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當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還是德國總理時，我向她政府中最精明的外交政策思想家之一，詢問了大家關於依賴於威權政府的擔憂，和其政治階層不願重新考慮這些關係的問題。
當時，柏林正準備開通一條來自俄羅斯的新天然氣管道，而德國最大的公司正在宣布在中國進行重大的新投資。但默克爾即將離開德國政府。許多人心中的問題是，領導層的更替是否會導致德國態度的轉變，這位德國官員對此表示懷疑。
“自由在德國並不像在其他地方那麽重要。”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以便坦誠地討論德國的政治習俗的人士告訴我說： “如果要在經濟衰退和自由受到侵蝕之間進行權衡考慮，德國很可能會選擇後者。”
上周末，默克爾的繼任者奧拉夫·舒爾茨（Olaf Scholz）登上了德國聯邦議院的主講台，證明狀況並非如此，他將自由放在了首位，對俄羅斯無端入侵烏克蘭做出了讓人震驚的反應。他打破了一直可追溯到70多年前德聯邦共和國成立時的德國外交政策的禁忌。
肖爾茨宣布，德國將結束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追加1000億歐元的軍費，並向烏克蘭運送數百枚反坦克武器和毒刺導彈，以幫助其被軍事上壓倒的軍隊對抗俄羅斯的全麵進攻。德國也可能被迫延長其核電站的壽命，以填補因俄羅斯天然氣供應中斷而造成的能源短缺。
這每一個決定都是一場地震。 放在一起，它們就是一場沒人事先預料到的天翻地覆的政治大變動，不應該來自一個以謹慎著稱的新手總理，不應該來自具有和平主義根源的德國政黨聯盟，當然也更不應該來自於曆史與俄羅斯關係密切的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德國政府。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肖爾茨告訴議會： “這意味著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完全不是我們以前所了解的。”
從華盛頓方麵來看，我們很難理解現在我們目睹的德國的變化有多麽大，回顧這個國家的起源會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問題。
正如德國外交官托馬斯·巴格（Thomas Bagger）在2019年雄辯地解釋的那樣，德國在從柏林牆倒塌、德國統一、蘇聯解體中脫穎而出的事實中得出自己終於站在了曆史正確一邊的結論。 民主主義席卷了整個東歐，將獨裁強人趕出權力圈子。 當時居住在東德德累斯頓市的克格勃特工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所描述的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也就是柏林牆的倒塌就是德國的國家重生。 用巴格的話來說，這也證明了曆史正在倒向自由民主的一邊。冷戰的結束也意味著和平，隨之而來的是德國國防預算的大幅削減。
與此同時，該國正在崛起成為一個工業強國，依靠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護傘，大量利用俄羅斯的天然氣，將德國在世界領先的機床出售給正在崛起的中國。 德國在發展道路上也遇到了坎坷： 歐洲的金融危機，俄羅斯吞並克裏米亞，中東恐怖主義，以及難民的湧入等等，但這些問題都沒有動搖德國對自己的模式和世界觀的信心。
然後Brexit（英國退出歐盟）就發生了，唐納德·特朗普贏得選舉成功，德國越來越多地意識到“Wandel Durch Handel”（通過貿易而改變）畢竟不起什麽作用。 盡管中國仍在大量購買德國的汽車和技術，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具有全球野心的威權監視國家，和一個強大的經濟競爭對手。
在長期執政十多年之後，默克爾曾暗示過並非一切狀況都很好。 2017年，在慕尼黑的一個啤酒帳篷裏，在她第一次與特朗普會麵後，她承認德國可能無法像過去那樣一味依賴美國。 但她從未向普通德國人傳達德國戰後模式的支柱正在崩潰的事實，也從未明確告訴人民他們可能必須為即將到來的劇變付出代價。
她最後製定的一項重大外交政策就是不顧即將上台的拜登政府的反對而強行通過了歐盟與中國的投資協議。作為一個在原有規則下保持舊世界，不受約束的貿易，和舒適的大國關係等基礎上完成的最後一搏，該政策在三個月內就因一連串的製裁而徹底崩潰。
盡管如此，肖爾茨在競選期間向選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即沒有什麽政策是需要改變的。他甚至以默克爾自然而然的繼承人身份進行競選，甚至采用她標誌性的菱形手部姿勢向德國人保證，“穆蒂（Mutti）”（默克爾母親式的昵稱）將會由來自她政黨競爭對手的一個禿頂、說話柔軟的63歲男人的形式繼續留存。 他還談到有必要通過擴大與莫斯科和北京的聯係，重新啟動前社民黨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的標誌性“東方政治”的政策。
但正如前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所說： “事件，親愛的孩子們，事件”會以他們無法想象的方式挑戰政府領導人。 肖爾茨對普京的劍拔弩張的行為的最初反應是淡化它。在12月中旬，普京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邊境上聚集了大量俄國軍隊時，肖爾茨對全世界說，長期以來一直麵臨歐盟合作夥伴和華盛頓強烈抵製的那個從俄羅斯通往德國的北溪2號管道，是一個非政治性的“商業項目”，應該與製裁討論脫鉤。 （無獨有偶，自2005年卸任以來，前社民黨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已經變成了普京的天然氣的政治說客。）
