自己這一點小我，匯成大我，走上世世代代站起來前行的路。

附《鄭也夫自述》
請閱《〈鄭也夫自述〉讀後》

（2019年年初之思）

[心之初]

中國有高人，共黨太愚蠢。試錯七十年，弄出個豬元首。一路走好。

[我心依舊2008]

郭於華， 孫立平，鄭也夫都是獨立思考的公知，不屈從權貴，值得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