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遊記
環球旅遊的隨記，北美，歐洲
老安遊記《暢遊祖國好河山》第一篇：魂牽夢繞哈軍工
以前都是講我在國外的經曆，從現在開始，講我在國內的經曆，本篇講“魂牽夢繞哈軍工”。
今年是2022年，60年的1962年，我考上了“哈軍工”。今天是9月1日，69年前的今天，是“哈軍工”成立暨第一期學員開學典禮的日子。我在“哈軍工”六年的學習生活，決定了我一生的前途，令我終生難忘，魂牽夢繞。
就讓我的自傳體係列遊記《暢遊祖國好河山》，就從這個值得紀念的年分，值得紀念的日子開始吧。1962年，我18歲，考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因為校址設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所以稱“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
黑龍江省，是中國最靠北，最靠東的省份。中俄分界的黑龍江，是省內最大的河流。本省北部和東部與俄羅斯接壤，南部接吉林省，西部接內蒙古自治區。黑龍江省地處高緯度地區，冬季漫長寒冷，夏季短促濕潤，春秋氣候多變。下圖是黑龍江省在中國的相對位置。
圖1. 黑龍江省在中國的相對位置
黑龍江省的省會是哈爾濱市。哈爾濱市地處黑龍江省南部，鬆嫩平原的東南緣，鬆花江中遊的南岸。由於黑龍江省的地圖形似天鵝，而哈爾濱市地處其修長頸處，所以被譽為“天鵝項下珍珠城”。
哈爾濱市，是東北北部政治，經濟，文化和對外開放的中心。哈爾濱市是十九世紀以來，沙皇俄國和蘇聯聯係中國和遠東地區橋頭堡。所以哈爾濱市受到很多俄羅斯文化的影響。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中蘇友好”，這也是“哈軍工”選址建在哈爾濱市的原因之一。
下圖是哈爾濱市在黑龍江省的相對位置。
圖2. 哈爾濱市在黑龍江省的相對位置
“哈軍工”，位於哈爾濱市南崗區大直街的東北端。後來有人與“哈工大”相混，其實“哈工大”是另一座大學，位於哈爾濱市南崗區大直街的西南端。不過兩校偶有往來。下圖是“哈軍工”和“哈工大”在哈爾濱市的相對位置。
圖3. “哈軍工”和“哈工大”在哈爾濱市的相對位置
哈軍工於1952年開始籌建，1953年初，基建破土動工，1953年9月1日，舉行學院成立暨第一期學員開學典禮。
“哈軍工”屬於軍隊序列，幹部和學員都穿軍裝，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是“大兵團”級，高於“省軍區”和“省駐軍”級別。“哈軍工”的創建者和首任院長兼政委陳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下圖是身穿戎裝的陳賡大將。
圖4. 哈軍工的首任院長兼政委陳賡大將
陳賡（1903-1961），原名陳庶康，湖南湘鄉人。中國軍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陳賡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進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參加東征作戰。之後赴蘇聯學習諜報技術，回國後參加南昌起義。412事變後，到上海負責中央特科工作，後赴鄂豫皖任紅四方麵軍師長。
1934年，跟隨紅軍主力戰略轉移。抗日戰爭期間，任八路軍129師386旅旅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率部參與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攻下華中，華南，西南，直至雲南全境，並且支援越南抗法戰爭。
1951年，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副司令員參與指揮朝鮮戰爭。回國後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等職位。1961年3月16日，陳賡在上海病逝。下圖是1955年國慶節，陳賡（右一）等幾位將軍，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廣場上的遊行隊伍。
圖5. 陳賡大將（右1）等將軍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隊伍
1955年，“哈軍工”各係已初具規模，設有五個係：一係空軍工程係，二係炮兵工程係，三係海軍工程係，四係裝甲兵工程係，五係工兵工程係。1959年，中央軍委決定將學院的培養目標，改為研究設計和製造的軍事工程師，實施“尖端集中，常規分散”的方針。