隨著俄羅斯軍隊在過去一周裏大幅度的侵入烏克蘭， 肖爾茨的政府在經過數周的拖延後承受巨大壓力（無論是在德國內部還是在柏林最親密的盟國）的反應造成了他態度的突然轉變。 但僅僅是由於壓力並不能解釋舒爾茨所宣布的全部措施，這些措施遠??遠超出了任何人對這位以漢薩同盟式的保守而聞名的政治家的預估。
德國政府的這些新措施承認這個世界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德國必須大力投資自己的國防，必須付出經濟代價來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在係統性競爭的世界中，它不能繼續成為一個加大版本的瑞士。 在作出這些決定的過程中，肖爾茨與他自己的政黨、德國商業潮流以及許多人認為更廣泛的德國民眾的偏好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然而，他的執政聯盟中的各方現在都在支持他，德國媒體也都在稱讚他的大膽。在肖爾茨發表聲明的同一天，超過100,000人聚集在德國聯邦議院旁邊的大蒂爾加滕公園（Tiergarten）中表達他們對烏克蘭的聲援。
就憑著這一大舉動，肖爾茨擺脫了讓他當選的謹慎型默克爾模式。 默克爾在擔任總理的16年中也做出過不少重大決定，但沒有一個決定像肖爾茨在擔任總理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宣布的這個決定，它對德國在世界地位會有那種天翻地動般的影響，而對德國經濟而言可能有高昂的代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這個國家可恥的二戰曆史中所產生的禁忌，隻能在歐洲心髒地帶的另一場戰爭才能被打破。
接下來的會發生什麽很不確定。實施肖爾茨的措施將具有挑戰性，他預計會遭到根深蒂固的德國利益集團的抵製，資金不足的德國聯邦國防軍的複蘇不會一蹴而就，更換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能源更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目前還不清楚這會對柏林與北京的關係有何影響。北京與普京建立了“無限製”的夥伴關係，並拒絕譴責他的侵略行為。中國對德國經濟及其領先企業的重要性明顯高於俄羅斯。它對德國國家安全的威脅，雖然是緩慢燃燒的，而不是像莫斯科那樣直接麵對，但同樣真實地存在並令人擔憂。
但是注定了， 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博克（Annalena Baerbock）上周表示： “歐洲的和平與自由是無價之寶”。 到頭來，自由比經濟繁榮更重要！
(這是我的原始翻譯。
原文英語作者：Noah Bar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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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肯定有關係。1954年生人，1990年東德垮台時已經36歲，人生觀、價值觀基本已經定型。東德時代她也算是社會精英，不大可能對專製或威權體製有深刻的反省。所以可見她對普京等的專權混賬行為沒有真心的反感，而是不斷與他們勾兌。想來其中既有背後財團的操弄，也有其本人的政治取向偏好。
放在大背景裏看，前東歐國家蛻變以來，現在的政治頭麵人物中，既有換皮不換骨的極權主義同情者，也有從切身體會出發，真心反對極權的新政治家。前一類自覺不自覺地與普京等勾搭，後者則有更堅定的自由主義立場。
[17] No realistic American can expect from a dictator’s peace international generosity, or return of true independence, or world disarmament, 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or freedom of religion–or even good business.
[18] Such a peace would bring no security for us or for our neighbors. “Those, who would give up essential liberty to purchase a little temporary safety, deserve neither liberty nor safety.”
FRANKLIN D. ROOSEVELT, 1941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E FOUR FREEDOMS” (6 JANUARY 1941)
“和平與自由是無價之寶”. 謝謝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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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讀過很多篇博主的時論文，這才是應該上榜首的文章！那個長期霸榜的BGirl的爛文太侮辱讀者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