1959年，新建導彈工程係（新五係），並且吸收了原空軍工程係和海軍工程係中的尖端專業。原來附屬於導彈工程係的原子科，擴大成原子工程係（新二係）。將空軍，海軍和炮兵中的雷達和無線電專業集中起來，擴建成電子工程係（新四係）。
1962年8月20日，我入學哈軍工。從此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新生訓練。各地來的新生分配到五個係去訓練。我分到三係（海軍工程係）。課程是剛入伍的新兵：“立正，稍息，向右看 - 齊！”，“向左，向右，向後 - 轉！”，“齊步 - 走！”，“立 - 定！”，“解散！”，等等。
等到星期天，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借來正式海軍服，跑到照相館裏去照相，然後寄給家裏。由於現役軍人的免郵資待遇（貼郵票處蓋三角章），把能想到的親朋好友，都寄了一封信，一來是報喜考上大學，二來是顯一顯“海軍軍官”的神氣。下麵是我當時的照片。
圖6. 我在哈軍工的第一張照片
多年後，我在叔叔家，舅舅家，同學家，遠親近鄰家，都看到過這張“海軍軍官”的照片，就是那個時候寄出的，盡管有些親友多年都不來往，但還是照寄不誤。
新生訓練的最後科目是“野營拉練”，全體新生來到哈爾濱郊區的大趙家。每個人都是全副武裝：揹上背包，挎上書包和水壺，腰間還有手榴彈，肩上扛著五六式（步槍），皮帶別上五四式（手槍），當然槍裏都是空彈殼。
一個星期下來，大家都曬得黑黑的，但是更加壯實了，到此為止，新生訓練算是完成了。國慶節之後，大家開始分係了。一般來說，分專業時，會考慮到個人誌願。但是在哈軍工，一切都聽從組織分配，我的專業誌願報的是無線電，但卻被分配到機械製造專業。
從新生入學開始，大家私下裏議論最多的是學員中的高幹子弟。我前前後後得知了一些，不太全麵，但也有一定代表性。下麵按照入學年代排列如下：
58級的羅箭（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之子）。59級的劉太行（劉伯承元帥之子），宋勤（宋任窮上將之女）。
60級的毛遠新（毛澤東主席之侄），林曉霖（林彪元帥之女），羅東進（羅榮桓元帥之子），鄧先群（鄧小平之妹），廖愷孫（廖承誌之子，廖仲愷之孫），左太北（烈士左權之女），謝飄（五老之一的謝覺哉之子），
61級的林用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之子），二係61級的李黎力（黑龍江省長李範五之女），羅裕書（羅瑞卿大將之女），杜美平與杜安平（沈陽軍區副政委杜平之女），五係61級的陳丹淮（陳毅元帥之子），陳洪生（賀龍元帥養子），傅平（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之子）。
五係61級的許延濱（許光達大將之子），楊小平（楊勇上將之子），顧紹華（國家計委副主任顧卓新之女），劉豹（烈士劉伯堅之子），謝名苞（炮兵學院政委謝良少將養子），王思紅（黑龍江省委書記王一倫之女），張玲玲（福州軍區司令員張天雲之女）。
五係62級的賈虹生（副總理賈拓夫之子），鍾代輝（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中將之子），李瑞（煤炭部副部長李建平之子），韋揚（新四軍烈士韋一平之子），王唯延（交通部長王守道之子），楊俊生（楊成武上將之女），唐東元（唐亮上將之女）。
五係62級的白克明（一機部副部長白堅之子），裴少峰（河北省委書記裴仰山之子），羅仁（吉林省委書記趙林之子），肖淮喬（南京軍區副政委肖望東之女），朱淮北（炮兵司令員朱瑞烈士之女）。
五係63級的俞正聲（其父為北平地下黨領導人黃敬，原名俞啟威，江青前夫），彭小楓（新四軍烈士彭雪楓之子）。五係64級的陳知健（陳賡大將之子）。
五係65級的朱和與朱春元（朱德之孫），謝小沁（公安部長謝富治上將之女），彭雲（烈士彭詠吾與江姐江竹筠之子）。
陳賡院長去世後，副院長劉居英少將提升為院長，政委是新調來的謝有法中將。新生訓練結束時，謝政委給我們作報告，介紹了軍工的五個係，稱為五兄弟：老大是空軍，老二是原子彈，老三是海軍，老四是無線電，老五是導彈，將來還有個老六，是計算機。
同時，對新生進行了院史教育，哈軍工隻是簡稱，全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代號叫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字943部隊，曾用過的代號有9042部隊和103部隊。位於哈爾濱南崗大直街東頭的103部隊。對於哈爾濱人來說，是個神秘的地方。
這個部隊裏的年輕軍人，成為哈爾濱姑娘們理想的追求對象，她們還考慮到有各種選擇：一個花（少尉）太小，兩個花（中尉）正好，三個花（上尉）難找，四個花（大尉）太老。哈軍工畢業之後，一般都授予中尉軍銜，“正好”，聽到之後，覺得很有趣。
1953年9月1日，軍事工程學院正式成立暨第一期開學典禮，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撰寫了《訓詞》,《訓詞》強調：“ … …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創辦，對於我國的國防事業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 … ”。
哈軍工建院以來，多位中央首長來視察過，包括朱德（1957.4.24），粟裕（1957.9.11），彭德懷（1958.9.2），鄧小平（1958.9.16），周恩來（1959.12.23），賀龍（1960.11.15），羅瑞卿（1960.11.15），陳毅（1963.6.18），劉伯承（1964.7.16），葉劍英（1964.8.）等。
十大元帥中有八位曾經到過哈軍工視察。1963年，周恩來與陳毅陪朝鮮領導人崔庸健訪問哈爾濱第二中學，因為那是他的母校。劉居英院長知道後，馬上去見周恩來，請他來視察哈軍工。周恩來笑道：“我太忙，讓陳老總代我去吧”，陳毅點點頭，事情就定下來了。
1963年6月18日，陳毅元帥在大操場上向全院師生做報告，鼓勵學員又紅又專，要求學員在學習期間“兩不準”：不準結婚，不準談戀愛。下圖是陳毅元帥在體育館陽台上做報告，我本人就是大操場上黑壓壓人群中的一個。
圖7. 陳毅元帥在哈軍工做報告
我的班級是 62-511，“62” 是入學的1962年，“5”是五係，導彈工程係，前一個“1”是第1專業，彈道式導彈總體設計專業，後一個“1”是第1班，我們那年的第1專業隻有一個班，沒有第2班。每人發給一個“出入證”，進大門和二門時都要出示這個證件。
圖8. 我的哈軍工出入證
一年級先開的是基礎課：數學，物理，化學，俄語等。後來增加了理論力學，材料力學，畫法幾何，機械製圖等。二年級開了結構力學，空氣動力學，工程熱力學，金屬工藝學，還有第二外語（英語）等等。
數學課曆來是哈軍工的“霸王課”，總共需要五個學期。我們62級的數學課，由哈軍工的“兩大才子”，汪浩大尉和戴遺山大尉給講。第一學期的數學課老師是汪浩，一邊在黑板上書寫，一邊口中念念有詞，邊寫邊講。我們隻要抄寫工整的板書就行了。
戴遺山的講課與汪浩相似，隻是右手殘疾，用左手書寫。他的視力極好，不時指出前排同學抄筆記時出現的錯誤。1964年，汪浩和戴遺山兩人雙雙晉升為少校。多年後，汪浩被任命為國防科技大學的政委，戴遺山則成為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的教授。
哈軍工的數學課還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微分百題和積分百題。要求我們不能看書，也不查筆記，把題目背著做出來。這樣就可以打下堅實的基礎，對於以後的專業基礎課有相當大的好處，我以後的經曆，就證實了這一點。
理論力學是重要的專業基礎課，使用清華的教材。對於後續的材料力學和結構力學都非常重要。材料力學對於我們搞總體設計專業的人員很重要，老師姓肖，一口濃重的四川腔調，要求我們把一些基本公式，要像市場上買菜的小販對菜價一樣，全都背下來。
三年級開始上專業課：導彈的設計與製造，包括學習真實導彈1059。導彈放置在學院裏的一個專門大院裏，叫做“教練隊”，使用特別的出入證。專業課的講義和筆記本下課時都不能帶走，放在專門保密包裏，交保密室保管。規定很嚴格，違反紀律會受處分。
由前麵的圖3可以看到，“哈軍工”在哈爾濱市南崗區大直街的東北端。在同一條大直街的西南端，還有個兄弟院校“哈工大”（哈爾濱工業大學）。“哈軍工”屬於軍隊序列，穿軍裝。“哈工大”屬於地方序列，不穿軍裝。那時，兩校因專業關係偶爾互有往來。
“哈工大”，也有個導彈專業，有時他們的學生會到“哈軍工”來上實習課：參觀“教練隊”裏的1059導彈。“哈軍工”和“哈工大”，在哈爾濱市南崗區“大直街”的兩頭。借用陳毅的詩《贈緬甸遊人》：“我在街之頭，君在街之尾，彼此情無限，共享教練隊”。
導彈工程係的設立，是錢學森先生建議的。1955年11月23日，歸國不久的錢學森由陳賡陪同到哈軍工參觀。陳賡問：“我們搞導彈行不行？”錢學森答：“外國人能幹，我們中國人為什麽不能幹？”陳賡說：“我要的就是你這句話”，不久，哈軍工設立了導彈工程係。
錢學森，1911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臨安，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國王錢鏐的第33代孫。錢學森是中國空氣動力學家，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錢學森在中國“兩彈一星”的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為火箭導彈和航天計劃，做出過重大的貢獻。
1935年，錢學森以美國庚子退款赴美進修。1936年，他師從美國空氣動力學家馮-卡門。1945年，錢學森被派往德國，調查德國的火箭科技。1955年，以朝鮮戰爭中被俘的美軍飛行員進行交換而回到中國。
錢學森曾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他是美國加州理工噴氣推進實驗室，中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主要創建者。長期擔任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和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
錢學森的名著《星際航行概論》，在我們係裏流傳甚廣，我的案頭就有一本。這是我多年來離不開的技術參考書。下圖是錢學森的名著《星際航行概論》。
圖9. 錢學森的名著《星際航行概論》
空氣動力學是導彈工程係的專業基礎課，老師是空軍係的黃序大尉。他教的課，概念明確，條理清晰，循循善誘，深入淺出。黃序也晉升為少校，後來調走了，當時不知去了哪裏。1981年我到四川綿陽中國空氣動力學研究與發展中心才知道，他是那裏的司令。
我們一年級時候的學員隊隊長是孟家福大尉，山西人，吃飯離不開老陳醋。他曾經參加過淮海戰役，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孟蘇寧，小兒子叫孟皖平。顯而易見，兩個兒子的名字，都與他在江蘇和安徽的戰鬥經曆有關。
五係的係主任是戴其萼上校，後來晉升為大校。此人在中央有人，五係的1059導彈，就是他通過上麵的關係搞到的。因此他很傲慢，甚至對院長劉居英都瞧不起。由於五係的高幹子弟多，他想通過他們與中央搭上關係，這讓工農子弟很不爽，文革期間對他進行過批鬥。
五係的係政委是王堅大校，參加過淮海戰役的孟良固戰鬥。電影《紅日》裏的團政委陳堅，原型就是他。王政委個頭不高，但嗓門很大，很有煽動力。講到學習期間暫時不要談戀愛，說道：“自古美人愛英雄，英雄不怕沒人愛”。文革開始後，因為這句話受過批判。
五係的501教研室是我們專業老師的辦公室。教研室主任張壽寶和副主任周曼殊兩個人，都是導彈設計方麵的專家。畢業分配後，我離開七機部，與專業課老師再無交集。
新生訓練之後是分係分班，同班同學之間重新認識，我們班的沙基昌是上海人，1962年的全國數學競賽第一名。第一學期，全年級新生在一起上數學大課。他是班長，每次上課時他領頭喊：“報告教員同誌，全班到齊，請您講課！”。他是學習尖子，被提拔到61級去了。
賈虹生是北京人，高幹子弟，副總理賈拓夫的兒子。思想很成熟表現很優秀，學習也較好。但由於其父犯過錯誤，所以他的入黨時間很晚。然而他不氣餒不急躁，仍然是班裏最好的學員之一。後來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火線入黨”。
湯能益是湖南人，小個子，大眼睛，學習中等，但辦事果斷。有句口頭禪“緊跟黨支部”，很受隊長指導員的賞識。在我們班裏第一個入黨，當上黨小組長。但是由於太嚴格太古板，有些同學不喜歡，背地裏叫他“湯魯曉夫”，在中蘇對立的時代，這可不是個好綽號。
鍾維洋是上海人，小個子，白白淨淨，學習很好，字也寫得好。高中念重點的上海中學，在一個很時髦的“古麗亞班”裏學習，是學蘇聯的。但是有點清高，自認為了不起，所以有些脫離群眾，在政治學習時，常常“被幫助”。
我一年級的課程是中等，尤其是數學。我在高中隻學過代數幾何和三角，但是上海的學生連高等數學都學完了。這實際上是地區的差異，我念高中的齊齊哈爾市，雖然是黑龍江省第二大城，但是在全國，隻能算是個中等城市，教育水平是有限的。
從二年級開始，我的各科成績都追上來了，成了班裏的前幾名，三年級時被選上當班長。哈軍工的班長，不僅是行政上的幹部，還必須是學習上的“尖子”。我的班長職務，一直當到畢業，那已經是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時了。
哈軍工對學員的學習要求非常嚴格，一切以保證學員的學習為第一要務。陳賡院長曾經說：學員是吃飯的，教員是做飯的，行政幹部是端盤子的，這幾句話成了哈軍工的經典。陳毅元帥視察後，又發布了“兩不準”命令，以保證培養出高質量人才，但也出現了“副作用”。
劉文秀是遼寧省大連市人，是我的好朋友之一。1963年暑假回來後，他帶了一個大旅行袋，裝滿了大連的特產蘋果，與全班分享，受到了大家的好評。但是高中時期就有了女朋友，受不了“兩不準”的壓力，得了“癔症”，三年級之後就退學了，下圖是我們的合影。
圖10. 我（左）與劉文秀（右）的合影
俞承花是湖北省武漢市人，男生叫個女生名。他的學習很好，尤其是機械製圖，圖畫得與正規的工程師一樣，被製圖老師大加讚揚。但是，他有潛在的“癔症”，他自己也知道。在高強度的學習壓力下，一年級結束時退學了。
徐福泉是江蘇省吳江縣震澤鎮人，是個被寄養在窮人家裏的孩子。有一天，他的親生哥哥來找他，對他的刺激很大，因為他的原生家庭成分不好。結果，在一次物理大課考試時，犯了精神分裂症，隻好把他送到馬家溝的精神療養院去治療。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有所好轉，又把他接回來了。經過了軍工的幾次變革：取消軍銜，轉業退伍，畢業分配，他都挺過來了，被分配到山西省太原市的743廠當技術員。後來聽說，它的精神病又犯病了，最後自殺了。
1963年9月1日，是哈軍工的院慶十周年，一個月前就開始準備了。全院師生員工都發了一套軍禮服，是大蓋帽帶肩章的套裝。軍人服務社裏的照相館，總是排的滿滿的，有的是個人留影，有的是幾個人合影，還有各種名目的集體合影。
下圖是我的個人留影，再下圖是我們宿舍裏同學在院慶十周年的集體合影。
圖11. 我在院慶十周年的留影
圖12. 我們宿舍裏同學在院慶十周年的集體合影
其實，每個宿舍隻有四張上下床，最多隻能住八個人，房中間的寫字台，也隻有八個抽屜八個小櫃。不知為什麽照片上出現了九個人？可能是某人曾經住過一段時間後搬走，照相的時候又跑回來，但我不記得是誰了，後排最左邊的人是我。
1963年9月1日，哈軍工院慶十周年的上午，全院師生員工在大操場集合，接受中央軍委各總部，省市領導和院首長的檢閱。副總參謀長張愛萍上將發表講話，紀念大會整整開了一個上午。晚飯期間，各單位都舉行院慶大會餐，全院師生員工開懷暢飲。
我們係的係主任和係政委，到各學員餐桌祝酒，我本人不會喝酒，那天也喝得酩酊大醉，被同學扶回了宿舍，一覺睡到第二天中午。這是我第一次醉酒，也是今生唯一的一次醉酒。連沈陽軍區抗敵話劇團在軍人俱樂部演出的《霓虹燈下的哨兵》，也給漏掉了。
下圖是62-511班全體學員與隊首長在院慶十周年的合影。前排左數第四人是我們隊的隊長孟家福大尉，第五人是指導員，名字忘了。第三排左數第三人是我。我們班的一部分同學在二年級的時候，分出去到62-521班，是飛航式導彈總體設計專業。
圖13. 62-511班全體學員與隊首長在院慶十周年的合影
哈軍工對學員的學習要求非常嚴格，一切都以保證學員的學習時間為第一要務。1962年，當我們入學時，就有一個全院的學習標兵，五係59級的張鳳英。她幾年的寒暑假都不回家，成績一直全年級第一，學院號召全體學員向她學習。
哈軍工在61級以前，不參加全國統考，學員由各地方保送，所以學習基礎差異很大。尤其是參加過1958年大躍進的同學，來到哈軍工後學習跟不上。於是就把這些差生留級。我們班就分配來五六個，還讓我們學習好的同學與他們搞“一幫一，一對紅”。
我的“一幫一”對象是韋揚，新四軍烈士韋一平的兒子，雖然各科成績都不太好，但英語課成績好。我幫他學習各科，他幫我學習英語，實際上是互相幫助，真正成了“一對紅”，後來我們成了最好的朋友。我在1978年“研究生複試”的時候，還專門去拜訪過他。
還有一個同學叫王興仁，學習成績不太好，但是思想很成熟，不久被選為班裏的黨小組長。畢業前還參加主持全班的畢業分配，對我的畢業分配特別關心，也成了我的一個好朋友，分配工作之後，雖然再無聯係，但是幾十年後，我還記得他。
下圖是我的同學韋揚，再下圖是我的同學王興仁。
圖14. 我的同學韋揚
圖15. 我的同學王興仁
1964年寒假，毛主席的侄子毛遠新回北京時，見到毛主席，談到哈軍工的情況，當時出現叛變投敵分子陳東平案件，陳東平是某大軍區司令員的兒子，他給海外的敵特組織寫信，要求投奔“自由世界”。毛主席說，這是階級鬥爭，知識分子要到工農中去接受再教育。
開學後，毛遠新把毛主席的話向院領導做了匯報。院黨委馬上發一個文件，號召全體師生員工認真學習。同時院黨委做出決定，從今年秋天開始，哈軍工全體師生員工，分期分批到農村去，參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4年10月，第一批2884人，到阿城和拜泉兩縣參加社教運動。1965年8月18日，第二批，首先有5743人，不久又增加了1111人，到巴彥和海倫兩縣參加社教運動。所以，第二批社教人員總共有6854人。我們班參加的是第二批社教運動。
1965年8月20日，我們來到黑龍江省巴彥縣搞社教。從哈爾濱坐火車，來到巴彥縣興隆鎮，再坐大馬車到分配的大隊和小隊去參加社教工作。
我被分配到長勝大隊第五小隊工作組。我們工作組有六人，三個地方幹部，三個哈軍工的。組長鄭萬全是地方幹部，副組長歐陽明是哈軍工的行政人員，我和同班的閻戰生是組員，還有兩個地方職員焦玉蘭和趙廣波。
在社教運動中，我們工作隊成員，白天與社員群眾一起下地幹活，晚上政治學習，念報紙，學文件。實行“三同”，“四清”和“五不吃”。閻戰生的嗓子好，有時帶領大家唱革命歌曲，另外我們還經常到各家去，進行訪貧問苦和憶苦思甜等活動。
社教運動的前期叫“四清運動”，專門清查“四不清”的農村幹部，誰多吃多占誰貪汙腐化，都統計出貪汙的金額。工作大隊還專門設立了一個材料員，來統計這些金額。我代表五隊去匯報工作，如果報出的金額數量不大，他就很不高興。
工作隊的大隊長姓徐，是個地方幹部，對於農村工作非常熟悉，很有魄力。副大隊長姓周，是哈軍工的行政幹部，軍銜不知道，因為我們到來之前，把帽徽和領章都摘下來了，周副大隊長有點軍人脾氣，講究軍隊的派係關係和戰友的哥們義氣。
我們五隊的副組長歐陽明，文化不高，但能與社員“打成一片”，甚至與農民拍屁股摳腚溝，我很看不慣，覺得這種行為對軍人的形象影響不好。就在一次去大隊部開會的時候，向周副大隊長講了，希望他管一管，免得影響軍人的形象。
但是我太天真了，實話一說就鬧翻了天。他是歐陽明的老上級，在一起多年，不允許別人說他不好。他認為我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意識，還認為我驕傲自滿，目中無人等等。雖然沒有大會批判，但是很多工作隊員都知道了。
從此以後，我的思想壓力大極了，工作情緒也受到影響。有些同學能夠“火線入黨”，我卻不能“火線轉正”（當時我是預備黨員）。就這樣社教結束後，我帶著思想包袱回到了學院，雖然還是班長，但也不做什麽事了。
這之後不久，軍隊取消軍銜製，再後，哈軍工集體轉業，接著是文化大革命，我所參加的“八八團”又被打成“保皇派”。一樁接一樁的不如意，使我從社教後到畢業前這段時間，思想一直都很壓抑。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以前可能是太過順利了。
1966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取消了實行十年的軍銜製，“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紅旗掛兩邊”。在取消軍銜改為紅帽徽紅領章之後，大家又開始合影照相。下麵幾張圖是當時拍攝的照片，第一張是我與好朋友秦鴻興，第二張是我與社教夥伴閻戰生，第三張前排中間的是我。
圖16. 我（右）與好朋友秦鴻興（左）合影留念
圖17. 我（左）與社教夥伴閻戰生（右）合影留念
圖18. 我（前排中）與同班部分同學合影留念
我們班於1966年3月12日又拍了一張全班合影。前排中間是隊長徐祖鴻，他的左邊是指導員郝其中，他的右邊是副隊長黃顯仁，第三排右數第二人是我。
圖19. 62-511班全體學員與隊首長在取消軍銜後的合影
不久，哈軍工集體轉業，由軍隊序列轉為地方序列。軍工從上到下都想不通，國防科委派工作組來對領導幹部進行“整風”。最後想不通也得通，上邊的命令必須服從。幹部叫轉業，學員叫退伍。全班的退伍軍人證明書，都是由我填寫的，下麵兩圖是我的退伍軍人證明書。
圖20. 我的退伍軍人證明書（封麵與封裏）
圖21. 我的退伍軍人證明書（正裏）
在退伍之前我還拍了一張照片，下圖是帶著紅帽徽紅領章的紀念照。
圖22. 我在退伍之前的紀念照
集體轉業之後，學院的名稱改為《哈爾濱工程學院》，教師和員工的工資進行了調整。學員的供給製取消了，改為申請助學金，食堂供應的夥食也改為買飯票。學員都可以穿便衣，但大多數人沒有便衣，好在還有舊軍裝可穿。
哈軍工集體轉業後，我們班的部分同學到鬆花江邊去照相，照片背景是鬆花江邊的斯大林公園和抗洪紀念塔，叫“塔鎮江天”。照片前排的左邊是我，前排的右邊是張準，後排左邊站著的是徐福泉，後排右邊站著的是韋楊。
圖23. 我與部分同學在哈爾濱鬆花江邊的合影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老師都不見了，課程也停了。我們在教室裏讀報紙，學文件，討論形勢。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都緊張起來了。
1966年8月5日，《人民日報》登載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暗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前不久，《人民日報》轉載了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矛頭直指北大校長陸平，劉居英是陸平的弟弟，於是哈軍工院內開始揪鬥劉居英。
一些積極分子在俱樂部的舞台上批判劉居英。不僅批判還搞鬥爭，畫黑臉戴高帽，肆意進行人格侮辱。批鬥大會的主席是許光達大將之子許延濱，言論行為激烈得令人乍舌。台上台下喊聲一片，完全把劉居英當成了敵人。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又發布了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文件，做了一些政策上的規定。由於一部分同學對俱樂部裏的做法不滿，就退出俱樂部，在“文廟”（哈軍工圖書館）旁邊的小樹林裏開會，強調政策性的八月八日中央文件，後來人群越聚越多。
林彪之女林曉霖在小樹林辯論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受到了熱烈歡迎，認為她講出了大家的心裏話。於是，哈軍工大院裏分成了兩派：俱樂部派和小樹林派。兩派的師生員工之間，也出現了嚴重的對立情緒，後來發展成兩派之間互不來往。
最後，俱樂部派演變成“紅色造反團”，簡稱造反團，小樹林派演變成“八八紅旗戰鬥團”，簡稱八八團。各係各班也分成兩派，我們班的幹部子弟都參加了造反團，工農子弟都參加了八八團，其他同學也都各自參加了這兩個團。
漸漸地，兩派都成立了（全院的）總團和（各係的）分團。造反總團負責人是高幹子女，杜美平（女生），八八總團負責人是工農子弟，司錫才。我們五係五分團的負責人是61級徐思艾和謝名苞，還有64級女生黃麗滿。
我和秦鴻興都是八八五分團的骨幹分子，負責搞宣傳。把係大樓的地下室占據作為辦公室，成立了一個編輯部，出版油印小報《烈焰》，主要是轉載文革的最新消息和各種政策。係裏有個打字員叫安淑芝，把打字機也搬來了，我們編輯她打字，然後我們再去散發。
後來我們又搬來了兩張上下雙人床，用大文件櫃把辦公室隔開，這裏成了我們的“寢室”，白天在辦公室工作，晚上就睡在那裏。不僅教室不去了，連宿舍也不回了。就這樣，我們一直幹到八八總團和各分團都解散為止。
1966年8月初，造反五分團的人想給我們這些八八五分團的骨幹分子“洗腦”，就派五係61級的陳洪生（賀龍養子），找到我和秦鴻星，並帶我們到北京去學習文化大革命，於是，我們就跟著他和一些造反團的成員一起去了北京。
我們到北京後，被安排住在北京大學學生宿舍38齋，下圖是北京大學學生宿舍38齋。
圖24. 北京大學學生宿舍38齋
1966年8月18日，我們和他們一起，參加了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全國紅衛兵的大會。我們頭一天晚上，就從北京大學步行走到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人潮洶湧。雖然劃分了各個單位的活動範圍，但也控製不住人流的湧動。
當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的時候，廣場上的人群都歡呼跳躍，激動異常，很多人的鞋子都被踩掉了。據說後來在清理廣場時，光是鞋子就有好幾汽車，再加上書包，水壺，皮帶，帽子和雜物，用了好幾個小時才清理完。
下圖是天安門廣場上萬頭攢動的人群，我當時也是其中的一員。
圖25.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
以後，我和秦鴻興又去了一次北京，住在女八中的紅衛兵接待站，管吃管住不花錢，我們在北京呆了一個多月，還看望了幾個考到北京的中學同學。盡管如此，讓我們退出八八團，參加造反團，那是不可能的，我們誰也不想當“叛徒”。
林曉霖常來五分團要《烈焰》小報看。突然有一天，她來後沒說什麽，把小報的每一期各要一份就走了。第二天傳出消息說：林彪有講話，說林曉霖一直反對他，這就等於把她打成了反革命，八八團也成了反動組織，從此她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這時八八團內部也出了問題，五係的肖淮橋等三個女生，發表公開講話，退出了八八團，參加了造反團。還殺八八團的“回馬槍”，從而引起了人們的思想混亂。但是她們兩邊都不討好，造反團認為她們曾經是“保皇派”，“出身”不好，八八團認為她們是“叛徒”。
1966年秋，八八團的各級負責人也被造反團揪鬥，還讓八八團的內部互相揭發。八八總團負責人之一，五係61級的孫寶元，因為其女朋友，同班的王文龍“反戈一擊”，揭發他的“反動言行”，從而絕望跳樓自殺了。
我們五分團的負責人也被揪鬥，我與秦鴻興都是骨幹，也難逃被鬥的命運。不過我們班的造反團沒有那麽狠，我沒有被揪上台，而是作為“保皇派”，回到班裏寫檢查，“觸靈魂”。1966年末，八八團解散了，從此我就不參加任何活動了，一直到1968年畢業。
不久，造反團內部又分成兩派，導火索是對黑龍江省委的態度，一派是“炮轟派”，另一派是“捍聯總”，打得不可開交，後來武鬥都用上了。我們原八八團的成員，不願再攪進去，成了“逍遙派”：男生搞“路線鬥爭”（焊收音機），女生搞“針鋒相對”（織毛衣）。
就這樣，我逍遙了一年半，1968年7月，終於可以畢業了。我們的畢業證書仍然使用原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畢業證書，但是在上麵覆蓋了“哈爾濱工程學院”的字樣，下圖是我的畢業證書（封麵與封裏）。
圖26. 我的哈軍工畢業證書（封麵與封裏）
我還是班長，全班的畢業證書還是由我來填寫。62級是第十期學員，我的編號是625101：62級5係1專業，第01號。我們62級，入學時是六年製，後來由於教育改革，變成了五年製。雖然當時已經是1968年7月了，但畢業時間還是按五年製，寫成1967年8月。
畢業證書的蓋章是當時掌權的哈爾濱工程學院革命委員會，下圖是我的畢業證書（正麵）。
圖27. 我的哈軍工畢業證書（正麵）
搞完畢業證書之後，就等著畢業分配了，這一等就是兩個多月。我們5係1專業的分配方案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本人和家庭都沒有任何問題的，分配到專業對口的七機部研究所，但是先到山東省文登縣的國營農場進行勞動鍛煉。
第二部分是本人或家庭有問題的，一律到哈爾濱郊區的嚴家崗農場勞動，一些父母沒有解放的高幹子弟和文化革命中被關被押過的，都暫時到那裏勞動改造，至於最後分到哪裏去，誰也不知道，到時候再說。
第三部分是離開七機部，五機部從哈軍工要了幾個名額，有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第123廠，還有山西省太原市第743廠。全班隻有我一個人來自黑龍江省，而且家住在齊齊哈爾市，那個五機部第123廠的名額，自然就落到我的頭上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班的同學分成對立的兩派，已經有兩年多互不來往，最後連個全班的合影都沒照。分配之後各奔東西，尤其是分配到不同部門的，今生無緣再見麵，這成了每個同學心中永久的遺憾。
1978年7月份，我開始了“研究生複試”的旅行。經過哈爾濱時，還專門拜訪了我的同班同學韋揚，我在哈軍工院內住兩天。從畢業離校到再登校門，已經整整十年了。心中如同打翻了醋瓶，五味雜陳，對於世間的榮辱冷暖，感慨萬千。
原來哈軍工的大院，在哈軍工搬遷之後，被十幾個單位占領。他們各據一方，把軍工大院圍成東一塊，西一塊的“獨立王國”。門口有守衛，外人免入內。昔日的風光不再，落寞的無限淒涼，連個能照相的地方都找不到。
幾年前，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在原哈軍工的大院內組建起來，但是隻有原三係（海軍係）的教學大樓和幾棟宿舍樓。韋揚就是那時被招回來當老師的。我那幾天也和他一樣，住宿舍吃食堂，彷佛又回到當年在哈軍工的學生生活。我還專門跑到鬆花江邊去照相紀念。
圖28. 我在哈爾濱鬆花江邊照相紀念
我不知道湯平與湯小平。但是知道錢學森的高足羅時鈞，還曾經拜訪過他。
與你的30年相比，我在軍工大院的6年，隻有5分之1。五座大樓設計者，我不知道是梁思成。你對哈軍工和哈工大的建築相比較，比我的認識深刻的多，領教了。另外，我的新生訓練在三係，進入學習後是五係，不認識徐玉茹，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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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後來怎麽樣了？有人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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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軍區司令員 陳再道 的兒子： 陳東平，被槍決。
那樣的樓在哈軍工大院有好幾個，每個樓是什麽係頗好辨認，看屋脊的飛簷即可。
故宮的飛簷是一排排的各種獸，而哈軍工大樓的飛簷則是一排排小飛機，艦艇，高炮什麽的。
非常耐讀的回憶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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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後來怎麽樣了？有人知道嗎？